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文开 王立霞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的口承性及其文本属性

■冯文开 王立霞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是晚唐五代时期《汉将王陵变》讲唱的写本，是对某一次特定的《汉将王陵变》讲唱的记录或抄写，也是对《汉将王陵变》讲唱传统的记录或抄写。它为探讨王陵故事在讲唱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发展演变的规律提供了可能，研究它的口承性及其与书写的互动，以及写本的文本属性,对认识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的生成与文本形态以及拓展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程式；文本属性

冯文开，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70）

王立霞，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江西南昌 330077）

敦煌写本 《汉将王陵变》是王陵故事的写本，《汉将王陵变》曾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为当时人们所喜爱。由于诸多原因，它现今仅以手稿本存留。但是，作为说唱文学的一个书面文本，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是王陵故事演化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了解王陵故事演化规律的重要资料。同时，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存留的程式以及其他讲唱符码证明《汉将王陵变》源自讲唱传统，以口头形式传播。研究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的口承性及其与书写的互动，以及写本的文本属性，对认识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的生成与文本形态以及拓展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的演化

与王陵相关事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陈丞相世家》，至隋唐时期王陵故事已经成为民间讲唱文学中重要题材，而敦煌写本 《汉将王陵变》则是王陵故事稳定成型的写本。也就是说，《汉将王陵变》在讲唱传统与书写传统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其间经过了许多不知名的讲唱艺人的减增修删，他们完善了《汉将王陵变》的讲唱传统，使《汉将王陵变》成为晚唐五代时期整个讲唱传统中一个重要的剧目，并被保留在敦煌讲唱文学写本里。这无疑为探讨王陵故事沿着讲唱传统与书写传统发展演变的规律提供了可能。

与《史记·陈丞相世家》对王陵事迹简略描述相比，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则更加铺张渲染，二者在情节上存在着许多不同。《汉将王陵变》讲述的是王陵归属汉王之后的故事，它的叙事框架与题材的选取与《史记》王陵传记有所不同。《史记》和其他史书根本没有记载王陵斫楚营的事迹，而《汉将王陵变》浓墨重彩地描述了王陵与灌婴斫楚营得胜的情节。这个故事情节应该源自于灌婴的事迹。《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载：“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1］(卷九十五，P2668)王重民对此指出：“然王陵本无斫营之事，故拉出灌婴，就婴事以敷演。”［2］(P594)这种移植与附会是敦煌讲唱传统常用的一种创作手法，其目的在于增强人物形象的传奇性。如敦煌写本《韩擒虎话本》中描述的韩擒虎伐陈故事，任蛮奴降于韩擒虎，韩擒虎生擒陈王等事件基本符合史实，但它也将许多原本属于其他隋朝将领的事迹归于韩擒虎，如将贺若弼与突厥使者比试射箭的故事移到韩擒虎身上，又虚构韩擒虎出使过突厥，将长孙晟、崔彭善射之事置换成韩擒虎一箭双雕的故事。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韩擒虎话本》各自将与他们同一历史时代的其他历史人物的事迹糅合附会到各自身上，目的在于塑造王陵和韩擒虎的英雄形象，增强他们的感染力，使他们成为一种既具有史实根据又不失虚构想象成分的艺术典型。这种说唱艺术技巧也是后世历史演义小说塑造人物的常用手段，对后世的其他叙事文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里被王陵斫营之事激怒了的项羽采纳钟离昧的计谋，让钟离昧到绥州茶城村捉取陵母，逼使陵母“修书诏儿”，陵母严词拒绝了项羽的要求，遭到项羽的刑辱。但是，这个故事情节与《史记》记载有着差异，《史记》里项羽捉取陵母的原因不是王陵斫营，而是因为王陵归汉，而且没有指明项羽派遣谁去捉取陵母，也没有记载项羽刑辱陵母之事。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里刘邦派遣卢绾前往楚营下战书，项羽让卢绾见到受苦的陵母，卢绾将此事回告汉王，汉王让王陵入楚营，营救陵母。《史记》则不同，它没有记载刘邦派遣卢绾前往楚营下战书之事，也没有指明这位使者是卢绾，记载了项羽非但没有在使者面前刑辱陵母，而是请陵母东向坐，表示对陵母的尊敬。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里王陵与卢绾一起入楚营救陵母，至界首，卢绾先入楚营探听情况，陵母赚得项羽的太阿剑，在项羽与卢绾面前自刎而死，汉王与诸臣祭奠陵母。《史记》则没有记载王陵与卢绾一起入楚营救陵母之事，也没有记载汉王与诸臣祭奠陵母之事。

显然，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里那些未见于《史记》的情节应该是讲唱艺人对与王陵相关的一些史实进行艺术重构的结果。也就是说，讲唱艺人不是使用史传语言客观地叙事，而是对史实进行戏剧化处理，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推动叙事情节的发展。这也直接导致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的篇幅远长于《史记》对王陵事迹记载的篇幅。《史记》对王陵故事的描述非常简略，仅用了175个字，而《汉将王陵变》对王陵故事的描述十分详尽，使用了5179个字。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与《史记》王陵传记的核心内容基本相同，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可能源自《史记》，可以肯定的是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之前应该存在着与王陵故事相关的一个讲唱传统，体现了民众对王陵事迹的选择、描述与建构。换言之，口头流传的王陵故事按照特有的方式在民间演化发展，而且逐渐选择与吸纳书面文学中一些相关史实，依照讲唱传统特有的叙事策略将它们民间化与口头化，进而使自身得到充实与完善，至晚唐五代熔铸与建构出一个丰富而自成体系的《汉将王陵变》讲唱传统。

属于讲唱传统的《汉将王陵变》对之后的书写传统里的王陵故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甄伟《西汉演义》［3］(P199-202)第六十回《知汉兴陵母伏剑》的原型即应是 《汉将王陵变》。《知汉兴陵母伏剑》由斫楚营、捉陵母、知母被楚捉取后王陵欲往楚营救陵母、陵母自刎而死四个故事情节构成，这与《汉将王陵变》毫无二致。但是，它们也有着一些不同。首先，《知汉兴陵母伏剑》里斫楚营仅为王陵，灌婴没有参与。其次，《知汉兴陵母伏剑》里提出捉取陵母的计谋由季布、龙且、钟离昧等提出，而非钟离昧一人，捉取陵母的将军也没有指明是钟离昧，捉取陵母的地点是彭城，而非绥州茶城村。再次，《知汉兴陵母伏剑》里项羽派使者告知王陵陵母被捉，而非卢绾到楚营下战书见到陵母受苦。《知汉兴陵母伏剑》里汉王与王陵听从了张良的计谋，让叔孙通而非卢绾先往楚营探访陵母，陵母在叔孙通而非卢绾面前自刎而死。当然，《知汉兴陵母伏剑》仍保有《汉将王陵变》的基本情节，这些小的差异对王陵故事的整体叙事结构没有丝毫影响，对《知汉兴陵母伏剑》原型是《汉将王陵变》的结论应该无甚影响。可以推定，《汉将王陵变》至赵宋一代在勾栏瓦舍里变成了讲说汉书的一部分，至元代进入戏曲，出现顾仲清《陵母伏剑》，再至明代甄伟的《西汉演义》。古籍散亡，未能完整地考察它们与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的异同以及它们之间的演化轨迹，但它们的一脉相承以及其间王陵故事以不同方式在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间传承并演化应是毋庸置疑的。

二、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的程式分析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讲唱的现场语境已经消逝，甚至不可能完全复原。但是，讲唱艺人讲唱《汉将王陵变》时使用的一些讲唱手段仍存留在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复原一些已消逝的讲唱提供了可能。

程式是讲唱艺人完成讲唱的常备用语，是一组表达相对固定的观念与思想而经常使用的词组与短语，是相对固定的含义与相对固定的结构形态组合构成的一个特定单元。［4］(P204)它们存留在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是口头起源与口头传播。换句话说，它们是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口承性的重要表征。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里的一些程式是当时讲唱传统共享的程式，也出现在许多其他的敦煌写本里。这个写本开篇的“忆昔刘项起义争雄”［5］(P141)是许多变文开篇常见的程式化表达，如《捉季布传文》的“昔时楚汉定西秦，未辨龙蛇立二君”［5］(P183)，《伍子胥变文》的“昔周国欲末，六雄竞起”［5］(P3)等。这些以“昔”、“昔时”、“忆昔”构成的程式功能在于提起故事，是讲唱艺人开启讲唱的钥匙，将受众拉到他所要讲唱的故事，引发受众对他所要讲唱的故事作关联性的想象。“不经旬日”既是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的程式，也是其他变文常用的程式。如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中的“不经旬日之间，便到右军界首”［5］（P148），“不经旬日， 便到绥州茶城村”［5］（P163），“不经旬日， 便到楚国”［5］（P168），“不经旬日，便到楚家界首”［5］（P174），“不经旬日，便到汉国”［5］(P175)；《捉季布传文》中的“不经旬日归朝阙，具奏东齐无此人”［5］(P225)。 在描述帝王高兴心情时，《汉将王陵变》经常使用“龙颜大悦”，如“皇帝闻奏，龙颜大悦，开库赐彫弓两张”、“霸王闻奏，龙颜大悦，开库赏卢绾金拾斤”。［5］(P175)这个程式也见于其他变文，如《庐山远公话》的“一见远公，龙颜大悦，喜也无尽”［5］(P1950)等。

这些程式不仅出现在敦煌写本 《汉将王陵变》里，也出现在其他敦煌变文写本里，是当时讲唱艺人群体共享与传承的特定讲唱单元，正如阿尔伯特·洛德在 《故事的歌手》中指出的：“会有大量的程式为所有的歌手所知晓，这就像每一个语言共同体中，都有该共同体的人们都使用的词语和短语一样。”［6］(P67)虽然这些为当时整个讲唱传统共有的程式是一种高度定型的程式，但是它们在固定中也蕴含着变化。《汉将王陵变》的“二将斫营处，谨为陈说”［5］(P149)中“……处……陈说”这种程式常见于变文里。这种程式中的“处”指图画中的某一个场面，程毅中在《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中描述了它的功能：“在讲唱故事时如果不具体指明讲到何‘处’，恐怕听众会弄不清楚，所以每一段都要说明讲到何处，便于听众按图索骥。”［2］(P389)其实，这种程式更是一种特殊的符码，是讲唱艺人与受众沟通与交流的一种手段，它更重要的功能是讲唱艺人让受众理解他的讲唱，向受众表明他讲唱到的地方以及提示他将要使用韵文讲唱了。这种程式的呈现是多样的，它的形式还有“……处”“……处若为陈说”等，如《李陵变文》的“看李陵共单于火中战处”［5］(P1685)、《王昭君变文》的“留将死处若为陈说”［5］(P270)等。这些为当时传统共享的程式与其他词组或句子组合方式的多样性体现了当时敦煌说唱传统的活力。

除了与当时整个讲唱传统共享的程式外，《汉将王陵变》中还有一些程式没有出现在其他敦煌写本里，因此暂且将它们划入《汉将王陵变》特有程式的范畴。当王陵与灌婴斫营时，讲唱艺人使用“身穿金鉀，揭去头牟”［5］(P162)描述霸王的武装。当钟离昧捉取陵母到楚营时，讲唱艺人也使用了这个程式描述霸王的武装，不过又有所增添，转换成了“身穿金鉀，揭去头牟，搭箭弯弓，臂上悬剑”［5］(P168)。当王陵与灌婴斫楚营时，霸王好像对此有预感，内心不安，讲唱艺人使用了“精神恍忽，神思不安”描述当时霸王的心绪［5］(P148)。当王陵与卢绾一起到了界首，王陵内心感觉到陵母会出事，讲唱艺人也使用了“精神恍忽，神思不安”描述王陵的不祥之感［5］(P180)。“二十万人总著刀箭，五万人当夜身死”描述了王陵与灌婴斫营带来的慌乱与伤亡，它在《汉将王陵变》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在钟离昧给霸王汇报军情时［5］(P162)，第二次是在霸王对卢绾说起捉取陵母之事时［5］(P174)。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还表明讲唱艺人会将当时的一些政治文化内容赋予到 《汉将王陵变》的讲唱中，这些在汉代是没有出现过的现象。无疑，这些内容便于使讲唱艺人的讲唱更易于为受众理解和接受。如“乍减者御史大夫官，以陵作衙官以否”［5］(P149)中的“衙官”是唐代军府属官，汉代没有这一军职。又如“遂乃揭却一幕，捉得知更官健”［5］(P149)中的“官健”是唐代对军士的称呼，汉代没有这种称呼。又如“兼带铁钳，转火队将士解闷”［5］(P169)中的“火队”是唐代府兵的低层编制，汉代也没有这种编制称呼。再如“祭其王陵忠臣之母，赠一国太夫人”［5］(P180)中的“一国太夫人”是唐代对文武官员一品及国公之母的最高封号。有时，讲唱艺人还将当时的习语引入《汉将王陵变》的讲唱里。如“更欲从头知有（何）道，仰面唯称告上天”［5］(P168)中的“知何道”便是唐代人们经常使用的习语。这个习语也常见于其他变文，如《孟姜女变文》的“既云骸骨筑城中，妾亦更知何所道”［5］(P126)，《李陵变文》的“上天使尔知何道，陛下应知陵赤心”［5］(P1707)等。使用唐代一些特有的文化现象与习语是讲唱艺人设定自身讲唱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一种手段，讲唱艺人通过这些蕴含着当时风俗和文化的特殊符码将故事与当下联系起来，缩短了讲唱艺人、讲唱活动以及受众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当时的受众接受与理解《汉将王陵变》的口头讲唱，更好地促进讲唱艺人与受众之间的互动。

三、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的文本属性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源自当时讲唱传统应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推定这个写本的文本属性与类型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虽然没有关于《汉将王陵变》讲唱的记载，也没有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形成过程的记载，但是，依据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自身提供的一些相关证据以及中国讲唱文学存在的讲唱证据与理论，可以推知这个敦煌写本并非讲唱艺人的底本。因为一个成熟的讲唱艺人无需底本，底本已经存在于他的大脑里，无须依凭文字。再者，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里程式的大量出现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个写本不是讲唱艺人的底本。梅维恒在《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中指出，说书人的底本或脚本几乎不会保留说书人在讲唱中使用的程式：“在圈外人能够看到的现存极少的真正说书人的脚本中（来自非洲、波斯、印度尼西亚或20世纪的中国），这些程式化表述是最先被去掉的。它对于准备演出的艺人没有提示故事内容的作用（艺人可运用许多不同技巧达到同一效果）。它们主要是针对听众以一种无意的方式产生加强表演的作用。表演中它们是说书人自然的反应行为，尤如吹号手由天性和实践明白该在音乐的何处换气而无须标出，或如花腔女高音通过训练和天赋了解一段落该怎样修饰而无须事前注明。”［7］(P135-136)以此推理，如果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是讲唱艺人的底本，那么程式便不会频繁地出现在这个写本里。因为，程式是讲唱艺人完成每一次讲唱的特定单元，已经储存在讲唱艺人的大脑里。讲唱艺人可以在任何特定讲唱中随时取用，没有必要将它们记录在底本上作为记忆与讲唱的辅助，讲唱艺人甚至会认为将它们写在底本上是一种累赘。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最有可能源自讲唱记录本。讲唱艺人不可能将自己讲唱的《汉将王陵变》记录下来，因为即使某个讲唱艺人具有识字与书写能力，确实将自己能够讲唱的《汉将王陵变》写出来了，他也不可能将它公开，而是将它秘而不宣，严密地守护着它，甚至向外人否认它的存在。这种现象在中国的说书传统与傀儡戏里十分常见。［7］(P131)因为，讲唱艺人如果将他自己写出来的《汉将王陵变》公开，那么他的讲唱活动及其带来的经济利益便会受到威胁，这也是讲唱艺人不愿意让别人记录他说唱作品的原因之一。因此，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最初文本形态便可能是记录者记录下来的讲唱记录本，即讲唱艺人在讲唱时，记录者将它书写记录了下来。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的讲唱传统中。

在敦煌遗书中，伯2079《净名经关中释抄》题记曰：“壬辰年正月一日河西管内都僧政京城进论朝天赐紫大德曹和尚就开元寺为城煌（隍）禳灾讲维摩诘，当寺弟子僧智惠并随听写此上批，至二月廿三日写讫。”［8］(P222)也就是说，智惠将法师现场讲唱的经文记录下来，但是没有记录完整，有一些部分是日后通过自己的记忆写录完成的。伯2091《胜鬘义记卷下》的卷背是《无常经疏》，云“白崖寺僧正演述”［8］(P223)。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伯2091写本的抄写者已经使用了纸卷的正面记录或抄写了 《胜鬘义记卷下》，而后使用这个纸卷的背面记录正在演述的 《无常经疏》。伯2165《六门陀罗尼经论并广释开决记》的卷背有般若经解释，其末有跋云：“涉少事寻师，长多讲说，然于般若，不甚用功。岂期年迫桑榆，力衰日闇，乃被学者，请释此经。涉辞无堪，请者不信，辞不获免，聊述所怀。属以时寒，笔不从志，两上讲说，间无余暇，唯终所记，未必可观，诸胜己者，幸为详审，有不可者，以可替耳。开元四年十一月出。”又有朱笔记云：“开元十二年二月十日沙洲寂法师下听，大乘寺尼妙相抄。”［8］(P227)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一位名“涉”的法师书写下了自己对般若经的疏释，沙洲寂法师在开元十二年二月十日讲唱了这个疏释，大乘寺的尼妙当时在现场聆听了这次讲唱，并将它记录与抄写下来。既然存在着在现场或在讲唱后将僧侣讲唱的经文与故事记录下来的传统，那么也存在着在现场或在讲唱后将世俗的讲唱艺人讲唱的故事记录下来的传统，进而可以推定写本《汉将王陵变》的最初文本形态可能是记录者在现场或在讲唱后将讲唱艺人演唱记录下来的故事，而这个去语境化了的写本存在的许多程式更加确定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因为将这个写本视为一个讲唱记录本才能合理地解释其间大量程式的存在，即记录者将讲唱艺人使用的程式真实地记录下来了。

敦煌写本 《汉将王陵变》共有斯5437、伯3627、伯3867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写本四种。这四种写本应该是最初讲唱记录本的抄本，而且可能是节录性质的抄本。抄写者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原因对最初讲唱记录本进行删减，或对源自最初讲唱记录本的抄本进行删减。当然，最初的讲唱记录本也是节录性质的，因为当时记录者掌握的记录技术与设备几乎不可能将讲唱完整地记录下来。甚至与抄写者一样，他们会因为无意漏记、有意选择等诸多原因使得他们的讲唱记录本具有节录性质。

邵洵美旧藏、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有题记：“孔目官学仕郎索清子书记耳。后有人读讽者，请莫怪也了也。”［5］(P143)显然，这个源自讲唱记录本的写本是供给人们案头阅读的抄本。《汉将王陵变》由讲唱走向案头阅读可能在于当时受过书面文学教育的人们希望阅读到《汉将王陵变》的写本。有唐以来，皇帝、王公贵族、文人、僧侣等受过书面文学教育的人们对当时讲唱文学都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孟棨《本事诗》记载的白居易与张祜互相嘲戏的故事，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描述白居易讲唱“一枝花话”的活动，以及唐末诗人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对讲唱艺人高超技艺的描绘等，都可以说明知识阶层对讲唱文学的兴趣使得《汉将王陵变》及其他许多变文和话本成为案头的读本有了可能。当时的知识阶层需要讲唱文学读本的原因之一在于讲唱文学的讲唱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与一个特定的地点呈现，他们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亲身到现场聆听讲唱，而讲唱文学读本的出现正可以弥补这个缺憾。原因之二在于读本能够让喜欢讲唱文学的他们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地欣赏讲唱文学的故事内容，有权决定阅读的方式，既可容许他们回过头来阅读已经浏览过的内容，也可容许他们对阅读过的东西重新思考，全然没有亲身聆听讲唱活动中那种由于信息过度紧密而带来的压力。原因之三在于他们希望得到一个较为固定的文本，追求与之相关的那种更为永久性的“权威本”或“精校本”。这些需求必然会引发一些具有书写能力的人将讲唱艺人讲唱的《汉将王陵变》记录下来，如果这些讲唱记录本不能满足知识阶层的需求，那么人们又会在讲唱记录本的基础上抄写出许多读本来，以此满足知识阶层对读本的需求。当然，也不能排除一些《汉将王陵变》的记录者与抄写者是出于对《汉将王陵变》的兴趣与喜好，或者其他原因，但他们的行为在客观上满足了其他人对这个读本的需求。

综上所述，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说明了史籍中的故事常直接进入敦煌变文，成为当时敦煌讲唱文学传统的重要题材，而后它们又会不同程度地在历史演义小说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现今见到的敦煌变文写本也是口承与书写互动的产物，经过书写敦煌变文逐步定型，逐渐由讲唱走向案头读物，并在纸页上获得了永恒的第二次生命。进而言之，在敦煌变文的演化过程中，口承与书写二者始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以及相互补充，进而不断地完善自身。敦煌变文演唱的声音已经永远逝去，但是敦煌变文写本保有了作为变文结构单元的程式，它是变文口头性的表征和口头传统的产物，证明了敦煌变文背后有着一个长远的讲唱传统。因此，不能照搬书面文学总结出来的诗学理论对敦煌变文写本及其程式进行研究，而应当坚持以传统为本、以文本为本、以式样为本的原则将它们放在相应的语域中，以其自身讲唱传统具有的诗学法则解读它们的结构与传统内涵，深入阐述它们的口头性，在认识到口头性与书写性的差异的同时又要认识到口承与书写的互动，进而挖掘出敦煌变文背后的口头说唱传统，还原敦煌变文昔日演唱的现场，揭示敦煌写本里的文本特征与类型，从而得到较为科学和客观的结论。这无疑能够进一步深化敦煌变文研究，激励沉浸在书面文学研究中的学者们重新解读敦煌变文，改变他们对敦煌变文口头性的认识。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周绍良,白化文.敦煌变文论文录［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明)甄伟.西汉演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4］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5］项楚.敦煌变文选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美)阿尔伯特·洛德.故事的歌手［M］.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7］(美)梅维恒.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M］.杨继东，陈引驰，译.上海：中西书局，2011.

［8］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2.

【责任编辑：彭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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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518X（2015）11－0108-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史论 （1978-2012）”（13YJC75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