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丽珍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710000）

读经与儿童教育
——以“读经村”为例

罗丽珍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710000）

自中西会通之后中国教育发生了古今之变，传统的蒙学教育逐渐被小学教育所取代，“儿童读经”也逐渐废除。近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受到了关注和重视。“儿童读经”也得到了提倡，那么在现代教育下，儿童读经有必要吗？儿童如何读经？基于历史学和教育学的跨学科方法，认为无论是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角度还是从人类教育本身，儿童读经都值得我们提倡。“儿童读经”即是“经典阅读”，区别于“读经”等于“背经”模式。“儿童读经”由“识字”而“读经”，儿童在“识字”基础上精读和背诵经典，且教学一体。

读经；儿童教育；经典阅读

一、儿童读经是否必要

在现代教育下儿童读经有必要吗？儿童如何读经？对于这两个问题，本文将结合教育学和历史学进行探讨并试图回答此问题。

儿童读经有必要吗？这个问题，在古代中国传统教育毫无疑问是不成为问题的。只有在现代教育下，这个问题才成为了问题。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给轰出了中世纪，传统中国教育也逐渐向现代教育转型。一般，我们认为中国儿童教育是由传统的蒙学教育向小学教育发展，由传统的蒙学教材即四书五经向小学教材课本转变，而在这转变过程中变化最大和引发争论的当属“读经”。［1］83－96在1903年张百熙等人的《学务纲要》中写道：“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费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即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2］249由此，可见“读经”有多重要，即使在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中，读经的理由已经是由西学的理由来强调，但是经书仍被认为是中国的立国之本，清政府依然重视“读经”。而到了1911年的民国中央教育会议及其议决案中的《变通初等小学教育案》中则发生了变化：“议决小学以手工为必修科，不设读经讲经科。”［3］174新中国成立后，“读经”越来越远了。目前，在中国教育的学校课程设置中没有专门设置“读经”，不过在国家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有相关的传统“经典”。因此，目前的语文课中部分承当着古代传统教育的“读经”功能。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不仅仅指经济方面的强大，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仅意味着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实体，更是意味着中国的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因此，今年教师节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即强调：“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4］由此可见国家领导对中国古典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很清醒和深刻的，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而振兴中化文明，我想答案就是中国的古典学教育。未来我们的教育应该会更加重视古典教育，“读经”如何在现在中国的学校课程设置中得到合理安排将考验着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智慧。

另外，从人类教育的古典教育或经典教育的角度来看，则我们更是应该积极提倡“儿童读经”。当然，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经？对于这个问题，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在《经的大意》一文有所说明，认为：“真实可以称经的，原只是古人的官书。”［5］30古人的官书有哪些，章太炎没有明确说明，只是对“六经”、“十三经”、“六经皆史”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如其认为《论语》、《孝经》是孔子私家的书，只是传记而不称为经。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了近人的“经”的概念与我们现在的“经”的概念并不相同。一般说来，我们现在认为“经”也就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包括儒、道、墨、法兵等各家流传下来的经典，即《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经的释义“经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由此看来，“经”的概念是在不断在扩大的。另外，“我们常常把那种不会随着时间流逝与时代改变而失去作用的、具有永恒价值的部分成为经典。”［6］18－21而这些经典的学习基本是思想家的共识，尼采这样说道“母语经典作家是古典教育必不可少的入门向导。”［7］29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一篇毕业典礼致词《什么是自由教育》一文中这样认为：“自由教育在于以特有的小心，研读最伟大的心灵所留下的伟大的书。”“自由教育在于倾听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交谈。”［8］221，226近年来一方面受到西方古典教育的启示，一方面反思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实用化和功利化的趋势，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在大学建立以通识教育为主体的人文计划，倡导回归古典的“经典阅读”教育。因此，近年来回归古典的“经典阅读”教育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儿童读经”自然也就必要了，当然由于儿童的特殊性，“儿童读经”不可能等同于大学的“通识教育”。这里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儿童读经如何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对于儿童有必要读经这个问题，无论从教育本身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角度，我们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儿童需要读经。随着人们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人们提出“重访”古代。我们应该要审咨古典学，聆听古典伟大心灵的教诲，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才有可能走出今天现代性的困境，走出一条适合人类生存的全新道路。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儿童需要读经”而是“儿童如何读经”。下文我们将关注中国传统的“读经”方法，希望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二、儿童如何读经

儿童如何读经？我们如何引导儿童读经？海德格尔说：“一个衣柜匠学徒在学习时是否会达到与木料和木器相呼应，明显地取决于一个能教诲该学徒如何进事的师傅的在场。的确，教比学更难。人们知道这一点，但却很少思考这一点。…教比学难是因为，教意味着让人去学。真正的老师让人学习的东西只是学习。”［9］171我们需要思考“教与学”的问题即教师如何引导儿童读经的问题。在《南方周末》报道中提到大陆读经思潮受到台湾学者王财贵的影响，而王财贵的读经理论是：“大量读经，大量背诵”，“十年读经，十年解经”［10］王财贵的读经模式在教的方面是：“小朋友，跟我读。”在学的方面是：“小朋友，多背诵。”我们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且中国传统的教育一直强调“经典背诵”。因此王财贵的读经方法有其合理性，但是正如“读经村”十年实验的结果表明这种“读经模式”是有缺陷的。在“读经村”学习的孩子们虽然可以将经典读得滚瓜烂熟，但是一部分孩子认字都有问题。“我是来学国学，不是来背经的。”这个孩子说出了“读经村”的问题所在。

对于这种肤浅的“读经等于背经”的做法，清人王筠在《教童子法》一文中早有精彩的批评：“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书不取其多，不取其熟，不取其解，但念藏经而已，是废才也。”其认为“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11］92，94另一位清人同样认为：“凡教童蒙，清晨不可即上书，须先令认字，认不清切，须令再认，不必急急上书也。…初入学半年，不令读书，专令认字，尤为妙法。”［12］17由此可见，古人强调“读书当先识字”，儿童读经也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而不是如王财贵的“读经模式”。儿童读经应当由“识字”而“读经”，否则会出现“读经村”的困境即一部分学生存在不认识字的问题。不过，古人所说的“识字”比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识字”含义要广泛得多和难得多。“上生书，上生书，师长先依经讲解逐字实义，毕，再讲实字虚用、虚字实用、本义有引申、异义有通假之法（以《说文解字》、《尔雅》、《广雅》、《玉篇》、《广韵》为主）。其每一字得声则有古音（古谓周秦先汉）、今韵（今谓魏晋以下）、方言之互殊，双声迭均翻切之相贯，然后析共章段，离共句读，条共意指。”［11］85由于近代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中国教育已古今之变，传统的“小学”现在变成了一门学问，即“语言文字学”，分为“音韵、文字、训诂”三类。因此，我们现在不可能完全照搬古代的“读经”法。一方面是因为教师古典学素养的缺乏，不可能做到如古代那样的教儿童“识字”；另一方面，由于时代不断变化，“识字”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了。

不过，“读书须识字”的路子无疑是正确的，我们需要重视语言学习的重要性，尼采认为“真正的人文教育是从语言训练开始的，包括认真阅读经典作品和严格从事写作练习。”［7］29那么，我们如何在现代教育下引导儿童如何“识字”而“读经”？王筠认为儿童教育要重视识字，可“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字‘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而“识字”的过程则是个先易后难的过程，“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而且“识字”必须是儿童真正消化了才行，而不是只是老师讲过之后便了事，“讲又不必尽说正义，但须说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如此，等到“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读亦讲。”［11］92晚清的一本由南洋公学编写的蒙学课本对于我们现代儿童教育，特别是“识字”同样有所启发。《新订蒙学课本》开篇便说明了编辑的大意：“陵节躐等，古有明戒。瓶瓮之不知而语以钟鼎，犬马之不识而语以麟凤，非法也。是编专取习见习闻之事物，演以通俗文字，要使童子由已知而达于未知而已。”即课本的编写理念遵循的是循序而进的过程，强调学习的过程是先易后难的顺序最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充分认识到了传统教育的缺陷：“旧法令学生苦人方块字，孤寂无情，断非善法。”“我国文字语言，离为二物，识字之所以难也。”［13］1因此，编者提出要儿童学习由字－词－句－文这样循序渐进，同时要言之有物。这些蒙学教育理论和教材编写理论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古人强调“教与学”一体，认为“凡书随读随解，则能明晰其理，久久胸中自能有所开悟。若读而不讲，不明其理，虽所读者盈笥，亦与不读者无异矣。故先生教学工夫，必以勤讲解为第一义也。”［12］10而教学则要有技巧，要能让童子学且思。即“孔子善诱。孟子曰，教亦多术。”因此王筠指出“小儿无长精神，必须使有空闲，空闲即告之以典故。”［11］94典故分死典故和活典故，死典故让童子了解中国经典知识，使童子博学；而活典故则以现实生活中实例或史事以加深童子的理解，增加童子的生活经验。同时，“教授童子书，遍数虽少，无害也，但宜极缓，令童蒙听得句句分明，看得字字周到，到案头未有不能读者。若授之急疾，如自己读书之状，学生不但眼看未到，耳听亦且未明，勉强随声，既不知字句为何物，安望其到案间能自读也。”［12］19如此一来，儿童读经才不会是死读书，经典与现实生活相联系；而且儿童通过读经也学会了精读，懂得一种好的阅读方法。只有在这样的基础才会出现学者所说的“背诵以及尊重权威（比如尊重经典）可能是比西方（尤其是美国）那种通常的批判性，创新性思考训练更能够教会学生进行批判性、创新性思考：后者实际上所鼓励的是学生宣泄自己已有的意见或随意的想法，而精通一部经典可以帮助学生超越自我陶醉和短浅目光，拥有值得去反叛的东西。”［14］333

三、结语

“天下教术之端必自读书始，人才之成必自童稚始。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11］90我们需要重视儿童教育。“教弟子如植木，但培养浇灌之；令其参天蔽日；其大本，可为栋梁，即其小枝，亦可为小器具。今之教者，欲其为几也，即曲折其木以为几，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底，迨其生机不遂，而夭阏以至枯槁，乃犹执夏楚而命之，曰：‘是弃材也，非教之罪也。’呜乎，其果无罪耶？”［11］95因此，让我们思考儿童教育，让我们从提倡儿童读经开始。我们提倡的“儿童读经”即是“经典阅读”，而“经典阅读”则始于“识字”，在此基础上才是慢慢地精读和背诵经典。尼采说：“语文学是一门让人尊敬的艺术，要求其崇拜者最重要的是：走到一边，闲下来，静下来和慢下来——语文学是此的金器制作术和金器鉴赏术，需要小心翼翼和一丝不苟工作；…但它教我们以好的阅读，即缓慢地、深入地、有保留和小心地，带着各种敞开大门的隐蔽思想，以灵敏的手指和眼睛…”［15］41－42因此，对于“儿童读经”，我们更重视的是交给孩子们一种好的阅读方法，训练他们的阅读能力和鉴赏判断能力，即让他们学会思考。

而这种“读经方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如果我们的老师没有一点“小学”的基础或者没有任何古典学的基础，那么，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好的阅读和一种思的方式的“儿童读经”能够实现。或许正是这种读经方式的困难，所以民间教育才会出现了如此之多的“读经”等于“背经”的模式吧。对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想现在大学掀起的“通识教育”对此可以提供解决办法。“通识教育”培养的一部分人才可以充当“儿童读经”的老师，带领儿童实验一种好的阅读和一种思的方式。另外，“儿童读经”也可以为大学“通识教育”奠定基础。如此一来，“儿童读经”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相贯通。对于“儿童读经”这样一个大问题，一篇小文章没有办法全部解决，未来需要我们的教育家更多关注和思考“儿童读经”的教与学的真正关系，我们需要从古代蒙学教育中借鉴更多的经验，结合目前中国教育的实践和西方教育理论，最终寻找到最适合儿童读经的模式。

［1］ 张礼永.读经之史，读经之实，读经之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06）.

［2］ 冯克诚.清代后期教育思想与论著选读（中卷）［M］.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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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习近平.不赞成课本去掉古诗词应嵌在学生脑子里［EB／OL］.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4－09／10／c＿1269696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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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弗里德里希·尼采.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M］周国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8］ 杨东升编.大学二十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9］ 北京大学中文系，等.东西方文化评论（第3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0］张瑞，张维.这更像是一个耗尽耐心的故事：十字路口的读经村［N］.南方周末，2014－09－05.

［11］舒新城.中国近代史教育史资料（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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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弗里德里希·尼采.朝霞［M］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王耀辉］

The Necess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Reading and Its Effects on Elementary Education——Taking an example of“Reading Village”

LUO Li－zhe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00，China）

This article tells us the necess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 reading by children at their young age.We ask ourselves to answer to this question：In modern education，is it necessary for children to read Chinese classics？And how do children read Chinese classics？Generally，in our opinion，reading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is beneficial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o improve our children’s thinking capability.

children；read classics；methods

G610

A

2095－770X（2015）01－0024－03

2014－10－20；

2014－11－23

罗丽珍，女，海南海口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