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虎华，蒋圣力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42)

自1946年通过第一项决议起至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联合国安理会在漫长的40余年的时间里仅通过了659项决议。自从针对“伊拉克—科威特间局势”通过的第660号决议起至1999年，安理会通过的决议的数量则达到了624项(第660号决议-第1284号决议);并且，在进入21世纪之后，截至于2015年10月9日通过的最新一项第2241号决议，上述数量在十余年间又增长了957项〔1〕资料来源:http://www.un.org/zh/sc/documents/resolutions/，访问时间:2015年10月10日。。由此可见，自冷战结束以来，安理会通过其作出的大量决议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随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升，安理会是否得以在其决议中创设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适用于一般情形下的全体成员国问题，倘若有权作出上述所谓的“造法性决议”，那么该决议具有何种法律效力等问题，一直为国内外学界所广泛关注〔2〕英国Routledge出版社于2014年最新出版的一册“国际组织系列丛书”(“Routledge Global Institution Series”)以《作为国际造法者的安理会》(“The Security Council as Global Legislator”)作为书名，收录了多位西方知名学者、政治分析人士和国际律师的文章。该书着重评价了安理会作为国际造法者、通过制定规则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所取得的成效。。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安理会决议的内容应当仅限于根据特定情势向特定国家施加义务，而不应当具有创设被普遍遵守的国际法规则的功能〔3〕See Matthew Happold，“Th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73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6，no.3(2003):600.。对此，在我国亦有学者提出，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