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平 罗先友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 100081)

论闻一多对陆游的崇拜和超越

李乐平 罗先友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 100081)

闻一多虽对陆游的人格和爱国精神崇敬有加，但根据朱自清“理想的完整的国家”意念理论，其诗作已然超越了陆游爱国诗作的价值。比较二人的差异，陆游是情绪爱国，闻一多则是理智爱国。陆游的忧国忧民是和忠君融为一体的，闻一多则将忧国忧民与民主追求相结合。虽因历史局限不能诟病陆游爱国与忠君为一体的爱国诗价值，但却必须肯定闻一多爱国与民主追求相结合的历史进步。倘若参照朱自清关于闻一多在抗战以前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这个定位，根据闻一多伟大牺牲这“宏大诗篇”的效应，我们即可认定闻一多是抗战胜利后最重要的爱国诗人。

闻一多;陆游;崇拜;超越

一、闻一多对陆游的崇拜

现代诗人闻一多对南宋诗人陆游的崇拜，曾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有他留美前即1922年6月22日在湖北浠水老家给梁实秋的信为证。当时，他不仅研究放翁，还借用陆游《松下纵笔》“折取青松当麈尾，为子试谈天地初”的诗之含义，将此前的读书笔记《风叶丛谈》更名为《松麈谈玄阁笔记》。他在此时写的《红荷之魂》诗，就是借用陆游师承“江西诗派”的“夺胎换骨”术，根据北宋哲学家周颐敦《爱莲说》的“花之君子者”莲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尤其“香远益清”的内涵，对清华“荷花池畔底诗人”即梁实秋等诗友赞颂。他在信中对梁实秋说:“附奉拙作《红荷之魂》一首，此归家后第一试也。我近主张新诗中用旧典，于此作中可见一斑。”就在闻一多问梁实秋“尊意以为然乎哉”后，他又抄录陆游的《夜吟》，即“六十余年妄学诗，功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给梁实秋。陆游的“金丹换骨”，就是江西诗派的所谓“夺胎换骨”。江西诗派始祖黄庭坚强调研究前人文章并深化其内涵，即“夺胎法”;若借他人文章内涵，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即“换骨法”。他们认为不沿袭他人词句，用夺胎换骨法就可使文章点铁成金。这种方法，其实就是作诗撰文取法他人，化腐朽为神奇。换骨的实质就是彻底改造。因此，闻一多就说“骨不换固不足言诗”，并赞赏“老杜之称青莲”的“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诗句。闻一多借用杜甫诗句，认为李白诗作的真谛，就是他有“仙骨”。“仙骨”在此即为诗作根本，其实就是陆游《示子遹》“功夫在诗外”的美学追求。所以闻一多感叹说:“吾见世人无诗骨而‘妄学诗’者众也。南辕北辙，必其无通日，哀哉!”①闻一多:《致梁实秋》，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如果认为仅闻一多和梁实秋论诗涉及陆游的诗观，并不足以表现闻一多对陆游的崇拜，那么他未发出的该信初稿，则更直接表达了对陆游人格的崇敬。在对梁实秋谈过《松下纵笔》并将《风叶丛谈》更名为《松麈谈玄阁笔记》等内容后，他就说:“放翁真‘诗人’也!”这因为“彼盖时退居第二人地位以观赏其自身之人格，故其作品中个性独显。他人讴歌宇宙，彼则歌讴‘诗人’——他自己——，其所道及之宇宙，不过为他自己之背景耳。盖在彼，无诗人，亦无世界也”。这即闻一多认为陆游《松下纵笔》“诗中画意甚多而且真切”的原因。当然，闻一多也将此归于“放翁固亦能画者”。但他更强调陆游“自身恒为其主要部分”，并且“观其诗句可知”。于是，闻一多抄录陆游诸多诗句作为论据，如:《剑门道中遇微雨》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花时遍游诸家园》的“酷柳坡头风雨急，凭谁画我荷锄归?”《初冬杂题》的“身在范宽图画里，小楼西角剩凭栏。”《自咏绝句》的“小市跨驴寒日里，任教人作画图传!”还有《湖村野兴》的“何妨乞与丹青本，一棹横冲翠霭归?”闻一多据此归纳说:“他诗人每每忘却自我，或记之亦不如放翁之坚牢;放翁在诗中自称‘先生’、‘老夫’、‘使君’、‘丈人’之处极多，而径称‘放翁’处尤多——盖处处不能忘却一个‘我’也。愚以为‘惟我独尊’是诗人普通态度，而放翁尤甚。诗人非襟怀开旷，操守正大，自信不疑者，不能勉强作此狂语。苟能如此，则便称‘惟我独尊’，又何愧哉?他人或不自知为诗人，放翁知之独悉，信之独坚。”因此闻一多说:“吾佩放翁之诗，吾尤佩放翁之人——诗人!”①闻一多:《致梁实秋》，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闻一多对陆游太敬佩了，即便他后来留学美国学习绘画，也没有停止研究陆游。他在美国的家信中曾说:“现已作就陆游、韩愈两家底研究，蝇头细字，累纸盈寸矣。”②闻一多:《致父母亲》，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虽然闻一多早期非常欣赏陆游《即事》“欲知白日飞升法，尽在焚香听雨中”③闻一多:《致梁实秋》，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的绅士情操，然而他更敬佩者则是陆游的爱国精神。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闻一多于《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中写道:“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这因为“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尤其认为“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闻一多所谓现身说法，即他崇敬“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所以他强调“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④闻一多:《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二、闻一多和陆游的契合表现

闻一多如此崇拜陆游，是因为他们有许多契合之处。此前所介绍他对陆游高洁人品崇敬有加的内容不再复述，现仅就美学追求分析。陆游是“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陆游《示子遹》)，闻一多早期诗作更追求语言华丽，尤其色彩描绘。陆游师法江西诗派雕琢和奇险技法，闻一多则强调诗作之词和结构当“如韩信囊沙背水，邓艾缒兵入蜀，偏要从险中见奇”⑤闻一多:《〈冬夜〉评论》，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陆游“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陆游《示子遹》)，所阐述者乃现实为诗之根基，闻一多则更强调“文学的宫殿必须建在现实的人生底基石上”⑥闻一多:《泰果尔批评》，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尤其后期，闻一多更强调创作和作家生活经验不能分离。无论陆游还是闻一多，前期和后期的诗观都发生了根本转变。陆游后期突破江西诗派崇奉的雕琢和萎靡诗风;闻一多后期更背离前期唯美追求，强调诗作和现实相结合，必须具备鼓的声音。犹如陆游在《跋花间集》中对唐末五代温庭筠等舞榭歌台享乐内容和艳丽香软风格的批评即“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一样，闻一多则针对晋宋诗人“陶渊明时代有多少人过极端苦难的日子，但他不管，他为他自己写下他闲逸的诗篇”，而且“谢灵运一样忘记社会，为自己的愉悦而玩弄文字”的诗潮，尤其“想到那时别人的苦难，想着那幅流民图”，更大骂“陶渊明与谢灵运之流是多么无心肝，多么该死”!⑦闻一多:《诗与批评》，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23页。当然，闻一多和陆游的最大契合并非如此，而是他们都创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宏大诗篇。

毫无疑问，无论古代陆游还是现代闻一多，都属于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爱国诗人。在今存9300多首的陆游诗作中，虽然很难考证他爱国诗作的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爱国诗作数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然，最值得肯定者还是其爱国诗内容。陆游生活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前期，当时金人不断南侵，虽战争频仍，但皇帝龟缩江南只图苟安却不思收复失地。面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深重的现实，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因此创作出很多气势雄浑、基调激昂的诗作，如直抒胸臆的“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等。他直接歌颂前线将士壮举，如“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动地银山来”(《出塞曲》);“陇头十月天雨霜，壮士夜挽绿沉枪”(《陇头水》)等。他的诗作回荡着抗金杀敌和报国雪耻的激情，如“报国寸心坚似铁，正是男儿成名处”(《大雪歌》);“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等。更对投降卖国者充满痛恨，如“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陇头水》);“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追感往事》之五)等。即便罢官时期的晚年，陆游依然梦想为国效力:“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这是诗人68岁时壮心不已、奔放雄奇的爱国诗篇。陆游的爱国诗风格悲壮沉郁，他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还依然“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尽泪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虽然他“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身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诉衷情》)，但在“死后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情况下，却仍坚持《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志在恢复中原失地死不瞑目的爱国情感，在该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的爱国诗对后世影响很大，梁启超在《读陆放翁诗》中，就曾给予他最崇高定位。

闻一多虽不及陆游诗作数量多，但澎湃的爱国激情毫不逊色。如在《我是中国人》中，针对民族压迫和歧视，他以桀骜不屈的气节宣称:“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底神明血胤。”闻一多非但不因黄人遭受歧视而自卑，却反为被人贱视而骄傲。这表现为他在诗中盛赞中国历史悠久伟大，民族精神和文化不屈不挠，尤其博大精深，更有民族性格不畏强暴等。诗人融中国历史智慧及荣誉于一体，夸耀在侵略者面前:“我是东方文化底鼻祖……我是中国人。”闻一多挚爱祖国，他在《爱国的心》中就以形象的修辞手法，将“心腹里海棠叶形”心脏比喻为“中华版图底缩本”，从而说明祖国在诗人心中的分量。就因有这颗“爱国的心”，所以就有《七子之歌》和《醒呀》等诗作。前者把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等，比作被列强霸占的儿子，每“歌”均先极力铺垫“儿子”遭受强盗蹂躏的痛苦，然后则重复同样内容，即“母亲!我要回来，母亲”!其撕心裂肺的情感直催人泪下。因此有论者将该诗和三国诸葛亮的《出师表》，以及晋代李密的《陈情表》相提并论。认为“读《出师表》、《陈情表》时，固未有如是之感动”①吴嚷:《〈七子之歌〉附识》，载1925年《清华周刊》第30卷第11期和12期合刊。。后者即《醒呀》则以小型诗剧形式，以“众”和“汉”族、“满”族、“蒙”族、“回”族，以及“藏”族等人民口吻，面对广袤天穹，发出震耳欲聋、响彻寰宇的吼声:“神州给虎豹豺狼糟蹋了。醒了罢!醒了罢!威武的神狮!”作者自称这是他“历年旅外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该诗正值“五卅”惨案归国时发表，为的就是“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②闻一多:《〈醒呀〉之跋》，载《闻一多全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并且确实达到了彰显“中华民族争自由求独立的迫切呼号的精神”③民治:《三首爱国诗》，载1925年《长虹月刊》第2期。的效果。闻一多的爱国诗作当然很多，其他诸如托物寄意的《忆菊》、直抒胸臆的《太阳吟》、象征表现的《死水》、痛恨民族歧视的《洗衣歌》等等，都是他在“诗境”和“尘境”中交织的爱恨结晶。

三、闻一多对陆游爱国诗的超越

闻一多虽对陆游诗作乃至人格推崇备至，但其诗作已超越了陆游爱国诗作的价值，这在朱自清的研究中就有表述。在《爱国诗》这篇论诗文章中，朱自清说中国“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他(陆游——笔者按)才配称为爱国诗人”。朱自清之所以这样判断，是他根据陆游《示儿》诗之内容，说“读过法国都德的《柏林之围》的人，会想到陆放翁和那朱屋大佐分享着同样悲惨的命运;可是他们也分享着同样爱国的热诚”。朱自清在此将国家“理想的完整性”和“理想的完美性”作为评判标准。根据传统爱国诗作“一是忠于一朝，也就是忠于一姓。其次是歌咏那勇敢杀敌的将士。其次是对异族的同仇。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三种具体情况，朱自清认为“第二项可能只是一姓的忠良，也可能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国殇’”，因为“说‘社稷’便是民重君轻，跟效忠一姓的不一样”;而且“《楚辞》的《国殇》所以特别教人注意，至少一半为了这个道理”。他认为第三类爱国诗“以民族为立场，范围便更广大”。而如果将“社稷和民族两个意念凑合起来”，虽然“多少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但‘理想的完整性’还不足;若说是‘爱国’，‘理想的完美性’更不足”。据此，朱自清认为顾炎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第一个说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警句，提示了一个理想的完整的国家”。朱自清强调即便“放翁还不能有这样明白的意念，但他的许多诗，尤其这首《示儿》诗里，确已多少表现了‘国家至上’的理想;所以我们才会想到具有近代国家意念的朱屋大佐身上去”。

《柏林之围》写的是被兵临城下的德国士兵围困在法国巴黎的老军官，其在梦中反而围困了侵略者的都城柏林的故事。不管这是喜剧还是悲剧，表现的却是主人公的爱国理想。朱自清之所以从陆游《示儿》联想到朱屋大佐的命运，是因为陆游不仅为社稷和民族“永怀着恢复中原的壮志”，而且“这种壮志常常表现在他的梦里;他用诗来描画这些梦”。虽然朱自清认为陆游“这些梦有些也许只是昼梦，睁着眼的梦”，却毕竟是“将满腔的爱国热诚理想化”。这论据便是朱自清认为陆游临终遗嘱“家祭无忘告乃翁”，“正是自己的念念不‘忘’”。这即陆游“理想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至上’的信念的雏形”。据此，朱自清这才作出“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陆游’才配称为爱国诗人”的判断。

就在这篇论诗文章中，朱自清将闻一多和陆游相比并给予更高评价，认为在“抗战之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朱自清如此论断的原因是他认为，“五四”运动后属于“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国家是太狭隘了，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当然，朱自清并未排除郭沫若的《炉中煤》等属于爱国诗范畴。在抄录闻一多《一个观念》全诗内容后，朱自清就断定这首诗“国家的观念或意念是近代的”。因为闻一多所爱者，“不仅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而且更“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这又是因为，闻一多将抽象的国家意念化作“你”后形象化了，这即诗人要“抱得紧”中华“绚缦的长虹”，即“五千多年的记忆”历史。朱自清解释陆游《示儿》“‘九州同’和‘王师北定中原日’两项具体的事件或理想为骨干”时说，“所谓‘同’，指社稷，也指民族。‘九州’便是二者的形象化”。虽然如此，但朱自清却说闻一多《一个观念》诗作“超越了社稷和民族，也包括了社稷和民族”。因此“是一个完整的意念，完整的理想;而且不但‘提示’了，简直‘代表’着，一个理想的完整的国家”。朱自清认为“诗人是时代的先驱，他有义务先创造一个新中国在他的诗里”。但“这得有整个儿的理想，包孕着笼罩着片段的现实，也包孕着笼罩着整个的现实的理想”。因此，朱自清特别赞赏闻一多的《一句话》，因为内有“五千年没有说破”的“咱们的中国”。①朱自清:《爱国诗》，载《新诗杂话》，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9-55页。而这内容，在陆游的诗作中绝对没有。因为闻一多是把爱国理想寄托于人民或自己，陆游则是把爱国理想寄托于“王师”实际即君王。

我们当然肯定陆游抗金杀敌收复失地的抱负，尤其他的忧国忧民情怀在其诗中的表现。但如和闻一多的爱国诗相比，却明显缺少一个更为重要的理智因素。这即陆游之所以爱国，是因为这块热土生他养他的原因。用闻一多的话说，这即“情绪”爱国。闻一多却不然，他对祖国热爱，却是“理智”爱国。关于“情绪”爱国和“理智”爱国的区别，闻一多在阐述他和郭沫若的差异时作过详尽分析。他说“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吸引他的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闻一多的观念为“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②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闻一多这种理念，其实在《一个观念》诸诗中也有表述。因此，诗人才要抱紧不仅“那样的横蛮”，而更“那样美丽”的祖国。有了这颗爱国之心，闻一多才能面对军阀混战和饿殍遍地的境况，即便“静夜”也要《心跳》。

闻一多对于祖国悠久文化的热爱，还表现为他留美时直抒胸臆的爱国诗《太阳吟》中，运用古典如“六龙骖驾的太阳”、“神速的金乌”等大气辉煌意象，表达他热爱祖国的跳动腾挪的赤子之心。当然，闻一多对于祖国悠久文化的热爱，同样表现在他留美时所写的《秋色》诗中。因为诗人观赏的虽是异国他乡的“色彩”，但其所想者却是中国“紫禁城里的宫阙——黄的琉璃瓦，绿的琉璃瓦”景象。虽然《秋色》的“题记”引用陆游《秋思》的“诗情也似并刀快，剪得秋光入卷来”，但这亦属闻一多对中国文化热爱的表现。还有同在美国写作的《忆菊》，诗人之所以注明“重阳节前一日作”，就是要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文化记忆，表达游子对祖国的思念。闻一多诗作运用中国古典诗词作为题记非常普遍，除《青春篇》中“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外，还有《红烛〈序诗〉》中“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雨夜篇》中“千林风雨莺求友”(黄庭坚《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孤雁篇》中“天涯涕泪一身遥”(杜甫《野望》)、《李白之死》中“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虽然这些以古诗名句作为题记者并非都是爱国诗作，但其表现的文化爱国情感却不能怀疑。尤其《剑匣》的“翡翠，蓝珰玉，紫石英，盘龙”等意象，《红荷之魂》的“太华玉井底神裔”，乃至“洞庭湖前的骚客”诗句等，其所表达的中国悠久文化内涵，均属闻一多爱国诗作的独特景观。此正所谓“一道金光”和“一股火”般“五千多年的记忆”的“绚缦的长虹”，也即闻一多创作《一个观念》的原因。所有这类内容，在陆游的诗作中，绝无表现。但我们却不能认为这仅仅是他们诗作内容的差异，更源自于闻一多的“理智”爱国。这当然属于超越。

闻一多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其深层原因。他强调“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尤其“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①闻一多:《致梁实秋》，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闻一多更强调“民族的本位精神”。他认为“一个作家非有这种情怀，决不足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个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称为一个作家”②闻一多:《悼玮德》，载《闻一多全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闻一多这种将祖国命运和传统文化相结合考察的思路，通过《长城下之哀歌》的悲剧审美价值展现出来，让我们看到倔强的诗人形象在内中跳动，更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坚守传统文化对民族生存的重大意义。这首诗用象征方法，表现中国文化精神和民族意识的“长城”衰败，抒发的是他“悲恸已逝的东方文化”③闻一多:《致梁实秋》，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情结。诗人视长城为中国“伟大的民族底伟大的标帜”、“五千年文化底纪念碑”，虽然其“是旧中华底墓碑”，自己也“是这幕中的一个孤鬼”。针对列强“运输着罪孽，散播着战争”的残酷，想象着帝国的“大雕”在那“铅铁的天空里盘飞”的场景，面对被瓜分后“中华最末次的灭亡”，闻一多同时呼唤“鸿荒的远祖——神农，黄帝”，尤其“先秦的圣哲——老聃，宣尼”，包括屈原、荆轲，更有“二十四史里一切的英灵”，闻一多让其都“起来呀，起来呀，请都兴起”，为的就是不能“神州成了恶鸟底世界”。诗作将长城的过往荣华与现在的衰败进行对比，尤其联想到优秀传统文化的衰败，更让坚信民族自强和民族自尊的闻一多痛不欲生。因此，他在“一阵炮声”后“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四邻的呻吟”，尤其“死神在咆哮”声中更加《心跳》不止。闻一多《发现》了这些，火山终于爆发，这才喊出“五千年没有说破”的《一句话》，即“咱们的中国”。虽然当时这呼声距离真正属于人民的“咱们的中国”很远，然而闻一多对此却有坚定信念:“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由此可以看出，闻一多对于祖国美好未来的信念越发强烈。由于这种坚定信念越往后表现愈突出，因此闻一多最终由诗人学者发展为民主“斗士”。

四、闻一多对陆游政治思想的超越

我们充分肯定陆游的爱国情操和爱国诗价值，却不能否认陆游的忧国忧民是和忠君融为一体的。他的很多诗篇就表现了这种政治思想。如“和亲自古非长策，谁与朝家共此忧”(《估客有自蔡州来者感怅弥日》);“一联轻甲流尘积，不为君王戍玉关”(《看境》);“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金错刀行》);“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夜读兵书》);“安得铁衣三万骑，为君王取旧山河”(《纵笔之二》)等等。陆游诗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王师”。如“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有感》);再如“关中父老望王师，想见壶浆满路时”(《书事》);还有“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老马行》);即便临终遗言的《示儿》，也是“王师北定中原日”;他被罢官赋闲在家，仍然“皇恩念黎老，一官犹置散”(《雨夜书感》);尤其朝廷因他年老赐他“紫金鱼袋”后，他更感恩戴德作诗“已挂朝衣神武门，暂纡紫绶拜君恩》”(《恩赐龟紫》);宋孝宗死后，陆游作诗哀悼赞颂其功勋:“寿损名方永，身癯国愈肥。孤臣泣陵柏，心折九虞归”(《孝宗皇帝挽词》之一)。

陆游忧国忧民是为君，然而闻一多却不然。在他的理念中，根本就没有忠君思想。他是为人民才忧国，因此他始终坚持忧国忧民与民主追求相结合。他的诗歌创作，不仅没有歌颂当时的统治者，相反却对军阀混战和统治者进行了无情控诉和猛烈抨击。如《荒村》描写军阀混战带给人民的家园破败景象;《死水》则通过那“一沟绝望的死水”表现其强烈正义感，尤其对丑恶现实进行强烈诅咒从而表现他的爱国情感。闻一多将爱国爱民融为一体。他留美时就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④季镇淮编:《闻一多先生年谱》，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页。归国后因北洋军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事件，他发表《文艺与爱国》的同时，又写出《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更激起人民起而斗争。闻一多在其后期，亲历国民党腐朽统治尤其目睹人民苦难，觉悟有了新的提高，这即“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于是他强调“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⑤闻一多:《人民的世纪》，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407，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为了人民，闻一多于1945年在军警镇压昆明学生的“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就立即写出讨伐檄文《兽·人·鬼》，控诉国民党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兽行，或超兽行”。他强调在这“兽行”面前，“人兽是不两立”，而且“最后胜利必属于人”。①闻一多:《兽·人·鬼》，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5页。甚至认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最坏的朝代也没有”当时国民党统治“这么坏，这么专横，这么腐败”，就连“明代的特务制度也没有这样残暴”，因此他判定这是“封建专制加法西斯”。②闻一多:何善周著《千古英烈万世师表》，载《闻一多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页。为了人民利益，他在傅斯年面前敢说“我就是布尔什维克”，在邱清泉面前更无所畏惧强调“现在只有一条路”即“革命”。闻一多甚至痛骂国民党最高统治者，针对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向“五四”精神宣战，闻一多“无论如何受不了”③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页。。他说蒋介石“这些年造了那么多的孽，害了那么多的人民，骂一下都不行吗?咱们应该讲真理，明是非。我有名有姓，我就要骂”!④闻一多:载王康著《闻一多传》402，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2页。闻一多这种向当时最高统治者质问和抗争的行为与胆识，在陆游身上绝不会发生。

“文学是生命底表现”⑤闻一多:《泰戈尔批评》，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闻一多是用生命写诗，但其生命更是险中见奇的诗篇。这即他为人民争求利益鼓呼直面强权“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特别是“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⑥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页。的慷慨激昂呐喊，兼之英勇倒在国民党特务暗杀血泊的壮举，是他用生命蘸着血液，谱写出的远超过陆游爱国诗作价值的最华美璀璨篇章。闻一多现身说法的生命之诗，就是他“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的壮举。这样，他的生命就与其诗文合成博大精深的内涵。他是以死完成诗之生命的灿烂辉煌，其“以身以命争取民主，用力用血奠定和平”⑦《重庆各界追悼闻一多挽联》，载闻黎明著《闻一多年谱长编》1096，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6页。的精神，更永远激励着人们奋进。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虽然因历史局限绝不能诟病陆游的政治思想，尤其爱国与忠君为一体的爱国诗作价值，但却必须肯定闻一多爱国与民主追求相结合的历史进步，尤其作为“诗人”而成为时代先驱的价值。

五、结语

陆游固然伟大，但和闻一多相比，显然达不到朱自清所说“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⑧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页。这评价。郭沫若更将闻一多的生命价值提到新高度，认为闻一多的牺牲竟“把中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⑨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0页。。陆游和闻一多悲喜剧的结局是:陆游在《示儿》中盼望“王师北定中原”60多年后，南宋王朝灭亡;然而闻一多因最后一次演讲而被暗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从而加速国民党垮台提前迎来新中国。世上还有比闻一多这险中见奇的生命之诗更具魅力、更伟大的吗?闻一多以其生命绚丽创造壮美诗篇，更兼其诗文与生命相融合，就不仅使生命更具活力，而且使诗文更具魅力。倘若参照朱自清评价闻一多在“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这个定位，那么根据闻一多伟大牺牲这“宏大诗篇”的效应，我们即可认定闻一多是在抗战胜利后最大最重要的爱国诗人，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重要的爱国诗人。

(责任编辑:陆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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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5］04-0067-06

2014-11-02

李乐平(1958—)男，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闻一多研究。罗先友(1955—)男，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副社长，文学博士。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闻一多与古今中外作家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YJA75103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