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朝庆 司文晶

(南开大学 社会学系，天津 300071)

工厂女工的身份认同与策略实践
——基于1919—1936年津沪两地的分析

宣朝庆 司文晶

(南开大学 社会学系，天津 300071)

1920—193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促使工厂女工大量出现。目前的劳工研究，或者忽视性别因素的作用，或者将女工视为结构的被动承受者，较少有从工厂女工的主体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工厂女工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被压迫者，而是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主动寻求身份认同并进行策略实践的“行动者”，身份认同和策略实践是女工身份自觉的主要方面;女工主要使用分离、联接、制衡等策略应对多种社会压力，进行身份认同，这种群体表现构造出不同于男工群体的社会运动特征。

劳工;身份认同;策略实践

一、前言

过去关于工人身份形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身份构成的边界方面，认为一些结构性因素对工人的行为塑造都至关重要①［美］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这些结构性因素包括国家、民族(种族)、宗教、性别、语言、文化、价值观、角色、职业等①。很多从事中国劳工研究的学者都在这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裴宜理、贺萧从地缘、政党、产业角度分析其在工人罢工行动和集体动员中发挥的作用③［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in，1900—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任焰、潘毅则探讨地方、血缘、族群、性别是如何嵌入近代工人主体身份认同的建构的④任焰、潘毅:《工人主体性的实践:重述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形成》，《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王奇生、霍新宾突出国家角色在劳资关系中的作用，通过典型案例对多方利益博弈过程进行再现⑤王奇生:《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霍新宾:《“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韩起澜对上海棉纱厂女工的研究主要从性别、地区、组织三方面说明女工阶级意识和集体行动之间的逻辑联系⑥［美］艾米莉·洪尼格:《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韩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这些研究多强调客观因素对工人身份形成的影响，是把社会结构论运用到劳工研究中的典型表现。研究者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观察社会行动，认为工人的社会行动受制于社会结构诸方面，社会结构形塑了工人的身份地位，而忽视了他们对这一身份的主动认同和建构问题，更没有注意到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才是身份认同的关键⑦张萌萌:《西方身份认同研究述评》，《云梦学刊》2011年第2期。，因而未明确指出工人主观的认同过程，即群体共享价值与情感体验的形成，及由此展开“我们”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

1980年代以来，劳工研究出现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取向，工人的主体性问题成为关注焦点，但是在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还存在不小的距离，尤其是女工研究方面有待进一步开拓①佟新:《新劳工史研究——从历史唯物主义、文化主义到解构主义》，《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女工在近代社会的产生，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劳动分工格局，也冲击了父权制主导的性别话语体系，促使女性实现主体自觉。佟新认为，中国女工主体性是她们相对于国家、男权社会、经济霸权、传统文化力量的个人存在，体现在女工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发生在她们与国家、文化、社会制度建构的互动关系中②佟新:《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本文以1919到1936年间的天津和上海为考察范围，以女工在时代处境中的身份认同，进一步揭示女工主体性确立的机理和基本过程。这一时期，以机器为动力的大型棉纺织厂相继建立，促使女工在群体数量上快速增加;与此同时，受各种社会思潮、政治团体影响，工人集体行动也逐渐显现，女工正是在这些影响中开始自身的启蒙式活动的。下文中考察的“女工”主要指机器工厂中从事一线工作的女性，尤其是棉纺织行业女工，其他职业女性、手工工场女工以及女工头等不在论述范围。

本文认为，在时代环境下，女工主体性主要通过自我的身份认同以及由此展开的策略实践构成。身份认同是个体在与他人或他群体进行比较，进而确定他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的过程。按照社会心理学的理解，身份认同不仅是社会作为“他者”作用于个体，也是个人作为“主体”进行自我觉知和内化的过程。认知、情感和相应的行为是身份认同结构的三个方面，因此个体的行为模式选择是身份认同在行动层面的表现，是具有意向性和目的性的实践活动。③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心理研究》2012年第1期。身份认同涉及到个体外在角色定位与内在心理体验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为达成关系间的同一性，“行动者”必然采取某些行动以缓解认同危机。因此，策略实践就是行动者基于主观判断和方便条件所作出的行动模式选择，其影响逻辑可以阐释为“外在环境(边界)——自我感知和体验(认同)——行动选择(策略实践)”。身份认同和行动策略既是女工对当时社会环境压力的适应性消解，也是其作为历史进程中的新生群体，对自身存在方式的一种积极建构。

二、现代化进程与女工的身份认同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波澜壮阔历史变迁中的重要部分。这一时期，女性开始突破传统的角色定位，积极进入社会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女工是女性群体转变中数量最大、也最具工业化特色的类别，从群体来源、身份转变的社会动力等方面探寻女工身份转变的基本过程，能够把握女工身份认同的历史脉络和社会动因。

(一)女性身份的转变

近代以来，女性经历了从家庭空间向社会空间进军的过程。大而言之，女性作为劳动力资源始终存在于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中，传统租税制度将女性的生产劳动遮蔽在土地与家户相关联的经济关系中，但明清以来随着家庭纺织业的发展，女性的劳动力地位得以彰显④杨剑利:《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177页。。有研究显示，当时江南地区的农村妇女从事棉纺织的天数在每年200天左右，在松江、太仓、常州等纺织业较为集中的地方，棉纺织业生产已不能说是副业生产⑤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3页。。近代以来，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沿海地区女性劳动力的地位迅速提升。上海的农村从传统耕、织、渔、盐四大传统经营转变为以织助耕，性别分工从“男主女辅”转向男女皆为自立，女性凭借纺织就能独立承担家族生养死葬的责任⑥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华北地区情况也是如此。随着商品农业的发展，经济作物棉花在冀、晋等省区种植规模的扩大，到1930年代，河北农村平均植棉面积占到所有作物播种面积的1/4左右，山西的棉花产出不仅能够供给国内机器纺织和手工棉纺业，还大量出口国外市场⑦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97页。。部分地区手工纺织收入超过农业，成为农民家庭经济的主业，男子加入纺织业的现象也不在少数⑧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440页。。但由于以纺织为主的手工劳动囿于家庭，因此农村对女性劳动价值的认可还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与劳动在农村家庭中的女性不同，工厂女工从其诞生开始，就因直接参与了以男性为主导的工厂生产活动而迅速产生社会影响，其劳动价值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因此，女工的出现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根本上改变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表明底层女性不再局限在家庭这一传统角色空间，开始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领域中崭露头角。这一过程充满艰辛与苦难，但作为一股历史潮流，却是不容忽视的力量革新。

女性身份的空间转移与我国的近代化过程相一致。五口通商以后，国外纱、布的大量输入导致土布丧失商品市场，手工棉纺织业衰落，女性工作被夺，部分女性从家庭经济单位中分离出来;同时，城市化和工业化吸引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这构成了女性身份转变的结构背景①严中平:《中国棉纺织业史稿，1289—1937》，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3-77页。。在纺织业、织染业发达的省份，如安徽、广东、山东、江苏，女工人数超过了男工，她们大多来自附近农村或城市贫民②郑永福:《中国近代产业女工的历史考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对天津纱布业的调查显示，来自河北、山东、山西籍的工人占了绝大部分，天津本地人的比例极低③付燕鸿:《近代城市贫民阶层的形成与时代特征——以近代天津为中心的考察》，《城市史研究》第28辑。。在棉纱厂中，女工与男工一样，做着经纱、摇纱、紧纱、织布等工作，拣花、筒管则只有女工来做。

1911年到1936年是女工发展初具规模的时期，也是女工自我身份认同的开端。女工人数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快速增长，女工群体日益形成，不过这一时期并未孕育出强烈的阶级意识④有研究表明，直到1940年代后期，随着抗战、罢工等集体活动经验的增加，女工的阶级意识才有所显现。参见［美］艾米莉·洪尼格:《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韩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同时，“贤妻良母”思潮的泛滥以及社会对妇女就业的整体歧视也限制了女性职业的发展，产业女工的畸形发达，反映出女性职业发展的不成熟性⑤郭瑞敏:《浅析民国时期妇女职业不发达的原因》，《文史杂志》2002年第4期。。然而，女工不断增加的事实和民众对近代社会变迁的体验，使社会对女工的态度趋于更宽容，从认为女工因体质原因无法胜任工厂工作以及女工会给工厂带来不好的运气，到认为女工的灵活性、耐性可以增加企业产出，女工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中获得承认，而女工的温顺和低廉工资要求更成为工厂主雇佣女工的动力⑥《女性工资低廉之原因及其影响》，《益世报》1934年1月18日。。在工厂劳动的过程中，与男性同等工作和竞争赋予了她们人格独立与经济自立，使女工逐渐从自身的职业中获得了尊严和自豪感，而没有工作则会被人瞧不起⑦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0页。。这些社会心态及女工心理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女工主体观念开始显现。

(二)时代环境与女工经历

上海和天津两大城市的近代发展路程颇多曲折，女工的命运也随之起伏。民国时期的上海与天津，分居我国南北区域经济的中心，快速发展的工业、便利的水陆交通和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成为二者的共同优势。与经济发展同步的是女工群体的日渐壮大。1925年津沪女工人数甚至等于10年前26省女工人数的总和，其中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女工人数占到全市工人总数的72．6%⑧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357页。。较上海晚开埠二十年的天津，在二十世纪初才逐渐从上海的阴影下走出，从依附转变为对等地位，并在二十年代末发展为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⑨樊如森、徐智:《从沪津经济关系看近代沿海口岸城市的发展轨迹》，《城市史研究》第26辑。。但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这两个城市均受到农村破产、国际经济危机、日本入侵恐惧的影响，工业发展受到沉重打击。特别是天津，由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政治地位严重失落造成大企业和资金撤离，致使女工最为集中的六大纱厂遭遇严重的资金问题，发展维艰○10刘海岩、周骏琪:《近代天津工业结构的演变与城市发展》，《城市史研究》第6辑。。

近代工业的不成熟性，纱厂生存的不稳定性，随时可能剥夺女工的工作机会，这种不确定性也对女工的工厂体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它让女工认识到，“工人”身份是一种暂时性的、不稳定的身份标识，从而加强了女工与其出离的乡村保持密切联系的意愿，维持进出工厂和往返城乡的生存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女工的身份经常因农村耕作、战事、经济萧条等因素而变动不居。如1931年4月，天津有13895人返回农村进行春耕工作，工厂在农忙时节迫于工人流失而停工或歇业○11王印焕:《民国时期冀鲁豫农民的离村与人口近代化》，载王先明、郭卫民主编:《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历史变迁:“华北乡村史学术研讨”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1932年日军侵占上海，导致大批纱厂关闭，来自乡村的女工返回家乡，待战事平定返城后，又因1933年经济大萧条再次被迫返乡。那些无法返回家乡的女工，往往因失业进入收容所或难民所。那里条件十分恶劣，人们宁愿选择流浪也不愿呆在里面①上海市工代会宣传组选编:《奴隶双手谱新曲——上海工人家史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页。。

工人处境的恶化导致女工抗议活动发生变形。在1920年代前期，即纺织业尚处于繁盛期的时候，女工有意愿参与积极的集体行动，去争取自身的合理薪酬待遇，但在1920年代后期到1934年间，这种景象则相对较少，因为经济形势恶化导致连同女工在内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处于被动地位。例如，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新的《工厂法》，正式确认女工的八小时工作制和与男工同工同酬等权利②何黎萍:《中国近代妇女职业的起源》，《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3期。，但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该法规被厂方消极执行。政府甚至为避免工业的整体瘫痪，力图通过工厂整改、裁员减薪等方式提高企业效率，挽救工厂③《为施行救济津市纱厂业办法事致市社会局训令》(1934年4月24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25-3-000274-001;《为讨论救济津市纱厂业办法事致各纱厂训令》(1934年5月16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25-3-000274-002。，工人集体行动的主题随即改为希望工厂复工、防止工厂裁员。1933年4月，华商纱厂联合会发表通告，决议自4月22日到5月21日止，各厂需停工或减工;不久后的5月10日，联合会再次发表决议，称减工一个月期满后，由各厂自行决定是否继续施行该决议④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4月11日，天津宝成纱厂被裁男女工人六百多名到市党部请愿，力争遣散费等相关事宜;5月2日，天津恒源纱厂停工，二千七百多名工人失业;7日，工人景留生服毒以死抗议;6月，在工人同意减工和七五折发薪后，厂方才允诺开工。同年7月22日，天津裕元纱厂二三千名工人进行“关车”罢工，抗议资方裁减工人、降低工资、停止夜班等⑤天津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天津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合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天津工人运动记事(1919年—1949年)》，天津社会科学院丛刊编辑部出版，第160-164页。。整体经济发展环境的持续衰落使工厂的标准趋于更加严苛，职位竞争激烈，待遇走低⑥《沪丝厂女工要求亦不奢之请恢复以前待遇》，《益世报》1931年4月3日。。在正常情况下，天津六大纱厂女工待遇较好，平均工资为0．39元⑦吴瓯:《天津市纺纱业调查报告》，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近代工业卷(中)》，第533页。，到1935年棉纺行业复兴之际，工资每日仅为两到三角，即便如此，女工们仍无不喜形于色⑧《恒源纱厂局部开工·女工每日工资两角》，《益世报》1935年12月5日。。

由此可见，女工作为工业社会到来时的下层群体，不得不承接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的多重压力，时代环境对女工的工厂经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女性在手工业“织工”与工厂“工人”以及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不停转换，导致女工身份认同过程的持久性。但是，女工并不会对压力无动于衷，而是通过种种策略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三、女工行动策略实践

在日常生活中，女工针对多重压力逐渐发展出自身的应对策略，包括分离策略、联接策略和制衡策略，以适应传统女性到现代工人身份的转型。

(一)分离策略

面对工厂的压力，女性首先选择将工厂世界与生活世界隔离，这种空间上的划分有效缓解了女工的精神紧张。

女性传统角色是“主内型”的，即传统劳动分工将女性限制在家庭空间里，家庭内活动与关系构成了女性的全部生活。女性的这种角色定位决定了她的日常劳动具有连绵的不间断性，时刻处于家庭成员的凝视之下，无论是作为女儿、妻子还是母亲，都必须以传统伦理规约自己的行为，保证自身行动与角色处境的契合性。这种无处不在的凝视迫使女性将外在压力内化，性格习得表现得更为顺从;同时，这种家庭地位使女性在化解压力方面更多地追求内在的、消极的自我约束，而不是外在的积极反抗。即使女性开始跨越家庭角色，在工厂或其他社会空间中寻觅生存道路，如果缺少意识形态或者强力思潮对女性观念上的改造，这种性情依然会移植到新的角色活动中。因此，女工对来自工厂世界中的压力，多采取消极的分离策略，即将工厂世界与其日常生活世界隔离。

民国调查显示，当时的工厂环境对女工来说，绝非适宜之所。在她们工作的缫丝厂中，为保证缫丝间的温度和湿度，排气设施多弃之不用，工作间空气不流通，且每个织机头上都有一个蒸汽喷口，以保证棉纱的湿度，盛夏时节车间温度更是达到四十六七度，身上蚊虱叮咬处或者机器碰伤的地方很快就会溃烂，冬季则易生感冒。女工们在这污浊的空气里，日日如坠五里雾中，肺病、眼疾等职业病很普遍①《我国丝厂女工之卫生概况》，《劳工月刊》1932年第4期;夏衍:《包身工》，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此外，女工经常受到工头和其他工厂管理者的虐待，如有的女工技术不熟练，将线头抽断，就会遭致工头的虐待，将其手按入沸汤或炭火上②《染透血泪的哀告书》，《女星》1923年第18期。。种种生活的艰辛，令女工不得不有所行动，以应对日日面对的恐惧。

女工通常的做法是将工厂与生活分离，充分利用休息时间转移注意力，缓解疲劳与紧张。所以，尽管她们在工厂中时时承受“空气不洁，劳苦不堪”之苦，在下工后却能笑容满面、谈笑自若，借言笑排遣劳苦③盛培锡:《与某女工谈话》，《墨梯》1923年第6期。。女工之间的谈笑可以起到感情共享和情绪发泄的作用，空间和注意力的转移间接在心理上为女工提供了休憩的空隙。此外，女工会充分利用休息日或假期的闲暇时光，访亲探友、逛商场、听戏、赶庙会，她们边逛边聊天，以此打发时间和苦闷。她们通常会有较为固定的聚会场所;戏院对上海和江南城市的女工颇有吸引力，但她们比较偏爱苏州戏，而不喜欢苏北戏;那些有着各种特色小食、糕点、说书耍戏的地方，都是她们喜欢去的。有研究表明，这一时期上海的电影业迅速发展，仅1928年到1932年间，上海就开设了28家电影院，且票价较为低廉，但由于影院对服饰、礼貌的要求以及非交流性等特征都不适合女工日常的聚会，所以女工更愿意选择传统的戏园、茶园，那里票价更低廉，大家可以三五成群，有说有笑，评头论足，不受限制④胡霁荣:《中国早期电影史(1896—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5页。。如果连这些地方也没法去，工厂附近的荒场上，也常有江北戏、大京班、变戏法等，只需两三个铜板就可以观看⑤宋钻友、张秀莉、张生:《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在天津，六大纱厂中女工最多的裕元纱厂提供多种娱乐设施，包括飞虎篮球队、飞虎足球队、正道同乐音乐社、国术社。这些娱乐均由厂方提供经费，只有裕元游艺剧社在入社时需缴纳一元会费⑥吴瓯:《天津市纺纱业调查报告》，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近代工业卷(中)》，第583-585页。。这种将工厂世界与生活世界分离的策略为女工提供了一种防御屏障和治疗机制，缓解了女工的焦虑与紧张。

(二)联接策略

近代城市的迅速膨胀多是因为人口的大量迁移形成的。较之于乡村的“熟人社会”，如何融入以陌生人为特点的城市生活，减少环境差异给个体造成的不适应性，是每一个初入城市的个体所必须考虑的。工厂招工制度以及女工的支援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焦虑，为女工逐渐适应城市环境提供了缓冲与过渡。

1．招工用工中的亲缘关系

1930年代中期之前，私人途径是工人进厂最重要的一种渠道。天津纺织业调查显示，经朋友、同乡、亲戚、家族介绍来的占到被调查人数的85．49%⑦方显庭:《天津织布工业》，南开大学经济学院1931年版，第16页。。一般情况下，工人要进厂都要先以亲戚或同乡的关系去打点工头，然后由工头招工人进厂。当时有调查发现，民国时期“援引新工人的主要关系是亲属。从第一班女工起，直到最近招收的女工为止，大部分的女工可以说出介绍她入厂的是她什么亲戚。凡是家庭里发生问题的女子，她所能乞援的人也大多限于亲戚。若亲戚中有人在厂里，她对于工厂也就不致怀疑;而且凡有在厂的女工有亲戚愿意入厂的，自然愿意加以援引。一则解决了她亲戚的困难，二则自己在厂多个熟人”⑧田汝康:《内地女工》，《中国劳动》1943年第3期。。同时，工人进场后，为了减少工头在分配任务时的偏向行为，通常还会送礼给工头。

工头在女工进厂后应给她们提供保护⑨高超群:《科学管理与劳资关系:以申新三厂和民生公司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如1930年北洋纱厂因经营困境决定裁撤部分女工，女工头高小妹等人联合女工一起向社会局请愿，要求复工和给予酬金。这个事件最终以社会局批示各工友听候补用，女工头受到惩罚而结束，但在这一过程中，女工头否定社会局与厂方达成的离间措施，即仅给女工头生活费，而不管其他女工，反而带领女工再次请愿，最终达成调解，足见工头对工人的保护○10《北洋纱厂开除女工事件》，《益世报》1930年12月4日;《北洋女工昨赴社会局请愿该局允设法复工》，《益世报》1930年12月7日;《北洋纱厂工潮解决》，《益世报》1930年12月14日。。这种招工制度既为工人提供了加入工厂劳作的可靠渠道以及工厂生存的安全保障，又为资本家降低了工人因尚未完全适应现代化导致的随时离职、破坏机器以及其他风险的可能性。

女工通过血缘、地缘关系，为自己在工厂雇佣方面寻求信息、提供保护、利益协作，从现代角度看来是充分利用强关系在找工作中的作用。较现代找工作充分利用弱关系在信息提供方面的优势不同，民国女工充分利用同乡或亲戚等强关系在工厂中的影响，可以为自己在找工作中降低风险。这一差别一方面是由工厂制度在民国时期尚未充分完善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女工自身处境有关。陌生的城市环境迫使女工在自身已有的经验图式中寻求生存之道，传统家族、乡缘是女工最为熟悉也最为信任的关系，这可以大大降低不确定环境和不对称信息给自身带来的风险。

2．支援组织

招工制度的地域特征使女工团体也呈现相似状况。近代工厂女工多数来自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如上海多来自江苏、浙江一带，天津则以河北、山东籍为主。这种地域集中性为女工自组织团体的建立提供了便利。根据1929年方显庭等人对裕元、恒源和华新三大纱厂工人籍贯的调查，天津本籍人仅占23．78%，55．28%的工人来自河北省，10．5%来自山东①方显庭:《中国之棉纺织业》，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34页。。工厂招工多通过介绍人的渠道，并经过介绍人作保，由此在工厂中形成了以亲戚、同乡、朋友、师兄弟等为纽带的工厂政治②刘海岩、周骏琪:《近代天津工业结构的演变与城市发展》，《城市史研究》第6辑。。这在造成部门或职位封闭性的同时，也形成了较为默契的小团体网络，团体为情感分享和物质互助提供了保障。

在这种状况下，女工利用亲属、同乡、宗教组成她们在工厂里的非正式团体，旨在工厂互助、经济互援、情感共享，具有传统民间结社的特征。在上海，这种组织多以姐妹会的方式出现。姐妹会成员一般有七八个人，这种规模既可有效应对外界他者的侵犯，又可保证彼此间的紧密关系。姐妹会中通常包括部分帮会人员、一两个男工或者较为“彪悍”的女工，也有以拜干娘的形式将女工头拉入组织中的。在会中，它要求各“姐妹”间共患难、同进退，这既可对工头的厂内苛责形成威慑，又可防御上下班路上来自帮会或流氓的骚扰。上海女工间的姐妹会在形式上较为松散，没有严密的组织界限和会规，入会仪式也仅是吃顿饭、烧柱香，并许下誓言，既没有明确的违约惩罚措施，也没有严谨的章程规定，紧靠佛教信仰来维持③［美］艾米莉·洪尼格:《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韩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206页。。不是所有地方来的女工都组织姐妹会，这种形式多存在于来自杭州、湖州和苏州的织工中，而浙东织工则采取友谊互助会的形式④［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221页。。较之于上海，天津的姐妹会组织化程度很低，应酬较少，仅注重感情之融洽而已，经常有因吵嘴解散的⑤吴瓯:《天津市纺纱业调查报告》，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近代工业卷(中)》，第591页。。

政党和教会在女工组织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如天津共产党在1936年曾派部分党员进入公大二厂、六厂和北洋纱厂，用拜干姐妹、交朋友、办读书会等方式，进行抗日宣传⑥廖永武:《天津现代革命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页。。基督教女青年会通过夜校、组织读书会等方式，在女工教育、女工领袖培养、女工的组织化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⑦Elizabeth A．Littell-Lamb．Engendering a Class Revolution:the Chinese YWCA industrial reform work in Shanghai，1927-1939．Women’s History Review，Vol．21，No．2，April 2010，pp．189-209．。1936年，天津女青年会分别在河东大王庄和河西小刘庄创办了两所女工业余学校，前者学生多为烟厂女工，后者多为纺织女工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天津工人运动记事》，第183页。。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姐妹会与读书会的不同，前者多是女工自发团体，涉及女工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女工在此可以获得情感、经济上的支持;后者的外界干预力量较为明显，但对培养女工的组织化却至关重要。总之，姐妹会是女工将传统亲属关系延伸到工作世界中的结果，拟亲情化网络增强了女工之间的团结性，也提高了其抗风险的能力;外来力量的介入进一步诱发了女工的组织化倾向，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为女工在1940年代的集体行动奠定了基础。

(三)制衡策略

制衡策略主要体现在以工厂为斗争场域的纵向关系上，为反抗以厂主、经理、工头为代表的压迫阶级，工人不得不通过突发性罢工(或暴力)和日常性反抗作为行动策略。

1920-1930年代，近代机器工厂大量产生，但工厂管理尚处于探索期，工厂多方关系在各种矛盾冲突中不断磨合。一方面，近代工厂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使得工厂管理者仅对股东负责，盈利成为工厂管理者的现实目标，这促使工人与资本家、管理者的对立;另一方面，现代工厂制度尚处于不成熟阶段，没有内化为工人和工头的自律行为，工厂管理方式多为强制性暴力，形成搜身、毒打为主的普遍对立的工厂文化。这倒不一定是工头殴打工人，也有女工因偷线被搜出，愤而将搜她身的女工头打得头破血流的①《女工偷线》，《益世报》1929年8月7日。。另外，工头一般不会随意打“外头工人”(非包身工)，否则会招致车间工人的反对，被打人者也可能会召来帮会中人进行报复。

与工人与工头矛盾多发生在车间政治中不同，工人与工厂管理者或资本家的矛盾直接以“工厂”或“机器”为斗争目标。1918—1932年间，棉纺、缫丝两行业发生的罢工次数占到上海罢工总数的25%以上，其中棉纺一业就占全市罢工停业的20%②《上海工人生活研究》，第178页。。天津罢工也不断，宝成纱厂在1925年5月到8月间举行三次全厂罢工，保护女工在工资、休息等方面的权益，史称“闹宝成”，都以胜利告终;宝成第三次罢工与裕大、北洋、裕元纱厂联合，男女二万多名工人同时包围了各纱厂，要求增加工资和取消苛虐罚则③天津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天津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6-69页。;后为支援上海工人罢工和增加工资，裕大工人再次罢工，随即而来的北洋、裕元工人共一两万人参与了“砸裕大”事件，虽然受到血腥镇压，却使五卅期间的天津工人运动达到高潮④天津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天津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合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天津工人运动记事》，天津社会科学院丛刊编辑部出版，第44-47页。。此外，传统假日和花红也成为工人争取的权利。1931年2月4日，裕大纱厂全体工人为抗议资方拒绝发放花红，停工两小时;7日，北洋纱厂工人要求资方准予旧年节日休息。1932年1月31日，宝成纱厂也通过罢工活动争取到春节放假三天和发给十日工资的权利;裕元受此激励，罢工实现了增加工资的要求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天津工人运动记事》，第115、131-132页。。虽然有些罢工行为未明确提及女工的参与行为，但从罢工事由和参与人数上可以推断，女工构成了这些集体行动的一部分。

但这种公开行动的风险太大，因此工人们更多的是采取“弱者的武器”的方式，去争取自身的利益。吴瓯等人对裕元纱厂的调查显示，工人经常有偷纱、破坏机器的行为。厂方知道工人偷纱在所难免，因此派搜查工专门负责此事，不过搜查工出于联络工人感情的考虑，也从顾全个人饭碗着想，不肯认真搜索，开罪工友;加上工会初成立时，又有搜出不罚的要挟，所以工人偷纱的现象十分严重，厂方损失巨大。在一些地方，收买工人偷出的棉纱，形成了一个黑市。⑥吴瓯:《天津市纺纱业调查报告》，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近代工业卷(中)》，第587-588页。虽然调查报告中未明确提及女工，但裕元纱厂在1931年是六大纱厂中女工人数最多的，达到809人，占工人总数的13．3%⑦吴瓯:《天津市纺纱业调查报告》，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近代工业卷(中)》，第512页。，因此可以推测女工在其中也是参与的。因为它的获利性对于任何工人来说都具有诱惑力，尤其是生存渐被侵蚀的情况下，工人之间的默契使这些行为成为“共谋”的产物。

这种慢慢的侵蚀甚至要比公开行动更有效，正如斯科特所言，“反抗的日常形式不会成为头条新闻”，按照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只有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这些礁石上时，人们的注意力被典型地吸引到船只失事本身，而不会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⑧［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张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偷纱、怠工、破坏机器等日常行为在资本家来说是无法付诸制裁行为的，工人凭借这些行动向雇主展示他们对过度劳动和不对等交换的不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行为本身也存在工人尚未适应工业社会，或者一定意义上的反现代主义的成分。对女工来说，消极行为本身就是她们采取的积极策略，有利于女工学会掌控工作节奏，“当朋友或偷来学艺的人接管她的工作时，她经常借机小睡一会儿;她知道如何放慢机器;她假装弄丢工卡，这样当她休几天假时，邻人能够接替她的工作——同时她也仍能因较好的出勤率获得奖金”⑨［美］艾米莉·洪尼格:《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韩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从这些行为的特征，如匿名性、免责性、普遍性优势可见这些行为是女工主体意识的体现形式。

四、结语

近代以降，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劳工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促使劳工社会学的诞生①闻翔:《民国时期的劳工社会学:一项学科史的考察》，《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女工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伴生群体，对女工主体性的关注是新劳工史研究的题中之义。诚然，民国女工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不可忽视，但女工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由真实存在的个体所构成，因此考察这些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就不得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追溯了女工产生的时代结构以及主体困境，进而从身份认同及其策略实践的角度指出，女工并不仅仅是历史的承受者，也是创造者，通过分离、联接和制衡，女工为自身的行为模式选择预留了极大的空间，创造出相对自主的处境。

研究发现，女工的策略实践基于日常生活，更多地倾向于关注生活而不是政治，因此更多体现为群体的诉求，而非阶级的运动。在这一点上，它与当下社会理论中的新社会运动特征很相似。同时，女工采取何种策略，与角色主体的地位、社会资本有关。由于中国女性长期处于父权体制的监控之下，形成了权威人格，依赖性比较强，工厂制度其实不过是父权体制的延伸而已，因此女工的应对策略有依赖也有技巧性的疏离，这与她们对待家庭的表现近似。此外，中国历史上是男权社会，一切社会组织是以男性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女性在社会组织的技术方面明显滞后，这也是他们在应对策略中组织性不强的重要原因。女性对父权制度的依赖，还表现在她们对同乡、亲属关系的运用上，她们要到工厂劳作，需要家人或同乡的担保和举荐。因此，工厂制度中的工头招工制度和传统社会的父权制度，合谋对女工的策略实践做了限定。

对1920—30年代女工的再研究不仅可以重新认识女工作为历史主体的意义，也对当下的女工研究有所启发。佟新曾用“历史事件”概念分析1924年上海祥经丝织厂火灾和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事件，发现民国女工和当下“打工妹”所面对的社会结构和工厂经验极其相似。依据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历时性的社会变迁将两个时代中的女工联接起来，同样复杂的转型环境和城乡结构，一个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一个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都在城乡二元的结构中寻找自身的安身之所。急剧的变革不断地将个体抛出确定性的关系网络，时空观念的快速转换给个体身心带来难以言表的紧张与焦虑，甚至前一转型的遗留依然主宰着女工的命运，使女工陷入“生存的文化”中，并不断再生产出自身的性别从属地位，对时间抽离后的相似结构的强调，意味着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和对女工整体命运关怀的急迫性②佟新:《社会结构与历史事件的契合:中国女工的历史命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因此，重构民国女工的主体性、身份认同和行动策略，对思考现代女工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变迁中重塑自身的位置感，如何在工作场域中实现个性的张扬，如何从机器、资本的异化中解放自我，或许会有一定启发。

(责任编辑:陆影)

C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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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5］04-0041-08

2015-01-05

宣朝庆(1971—)，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史。司文晶(1990—)，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

本文系南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项目培育项目“现代化关键期的社会思潮运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NKZXZD140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