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

有关殖民时代的叙事话语，最为极端的可能就是《鲁滨逊漂流记》和萨伊德的后殖民理论。前者下意识地选取了鲁滨逊视角和鲁滨逊语言，后者不无搞笑地跟进，取星期五视角，操鲁滨逊言语。萨伊德搅出的这种理论据说已然成为中美学府的流行话语，而要厘清这团混乱，似可例举两部脍炙人口的经典影片，《走出非洲》《印度支那》。

《走》片选取殖民时代作背景，与其说是为了突出爱情主题的历史深度，不如说是为了配上一种异国情调。然而，女主角为了当地土著的权益向殖民当局跪求的一幕，却无意间把背景推到了前台。此时此刻，被爱所照亮的不是两极对立导致的愤怒和仇恨，而是在失落、无奈之际呈现的悲悯。人们可以从那一跪的谦卑里体味出众生平等的高贵。而这样的高贵，又迅即被一位贵夫人读懂了。这一幕使《鲁滨逊漂流记》里那种无知的傲慢和粗鄙的自信，相形失色。由于文明是物性的，因此文明的征服多少带有《枪炮、病菌与钢铁》里所描述的野蛮。

但这不等于说，萨伊德的后殖民理论因此显得理直气壮。比如《印度支那》一片展示的图景，就绝对无法用萨伊德理论来讲说。文明与野蛮、西方与东方、白种人和黄种人，诸多被自以为是的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概念在影片描绘的殖民时代图景里，全都显得非常苍白。经由领养缔结的母女关系，其情感的深广度不似血缘却胜血缘。而那个仿佛从夏多布里昂小说里走出来的法国少年，则与这对母女上演了一场东方式的卡门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