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范睢之名的考察与思索

2015-04-14白国红

江西社会科学 2015年11期

■白国红

关于范睢之名的考察与思索

■白国红

范睢是秦昭襄王时的重要辅臣，在战国历史的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其确切的名字是“范睢”还是“范雎”，古籍版本各有所据，学者之间争论不休。文章在梳理文献及分析前辈学者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依据范睢墓的所在地，倾向于赞同“范睢”说。在当前新的证据匮乏的情况下，对这一问题应“展缓判断”。

战国；范睢；范雎；雍丘

白国红，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天津 300387）

范睢，是战国时期秦昭襄王的重要辅佐大臣。在他辅政期间，有两项功绩是值得肯定的：对外，他提出了著名的“远交近攻”之策，奠定了秦国对山东诸国有效实施蚕食鲸吞的战略基调。对内，他敢于揭露秦国外戚与宗室贵族专权的弊端，直接促成了秦国王权的加强。这两个方面都为以后秦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史记·李斯列传》所言：“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①毋庸置疑，这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然而，他的名字到底应该是“范睢”还是“范雎”，自古以来古籍版本就各有不同，学者之间也争论不休。显而易见，这是因“睢”、“雎”二字形近而导致的一个问题。

一

现在，常见的古籍书中将此名定为“范睢”的主要有：

一，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史记》。主要见于《范睢蔡泽列传》、《穰侯列传》及《李斯列传》等篇。

二，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史记》。所见篇目同上。

三，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汉书》。见于《古今人表》篇。

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第1版《战国策》。见于《秦策》之《范睢至秦》、《秦攻韩围陉》及《秦攻邯郸》诸篇。

五，中州古籍出版社据世界书局影印本影印的《资治通鉴》（1991年12月第1版）。见于卷五“周纪五·赧王下”篇。

六，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1版《太平寰宇记》。见于“河南道·东京上·开封府”之“雍丘县”所记：“范睢墓，在县北六十八里。”

历代学者中，主张“范睢”之称的也有很多，代表人物有宋元之际为《资治通鉴》作音注的著名学者胡三省，元代为《战国策》做补正的著名学者吴师道。他们的观点是：睢，音虽。②

此外，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修订第1版《辞源》这部重要的工具书中也定名为“范睢”。“范睢”词条见于该书第2628页。

然而，另一观点则认为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字应该是“范雎”。比如，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之《史记》（2013年9月第1版）即定其名为“范雎”。而商务印书馆于2012年6月出版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在第700页这样解释“雎”字：“用于人名，如范雎、唐雎，都是战国时人。”历代学者中，坚持“范雎”之称的也不少，代表人物有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和梁玉绳。现代学者中，杨宽是“范雎”说的坚决拥护者，他关注这一问题并有明确的表态。③

两种观点截然不同，到底孰是孰非？

二

我们翻检前辈学者的学术著作，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持“范睢”说的学者，并不摆出证据，而是直接为其注音为“虽”，似乎其名为“范睢”无须申辩，乃理所当然。而持“范雎”说的学者对自己的主张则有申论，举出了一些证据。

为下文讨论方便计，我们先将力主“范雎”说的代表学者的论述罗列如下：

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武梁石室画像跋尾》一文中云：“……范且之后又有魏须贾一人，‘贾’字虽泐，其上半犹可识。战国、秦、汉人多以‘且’为名，读子余切。如穰苴、豫且、夏无且、龙且皆是。‘且’旁或加‘隹’，如范雎、唐雎，文殊而音不殊也。胡身之注《通鉴》，辄音范睢之睢为虽，是误认为目旁矣。据此碑可正胡注之误。”④

清代学者梁玉绳在《人表考》卷五“范雎”条下云：“范雎始见《秦策》，雎又作且。（《韩子·外储说左上》、《隶续·武梁碑》）……案古人每以雎为名，如《东周策》冯雎，秦、楚、魏策唐雎是已。而雎多作且，与《燕策》夏无且、《卫策》殷顺且、《史》《汉》龙且之类同。故冯雎、唐雎，《策》原作且。范叔之名可例观也。……乃《通鉴》胡注、《秦策》吴注音范睢为虽，钱宫詹曰：范睢音虽，是误为目旁耳。”⑤

现代学者杨宽在《战国策》（增订本）中说：“范雎的‘雎’，《史记》和《战国策》的有些版本作‘睢’。钱大昕《武梁祠堂画像跋尾》、梁玉绳《人表考》等，都认为作‘雎’为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有评论虞庆和范且言论一节，虞庆即虞卿，范且即范雎。东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有范且和须贾的故事，范且亦即范雎。从‘雎’或作‘且’看来，自当以作‘雎’为是，作‘睢’是错误的。《史记·魏世家》载‘魏人有唐雎者’，《索隐》：‘按雎字，音七余反。’《战国策·魏策四》和《楚策三》都作唐且，也可以作为例证。”⑥

缕析上述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支撑其观点的主要证据如下：

第一，武梁祠画像石绘有“范且”与“须贾”的故事，其中一人名标注为“范且”。钱大昕认为“据此碑可正”应为范雎。梁玉绳补充举出南宋洪适所撰《隶续·武梁碑》，我们核对此书，的确在第六卷第12图发现其中三人分别标注为 “秦王”、“范且”、“蔺相如”。⑦杨宽赞同他们的判断。

第二，从传世文献来看，战国时有多人名叫“雎”，这是钱大昕推导我们所探讨的人物应该定名为“范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梁玉绳、杨宽踵钱氏之说。

第三，《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提到了“范且”和“虞庆”的事迹，梁玉绳径言“范且”即“范雎”，未展开论述。杨宽则点明“虞庆即虞卿，范且即范雎”。

仔细考量“范雎”说的上述论据，我们认为其并不令人信服。试分析如下：

首先，关于武梁祠画像石上的“范且”之名。中华书局版《隶释隶续》“出版说明”称，洪适的“《隶释》《隶续》为最早集录汉魏石刻的文字专书，是今天研究汉字流变、石刻碑拓、汉魏历史的重要文献和珍贵资料”⑧。从这段评语可知，此书的学术价值是比较高的，其中所集确为汉魏石刻，那么，武梁祠碑上的“范且”之名，应该是汉魏时人的写法，而非战国人的写法，该名在汉魏碑刻上出现只能说明汉魏之人认为秦昭襄王的辅臣名为“范且”，它在战国至汉魏的流传过程中存在出现讹变的可能。

至于钱大昕所见武梁石刻画像，本身就有疑点，钱氏文中自言：“……宋以后碑石湮没，久失所在，好事家得宋拓本辄诧为稀世之珍。乾隆丙午，钱唐黄易小松始于嘉祥县南卅里紫云山得之。……其石裂而为五，以洪氏《隶释》《隶续》证之，文字大略相同。”我们认为，此画像石是真是伪难以判断，依其进行学术研究似乎不妥。即使退一步讲，钱氏学术功底深厚，不可能认伪为真，他能为此画像石作文就是对其学术价值的肯定，那么，此画像石也与上引《隶续》中的武梁碑一样，其上的“范且”二字只能代表汉魏时人的看法。

其次，三位学者认为战国、秦汉时有许多人以“雎”为名，以此作为推定“范雎”之名的重要依据，我们认为值得商榷。的确，这一时期“雎”是用于人名的一个流行字，除三位学者所列外，我们还能举出更多，如在《战国策》中屡次现身的楚国大臣“昭雎”⑨。然而，依此并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本文讨论的这个人物的名字也应该为“雎”，即“范雎”。

再次，梁玉绳、杨宽认定《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讲到的“虞庆”就是“虞卿”，所以“范且”就应该是“范雎”。然而，翻检原文，从相关文字看不出这个大谈造屋之术的“虞庆”与战国时赵国那位赫赫有名的“虞卿”有何关联。而“范且”则大谈造弓之术，与为秦昭襄王出谋划策的那位人物的事迹也不沾边。因为“虞庆”与“虞卿”读音相同就判断他们是同一人，并依此逻辑认定“范且”即“范雎”，难免有武断之嫌。所以，此“范且”不能作为判断“范睢”应为“范雎”的证据。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例以驳上说。众所周知，范睢，魏人，曾随同魏臣须贾出使于齐，齐王闻其才，厚遇之。须贾疑其卖魏谄齐，归国后报告给魏相魏齐，魏齐严厉处罚范睢，几乎置之于死地。范睢无奈离魏入秦，更改名姓为“张禄”。梁玉绳在《史记志疑》卷三十“更名姓曰张禄”条下有这样的“附案”：“《说苑·善说》云：齐张禄为孟尝君掌门，请孟尝君为书寄秦王，往而大遇。未必即范子，盖别一人，范借託之。”⑩核对《说苑·善说》⑪可知，梁氏并非严格引用《说苑·善说》的原文，而只是将张禄在齐国与孟尝君的一段交往概言之。《善说》篇并没有明确指出张禄为齐人，所以此张禄国别并不清晰。梁氏判断此“张禄”非“范子”（即范睢）。然而，据史载来看，秦昭襄王、范睢和孟尝君所处时代相同，在秦昭襄王时期，在秦“大遇”的“张禄”只有从魏国逃亡而来、也曾与齐国有过交集、改名换姓的范睢，别无第二个“张禄”，而梁氏犹言此张禄非范睢，则《韩非子》中的“范且”事迹与范睢全无重合者，故而也不一定是范睢。这样，依“范且”而推导出“范雎”就站不住脚了。

而且，梁玉绳云：“……冯雎、唐雎，《策》原作且。范叔之名可例观也。”然而，翻检文献，“范叔之名”似乎并不可“例观”：现在所能见到的“范且”之名只出现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和武梁石刻中，《韩非子》中的“范且”与探讨的人物无关，上文已有论述；武梁石刻中的“范且”乃汉魏时人的称呼，上文也已讨论。而无论《战国策》还是《史记》，虽因版本不同而有“范睢”或“范雎”的不同隶定，但绝无省略为“且”字的。这一点似乎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综上所述，“范雎”说的依据不足以让人信服其说。

三

在对这一问题考察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倾向于赞成“范睢”说。

第一，正如文章第一部分罗列的古籍版本所显示的那样，现在通行的《史记》、《汉书》、《战国策》等典籍文献，虽然整理者与出版者不尽相同，但在处理“范睢”之名时，几乎都确定为“范睢”。而翻阅这些古籍的“出版说明”、“校点说明”和“点校后记”等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学者们在整理、出版这些古籍时，态度是极其严谨、慎重的。

下面试以持“范睢”说的点校本《史记》与持“范雎”说的新近出版的修订本《史记》为比较，来说明本文之所以倾向于赞同古籍中“范睢”说的原因：

“点校本《史记》以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一百三十卷为底本，主要根据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及清代以来诸家之说，订正《史记》正文及三家注的文字伪误……点校本分段精善，校勘审慎，标点妥贴，有关技术处理得当，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好评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史记》整理本。”这是新出修订本《史记》对点校本《史记》的评价。⑫

修订本《史记》的《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校勘记说道：“范雎原作‘范睢’，据景祐本、耿本、彭本、柯本、索隐本、凌本、殿本、会注本改。按：钱大昕《武梁石室画像跋尾》云：战国、秦、汉人多以‘且’为名，读子余切。如穰苴、豫且、夏无且、龙且皆是。‘且’旁或加‘隹’，如范雎、唐雎，文殊而音不殊也。他皆仿此改。”⑬在此，修订本《史记》并未能提出新的证据来坐实“范雎”说，它所据以改字的版本，也在点校本《史记》整理者的目及范围，当时弃而不取其说，必是学者们深思熟虑的结果。而钱大昕的观点前文已驳之，是难作为“范睢”应为“范雎”的修订依据的。

两相对照，我们认为在此问题的处理上，还是点校本《史记》更胜一筹，修订本《史记》则显得有些轻率。而修订本《史记》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唯一定此名为“范雎”的权威版本。

第二，持“范雎”说最力的钱大昕、梁玉绳二位前代学者的立论依据，前文已一一剖析，结论是不足为据。杨宽力挺此说，却没有提出新的强有力的证据。

第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以“范雎、唐雎”为例解释“雎”字，应是误释。因为在这本词典出版时，当时所能见到的通行的古籍版本中此一人物的名字都为 “范睢”，以“范雎”为名的修订版《史记》是一年后出版的，不会是《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范雎”的依据。缺少权威史籍依据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范雎”应是编辑者的失误造成的。

第四，战国、秦时以“睢”为名者，“范睢”并非孤例。《淮南子·人间训》有秦尉“屠睢”的事迹。这是“范睢”不必非名“范雎”的旁证。

第五，我们发现范睢墓处于睢水之旁，因而有范睢之名源于家乡河流名称的推测。本段所述是本文倾向于“范睢”说的新证。

据《太平寰宇记·河南道·东京上·开封府》之“雍丘县”条下所记：“范睢墓，在县北六十八里。”⑭雍丘，即今河南杞县，此地战国时属魏。范睢墓坐落于雍丘与《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所记“范睢者，魏人也”，以及范睢对魏使者须贾所言“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两条记载正可遥相呼应。范睢虽为秦用，“官至于相，爵在列侯”⑮，但这并不妨碍他最后归葬故国家乡，且不说当时秦国势力强大，范睢以秦国故相的身份归葬，魏国势必不敢不从，即使范睢在身故后由于魏国阻挠不能即时归葬，但范睢身故时距离秦灭魏只有短短的30年、距离秦始皇统一中国也只有34年，则其后人完全可以在魏地属秦时将其归葬。⑯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范睢之死很可能并非善终，而是因罪被诛，在这种背景下，范睢归葬还有可能得到秦国的支持吗？关于范睢的结局，学术界的确存在不同的认识。司马迁在《范睢蔡泽列传》中记载范睢用人不当，他所举用的郑安平、王稽先后叛国通敌，当此之时，有燕人蔡泽入秦劝范睢识时务、功成身退、避位让贤，范睢信其说，“因谢病请归相印”，之后“范睢免相”。范睢免相后的结局，司马迁没有记载。后世学者们就此产生分歧，一方观点认为秦昭襄王念范睢功大，未再追究范睢之过，使其得以善终。另一方观点则据《战国策》和出土文献云梦秦简《编年记》的记载，推断秦法严厉，范睢免相后还是未能逃脱不得善终的命运。而对其具体死法，又有不同解释：秦史专家马非百认为“其死法，则不是明正典刑，而是‘请药赐死’。且其事进行甚秘，不为外人所知。至《大事记》著者则身为治狱吏，此等重大档案，皆其平日所习知，故得详记之耳”⑰。另一秦史专家林剑鸣则认为“在公元前二五五年，范雎就同王稽一起被处以死刑。……最后也没有落得好下场”⑱。两位秦史专家的推断依传世古籍和出土文献的记载而来，皆有立论的基础。

然而，在全面梳理现在所能见到的资料后，或可提出范睢死因的另一种可能性。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即位后，“三年，王冠”⑲。秦昭襄王三年为公元前304年，按照古人“二十而冠”的习俗，秦昭襄王即位时当为18岁。又据《范睢蔡泽列传》的记载，范睢入秦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拜为客卿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这一年昭襄王应为54岁。至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范睢死，昭襄王应该是70岁。《战国策·秦策三》有蒙傲对范睢说：“秦王师君，天下莫不闻。”⑳秦昭襄王也曾对平原君有言：“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㉑由以上两则史料可以推知，秦昭襄王的年龄应小于范睢。范睢死时，秦昭襄王已经70岁，则范睢死时年龄应在70岁以上。以古稀之年连遭故交（指郑安平、王稽）背叛，则即使秦王不加罪、秦法不加身，范睢也有可能忧愤而亡。《战国策·秦策三》有“……应侯任郑安平、王稽，皆负重罪，应侯内惭”的记载，《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也有“应侯日益以不怿”的说法。鉴于此，我们推测：辜负秦王知遇之恩的愧疚、对秦法严苛的恐惧以及对故交的极度失望，加上古稀之龄不堪心理重压，范睢忧愤而死的可能性很大，这在表面上看是寿终正寝，深究内里仍然算不得善终，但这样毕竟能保住范睢的死后哀荣，更保全了秦昭襄王的颜面。㉒

我们作出范睢貌似善终的推论，还有以下证据可为补充。

其一，秦昭襄王对范睢的厚遇确实超乎寻常。试举几例以说明之：一，范睢入秦后，秦昭襄王对其在官、爵的封赐上毫不吝啬，先是任之为客卿，继而任之为相，封应侯。而且应侯之封是当时较为罕见的实封，有封邑“应”。更不可思议的是“‘应’为太后养地”，“昭王夺太后养地以封睢”。㉓说范睢位极人臣并不为过。二，在对其权力的赋予上，一度也是极慷慨的。魏国使臣须贾就曾感慨：“天下之事皆决于相君（指范睢）。”㉔三，秦昭襄王甚至亲自出马，为范睢铲除仇人魏齐，为此不惜使用诈谋。㉕四，秦昭襄王对范睢礼遇优渥，尊称其为“寡人之叔父也”，以至于蒙傲对范睢言“秦王师君，天下莫不闻”。五，在范睢举用的郑安平叛秦后，秦昭襄王仍极力回护范睢。“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应侯罪当收三族。秦昭王恐伤应侯之意，乃下令国中：‘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赐相国应侯食物日益厚，以顺适其意。”㉖

其二，在《史记》里，秦国著名客卿商鞅、李斯之死，司马迁都有明确的记载，商鞅的结局是“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遂灭商君之家”㉗。李斯的结局是“论腰斩咸阳市……而夷三族”㉘。而唯独不记范睢遭秦法而死。这也让我们疑心范睢可能是貌似善终的。

其三，据《范睢蔡泽列传》记载，王稽通敌事泄，蔡泽即入秦劝范睢退位让贤，范睢仔细听取他的分析后，当即表示“先生幸教，睢敬受命”㉙。笔者认为，范睢在王稽通敌事件发生后，及时听从蔡泽的劝告，迅速做出“谢病请归相印”的反应，让昭襄王免于在秦法与人情之间为难，最终得以苟全性命，终老家中。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的结论是：范睢貌似善终的可能性很大。

这样，范睢归葬故国家乡就无阻碍了。所以，《太平寰宇记》记载范睢墓在雍丘县北68里，应是可信的。

《水经注·睢水》条下有“睢水又东迳雍丘县故城北”㉚的记载。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雍丘北68里正紧挨睢水㉛，古人下葬之地均离居住地不远，故而可以推测，此地正是范睢家乡所在地，睢水从旁流过。那么，范睢之“睢”因河流而命名的可能性就是存在的。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测，不敢妄称“认定”。

有人怀疑战国时是否有河流名为 “睢水”，这是关系到推论是否正确的关键所在，不能不辩。战国文献虽没有直接提到“睢水”之名的，但有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当时确有河流名为睢水。《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叁）之《见田僕于梁南章》有这样一条记载：“若秦拔鄢陵，必不能掊（背）粱（梁）、黄、济阳阴、睢阳而攻单父，是计二得也。”㉜此章是关于某说客游说魏将田僕的记事，其中的地名睢阳在今河南省商丘县，此时正属魏地。古称山南水北为“阳”，毋庸置疑，睢阳的得名应是其地在睢水之北的缘故。故而，战国时魏国境内有一条睢水应是可信的。《水经注》“睢水”条下有“东过睢阳县南”㉝之语正可与上述所论相印证。

基于上述诸多理由，我们倾向于赞同 “范睢”说。

四

“范睢”对中华第一帝国——秦朝的建立功不可没，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与其事迹昭然于史册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其名的混沌难清，到底是“范睢”还是“范雎”，这个问题值得人们关注与思考。

就目力所及，现在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普通读物，甚至于高校教材，在这一名字的使用上是极其混乱的，用“范睢”之名者有之，这应当是遵循现在通行的古籍版本而来；用“范雎”之名者有之，而且占了很大比例，但对弃通行的古籍版本的写法而不用，并不做出解释，我们怀疑这其中有些应该是因粗心而误用，因为古籍文献中战国秦汉时以 “雎”为名的确实远远多于以“睢”为名的，况且人们耳熟能详的先秦文献《诗经》首篇即是《关雎》，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在见到与“关雎”之“雎”形似的“睢”字时稍不留心就有可能错认。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同一书中“范睢”与“范雎”杂出，让人无语。

尤其让人忧心的是，点校本《史记》和修订本《史记》都是由权威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的，老版点校本《史记》定为“范睢”，新版修订本《史记》定为“范雎”，而老版点校本《史记》并未因新版修订本《史记》出版而停止印刷，就在修订本《史记》出版前两个月，老版点校本《史记》再获印刷。㉞学者们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如果涉及这一问题，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选从“范睢”说或“范雎”说，但这种情况会让教师们在教学时无所适从，更会在广大普通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中造成知识混乱。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字到底是“范睢”还是“范雎”，现在还难下决断。虽然前辈学者力求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依然存在可商榷之处。本文也做了一些考察工作，然而最终的结果也只是倾向于定其名为“范睢”，只是“倾向”，而非“认定”，因为新发现的证据并不坚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现在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先搁置争议，暂从老版点校本《史记》等通行古籍版本的隶定。

我们非常赞同陈勇《钱穆与先秦诸子学研究》一文中的一段话：“在当年有关老子的论辩中，胡适提出在没有寻得充分的证据之前，对老子其人其书应延长侦查的时间，‘展缓判决。’他说：‘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 of judgement）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㉟当下，出土文献不断涌现，为众多先秦史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新材料。但遗憾的是，有助于本文问题解决的直接证据仍未出现。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对这一问题持谨慎态度，期待将来新材料的出现，再最终解决它，应该是可取的。

注释：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542页。

②胡三省的观点见于：（宋）司马光编纂，（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30页中栏。吴师道的观点见于，（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第1版，第181页。

③杨宽先生的观点见于其两本著作：一，《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版，第410页之页下注①。二，《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905页“按语”。

④见《金石文跋尾·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光绪十年长沙龙氏家塾刻本。

⑤（清）梁玉绳等撰：《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1版，第750页。

⑥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版，第410页之页下注①。又见氏著《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905页“按语”，有补充。

⑦（宋）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5年11月第1版，第380页。

⑧见《隶释隶续》之“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85年11月第1版。

⑨“昭雎”见于《战国策·楚策》之《张仪相秦》、《齐秦约攻楚》、《术视伐楚》、《四国伐楚》及《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张仪》诸篇。

⑩（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4月第1版，第1286页。

⑪《百子全书·说苑》，岳麓书社，1993年9月第1版，第628页。

⑫（汉）司马迁：《史记》（修订本）“修订前言”，中华书局，2013年9月第1版，第9、10页。

⑬（汉）司马迁：《史记》（修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9月第1版，第2927页。

⑭（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1版，第16页。

⑮（汉）司马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415页。

⑯据《战国策年表》，范睢死于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即公元前255年。秦灭魏在公元前225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公元前221年。

⑰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8月第1版，第208页。沈长云师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士人与战国格局》一书中这样说：“当郑安平降赵的消息传至秦都后，就已有人弹劾范雎，以为其罪当收三族。当时秦王念范雎往日功劳，不忍加诛。及至王稽事发，昭王再也不能保住范雎了，范雎也自觉无颜再苟活于天地间，遂请药自杀身亡。”见《士人与战国格局》，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132页。

⑱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第270页。

⑲（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10页。

⑳（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秦策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第1版，第208页。

㉑（汉）司马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416页。

㉒《战国策·秦策三》记王稽通敌事泄后，有“秦王大怒，而欲兼诛范睢”之语。其后又记范睢向秦昭襄王陈情：“王举臣于羁旅之中，使职事，天下皆闻臣之身与王之举也。今遇惑或与罪人同心，而王明诛之，是王过举显于天下，而为诸侯所议也。臣愿请药赐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无过举之名。”

㉓见《战国策·秦策三》“应侯谓昭王”篇后“鲍本补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第1版，第198页。

㉔（汉）司马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413页。

㉕（汉）司马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415-2416页。

㉖（汉）司马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417页。

㉗（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237页。

㉘（汉）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562页。

㉙（汉）司马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