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小说《城堡》的空间解读

2015-04-14李贵苍

江西社会科学 2015年11期

■李贵苍闫姗

卡夫卡小说《城堡》的空间解读

■李贵苍闫姗

《城堡》是卡夫卡晚年最重要的悲剧性小说，其中捉弄人物命运的就是一个“城堡”，它不仅是叙事的焦点场所，也是令主人公感到窒息的空间。主人公与“城堡”方面的关系呈现一种明显的权力关系。运用空间批评理论和文化批评理论，可以分析“城堡”空间建构的意义以及造成主人公K生存困境性的深层机理，从而揭示K命运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以期引起现代人对生存—实践的空间性思考。

空间；困境；权力；生存—实践

李贵苍，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闫姗，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浙江金华 321004）

“在21世纪来临之际，有了一种我们对生活的社会、历史和空间性维度的同时性与交互缠绕，即它们的不可分与玄妙的相互依赖的新意识。”［1］(P9)基于这种日益凸显的新意识，学术界在不断深化“社会”和“历史”因素在文本中的意义之外，开始审视空间的文本意义，并将空间理论思考纳入到当代学术思想界的热点视域，从而形成一种集体性的“空间转向”。文学批评界的“空间转向”，必然带来一种对文学中空间的文本意义和文化意义的自觉思考，以及由此展开的空间批评实践。甚至可以说，文学正是通过文本运用想象、虚构、隐喻、象征等手段，生产出的符号化的空间。

在卡夫卡的《城堡》里，“城堡”这一空间意象,被赋予了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不仅是叙事的焦点，也是俯视所有小说人物的空间焦点，还是规制和改变所有小说人物命运的权力机关，更是指涉主人公K甚至人类生存迷局的最大隐喻。对于K而言，“城堡”始终是一个忽明忽暗、可望而不可即、无法真正进入的空间存在。它令K窒息又梦魇般地存在着，仿佛就是横亘在K生存道路上的“斯芬克斯”，一个永恒的无解之谜。其存在就在眼前，但K始终无法进入其中，最终迫使K追问 “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的终极命题。法国的罗杰·加洛蒂指出：“《城堡》的土地测量员（K）是一个也在世界上寻找他的插入点的异乡人……只有要存在的可怜愿望。”［2］(P411)整部小说围绕K千方百计要进入城堡而未果的事实展开情节，但K试图通过进入“城堡”的“可怜愿望”终未实现，那么，“城堡”于K何以总有万重无形的铜墙铁壁将之困阻，并最终导致K的悲剧性生存的呢？我们将运用空间理论和文化批评理论揭示“城堡”这一特殊空间对于K生存困境的原因及意义。

一、有名无实的“土地测量员”

就普遍意义而言，“土地测量员”是一种职业表述。其限定词“土地测量”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空间联想。因为从事这类职业的人需要以观测、丈量、记录、标识土地这样一种实在的空间资源为本职，如同梭罗丈量瓦尔登湖一样，只有通过实践活动，以科学测量手段，理性地认知与把握外在空间，才能获得自己的存在价值以及客观真实。巧合的是，K初到村庄当晚，为免遭驱逐，自称是受聘于“城堡”的“土地测量员”。奇妙的是，“城堡”方面不久便授予他一个“土地测量员”的官方职务。然而，通过村长对高官克拉姆致K第一封信的意义解构，以及K自己对克拉姆第二份来信荒诞内容的解构，再到后来信使的姐姐奥尔嘉对这两封信的时效消解，我们又获得这样一个印象：“土地测量员”称号对于K只能是个永远悬置的、充满悖论的幻象，他的职务始终处于“有”与“无”、真实与虚幻之间，无从确认。

《城堡》讲述的是K以个人意志和自我的方式不断尝试与“城堡”方面联系，却不断遭受挫败与打击的故事。总体上看，落实“土地测量员”身份既是K与“城堡”最初产生关系的缘起，又是K极力尝试与“城堡”方面对话的目的。他无非是让官方落实其“土地测量员”的名分，使自己能够开展实至名归的土地测量工作，从而在村子里获得合法的居民身份。换句话说，落实自己“土地测量员”这个身份，是推动K展开所有活动的核心动机。另外，也只有落实身份之后，K才有机会进入“城堡”，但他的所有努力都归于失败。由于受欲望的强烈驱使，K甘于承受一次次的挫败、凌辱与打击，自始至终都锲而不舍，在“进”与“拒”的冲突中消耗着自己的欲望和人生。可见，这个有名无实的“土地测量员”身份，对于K而言，更似一种“纸枷锁”般的存在，它荒诞、非理性却又是K生命无法承受之重。在卡夫卡精心设计的平淡故事中，“进”与“拒”成了K生存中的死结，导致他的生存不可避免地遭遇困境，使得他的命运必然滑向悲剧，这一切看似都可以通过K有名无实的“土地测量员”这一空间生存隐喻而给予总体性的暗示。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是空间理论的奠基之作。迈克·迪尔曾指出：“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加以分析的方法完全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的。”［3］(P65)即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生存—实践论。劳动（实践）创造了人本身，也赋予自然以人的属性，即人化的自然。这种人化的自然，即为一种属人的空间，突出的是空间的文化建构性。从实践论看，空间也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被感知、把握，进而被再创造出来。K作为一个外乡人，要认知“城堡”并在村庄生存，必然需要通过认知实践和生存实践。K自始至终都没能开展实至名归的“土地测量员”工作，这意味着他企图在村里获得生存权利与尊严的实践终究归于失败，但若换个角度看，他的奔突冲撞、倔强盲动也正是其开展个性实践、表征“城堡”与村庄社会空间的过程。因此，K可算是另类且别具讽刺意味的 “土地测量员”。“城堡”对于K仿佛始终隔着重重无形的“山门”，这种关乎个人生存的困境式空间体验是如何通过K的生存——实践活动逐步表征出来的呢？背后的机理又是什么呢？

二、“山门重重”的“城堡”空间

K通过意欲进入“城堡”的各种实践尝试，本身就是对“城堡”空间的一种表征和赋义。“实践化的空间决定了空间的社会实践性特征，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多重辩证空间。”［4］(P47)透过K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我们得知“城堡”首先是一个外在的地理建筑空间，进而发现“城堡”内部的权力空间，以及还存在着村庄社会这样一个由“城堡”统领的社会空间。因为，用谢纳的话说，“文学作品中的场景环境描写，并不是客观物理空间或地理空间的简单机械式再现，其中渗透着人们对于空间的理性规划和社会历史性理解”［4］(P87)。因此，K对于“城堡”地理建筑空间的认知探索，也不仅仅局限于文本形式的客观“摄像”，而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演进式的投射过程。当然，对于空间的社会历史性理解必须建立在其物理空间之上。对K而言，“城堡”连“所在山岗的影子都看不见”，后来他终于 “在明澈的空气中看清了城堡的轮廓”，但此后“尽管沿着它走下去……却怎么也无法再接近它一步”，最终“他看城堡时间越长，能辨认出的东西就愈少，眼前的一切就愈加陷入一片朦胧混沌之中”①。一方面，这种空间体验的变化与K对开展“城堡”实践所持的心态起伏相关：从初来乍到的茫然，到获得首肯的些许信心，再到此后日益感到不容乐观的生存—实践困境性。另一方面，也是K通过不断的观察实践，对“城堡”这一空间存在的神秘性、非理性和权力的威慑性的曲折反映。K的生存—实践道路真可谓“目标虽有,道路却无;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5］(P113)。由此，小说呈现出‘城堡’既是现实的又是虚幻的这样一种基调和氛围，就如加缪所言，“是用逻辑性表现荒诞，用真实表现幻想”［2］(P105)。

然而，“城堡”的空间内涵绝不仅仅停留在地理层面上的忽明忽暗、若即若离。埃里希·海勒指出：“这里有一个城堡，它跟所有的城堡都象征着权力和权威，除此以外不再象征别的。”［2］(P175)米歇尔·福柯在《空间、知识与权力》中说过“空间是任何权力的基础”［6］(P221)。他认为仔细考察空间,更容易把握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意图。因为，“权力的空间化乃是现代社会规训操控的基本策略和方式”［4］(P51)。藉此，我们需要考察“城堡”的内部权力空间来窥知“城堡”的权力内情，进而揭示K始终无法进入“城堡”的根本原因：森严的“城堡”讳莫如深，是一个权力机关，代表着等级、秩序和权威，外乡人K注定是永远也不能进入的，因为“权力”的本质就是不容分享的独占。

K首度深切领教“城堡”内部空间对于个人强大的吞噬性，是通过听觉感官获得的。他致电“城堡”机关，从听筒里传来是一种“从未听到过的嗡嗡声”,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幻化出一个单一的、很高的强音……仿佛它强烈要求深深钻入人体内部”。通过这一系列对电话响铃的描述词汇，除去K由于陌生感而产生的心理因素之外，我们似乎可以通过这种声场的延宕与扩张，以及等待中时间的悄然流逝，从而获得一种猜测：电话那头或许存在一个由千头万绪的电话线网架构出来的迷宫般庞大的空间，其张力足以让人暂时失去对时间的知觉。而这种猜测又在后来村长对K解释“城堡”电话工作原理时得到印证。村长说“那里总是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所以“这边听起来就是不停的嗡嗡声”。所以，大多数时候“城堡”官员会避免自寻其扰，关上电话响铃，除非为了消遣放松，而基于消遣和放松心态给出的回话，当然只能“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据此，官员接电话与其说是一种办公的手段，毋宁说是一种显示权力的机会。权力戏谑真理，权术游戏平民。由此，“城堡”固有的权术策略游戏通过阐释一个以其内部空间结构为背景的通话事件而被模型化地展演出来。

另外，村长还顺带描述了B部门主管索尔蒂尼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情景，这也是表征“城堡”权术策略游戏的另一个经典内容。办公室四壁被正要处理的文件排满。这些一摞摞的文件形成一根根方柱，由于索尔蒂尼因取阅需要而不断地抽取和插入个别文件，“柱子就不断倒塌下来”，“每隔一会儿就出现一次的轰然巨响，成了索尔蒂尼办公室的突出特征”。这段描述，首先突出了办公室里大量的文件在视觉上形成的空间冲击。时间在这样的空间冲击面前，只能表征成索尔蒂尼机械的重复动作和由此产生的轰然巨响，从而降格为一种失却本质意义的在场。其次，索尔蒂尼不时抽出文件，势必要重复弄倒“方柱”继而重新垒起的循环动作，好比西西弗斯一遍又一遍地推动注定重复滚落的巨石。从侧面看，索尔蒂尼这种机械的重复动作又揭示出以根根文件方柱构建并象征的权力空间，存在一种颠扑不破的永恒性，进而又揭示出动作本身更接近一种荒诞意味的游戏性。这种游戏性依然可以解释为一种 “仿佛工作手段取代了工作目的”，“为了工作而折腾文件”到头来更像是“为了折腾文件而工作”的荒诞。“城堡”固有的权术策略游戏又一次得到了不言自明的生动演绎。

如果说上述两例关于“城堡”内部机关的空间描述，是以作为主管官员的办公背景展开的，那么奥尔嘉转述信使巴纳巴斯对“城堡”内部构造的描述，则是从下层造访者的视野展开的。巴纳巴斯通过自身经验做出推测：每个办公厅都具有通过栅栏串联起另一些办公厅的相同格局。这种一间后面连着数间的空间增殖结构，类似迷宫，就像博尔赫斯对“永生之城”的描述：“它给人的印象是无休无止，难以容忍。”［7］(P200)虽没有明确禁止人们擅自穿越栅栏门，但是“在那里行动一直是受到监视的，至少到过那里的人都有这个感觉”。何以会存在这样透明无形却人人自危的权力威慑呢？大卫·哈维指出：“人类很典型地创造了一个嵌套的空间规模的等级制度，在其中去组织他们的行为、理解他们的世界。”［8］(P76)所以，“每个人都处在监视之下，在如此透明的空间安排下无处逃逸”［9］(P112)。

综上所述，对平民而言，“城堡”内部架构庞杂、等级森严，表现出一种空间知觉上的层层延宕，而身处其中的官员工作效率低下甚至近乎荒唐悖谬，背后却深藏着一种同一的、有类权术策略游戏的行政套路。这一切表象与内涵的存在合理性又归因于“城堡”作为权力机关在政治地位上享有永恒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既然“城堡”是这样一种不由分说的权力空间存在，对于其所管辖的村庄居民尚且如此，对尚未获得居民身份的外乡人K而言，其欲冲破层层障碍、擅闯“城堡”的生存—实践图谋，就更无异于是一种绝无实现可能的痴心妄想。

三、轮碾“此在”的村庄社会

一方面，权力本质上是在社会所孕育，社会需要依靠权力的效用发挥得以维持运行，两者共生共存，交织互渗；另一方面，必须确保权力施诸的对象群体生存于权力统摄的社会场域，“此在”才能与权力遭遇并发生反应，权力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与彰显。具体到《城堡》的语境，“城堡”机关的权力只有施诸在其村庄社会中的人们时，才能体现其本质性的规训作用。就这个层面而言，村里的每个人的“此在”都不可避免地承受着“城堡”权力机关的社会规训。尤其对于根本无法进入“城堡”的K而言，他的生存困境性就更多体现在辗转于村庄时，这个社会空间给他带来的近乎轮番“碾压”的打击与消磨。K所做的，无非是不断通过实践，在村里开拓看似有助他通向“城堡”的人脉圈子，并择机加以利用。然而，直至小说结尾，K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徒劳无益。这不禁让人反思K的所有行事的依凭——他所凭借的村中人脉是否可以依凭。回顾《城堡》中的村庄社会，那里的村民形形色色，来自各行各业、隶属各自的阶层，彼此的社会关系又相互交织，但绝大多数都对“城堡”的权威怀有近乎宗教般的虔敬，行为处事具有高度的自律性。少数逾矩违逆者，如酒吧女招待弗丽达，虽然起初与K公然私奔，令村民哗然，但风波过后，还是重回旧岗。再如阿玛莉娅违逆“城堡”官员索尔替尼之邀，随即就有秘而不宣的惩罚致使家道倾颓，最终全家人也默认他们自己是开罪了“城堡”的戴罪之人，一切咎由自取。所以，虔敬也好，自律也罢，抑或是最终无可奈何的臣服，村民的最终生存状态都无一不彰显了权力通过社会规训的巨大成功。而K企图借力这样的人脉资源来进入“城堡”，进而谋求些许权力，其结局只能是深陷于进退维谷，因为“城堡”的权威性不容置疑，也不容任何人染指。

“城堡”对于K的无限拒绝，既是彰显其权威的手段和方法，又是一种规训与惩罚的策略，目的就是要“塑造”出对于权威毕恭毕敬的臣服群体，如同城堡村民一样。如此的权力关系不仅需要维持，而且需要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以达到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目标。列斐伏尔强调空间分析涉及广义的生产时写道：“社会关系的生产和某些关系的再生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变成了这种再生产的场所。”［10］(P33)也就是说，空间是社会的存在，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必然产生空间的再生产。再生产就形成一种历史的编年，一种新旧更替，一种“产物—生产者—产物”的不断演进。阿尔都塞认为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所在。由此，意识形态与空间的生产，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层面上发生连接。联系到《城堡》的村庄社会，每个村民都占据一定的社会空间，构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他们对“城堡”的集体臣服显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集体症候，也是对“城堡”“保障”（迫使）的生产关系现实的默默接受。虽然每个村民的现实生存条件奠基各自存在的社会空间和生产关系，但“城堡”的权威无形中施诸一种“我是‘我所是’”的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规定并内化给个人的主体性），因而随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城堡”意识形态赋义的社会空间不断被再生产出来，“我是‘我所是’”便成为一种集体症候。而对于尚未完全滑入村庄社会集体症候的K而言，被“城堡”意识形态所赋义且不断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轮番碾压，也就成为这个异类“此在”难以摆脱的命运。

具体到文本，村庄社会对K这种近乎疯狂的“车轮战术”是在小说后十四章冗长且频繁的对话语篇中呈现的。须知，说者与听者的关系并不只限于一种知识信息的交换，而同样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种“我是‘我所是’”的无意识展演，以及由此赋义的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不被纳入这种社会空间的人，自然会产生“此在”受碾压消磨之感，轻者会感到自我主体性倍受打击，重者会紊乱甚至丧失对构成 “此在”的基本维度——时间与空间的知觉。这些悲剧性的后果都在K身上有所体现。就同样对应三天叙事时间的前三章和后十四章内容长度悬殊而言，势必有主人公在后三天的实践活动渐趋减少的逻辑推断。个人实践活动性的降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个人主体性的削弱。另外，细看这些长对话：如村长诉说“土地测量员”职务一事的来由（第五章），大桥酒店老板娘回顾她与克拉姆的情感过往（第十一章），以及奥尔嘉回顾巴纳巴斯送信和阿玛莉娅事件前后家道变故诸事（第十五章）等等。在这些长对话中，K都以聆听居多，偶尔插进只言片语，而对方则滔滔不绝地倾诉个人化的社会经验。这些他人的陈年旧事原本对K而言并不在场，而通过长对话，不在场变成在场，形成“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11］。所谓的时空分延描述的是时间与空间相分离，空间从原发地中“脱域”（disembeding）并获得此在的延伸，即在场与不在场的互渗，最后使在场被原本在时空意义上缺场的事物所取代。当然，促成“时空分延”，需要一个媒介。长对话便是《城堡》语境下产生“时空分延”的突出媒介。回看上述列举的那些长对话，K在聆听这些长篇大论时，他的在场并不重要，而被讲述的那些不在场的、只发生在过去时空的人、事、物，反而具有更大的信息意义，从而获得占据和遮蔽在场时空的作用。这些长篇大论的论述对K而言，不仅是消极的社会经验的传播，更是被再生产出来的并裹挟了强烈意识形态的社会空间。它们铺天盖地，大有将K吞没之势。这在比尔格与K的长篇对话中得到了极端体现。

比尔格是一名被边缘化的官员秘书，K在贵宾楼等待夜审时误入他的房间，对方惊醒，对话就此展开。因为比尔格有“同别人谈话对我的催眠作用最大”的怪癖，所以硬拉着疲惫不堪的K絮絮叨叨个不停。他描述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大谈对夜审现象的个人见解。而极度困乏的K早就支撑不住，不断打瞌睡又不断被惊醒。最后，比尔格将夜审话题推向玄而又玄又似乎预示幸运的高潮：“只要把他（K）的请求随便怎样说出来就行了，上头是有求必应的。”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K仍在睡，对四周发生的一切处于闭关锁目的状态”。

回顾这一文本叙事的过程，尽管K在比尔格的滔滔不绝中精神游离并沉入梦乡，但这并不妨碍读者知悉比尔格的全部谈话内容。但这与此前其他人物对K展开长对话的话语意义不同。此前的长对话为了向K诉诸一种不在场的实践经验，并对其心理认知产生影响。而这里的长对话对K而言，毋宁说是种毫无现实意义的絮絮叨叨的催眠曲，它拖垮了K在场的时空知觉，使K仿佛灵魂出窍般地飘进睡梦里的另一重时空，这本身就是一种“此在”在现实中被逐步消磨殆尽的隐喻。在这个“时空分延”的语境里，K由对话情景时空中的在场变成不在场，而恰恰是K知觉的不在场才与比尔格最后抛出的“幸运承诺”构成讽刺对比，从而深刻揭示了K悲剧性的生存命运及其荒诞性。

从总体上看，卡夫卡通过长对话形成“时空分延”效应实现了“别样”的文本空间的构建。“别样”体现在该文学空间摆脱了传统文学空间必须确保时间见证在场的尴尬，借用布朗肖的话说，由此可以 “投身到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中去”［12］(P12)。而这种通过文本模拟表征“此在”时空知觉扭曲错置的“别样”手法，展现了K之于村庄社会的生存实践遭遇异常窒息的困境，揭示了生存的悲剧性。

四、结语

我们以空间的视角，逐层考察了“城堡”不同层面的空间存在，以及背后的运作机理，从而揭示了K生存失据、困境重重的深层原因。“城堡”作为小说中的空间建构对于小说的情节推进及意义呈现具有关键作用，不仅具有物理性，还有其特有的文化内涵，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进入“城堡”的强烈愿望和连番被拒绝的矛盾冲突，导致K的空间生存困境性以及命运的悲剧性，这对生存普遍存在焦虑感的现代人而言，具有典型性和一定的启示意义。须知“每一个存在物都努力要为自己提供并保持空间……不拥有任何确定的和终极的空间，就意味着最终的不安全”［13］(P1119-1120)。不安全感以及对无空间的焦虑导致K锲而不舍地要进入“城堡”，他要落实其“土地测量员”身份的种种努力，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于权力的向往，并以此获取对自己生存价值的某种肯定，但他被遭拒是一种必然，因为空间在《城堡》中象征着权力和权威，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和独占性，卑微的K是注定不得进入的，他的存在注定要在“进入”鬼影森森的“城堡”与“拒绝”进入的困境中消耗殆尽。

注释：

①本文所引《城堡》原文均见弗兰茨·卡夫卡：《城堡》，赵荣恒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1］(美)爱德华·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M］.李钧，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2］叶庭芳.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美)迈克·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M］.李小科，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4］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奥)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叶庭芳，黎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6］(法)米歇尔·福柯.空间知识与权力［A］.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C］.夏铸九，编译.台北：明文书局，1998.

［7］(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M］.王永年，陈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8］(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吴冶平.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10］(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