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致远 魏韶华

关纪新的《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结项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首次对满族小说的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将满族小说创作的总体情况与满族历史上的民族文化流变相联系加以考量，与满族曾经普遍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同时又注意葆有本民族审美特征相联系加以探究。全书分成若干主题，在分析满族小说的特征及其在中国文学和文化整体展开过程中的表现与意蕴的基础之上，对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广泛运用多重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满族小说在中华文化大格局中存在与呈现的能量进行了深度的挖掘与描述。

与此同时，这也不单单是一部史论，在对满族小说进行整理归纳的基础之上，本书将清代至当代的满族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共性，围绕着“民族精神”这一核心，从“文化土壤”“艺术表达”“悲悯情怀”“人物画廊”“语言特征”“艺术诉求”和“京城摹写与民俗扫描”七个方面对满族小说加以分析，从而建构出了完满的满族小说概念。在此基础之上，讨论满族小说之特性，意在“对自身的历史文化加以回顾和省视”。在进行“满族小说价值评估”的同时，关纪新先生着力于讨论在“中华文化”这一宏大概念之下，满族在历史中应该占据的位置。

在研究中，作者先是针对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对满族文化、历史及文学不甚了解的现状，先对满族的历史、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从中可以看出满族文学的积淀之深厚。接下来，作者首先界定了满族小说的概念内涵，然后具体介绍了自清康熙以来的满族小说创作。满人用汉文写小说，最早始于康熙时期的佟世思创作的《耳书》。作者沿着时间线索先后评述了满清时期的多部影响较大的满族古代小说，下至老舍、端木蕻良、关沫南等民国时期作家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众多满族小说家的创作。从中可以发现满族是个名副其实的盛产小说的民族。从第三至九章，作者紧紧围绕着“民族精神”这一核心，从“文化土壤”“艺术表达”“悲悯情怀”“人物画廊”“语言特征”“艺术诉求”和“京城摹写与民俗扫描”七个方面对满族小说加以分析，赋予了“满族小说”丰富又鲜明的特征。

自古流传下来的神话与“说部”，作为培植满族小说的民族民间文化土壤，对日后的满族书面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萨满教观念，更是使每一个民族成员都笃信“万物有灵”的说法，这一观念也深深影响了日后满族小说的创作。满族小说作为民族精神型范的艺术表达，其中深深植有萨满教的精神。其对于满族的传统精神文化的养成与传承，产生了非凡的意义与作用。以《红楼梦》为例，作者详细分析了潜藏在作品当中的满洲元文化气息。除此之外，萨满教的文化精神同样流淌在《夜谭随录》等满族小说当中。直至现代的满族作家端木蕻良，这种强大的文化精神，仍然被他表达得相当浓烈。

抓住满族小说中深深植根的萨满精神之后，关纪新先生进一步关注到在满族小说长久的创作实践当中，积聚着的作家们对沧桑历史、跌宕旅程、变迁世事、苦难人生之深切的体察与品味，书写出的许许多多饱含悲剧意蕴的作品和渐渐形成的凸显悲悯情怀的民族文学传统。八旗制度带来的种种弊端，导致满人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特别的性情：在看似洒脱的外表里，掩藏着悲怆与忧患。自纳兰性德起，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再到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大悲寺外》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展现出了带有悲剧色彩的精神内核。

在人物塑造方面，满族小说有诸多贡献，在中华多民族文坛上，构成了与汉族以及各个兄弟民族作品在人物形象描绘上的相异相辅，从而丰富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形象画廊。从《红楼梦》里的家奴世仆到和邦额笔下的红衣少女，从王度庐笔下的旗人女主人公到叶广岑的“家族命运系列”，再到老舍对城市下层社会苦难人民的书写，身为满族一员的作家们对于本民族同胞、本家族亲人的命运深沉的关爱，成为了他们高潮迭起创作的潜在动力。在语言特征方面，满族人入关定都北京之后，随着习汉语的日益普遍，原先京城里带有吴语方言特色的汉语逐渐被沈阳方言的言语所取代。久而久之，带有浓重“儿化音”的京腔应运而生。满族一代代的小说家将“京腔”“京韵”等民族性语言天赋兑现到作品叙事当中，为中华的文学与文明留下了卓有价值的语言范本。最后作者分别分析了满族小说雅俗共赏的艺术诉求和满族作家对京城进行社会描摹的传统。众多满族小说家通力完成的“北京浮世绘”，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京师市井文化的特征，对内对外都有着非比寻常的典型意义。

自第十章始，作者从个案的分析上升到抽象精神的高度，分析了满族书面文学传统及其流变中不可或缺的一大特性：自我的历史反思和文化反思。对自身历史文化加以回顾和省视，是满族作为一个睿智的民族的精神特征之一。曹雪芹因满洲入关前后的社会文化冲突而在作品中表现出痛苦忧思；和邦额的《戴监生》和《卖饼翁》表达出对既有历史演进的寻绎和反刍；现代作家老舍，更是在通过小说叙事反思民族历史教训方面，有着格外重要的贡献。全书的归结点在于，通过这一研究，充分肯定中华文化的整体环境对满族和它的一切既往文学绩效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继而明确指出满族小说并非汉族文学的附属物，其多方面独到的个性化的艺术书写，是对中华文化丰富与展开不可或缺的积极奉献，进而完成了中华文化大格局下满族小说的基本价值评估。

多年以来，满族小说的系统化研究始终是满族文学的研究空白，虽有诸多学者针对满族小说家极其作品进行深入地分析，但始终未能做到理论层面的提升。如今，关纪新先生在几十年的研修、积累和思考的基础上，对满族小说的成就认真完整地做出梳理，在中华文化大背景下，较为细致地阐释了满族小说的特征以及在中国文学和文化整体展开过程中的表现与价值，填补了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空白。

此外，值得文学界关注的是，关纪新先生着眼于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提出了相对新颖的理论视角：中国文化并不等同于汉族文化，而是众多民族文化的汇聚与融合。这一观点是针对多年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模糊界定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直以来，在中国这个多民族文化共存的大氛围内，以满族文化为代表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化总是被掩盖在汉文化的光芒之下，缺乏普遍的认同和高度的关注，因而造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承与发扬方面的重视程度不足。关纪新先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带来的阻滞，表现出其学术思想的前瞻性与深刻性。这种站在国家与民族高度上进行文学思考的做法也正是我们新时代需要提倡的。《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从特有民族的个性文化视角出发，参照该民族传统的文化艺术诉求原则，对诸多满族小说的作品及其作者进行深度的分析与论证，实可谓满族小说研究之“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