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重视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2015-03-31朱妙宽朱海平

东方论坛 2015年4期

朱妙宽朱海平

（中共江苏省兴化市委党校，江苏兴化 225700）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创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时代和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还有许多不适应。其中，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机制不够健全，未能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作用，就是一个突出问题。本文试就此作一粗浅探讨。

一、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一）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意见》强调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1]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社会科学的地位日趋重要，社会科学在各级政府的决策和企业经营管理中，在人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如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一样，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社会科学的广泛应用。恩格斯说过：“交易所朝着集中的方向改变分配，大大加速资本的积聚，因此这是像蒸汽机那样的革命的因素”。[2]在恩格斯看来，股份制及稍后出现的股票交易所，是如同发明蒸汽机那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因为它大大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实现了单个资本所无法实现的诸如修建铁路这样的耗费巨资的宏伟工程。[3]由此可见，股份制的创立与蒸汽机的发明同样重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1990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更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在我国目前，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为关键。”[4]这充分说明了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这种重要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转化应用方面，推动成果的转化应用是社会科学研究追求的终极目标。社会科学成果只有得到转化应用，才能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了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没有中国综合国力的极大增强，没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反之，由于理论脱离实际，指导思想错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曾经走过弯路，发生了“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等错误，党和国家经过许多波折，广大人民遭受重大损失和不幸。由于理论认识的模糊，指导思想的错误，我国有许多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不仅没有得到转化和应用，反而受到错误批判。例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论，如果得到转化和应用，我国的人口增长就会及早得到控制，人口结构就会明显优化，人口素质就会大大提高，也不必实行近30多年“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政策。不幸的是，这样一种科学理论不仅没有被领导人采纳，而且马寅初先生还受到错误批判和长期冤屈，更严重的是导致了“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导致了升学难、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同样，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旗帜鲜明地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利润是企业管理的‘牛鼻子’。”这些正确理论不仅没有转化为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管理制度，反而使孙冶方受到错误批判并冤狱多年。不仅如此，由于违背价值规律，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持续拉大，导致了严重的“三农问题”，致使我国工农差别之大为世界罕见，以致于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教授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中的大问题。”[5]（P2）由于忽视利润指标、经济效益和经济核算，甚至于一度“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一大批国有企业亏损严重，资不抵债，不得不进行改制，导致几千万职工下岗失业和生活困难。

以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尊重社会科学，善于转化和应用社会科学，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胜利前进，兴旺发达；什么时候我们违背社会科学，篾视科学真理，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损失，党和人民就会遭受巨大不幸。恩格斯告诫人们：“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6]（P300）他还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6]（P285）今天，我国要实现科学发展，实现民族振兴，同样不能离开理论思维，不能离开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三）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凸显了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推进各项改革，必须靠理论的正确指导，必须靠永无止境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必须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创新、转化和应用。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没有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管理学等等社会科学的指导，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寸步难行，甚至会走上邪路。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必须靠科教兴国，靠科学执政、科学管理、科学决策、科学发展。如果没有科学，或者只有自然科学，没有社会科学，或者没有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是无法想象的。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和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加重视和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工作。

二、我国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中的存在问题

在社会科学成果转化工作中，目前我国主要存在着转化率低，转化不及时、不充分、不到位等问题。再好的社会科学成果，如果不能转化应用，不能付诸实施，而是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就等于没有这些成果。现实情况是，我国有许多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论文只是停留在书本中、刊物中，没有受到各方面足够的重视，没有得到及时而充分的转化和应用，没有充分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一）转化率低

从国际上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于发达国家；从国内看，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率又低于自然科学成果转化率。关于我国自然科学成果的转化率，各说不一，有的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有的则说“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约2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差距甚远”。[7]虽然统计口径和结果不尽相同，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自然科学相比，我国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率更低。许多人都感到“论文总是发表得多，转化的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许鹏指出，有统计数据显示，大陆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已进入世界前列，甚至在某些领域还是第一名，可是转化比例大概不到30%，而人文社会科学仅在10%左右。[8]另有统计数据显示，就全国而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仅有5%－6%被应用转化，3%的成果形成了产业。这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和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9]

（二）转化不及时

有些学者呕心沥血、潜心钻研形成的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并有明显实用价值的研究成果，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受到社会的重视，特别是并未受到决策机构和领导干部的重视，常常被束之高阁，打入冷宫，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成了一纸空文。例如，对公款消费中的挥霍浪费问题，有些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予以关注和研究，包括笔者本人，早在《求是内部文稿》1995年第2 期就以封面要目文章发表了《谈谈我国公款消费问题》，文章指出了公款消费中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如果得到及时转化和应用，每年可为国家节约数千亿元，十多年来就可节约数万亿元；除了巨大经济效益外，还必将产生转变干部作风、改善干群关系的巨大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可是过了十多年，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才认真规范和管控了这个问题，作出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并将落实八项规定与反对“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相结合，收到了明显成效。

（三）转化不充分、不到位

有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央决策机构也比较关注和重视，予以参考和吸纳，转化成为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但是往往转化不充分、不到位。例如，在教育改革方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是经过多次向全国广泛征求意见，并吸纳教育科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制定出来的。其中第十项专门作了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规定。但是在许多学校，特别是许多中学，学生课业负担依然过重，许多中学生在校时间超过10 小时，睡眠时间不足6 小时，严重危害学生身心健康。许多地方的体检结果表明，中小学生肥胖率高、近视率高、体能下降。以致2013年8月2日，《人民日报》以《学生负担过重已成民族之痛》为题作了报道。如此等等，有许多社会科学成果在形式上、文件上是转化了，实际上转化不充分，实施不得力、不到位，以致社会科学成果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我国社会科学成果转化难的原因分析

无论是与自然科学相比，还是与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相比，我国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率都是很低的。这里有多方面原因，主要原因有：

（一）利害关系原因

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许多问题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利益集团在许多问题上有各自不同的利益。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质，使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往往会触犯到某些阶级、阶层、群体、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和阻挠。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0]（序言P12）例如，官员家庭收入和财产公开，是防治腐败的有力措施，是许多国家早已实行的制度，也是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共识。尽管社会科学界早已提出这一建议，但是由于会触犯到某些人的切身利益，迟迟无法实施。又如，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消除分配不公，缩小收入差距，社会科学界在这一方面有不少值得采纳和参考的研究成果。但是，从2004年开始，经过8年多有关部门的研究、协商、博弈，才在2013年出台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尽管对某些利益集团已经作了很大让步，但要真正落实依然举步维艰。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11]由此可见，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比自然科学成果的转化要难得多。

（二）思想认识原因

由于社会现象极其复杂，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对同一个社会问题容易有不同看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人们对同一社会科学成果或观点的认识可能大相径庭，乃至完全相反。而要验证一个社会科学问题的结论，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做个实验就能办到，往往会遇到十分复杂的情况，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这样，统一认识就很难，转化为政策法规和制度就很难。正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12]（P578）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吴易风指出：“从现象上看，经济学家对同一问题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西方经济学家常说：‘有五个经济学家，就有六种观点。’观点的数目超过经济学家的数目。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存在，至少有一个经济学家早上持一种观点，晚上又持另一种观点。……我国当前的经济学论著，真可谓是五花八门，什么观点都有。”[13]由此可见，在社会科学问题上，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往往使人们感到在社会问题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客观真理可言，这样一来，社会科学成果也就难以转化。

（三）历史包袱原因

哲学社会科学本来就容易有不同认识，而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在理论上常常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经历过反复折腾，许多人都有惨痛教训，心有余悸，以致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只能“跟着说”，不敢“自己说”，不敢独立思考、独树一帜。有一位知名教授说过：“我过去讲‘三面红旗好’‘人民公社好’‘文化大革命好’，讲得头头是道；现在讲改革开放，讲联产承包责任制，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我能另讲一套吗？”由于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出现过理论上、政策上的多次反复，严重挫伤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真正有创造性、有说服力、有应用价值的社会科学成果比较罕见，使社会科学失去吸引力、公信力、凝聚力，导致人们对社会科学理论的信仰、信任和信心出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率、利用率很低是毫不奇怪的。

（四）学科特点原因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研究报告等，其内容主要是思想、方法、对策建议等，都是观念形态的东西。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具有抽象性、间接性、潜在性等特点，它的应用转化受制于种种主客观条件，呈现出不确定性、转化周期长、转化环节多、效果验证难等等特点，这些自身特点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难度较大。由于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产生的效果，不象自然科学成果那样，能够给转化者带来较快的、较直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因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往往不易。从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来说，也有不同特点。比较而言，应用经济学比理论经济学更易于转化，管理学也相对易于转化，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转化难度就大一点，哲学、历史学转化难度就更大一点。例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常识问题。但由于长期左的错误，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以致一度受到一些人的反对，甚至认为这是“砍旗”，引起很大争论，后来由于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支持，才弄清了理论是非，并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体现了宝贵价值。这种宝贵价值尽管能让广大人民受益，但并不是广大人民能够很快、很直接地感受到的，而是经过了10年、20年、30年的实践才感受到的。又如，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研究，要有重大发展创新实属不易，即使有了发展创新的科学成果，要得到经济学家、政治家、企业家的理解、认同和转化应用就更不容易，要应用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中，要真正做到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并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恰当地结合，只能有待于市场经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必须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经过一个很长的周期，才能让广大群众受益。理论经济学的这种特点，就使其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很难很慢，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五）研究方向原因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4]（P11）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把实践的需要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而不能就理论研究理论。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方向和课题选择上，有些人脱离实际，唯上唯书，缺乏独立思考和发展创新。有些研究只是对现行政策加以宣传解释，只能算作宣传材料，不能算是科研成果。有些人拾人牙慧，习惯于“故纸堆里做文章”，把名人、洋人、古人的论著甚至只言片语拿来重复一遍，阐释一番，就算是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些人埋头书斋，闭门造车，主观臆断，孤芳自赏，似乎离现实生活越远越好，他不关心社会需求，社会也不需要他的高谈阔论。研究方向不正确，转化应用也就无从谈起。

（六）成果质量原因

有些人虽然会读书、会考试，但不会深入实际、联系实际、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不会独立思考、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发展创新，拿不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有些人既无理论素养、广博知识，也无实践经验、研究才能，本来不是什么社会科学研究人才，但是出于某种功利目的，也装模作样搞起了“科研”。有些人是为了学位、职称、职务而写论文、出著作。有些人是为了完成任务、指标而被动应付，东拼西凑，敷衍了事。有些人未经调查研究、独立思考，没有自己的思想见解，无病呻吟，人云亦云，低水平重复别人著述。有些文章质量低劣，花钱就能发表。诸如此类的“成果”，根本算不上什么科学研究成果，更谈不上什么转化应用价值。而这种低质量的“成果”往往比高质量的成果多得多，这样一来，势必使社会科学成果的公信力、转化率大大下降。

（七）等级观念原因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严重，缺乏平等观念。以致有人戏言：“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普通老百姓就更没有真理，更没有话语权；即使提出什么思想、理论、意见、建议，也往往不予理会，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另一方面，许多领导干部有很大的话语权，他们的思想、理论、意见、建议往往容易转化为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或部门、地方、单位的决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由于有一套制度和机制，也比较容易受到认真对待，相对容易得到转化和应用，至少得到处理结果的及时反馈。有些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容易受到决策者的重视并转化为相关的决策。而普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一般很难受到重视、得到转化。而且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同样的科研成果，同样的意见建议由不同的人提出来，就有不同的结果。例如，1989年4月，笔者曾向国家教委和江苏省教委提出《关于教育改革的若干建议》，其中包括“高考时间可由七月上旬提前一个月”的建议。后来仅仅收到省教委同志一封礼节性回信，回信称：“您给杨副省长的来信及‘关于教育改革的若干建议’，杨泳沂同志非常重视，已批转我局，并嘱我代他回复和感谢。您在‘建议’中围绕当前教育改革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想法，我们将在研究新学年工作时认真予以参考。”此后并无下文。10年之后，1999年，全国政协委员王翔在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将高考时间提前到六月的建议。教育部对王翔建议案高度重视，很快答复，认真研究，正确决策，从2003年起就实行了六月高考。鉴于这样的事实，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同样的建议是普通老百姓提出的，能够得到教育部高度重视、很快答复、认真研究、充分考虑吗？如果教育部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一改革不是能够提前十年实行吗？由此可见，在社会科学成果转化和各项决策中，应该消除封建等级观念，消除一切身份歧视，平等地认真地对待一切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的意见、建议和研究成果，凡是能够转化应用的要及时转化应用。如果这一工作面广量大，可以配备一些秘书，进行认真筛选，找出可能有转化应用价值的成果供领导参考。要知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而“高贵者”为数寥寥，“卑贱者”人数众多，人才济济。“高贵者”有登高望远、信息灵通的优势，也有难以体察民情、难以听到真话的劣势；“卑贱者”有接触面小、局限性大的劣势，也有“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优势。因此，高层人士和基层平民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沟通、优势互补、通力协作，共同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关键是高级干部要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待人，礼贤下士，重视各种成果，公正看待成果，决不以人立言、以人废言。这样想，这样做，对党和人民较为有利，较少有害。

（八）转化机制原因

我国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率低，转化不及时、不充分、不到位，还由于转化渠道不畅通，转化机制不健全。有许多优秀社会科学成果，虽然也能发表、获奖，但是除了作者、编者、读者、评奖者之外，往往就无人问津，束之高阁，无法实现转化和应用。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一套搜集整理、研究处理、试点试验、结果反馈的渠道和转化机制。例如，笔者曾于1999年12月写了一篇《启动器官捐献的慈善工程解决器官移植的供求矛盾》的论文，曾寄《中华器官移植杂志》编辑部。该编辑部2000年2月17日来信说：“您给我刊的来稿，经我刊总编辑裘法祖院士亲自审阅后，认为：文章的内容、文笔都好。但鉴于我刊是学术类期刊，建议转投《科学时报》编辑部。我们已按总编辑意见，将大作及您个人来信一并转《科学时报》编辑部。”后来几经辗转延宕，直到2009年才在《中国新医学》第7 期发表。其中的政策建议如能付诸实施，或许每年能挽救成千上万（甚至更多）患者的生命。但是由于没有转化渠道，至今未能转化应用，未能发挥其救死扶伤的作用。因此，为了及时转化社会科学成果，充分发挥其作用，我国亟待建立健全一套及时转化社会科学成果的机制。

四、促进我国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对策建议

为了促进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充分发挥社会科学成果的作用，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工作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谈到成果转化，各级领导干部、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也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而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就连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也不乏自轻自贱的思想，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是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却轻视对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和应用。马克思早已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P61）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化是一次伟大的飞跃，从理性认识到社会实践的转化是一次更加伟大的飞跃。再好的理论，不能够转化应用，就等于没有理论。因此，无论是研究者还是领导者，都必须十分重视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现在，应该像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那样，尽快制定《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法》，并切实付诸实施。

（二）必须明确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

促进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充分发挥社会科学作用，必须明确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哲学社会科学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高地位、发挥作用，必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为党和政府重大决策服务，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解决根本问题指明了方向。……为人民群众做学问、为人民群众拿笔杆子，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神圣职责，是实现哲学社会科学价值的必然途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站稳立场，为人民做实学问、做好学问、做真学问，切实发挥好党和人民事业的思想库作用。”[15]我国许多专家学者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刻苦钻研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优秀成果，发挥重大作用。在这一方面，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教授堪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楷模。他十分关注实际、关注群众、关注民生；在政协会议上最早提出“建设全社会道德工程”“重视三农问题”“免费义务教育”“免除农业税收”“严控药价虚高”“惩治医疗腐败”“管控住房价格”“畅通信访”“精官简政”和“控制男女出生比例失调”及“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等等提案[16]（P1）；他建言之多、影响之大，一直是媒体争相报道的人物；许多提案和成果都已经转化成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他出版、主编、参编各类著作40 多部，发表各类论文300 多篇，都是真知灼见和金玉良言。这一切，都不是坐在高楼深院内凭空产生、偶然汇成的，而是他把2/3 时间用在跑基层，每年至少要跑20 个省（市、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勇于创新，赤诚奉献，而形成的精品力作和科学成果。实践证明，也只有这样的社会科学成果才能够有很高的转化率和应用价值。

（三）必须加强社会科学应用研究

促进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充分发挥社会科学作用，必须大力加强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中央《意见》要求，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要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应用对策研究促进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对策研究。归根到底，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基础研究也是为了实际应用，为了社会的科学发展，为了人民的富裕幸福。基础研究成果并不等于没有应用价值，也可以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规范社会行为，健全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应用研究成果主要通过决策、规划、政策、计划、经营管理等方式，直接进入物质生产过程，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或者进入社会生活过程，优化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社会风气。脱离实际应用，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那样的社会科学算不上真正的社会科学，而只是经院哲学或“研究室科学”，那样的社会科学家只是“研究室科学家”而不是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有其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宏观上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微观上个人思想观念的进步、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和应用。江苏省社会科学界十分重视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多年来，江苏省都认真做了“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的立项工作、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优秀成果的评奖工作，建立了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创办了《社科应用研究》《决策参阅》等刊物。江苏省的党校、高校、社科院也都重视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发挥了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积极作用。

（四）必须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

促进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充分发挥社会科学作用，必须有高质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没有高质量的成果，转化和应用就无从谈起。作为可转化可应用的高质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必须有实践性。就是选题来源于实践，成果服务于实践。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需要，符合人民的期待，直面和回答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二是必须有创造性。就是必须有新观点、新方法、新见解、新建议，有理论创新、思路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研究成果必须为“前人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的东西毫无价值。三是必须有科学性。社会科学是科学，必须实事求是，符合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容不得半点主观臆造的东西。有些人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自以为有什么创新，实际上有很大主观随意性，甚至是奇谈怪论，没有科学性可言。四是可行性。作为可转化、可应用的科学成果，必须有可行性。有些在理论上、在想像中似乎很好的想法，在实践中并不可行，这样的成果也无法转化和应用。五是效益性。这种效益可以是经济效益，也可以是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如果兼具多方面效益当然更好。有些成果、理论、方案、意见、建议，不能说没有道理，没有新意，但是，或者有更好的成果可以取代它，或者它的成本过高，成本高于效益、副作用大于正面作用。所以只有兼具实践性、创造性、科学性、可行性、效益性的研究成果，才能算是高质量的成果，才有转化和应用的价值。

（五）必须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机制

促进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充分发挥社会科学作用，必须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机制。要通过健全的评价机制，从大量社会科学成果中筛选出真正具有转化和应用价值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评价主体当然要以同行专家为主，同行专家中也会有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要客观公正，审慎取舍，防止埋没优秀成果。必要时也要倾听作者、编者、应用者的意见。优秀成果的作者往往在成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但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有些思想和潜在价值不一定反映在成果中，也不一定为同行专家所知，所以必要时应该让作者介绍。编者往往对成果进行过反复审读，对成果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应用者会从应用角度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评价标准应该符合上述高质量成果的标准。其中，又要特别注重创造性。由于某种原因，有些人对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总是首先找“错误”、缺点和不足之处，而不是首先看有无创新之处。其实应该首先看有无创新之处，只要有创新之处，就是可取的，优秀的，即使有什么“错误”、缺点和不足之处，又有何妨？有谁说话、写文章能够句句是真理，没有一点错误缺点？有创新也有错误的成果要比没有创新也没有错误的成果更有价值。应该允许在创新过程中有错误。不允许犯错误，有错误就揪住不放，甚至一棍子打死，这才是最大最可怕的错误。对于是否具有科学性，究竟是真理还是错误，人们见仁见智，往往有不同看法，有时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不要匆忙下结论，不要轻易就否定。恩格斯说得好；“真理和谬误，……只有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17]（P431）他还说：“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6]（P244）除了要慎重对待真理和谬误之外，还要平等对待不同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在有些成果评价或评奖工作中，往往会对一些名家、熟人更加青睐，而对一些基层单位的、初出茅庐的、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成果往往不屑一顾。在领导机关，对一些来自基层的无名之辈的意见、建议也往往不屑一顾，不予理睬。这不仅会对有关人不公平、不尊重，也会对人民和事业造成无形之中的损失。因此，在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中一定要克服等级观念，克服门户之见，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才有利于发现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

（六）必须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机制

促进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充分发挥社会科学作用，必须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机制。有许多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不是没有转化价值和应用价值，而是缺乏一套健全的转化机制，缺乏一条畅通的转化渠道。现在要像修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那样，尽快建立健全一套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机制，建立一条畅通的转化渠道。

首先，要建立一个可转化应用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集结平台。据悉，中国人民大学一直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工作。人民大学所办的《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物已有多年，影响很大，效果很好。现在可以请人民大学（或其他有条件的单位）像办《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物那样，创办系列刊物，从转化应用的视角精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优秀成果，提供有关各方参考。有条件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也可以推荐或编辑相关资料。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创办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方面的刊物。

其次，要建立一些负责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发挥成果提供者和成果应用者之间的双向信息沟通作用。要建立健全党校、高校、社科院和各类研究机构、智囊机构及其研究人员与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各方面的信息沟通机制，密切供求联系。

第三，要建立一些必要的试点基地和试验环节。可以在相同条件下做不同方案的试验，也可以在不同条件下做相同方案的试验。要记取过去凭长官意志办事、一哄而起、一哄而下、反复折腾的经验教训，坚持一切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再行推广。

第四，要建立健全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执行机制。有许多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已经得到中央的重视和采纳，转化成为中央的政策法规，但是到了基层还存在许多执行不得力、不到位，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形同虚设的问题。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强有力的执行机制、包括检查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第五，要建立健全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对具有重大经济效益、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成果提供者，应该像奖励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成果那样，给予具有足够激励作用的奖励，并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

最后，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建设。党委和政府要经常向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注意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运用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中，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要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投入，保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经费适应科学研究工作和成果转化工作的需要，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和各项条件。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4-03-21.

[2] 恩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1883-02-08）[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 王柯敬.学者论学问:股份制——一个革命的因素[N].人民日报,2004-04-15.

[4] 文兴吾.社会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J].社会科学研究,1999,（5）.

[5] 任玉岭文集[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倪思洁.“科技成果转化率”咋衡量？[N].中国科学报,2014-01-09.

[8] 两国三地专家首次热议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转化[EB/OL].人民网-知识产权频道,2011-10-17.

[9] 周敏.关于社科研究成果应用转化问题的思考[N].陕西日报,2010-07-21.

[10]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 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N].人民日报,2013-03-18.

[12]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