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东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 100081）

唐五代时期敦煌童蒙教育的作用及其启示

黄金东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 100081）

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童蒙教育较为发达，其教材多样，既包含儒家经典，又有自编的地方教材，思想内容广泛；教育体制相对完善，有州县等官学，也有家学、义学等私学，且有特色的寺学教育。唐五代时期敦煌的童蒙教育在传承中原传统文化，提高当地民众素质，培养当地民众的自然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和历史观以及规范当地社会风俗，普及教育，打破贵族对学校和教育文化的垄断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通过对这一时期敦煌童蒙教育作用的分析，可为当代文化传承及教育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童蒙教育；文化传承

唐五代时期，河西敦煌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教育亦相当发达。在唐代，敦煌成为内地州郡，军事价值减弱，文化逐渐发达，学校教育由于政府的管理而趋于正规化，以家学为主要方式的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唐末五代，敦煌的教育逐步兴盛。吐蕃占领时期，官学制度受到冲击，但却增添了别具特色的寺学。归义军时期，逐步恢复了唐制，开办州县官学、地方私学，同时保留了寺学的形式，使敦煌的教育既丰富而又别具特色，其文化教育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当时中原地区。

在此基础上，敦煌的童蒙教育得到发展，它是敦煌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教材、体制及教学内容等各方面更具自主性，更能反映当时的教育水平、思想及文化特征。正如徐梓所说：“蒙学和作为其主体内容的蒙学读物，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个时代，为什么而教学，教或学些什么以及怎样教学往往是这一时代性格和气质的典型体现。通过蒙学这扇窗口，我们就能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在产生或流传于某个时代的蒙学读物中，往往潜藏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秘密。”［1］2－3唐五代时期的敦煌童蒙教育及其发展，不论是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还是对当地民众人格、价值观的塑造，以及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论述和分析唐五代时期敦煌童蒙教育的作用，可以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同时也给当今文化传承及教育提供有益启示。

一、唐五代时期敦煌童蒙教育概况

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童蒙教育较为发达，在教育的普及上与中原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敦煌地区童蒙教材内容多样，既有儒家经典，也包含当地自编的特色教材，大致分为识字教育类、诗歌教育类、人格教育类和知识掌故类等四种类型。第一是识字教育类。识字类蒙书主要指对孩童进行识字教育和句读训练的读本。这类书古代称之为“字书”，如周代的《史籀篇》，秦汉流行的《仓颉篇》、《急就篇》等。第二是诗歌教育类。诗歌教学是在识字的基础上进一步施行的教育内容，它句子短小，读来上口，听来顺耳，易于让儿童接受，因此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较好材料。敦煌也出土了《王梵志诗》等相关的这类教材。第三是人格教育类。此类教材，在总体所占的比重上，跟其他类相比很突出，如《新集文词九经抄》、《武王家教》、《辩才家教》等。第四类是知识掌故类。知识掌故类蒙书基于已有的识字基础，以文字为工具，使学生掌握日常生活所需的知识，有《杂抄》、《孔子备问书》、《蒙求》等。除以上所列外，最有特色的是敦煌地区自编的教材。据李冬梅研究，最典型的当属各种各样的书仪，有张敖所撰写的《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和《新集吉凶录两卷》等。［2］张敖为唐代敦煌河西节度判官掌书记试太常寺协律郎，他所编写的蒙学教材更能体现敦煌地区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也更具有地方区域文化特性。

其次，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蒙学体制较为完备，不仅有官学，而且有相对完备的私学，这些私学扩大了庶民受教育的机会，有助于打破贵族对学校和教育的垄断。唐五代时期敦煌的蒙学体制有州学、县学、家学、寺学和义学等各种形态。随着后期官办学校的衰落，私学承担起了当地童蒙教育的绝大部分任务，特别是归义军时期的寺学更是如此。正是这些私学的发展和兴盛，才使得在官学衰落的情况下，敦煌地区的童蒙教育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反而随着寺学的发展而更加普及，中原的传统文化也随着教育的发展得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这当中以寺学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吐蕃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共有17所寺庙，根据出土学郎题记的记载，其中可确知净土寺、莲台寺、金光明寺、乾明寺、龙兴寺、永安寺、三界寺、灵图寺、大云寺、显德寺等10所办有寺学。这10所寺院当中，龙兴寺是敦煌名列前矛的大寺……三界寺的典藏丰富，教学水平优良；灵图寺作为大寺，其教学也是较活跃的。［3］89－92这些寺学不仅招收达官贵人子弟，也招收平民百姓等各阶层子弟，均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并不因身份和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由此可见归义军时期寺学发展规模之大以及其在教育文化、传授知识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唐五代时期敦煌童蒙教育私学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教育的普及。据李正宇先生考证，敦煌在归义军时期有25所学校，大多都在当时的敦煌县内，而且大部分学校都属于私学。按当时敦煌县10000人口计算，平均每400人就有一所学校，平均每所10名学生的话，就有250名学生，占人口总数的1／40，其教育的普及和繁荣程度恐怕比同时期的中原地区有过之而无及。［4］

以上论述表明，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童蒙教育体制具有完整的体系，多样的教材，包含广泛的内容与思想，体现了其普遍性与地方性的特点，造就了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童蒙教育的普及和繁荣。

二、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童蒙教育作用分析

第一，传承传统文化，提高当地民众文化素质。唐五代时期敦煌童蒙教育的内容，除识字类外，“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依归。”［5］448那么，这个时期的敦煌童蒙教育是如何使当时主流之儒家思想文化和精神通俗化，以使下层一般民众接受的呢？考虑到当时敦煌地区特殊的地理和社会文化状况，同时根据学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这个问题更凸显出其重要性。如何把高深的儒家思想溶入到浅显易懂的童蒙教育中，以使学童接受，就成了摆在当时敦煌童蒙教育者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对于儒家思想如何通俗化的问题，前人有过精彩的论述。邓红蕾认为，其中的奥秘在于：一是儒家思想以解决世俗日用为其核心内容，教导人如何做人、如何适应社会、如何实现个人价值，以及“人上人”与“人下人”如何各守其分，维持稳定的等级秩序，以实现社会的和谐，这就为一般民众的生存及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二是这种理论指南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深入人心，从而转变成为日用常行的行为指南。由于具备了这些特点，儒家文化才有了民间化，通俗化的可能。她进一步指出，儒家文化乃是通过蒙学等若干中间环节缠传向民间的。概言之，儒家经典传播、影响于民间的基本模式在于：儒家经典的基本原则，首先经过蒙学教材的文字通俗化处理后，变成了日用常行的道理；再经由戏曲的艺术形象化处理后，使日用常行的道理通过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表现出来，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收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然后通过故事这一形式的民间口头化处理，把“寓教于乐”从舞台搬回到现实，达到家喻户晓；最后经过祠堂、私塾、（贞节）牌坊等乡土建筑的无言的渲染与强化，使儒化教育最终实现其深入人心的社会效应。［6］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流行的蒙书不论在编排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做到了通俗易懂，符合学童年龄的特点的要求。从而把儒家的“忠孝”以及其它的伦理道德和规范等巧妙地溶入到教育当中，这样就使得中原的传统文化得以在西陲的敦煌不断地传承。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唐五代时期敦煌的童蒙教育也为提高当地民众的文化素质作出了重大贡献。除识字训练和灌输传统道德思想外，唐五代时期敦煌童蒙教育也向学童传输了各种知识。如《开蒙要训》一书，内容丰富，知识面广，既有利于启迪儿童智慧，扩大其知识视野；同时，也符合儿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特点和认识规律。可以说，唐五代时期敦煌的童蒙教育向儿童教授的知识基本包含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且其构思巧妙，往往是在将一些知识和数字安排在琅琅上口的行文当中，不仅可以对儿童进行识字的教育，更让儿童掌握生活的基本知识。除了这些基本的生活知识外，也向学童教授社会和历史等各种知识。这从当时敦煌其他流行蒙书就可知，如《孔子备问书》、《蒙求》及《王梵志诗》一卷本等。通过这些知识的传授，提高了当地民众的文化素质。

第二，提高和促进道德修养。在传承文化的同时，唐五代时期敦煌的童蒙教育也使得当地民众认识了汉字，初步训练了读写能力，接受了伦理道德、社会、历史、生活知识的教育，形成了自然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此外，这种教育对当地社会风俗的规范，社会文化结构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通过童蒙教育的渗透，把传统道德思想修养和良好的品质习惯向学童灌输，并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唐五代敦煌童蒙教育关于思想道德修养的培养，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是孝亲。唐五代时期敦煌童蒙教育对孝道的教育很重视，《百行章·孝行章第一》就明确指出孝为“百行之本，德义之基。”二是修身。唐五代时期敦煌的童蒙教育道德教育充满儒家了智、勇、恭、宽、信、敏、惠等个人道德规范的内容，如P3108《千字文》言：“……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信使可覆，器欲难量。墨悲丝染，诗赞羔羊。景行维贤，克念作圣。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空谷传声，虚堂习听。祸因恶积，福缘善庆。尺璧非宝，寸阴是竞。”P2718《王梵志诗》一卷本云：“……坐见人来起，尊亲尽远迎。无论贫与富，一概总须平。欲得于身吉，无过莫作非。但知牢闭口，祸去阿宁来。得言请莫说，有语莫须传。见事如不见，终身无过僽。”这些正是儒家道德思想的真切体现和要求。另一方面，唐五代时期敦煌道德思想培养重要的推动力来自于当时的士绅阶级，他们“一部分是众孚所望的人格形相，一部分是知识的贩卖者，当他们融入了广大的社会生活圈子，他们以个人所了解的儒道释的道理，经过方言的浅绎，传达给多数未受教育的无知民众，影响并支配其社会行动。”［7］267

第三，普及教育，打破贵族对学校和教育文化的垄断。在世族门阀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礼不下庶人，文化知识教育为少数统治阶级所垄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贵族以外的平民百姓，也有了读书的需要和可能。在社会的“士农工商”阶层中，蒙学教育对士子们来说，只是基础教育，因为要做官还必须参加更高一级的科举考试。而农工商等普通民众的天职，按照《千字文》的说法，无非是“辟土植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而已，对于他们来说，只要初通文字即可，无须作更高的要求。因而蒙学书也就成了他们最好的、最有用的读物，童蒙教育就成了对他们识字、记帐等基本技能的培养。《新五代史·刘岳传》记载：“《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兔园册》，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唐虞世南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俪之语。五代时行于民间，村塾以教学童。”［8］300可见在唐五代，蒙学书籍已经为一般民众所学习了。这些对打破贵族的教育垄断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由于官办学校的衰落，私学中家学一般也只是大族人家里才能得到很好的实行。因此，私学中的其他形式如义学就承担了一般民众学童教育的任务，特别是归义军时期的寺学。这种寺学形式，在归义军时期不论从老师还是学生身份来说都可以分为僧俗两种。［9］加上得到归义军上层首领的支持，其在办学师资、经验等各方面甚至超出了当时的官办学校，因此更是引人注目，其在对教育的普及意义上更显重要。姜伯勤先生说，“由于大乘佛教的基本原则是僧俗共同实行救度，因此，打破世族垄断的活动，往往率先出现于中古寺院。如，当伎乐只为贵族所垄断时，寺院陈设音乐却使庶民在这里首次得到音乐的享受。因此，寺学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种形式，使一部分庶民有可能受到私学的教育，从而使寺学有助于打破贵族对学校和教育的垄断。”［10］94

三、几点启示

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童蒙教育使中华传统文化在西陲敦煌得到了传承，提高了当地民众的文化素质，促进和提高了道德修养，同时在普及教育的作用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童蒙教育由于其通俗和民间的特质，更直接、更具体、更真切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面。因此，透过童蒙教育这扇窗口，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传统文化的某些普遍特征，而且也为解读唐五代的时代特征和敦煌地区文化的特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而今，我们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这个过渡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决定着新文化建设的成效。

第一，教育内容上广泛而丰富。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童蒙教育的目标和要求并不高，一般的识字和读书，即达到了目标。因此，唐五代时期敦煌在蒙学教育上也多为识字和一般的读书训练，但实际上其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在进行识字教育的同时，也向学童传授社会、历史文化等其他知识，基本包含了生活和社会各方面的内容，并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融入到整个教育当中。

第二，道德教育上始终以道德思想为首位。唐五代时期敦煌的童蒙教育在教育学童时很注意在知识教育中融入伦理道德教育，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塑造儿童心灵，培养学生美好的品德，以期能敦人伦，美教化，淳风俗。同时还教人待人接物之道，处世应对之学等内容。可以说，唐五代时期敦煌童蒙教育是智德并教、德识并举的，它将识字教学、知识传授和思想品德教育融为一体，在识字教学中传授知识，在传授知识中培养品德习惯，教学生如何做人。这种做法在道德教育的熏陶和培养是上是行之有效的。

第三，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上适合儿童年龄和身心发展。唐五代时期敦煌童蒙教育的教材从体裁形式上看，有问答体、散文体和韵文体。韵文又有诗体、歌诀体、杂言体、文赋体等不同；散文体则有书抄式、类聚式等。［5］446－450而且在编排上已由单纯识字向识字与品德并重方向发展，所包含的内容也是很广泛的。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所发挥的功用，主要的就是其大多适合学童的年龄和身心发展特点，为童蒙所喜爱的缘故。这一时期流行的童蒙读物大都篇幅小、句子短，语言简练但知识量大。同时为了让学童易懂易记，大多采用韵语及对偶的编排形式，使人读来琅琅上口。而在教学方法上则强调对学生的鼓励，如S.2703《上大夫》后边就有“渐有少能，亦合甄赏”对学生进行鼓励的评语，大意为渐渐有了进步，加以鼓励。唐五代时期敦煌童蒙教育在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上适合儿童年龄和身心发展的特点，为其教育的普及和成熟奠定了基础。

第四，教育体制上学校、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并重。唐五代时期敦煌的童蒙教育在体制上是较为完备的，既有地方上的官办小学，也有私学的家学、义学和寺学三种形态。不同的形态在不同时期都承担了应有的任务，发挥着应有的作用。而随着后期官学的衰落，私学承担了敦煌童蒙教育中的绝大部分任务，特别是归义军时期的寺学更是引人注目。这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互相配合，把教育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的特点是唐五代时期敦煌童蒙教育的一项成功经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四、结论

自古以来，教育即具有化民正俗功能，更是民族文化传承之所系；文化必须透过教育传承，才得以累积延续。透过教育与文化相互地影响、激荡，人类才得以不断进步。唐五代时期敦煌的童蒙教育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在唐五代官学衰落的情况下，童蒙教育以其民间通俗教育的特质，才使得中原的传统文化得以在西陲的敦煌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同时在相互的碰撞和交流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然而，在这些文化传承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并不是全部照搬中原地区的那一套，从其教材的编写和内容上就可以看出来。如《辩才家教》便是出自于一位佛教徒之手，其内容也更多的考虑到了当时敦煌地区佛教巨大影响力的背景；更突出的则是敦煌当地自编的教材，如《郡望姓氏书》及各种书仪等等。正是通过这些适合当地实际的教材，巧妙地把儒家的思想融入教育当，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文化知识与文化伦理的传递过程中，会发生改变、创新、再造的机制。换言之，教育历程是一个生产与再生产、建构与再建构的过程，任何文化都有其源头，完全移植而来的文化不易长久生存。同时，文化本身也应该舍弃僵化落伍的部分，随时吸收新养料，方能在日新又新中绵延不绝。

［1］ 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2］ 李冬梅.唐代敦煌学校部分教学档案简介［J］.敦煌学辑刊，1995（2）.

［3］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J］.敦煌研究，1986（1）.

［5］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6］ 邓红蕾.论儒家教育的“层次效应”理论及其教育意义［J］.江汉论坛，1994（2）.

［7］ 宋健行.我国传统启蒙教材研究——以台湾地区为观察重心［D］.台湾：台湾国立花莲师范学院硕士论文，2001.

［8］ 徐梓，王雪梅编注.蒙学要义［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9］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J］.汉学研究，1986（2）.

［10］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M］.台湾：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

［责任编辑 熊 伟］

The Effectsand Inspiration of Dunhuang’s Initiation Education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HUANG Jin－do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The initiation education of Dunhuang region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was developed very well，which were in two aspects：firstly，it had the multiple teaching styles with the Confucian ideas and the local culture materials；secondly，it had a completed education system，including the official and private schools，especially the temple schools.The initiation education of Dunhuang region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ocal people，expanding the local people’s view about the nature，history，world and life，breaking the aristocrat education monopoly，etc.In addition，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role of the education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it can provide some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s and inspirations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inheritance study.

Tang and Five Dynasties；Dunhuang；enlightening education；culture inheritance

G610

A

2095－770X（2015）01－0013－04

2014－10－16；

2014－12－16

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SGH140695）；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博士专项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4DS004）

黄金东，男，广西百色人，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馆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教育、历史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