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逾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关系的哲学内涵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新释

商逾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黑格尔的国家唯心主义抽象地夸大主体性原则，视国家为世俗之神，力图在国家理念的思辨运演中化解市民社会的一切矛盾和纷争，这是“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费尔巴哈的市民社会唯物主义，缺失人的主体能动性，仅仅从客体方面直观单个人和市民社会，不能洞悉市民社会的原初关系和生成机制。它们都离开了社会实践，无力透析市民社会的本真存在和国家的原型，使“既有之物”绝对化。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化的人类，在实践反思层面上，扬弃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元分裂，终结了近代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敞开了通向“应有之物”的通途。

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实践唯物主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开启了一条重新解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新路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机器大工业造成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分裂，这种离散的对峙状态催化出哲学竞相掣肘的片面性:主体和客体、精神与物质、类与个体之间的单质对立，这种对立的极端化发展，聚合出以“醉心于国家”为代表的黑格尔国家唯心主义哲学和以“醉心于自然”为代表的费尔巴哈市民社会唯物主义哲学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前者以抽象思辨的形式“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后者则以感性直观的形式消解了主体性原则。无论哪种哲学均遮蔽了历史的本真存在，使“既有之物”永恒化，阻断了通向“应有之物”的通途。对此，马克思写道:“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只有实践的唯物主义才能既从理论层面又从现实层面上揭示扬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分裂的逻辑前提和历史基础，实现自觉共同体。

一、黑格尔的国家唯心主义

德国是信仰基督教和唯灵论的国家，近代启蒙运动从宗教领域先行，黑格尔的绝妙之处在于将启蒙精神与“侍奉情感”衔接起来，在对统一民族国家的神圣期待中，把宗教的绝对性和内在性置换为理性国家的经验性和外在性，然而，这种置换没有抹去其国家观起源于唯灵论的痕迹，最终竖立起尘世的最高存在——国家，即世俗之神。

黑格尔以国家之神取代宗教之神，是以对市民社会内在矛盾和基本结构的透彻而丰富的分析为支撑的。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需要和劳动的体系，内含三个原则:在市民社会中，人们彼此把他人视为实现特殊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他之外的一切皆是虚无，因而，特殊性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页。，普遍性构成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由于市民社会中个人之间外在的契约关系和多向利益的冲突，势必造成自然必然性和任性的滋蔓，市民社会缺乏伦理性与自足性，实证性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

亚当·斯密曾乐观地认为，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操控下自发实现利己活动与社会福利的和谐一致。黑格尔也承认:“我在促进我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目的。”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9、244、263页。经济学家的“看不见的手”与哲学家的“理性的狡计”均是对市民社会存有普遍性的隐喻，但是，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联是外在的、偶然的，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过渡充满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孕生出市民社会无法消解的悖结:“人通过他们的需要而形成的联系既然得到了普遍化，以及用以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准备和提供方法也得到了普遍化，于是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性可以产生最大利润。”但是“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9、244、263页。。专业化分工和自然的自由竞争体制所孕生的贫富差距、劳动能力单向度以及交换法则对人的需要和满足方式的匿名支配，使市民社会呈现为一个盲目的异化总体，无法通过自发的运行机制得以扬弃。与国民经济学家无批判性的冷漠态度相比，黑格尔没有止步于外在普遍性，在对原子式自发总体的批判中，把市民社会静态的、似自然性的物性存在，思辨地整合为流动的、时间性的逻辑总体，在理念有节律的运演中，论证了市民社会过渡到国家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黑格尔那里，国家始终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作为“现实的理念，即精神，把自己分为自己概念的两个理想性的领域，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③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9、244、263页。。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真实的关系是:国家是独立主体、创造者，市民社会是客体、派生物。市民社会的一切差别和矛盾，均是国家概念内部的差别和特殊规定。消弭市民社会不足性和实证性的力量和必然性依据均源自理念，只有理性国家才能把伦理原则输入市民社会，使其有序而充满活力。

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是从主体、主观方面看待事物且抽象地发展了能动方面的唯心主义。黑格尔错误地把国家理念的绝对化、独立化的表现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使国家成为神秘主体，本来的主体却成了国家理念的客观要素和推演的环节，“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对于“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9页。之类的拜物教，曼海姆评价道:“这种使理性等同于现实的做法，可以说明黑格尔的演绎推理所具有的一元论特征。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种努力使信仰和世俗思想协调一致的理性神学的特征。”⑥［德］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集》，艾彦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无疑具有无法剔除的保守性，但是，他敏感地捕捉到工业实践中人的生存方式的历史性和变动性，在思辨逻辑中把握住市民社会的巨大变迁。他没有止步于对国家及其附属物的功利主义或结构主义解释上，而是强调国家在调控大工业形成的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把主体辩证法倾注理性国家之中，这是对亚当·斯密视国家为“守夜人”的消极无为角色的反向回应。作为国家力量原生地的理性精神，不过是以抽象的、思辨的方式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弘扬。但是，由于缺乏实践观，黑格尔没有认识到市民社会中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质关系和现代国家的虚幻本性，从未提出过消灭私有制的任务。

二、费尔巴哈的市民社会唯物主义

在德国启蒙运动中，如果说黑格尔把宗教的神置换为国家的神，那么，费尔巴哈则把宗教的神转向了人本身，引导宗教批判从天国下降至地界，从而剥开了德国意识形态厚重的襁褓。费尔巴哈写道:“上帝就是人，人就是上帝。”⑦《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523、27-28页。因而，“神学就是人本学”。费尔巴哈从感性原则出发，对人和自然进行了新的诠释。他写道:“我的学说或观点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这就是自然界和人。”自然究竟为何物?“从我的观点看来，自然界这个无意识的实体，是非发生的永恒的实体，是第一性的实体。”⑧人是什么?“就是理性、意志、心。”⑨在三者的统一中，“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10○1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91、195页。，故“我欲故我在”构成人本学的根据。费尔巴哈言明:“对我说来，即主观上说来，是纯精神的、非物质的、非感性的活动，那么，就其本身说来，即客观上说来，是物质的、感性的活动。”○11“欲”本质上是满足生理需要的本能活动，但是，相对于抽象的、晦涩的、无人身的思辨理性，这种活生生的欲求活动，导引着马克思向

⑧《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523、27-28页。

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523、27-28页。着感性实践活动的方向思索。

费尔巴哈把感性原则置于崇高的地位，力图从抽象的实体视角进入关系视角，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解构近代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从感性原则出发，自然是人的自然，人是自然的存在，人与自然在感性中达到有机统一。费尔巴哈写道:“感性不是别的，正是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的真实的、非臆想的、非假造的存在着的统一。”①Feuerbach Vorlesung ueber das Wesen der Religion．F．Feuerbach GesammelteWerke．Berlin，1984．Band 6．p136．费尔巴哈力图用感性原则拆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壁垒，从思辨的概念王国回归活生生的感性世界。但是，由于直观的思维方式，费尔巴哈始终停留在“抽象的人”上，所谓的类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25、56、77、78页。，即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物。他无力透视被物所遮蔽的人们之间相互交换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不懂得“类本质”无非是对交换社会中人的生存样态的抽象表达，反而把人的社会关系回退为男女生理上相互依赖的自然关系，人下降为镜像式的消极被动的客体，最终没有消解掉形而上学僵死的实体性结构。施蒂纳讽刺道:所谓的“类本质”“只不过把神圣改为人性而已。”③［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页。在市民社会，“金钱、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25、56、77、78页。，而人下降为手段和工具，沦为被自己所创造的“第二自然”支配的物性存在，这正是经验主义视野中被限定的、似动物般的、异化的人的原像。费尔巴哈不懂得，人所处的役使境遇是内源性的，是由自身活动所形成的异己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25、56、77、78页。，“非人”的存在，表征的是以异化形式绽放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定在，恰是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反讽。

直观的思维方式还使费尔巴哈把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僵化为感性的自然物象或静思的抽象之物，贬抑主体性原则，看不到“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25、56、77、78页。。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呈现出无人身统治的外观，流动的时间性暂存固定为空间性持存，市民社会的原初关系变得无法辨认，这是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费尔巴哈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由于远离实践，同国民经济学一样，没有离开市民社会的基地，它描述的“社会是市民社会”⑦⑨⑩○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10、13、10页。，人是市民社会自私自利的人。费尔巴哈无力用历史的、辩证的态度看待市民社会及其生活于其下的人的生存方式，因而，“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25、56、77、78页。，其哲学终归是主客二分近代形而上学的一个支脉，是对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经典表达。

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在“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中，克服了国家唯心主义和市民社会唯物主义片面性和抽象性，证成了变革现存世界的必然性根据。

(一)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

从感性活动出发，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把国家理念抽象的能动性对象化为现实的实践活动。

黑格尔国家观是能动的唯心主义。黑格尔抽象地发展了主体性原则，把国家万能的神秘力量归于理性，造成了对国家的迷信和崇拜。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⑨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推演不是市民社会自身发展的逻辑，“而是从必然性和自由的普遍关系中引申出来的。这完全是在逻辑学中所实现的那种从本质领域到概念领域的过渡”⑩的神秘主义。

马克思写道:“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11市民社会不是从道德上解读的利益角斗场，或是恶的聚集地，而是由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各种物质交往关系，是国家的秘密和依生地。马克思写道:“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92、95、84、54页。思辨唯心主义仅仅从一般劳动和需要的角度看待市民社会，无力把握历史的原初存在和内在结构，把国家夸大为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神性存在，不懂得市民社会中根本利益上的质性对立关系“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92、95、84、54页。，这注定了通过国家挽救市民社会的方案是失败的。扬弃原子式的自发总体“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92、95、84、54页。。

马克思破解了黑格尔国家拜物教的秘密。马克思写道:“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92、95、84、54页。在市民社会，国家以超脱一切的力量出现，成为处理纠纷的仲裁者。本质上，国家是有产者相互间维护自身利益必然采用的政治组织方式，却以普遍利益为标识，从而具有了虚幻的性质。

黑格尔的国家唯心主义，把市民社会的现实矛盾虚化为思维领域的逻辑矛盾，通过思辨推理的方式消除市民社会的一切矛盾和纷争，把“虚幻共同体”视为国家之原型的做法，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意识形态。

(二)批判费尔巴哈的市民社会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在哲学方法上体现了近代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偏好，对人与市民社会“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止步于感性经验和表面现象，“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92、95、84、54页。，从道德的角度把实践视为市民社会中作为资产阶级“集体表象”的犹太人卑污的盈利活动，进而仅仅把人和市民社会当作感性对象，而不是当作感性活动的主体和产物来看待，陷入非批判的、非辩证的立场。

从实践出发，马克思把人的主体能动性置于现实的基础上，戒除了费尔巴哈把市民社会变动不居的交换关系抽象化为物性结晶体以及把人回退为生物性存在的作法。一方面马克思洞悉到把“想像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307、306、306页。的工业实践和科学的巨大力量。他写道:“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307、306、306页。工业实践重构了不同于自然经济的历史性生存方式，市民社会作为工业实践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不是固定的、抽象的堆砌物，而是流动不居的社会总体;另一方面马克思看到了工业和科学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307、306、306页。。工业实践所显示的人的主体力量，使得马克思拒斥对人本质的生物学解读，把人视为社会关系的能动主体。

总之，国家的秘密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而市民社会是由实践活动生成的，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破解交换社会似自然法则和“虚假共同体”的秘密，找到了终结近代哲学主客对立的逻辑根据和变革市民社会的现实力量。马克思写道:“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307、306、306页。

(责任编辑:周文升)

B0-0

A

1003-4145［2015］04-0019-04

2015-03-15

商逾(1963—)，女，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经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