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涌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马克思劳动主体性的正义坐标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新解读

姜涌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以资本与劳动关系作为切入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加以诠释，可以发现马克思当时的语境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旨在褒扬劳动主体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现象，唯物史观的建构只是其“副产品”。《提纲》第1条中的主题论述在于从劳动主体性出发批判资本主体性。在马克思看来，不研究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的钥匙”，从而不可能创立唯物史观。而《提纲》第1条正是马克思劳动主体性的正义坐标。

主体性;劳动主体性;主体性批判;资本;正义

一

关于《提纲》第1条，大都是从主体和实践性的角度去讨论。本文试以资本与劳动关系为切入点，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去作一点诠释。当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提纲》第1条的深意在于从劳动主体性出发批判资本主体性。

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从前的唯物主义者对外在事物的理解只是从“物”的角度着眼，而没有从人的主体性方面着眼。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作为“现实的、感性的活动”主体的劳动者是不存在的，劳动者的存在仅仅是一个“物”的存在，一个为了创造财富而劳动的“物”而已。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是一种异化的存在状态，劳动者的主体性体现为一种异化的主体性。

“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也就是说“去掉主体性中的意识，就是取消主体性存在”②［法］梅洛-庞蒂:《符号》，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9页。。

“能动的方面”指主体的能动性、意识和精神的能动性。旧唯物主义否认人的主体能动性，而唯心主义却片面地歪曲主体能动性，把主体片面的理解为精神、意识的主体，精神、意识是能动的，但却不依赖现实世界，是脱离实践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就是权力，主体是资本主体意识的主体，劳动者作为客体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体的需要被创造出来的。而“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马克思不仅看到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弊端，同时确立实践的思维方式取而代之:生产实践的经济活动和政治事件是反观“一般思想”的钥匙，概念和逻辑没有“自我规定”，无法与人们的社会关系分离。因为马克思要为无产阶级提供政治理想的实践视域，“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10页。。

所以说，《提纲》第1条的根本要义在于为劳动主体的确立建立一个正义的坐标系。而费尔巴哈却是抬高理论，贬低实践，歪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他看来，犹太人的利己主义活动就叫做“实践”。他说:“功用主义、效用，乃是犹太教之至高原则。……直到今天，犹太人还不变其特性。他们的原则，他们的上帝，乃是最实践的处世原则，是利己主义……。”⑤《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下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5-146页。所以，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的批判”活动的意义。”也就是说，并不是在一般地达及实践规定就完成了的，而是通过实践，走进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情境。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也就是资本家，由于他们的垄断地位总是有着足够的权力手段强迫劳动者或生产者接受他们工作契约的条件。”⑥［德］霍耐特:《自由的本性》，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页。而这恰恰是费尔巴哈所无法真正了解的劳动的本性。因此，在《提纲》第1条中，“马克思把德国的唯心主义对活动的强调与洛克—边沁对社会环境的强调混合在一起，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式的唯物论的独特性”⑦［美］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莱文在不准确的判断中指出了《提纲》第1条的内蕴。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存在正是《提纲》第1条所强调的那种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实践，也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规定，不是形成于简单的抽象的哲学演绎，而是社会经济历史积淀的结果。马克思已经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看到，否定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重要的不是“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伦理价值冲击，而是“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5页。而这只能是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唯物主义，一种革命的批判的实践唯物主义。

二

从这样一种哲学方法论出发，可以发现，马克思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意在论证劳动主体性存在的真实意义。主体是一个自明的存在者，因为自明的人的主体存在才有所谓的客体存在。主体性首先是一个知识论范畴，是如何“看”世界的视野。在知识论中，主体性原则是合法的，因为看事物无须征得事物的同意就可以。但在交往关系中，主体性的合法性就受到了挑战，问题也由看演变成“说”和“听”，其合法性缘于双方交往，缘于他人的同意，否则交往关系就不能成立;如果强行成立就是战争的出现了，战争是另一种形式的交往。当交往关系深入到“共在”和“合作”时，就意味着主体性问题从“看”到“说”、“听”到“做”的转变。这样一来，主体观点的合法性就非法了，因为共在、共处意味着做任何事情都要涉及他人，他人的意愿与否就是对主体性的否定，反抗成为现实。“主体的觉醒也必须以把权力确认为一切关系的原则为代价。”①［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6页。

考虑到三峡水库蓄水后上游来沙减少的实际情况，应科学合理地控制长江中下游河道采砂的总量。根据沿程主要控制测站的输沙量变化以及区间各段的冲淤情况，分不同时段和不同河段合理调整已有规划。如前所述，三峡水库蓄水后前20年，冲刷主要集中在荆江河段，上游来沙减少对汉口以下河段的影响不大。因此，此时宜昌—武汉河段的年度采砂总量应考虑该段冲刷剧烈的实际情况适当酌减，而汉口以下河段的年度采砂控制总量可大致维持已有规划。同时，考虑到水文系列年自身的丰、中、枯的差异，可适当根据宜昌年下泄沙量的不同情况，对中下游各河段年度采砂控制总量进行动态调整。

因此，人们的现实生活问题不是“看”、“说”和“听”的问题，而更主要的是“做”的问题，生活的根本问题是“做什么”的存在论问题。“把知识论的原则推广到存在论中去是不合法，他人不是‘对象’，而是‘本体’，他人意味着我的精神所化不掉的外在精神，他将按照他的精神去做事情，而我要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得不与他人一起做(至少是间接地与他人一起做的事情)。”②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距离是抽象的前提，它是以占有者与其通过占有物而获得的事物之间的距离为基础的。”③［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9页。

存在即做事。存在对人来说不是自然存在，不是“如其自然”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一个“做什么”的问题，即在“做什么”当中，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是做出来的。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只有以他人观点为准的理解才能尊重他人存在的“超越性”，即不会被“我”随便“化”掉的绝对性，才能避免把他人的超越性消灭在我的“万物一体化”的企图中。主体的观点与他人观点的关系，替换了主体与客体关系。尊重他人的超越性就是尊重他人那种不能被规则、不能被封闭起来的无限性，这就是主体原则的致命问题所在。由“面对面”所形成的“我与你”关系才是平等的，而以主体观点为准把你漠视为他人的“我与他”的关系则是不平等的。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主体性的存在却不是自明的存在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体观点是对他者——劳动者的不公，它导致人为地制造他者——劳动者客体存在，即一切以资本的观点为准，实际上就是对劳动者精神的否定，这是一种无形的暴力。对于他者精神和思想的暴力，一种试图把自我精神强加于人的暴力，没有任何他人会同意它强加于人的主体性。因此，以主体观点为基础的道德是无效的，也是无力的。主体性的道德是一种对他者的力量，它不可能是普遍有效的原则。主体性的原则是自我意识、自我存在、自我选择和自我价值的肯定。

这样一种现象意味着主体性观点在人为地制造他者，主体的自我存在的价值选择成为主体客体关系的唯一尺度，变成了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原则。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分开。然而，马克思并不是从伦理角度得出劳动价值论的，劳动价值论也不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商品价值关系体现的并不是“公平”、“正义”等伦理关系，而是社会生产关系。商品的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在商品体内的凝结，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它决定了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关系;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商品价值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即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在质的等同性基础上的量的交换关系。

马克思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其目的是要以它为基础建立剩余价值学说，以揭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从而为无产阶级消灭剥夺者、实现共产主义立论。劳动价值论并未作为一种伦理依据构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分析的逻辑起点。“劳动创造一切，一切归劳动者所有”，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伦理观，在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剥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是，把一种伦理观念而不是生产关系作为社会收入分配的依据，从“公平”、“正义”等角度来理解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其正确性是值得探讨的。一定社会的分配关系是由这个社会的直接生产关系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从社会伦理角度理解社会分配，恰恰是马克思所反对的。他认为，“公平”、“正义”等作为一种伦理观念，是以一定的法权关系为基础的，属于法权范畴;而法权关系又是由一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从社会伦理观念推导出社会的分配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对人的漠不关心”的国民经济学关注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人的世界，这个“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物的世界中的劳动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人的劳动。国民经济学面对的那个物的世界，不过是这一“劳动的对象化”。人的劳动的实现就是对象化(物化)。它无法看到劳动与劳动者主体的本质关系，特别是与这种物质过程同时发生的人的社会存在中的异化。“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实现表现为人愈加失去现实的主体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所以，“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还是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规则，都隐藏着资本主体观点的政治霸权。因为这些所谓的规则，其出发点是“自我”。这些规则只考虑到“我”不想要或想要，进而将这些规则强加于他人，根本没有想或不愿想他人想要什么。这就意味着，规则的制定者才有权利判断什么是“普遍可欲和什么事情才是应该做的”，“我的心灵才是有资格做决定的心灵，而他人的心灵根本不需要在场，我就可以单方面决定普遍价值的选择，可以单方面制定游戏规则。这就是主体性的政治霸权”③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人类主体通过劳动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物质世界(此岸“是”的现象界)，他也在这个世界中丧失了自己本应具有(彼岸)的一切主体本质。人类主体应该具有的权利颠倒地表现为资本(物)的一种支配权利;人失去了自己，却让自己的创造物——资本获得了生命。所以，正是异化劳动才创造了敌视自己的对象——私有财产!

三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指《资本论》——引者注)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马克思的主体性批判是一种反主体性的批判，是一种对资本主体性的抵抗，即抗击资本主体性对劳动的侵蚀而彰显主体性。同时，它也是理解人的存在的一种思考方式。马克思之前的人的主体性被主体意识、意义本身不断破坏、重建，然后再被破坏。资本主体性下的人的生活，被理解为是社会建构的、清晰的而设定了界限的，是关系性的、现实性的和历史性的，它更多地体现为人的个体性，进而成为地方的和全球的，变成了普遍性的，以真理为基础。也就是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存在的”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而马克思的主体性批判在于，“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

“正义的原则对每个社会而言都是具体的，它不能被用于评判其他社会的正义或者缺乏正义。”⑦［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3页。社会是不存在“普世”的正义标准的，例如劳动和资本这样一对矛盾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也是其中心思想。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其目的是批判资本统治下的劳动的异化，建立劳动分配正义理论，进而达到劳动与资本的平等存在。所以说，劳动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当然，劳动是人的劳动，而人是社会中的人，人不是孤立的个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以历史的观点来正确评价经济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思想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集团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批判已教会人们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至少要努力去减少这些现象。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霍耐特提出了“马克思问题”，认为它的历史意义仍然有着明显的作用。所谓的“马克思问题”，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结构上的不足。霍耐特认为: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成为一种经济批判的论点，指出这种生产方式不可能带来它所许诺的个人自由的递增，因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活动者，即工人或生产者从表面上看来是‘自由的’，其实却是在毫无其他选择的逼迫下，才不得已而签订他们的工作合同的。虽然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以法定自由的可能性，来证明这些合同的合法性，但事实上这种生产方式不仅侵犯了社会自由的条件，就如它在一种计划经济性的合作前提下可能发生的那样，而且也伤害了它自己的承诺，它使工人们除了签订屈辱人格和经济剥削的契约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①［德］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287页。。尽管霍耐特的所谓“马克思问题”值得商榷，但他指出了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题，进而提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性的分析，许多是很有价值的”②［德］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主体性讨论的意义正在于当代社会主体性批判的建构，现代化启蒙了劳动者的主体性自我意识，但这种意识却在世界物化的过程中被“揉搓”着，而劳动者主体性的丧失，是这个世界物化的表现。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夺，使得劳动者对资本的反抗无法被吸纳到现代性的历史叙述中。劳动者主体性在现代性理论中的丧失，是因为资本需要以排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为自我发展的前提，这是现代性理论被压抑的潜意识。劳动者被资本所物化和排斥成为他们在今天的命运。

“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社会应界定为资本主义社会，它立足于对生产方式的私人占有，而在孔德看来，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立足于科学在开发自然当中的运用。”在托克维尔看来，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属于政治秩序”③［法］马南:《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崇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托克维尔认为现代社会是政治社会，他把民主制度理解为社会状况，以政治术语来界定社会。而孔德则从社会工业的发展来厘定社会，用一种实证主义角度论证社会存在。只有马克思从现代社会的本质来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指出“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也就是说，现代工业进程的发展、拓宽，强化了资本和劳动的阶级对立;与此同时，国家权力承担越来越多的角色。

四

马克思的主体性学说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主体性思想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领导者的主体性异化，让我们透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峙。资本主义社会是冷血的，但它在共产主义的裂缝中自有活路，即主体性的存在，扬弃异化，重构主体(变消极劳动为积极劳动);人的主体性被赋予了现实性、历史性，人被纳入到时空框架中，劳动的主体性成了人们的生活世界的展现处。

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转型时，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物”的消失。边际效应理论作为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出现，意味着主观因素对经济运动过程的影响，人的欲望及其满足成为分析的出发点。现代经济学由此完成了对资本物质性的遮蔽，成为讨论边际效应的心理学，注意力成为经济问题;但自然/社会的生态则不是经济问题。资本主义的知识体系不能揭示而是遮蔽自然的物化与资本的关系，所以后现代主义理论终于把消费社会理解为一个符号的社会，消费社会的商品来源被遮蔽了，符号成为不及物的存在，物质隐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理解为符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物质、历史的关系断裂了，总体的真理性被否定，“物”变成了符号和信息，文化成为能指的狂欢，资本成为财富，而货币成为资本市场上丧失所指的符号，资本市场的泡沫由此形成，“物”本身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体系里义无返顾地沉沦了。资本的形成要达到它的抽象永恒的统治性，就必须抽出现实物质性，遮蔽它的来源。但是，所有的商品都无法消除它的“物”身，就像所有的人都无法消除自己的肉身一样。资本离弃工人，就像离弃一座挖空的矿山一样，“无产阶级和财富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整体。它们是私有财产世界的两种形态”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资本定义了物的存在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那样，“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论述都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国民经济学把这个基本前提当作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作任何进一步的考察”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256页。。社会层面的异化如果不是以自然(物质)层面的异化为前提，就是不可想象的。资本主义从地下魔术般地唤起的财富的自动涌现，不过是自然资源的转换，财富依然是物质的，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商品的洪流是以物/人的异化为代价的，消费社会是以预支未来为代价的，而预支是有限度的，那就是自然界的物的极限，不可再生能源的极限。生态危机以及各种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恰恰要求证明世界和社会作为物质客体的主体性，物质客体的存在将最终否决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叙述，那就是:人类的历史只剩下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于资本的自我增值的过程中。

(责任编辑: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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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5］04-0023-05

2015-03-15

姜涌(1963—)，男，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