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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戏剧中的因果报应

2015-12-10孙影

学周刊·下旬刊 2016年1期
关键词:因果报应古代戏剧

孙影

摘要:因果报应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传统观念对我国人民有很大的影响,这一观念在我国古代戏剧中也体现的很明显。

关键词:古代 戏剧 因果报应

DOI:

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03.013

俗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作自受”,都体现了因果报应的观点,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以说,这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一种传统观念。因果报应,出于对中国人产生很大影响的佛家基本教义,后来与中国固有的果报观念相互撞击、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果报应观念。在文学上,我国古代戏剧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种因果报应思想不仅对戏剧结构具有功能性意义,而且对实现戏剧功能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因果报应的来源及其在中国人头脑中形成根深蒂固观念的原因

因果报应是我国古代戏剧的一个母题,它来源于印度佛教,因与果的关系被佛教视为建构宇宙人生的最重要的关系。其实,在佛教传入之前,我国就有了简单的和类似的因果报应思想。如道教的“承负说”认为任何人的善恶行为都会对子孙后代产生影响,而人的今世福祸也是先人行为的结果。所以,佛教传入之后,因果报应思想为中国古人所普遍接受,并且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

因果报应观念深深植入中国古人的心灵,原因如下:佛家所云的“三世两重因果”与苦难的中国人的直觉经验发生了共鸣。“宗教为某人所接纳,在与它从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上,指向一种终极的眷注,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终极领域而鄙视世俗领域。”从此,中国人朴素的因果观念与佛教思想的整合中,成为普遍的心理意识。因此,在古代戏剧、小说中有大量作品渗透了因果报应的思想便有其合理成分。在中国古代戏剧中,所谓现报、生报及后报都不乏其例,如《立地成佛杂剧》即为生报。

二、古代戏剧中因果报应的表现形式

戏剧中因果报应主要表现在内容上。

首先,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就是以因果报应作为戏剧结构,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南戏《赵贞女》和《王魁》即为典型,都是封建知识分子发迹变泰后抛弃妻子的故事。最后王魁被鬼魂索命,蔡伯喈再婚马踏赵贞女终被暴雷击死。究其旨意,戏剧在阐明因果报应,规劝知识分子不要忘恩负义,抛弃糟糠之妻。

其次,戏剧总体上不涉及因果报应说,但个别人物的命运体现出了这种思想。如由《赵贞女》演化而来的《琵琶记》中赵五娘的结局。丈夫蔡伯喈因“三不从”而处于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中,她自愿在家中替夫尽孝,侍奉双亲,吃糠咽菜,无怨无悔。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最终夫妻团圆,衣锦荣归,这是好人好报的例子。相反,《朱买臣》中朱买臣的妻子崔氏嫌弃丈夫贫穷而改嫁他人,后来朱买臣做了官,她受“马前泼水”之辱后羞愧投水,实为恶有恶报。

再次,剧中人物本身相信因果报应,因此,或为坚持正义而勇于斗争或畏惧报应而停止作恶。《窦娥冤》中当窦娥感怀自己的身世之苦时唱道:

[油葫芦]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瞅?

[天下乐]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

她猜测自己的孤苦凄凉的原因为“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不免有迷信和宿命论之嫌,但她得出的结论是“早将来世修”,她相信善有善报,相信官府会主持公道。就因为窦娥相信因果报应所以才勇于斗争,即使死去,她的灵魂也不会罢休,这也说明因果报应可以激励人们行善,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

三、因果报应观念在古代戏剧中的作用

(一)因果报应思想对戏剧结构具有功能性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知,因果报应观念对戏剧故事结构的渗透具有隐蔽性和深入性。但无论是明显的以果报关系来结构整个戏剧还是不明显的、比较隐秘的,都体现着果报的结构。如《赵氏孤儿》中屠岸贾陷害忠良赵盾一家,不惜要杀掉所有晋国半岁以下婴儿,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但结果却是不但没有杀了赵氏孤儿,反而认为义子养了二十年最终为自己的义子所杀,作为他的报应。就是在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构中传达了人们强烈的爱憎和渴望正义的情绪。

(二)因果报应观念是实现戏剧功能的推动力

1.娱乐功能。中国的戏剧萌芽于原始歌舞、祭祀活动,是一种全民性的活动,具有民间性。“中国老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婚丧嫁娶,最重要的节日庆典都与中国传统戏剧不可分割,它表现的是一种对生存幸福的祈求,是种族生存与发展的本能文化需要。”平民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有在节日才能聚在一起看戏娱乐,因此戏剧要为百姓制造欢乐,消愁破闷,特别是喜剧。而这种娱乐性实现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因果报应。如《救风尘》和《望江亭》中的赵盼儿和谭记儿巧施妙计,使恶人周舍、杨衙内自食恶果。

2.宣泄功能。中国的老百姓勤劳善良,但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然他们占大多数,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正如《窦娥冤》里窦娥所说:“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受压迫、受奴役,有冤无处诉,于是舞台上的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故事,便成为他们宣泄愤怒的渠道,成为他们精神的安慰,他们不能接受好人的悲剧结局,容不得恶人没有恶报的结果,而因果报应的应用很好地实现了宣泄功能。

3.教化功能。要实现这一功能,创作主体在戏剧建构中往往执行着道德评判的角色功能:抑恶扬善或劝善惩恶。“这种角色功能的最终完成,因为国民心理定势的作用,重具象轻抽象的思维特点,往往借助于因果报应。”所以说,因果报应在戏剧中的运用能够推动教化功能的实现。

总之,因果报应说在古代戏剧中有大量运用,并对古代戏剧的结构和实现戏剧功能都有重要意义。或许有人会提出疑议,认为这种因果报应思想是封建糟粕,但是,因果报应说是一种信仰,它是不是真实存在,就同上帝是否存在一样,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信仰问题。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的信仰。因此,因果报应思想也就无所谓正确与否,就看人们如何去利用它,发挥它的优势。那么,作为一个辨证唯物主义者,我们能做的就是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努力地使因果报应思想得到最合理的运用。

(责编 金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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