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继媛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沈从文走上文坛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与同时期诸多乡土文学偏于冷色调，着重表现农村的衰败、愚昧或是凄苦等不同，沈从文笔下的乡村却有着温暖、和谐、富足、舒适、优美等温暖与明亮的基调，沈从文早期小说《槐化镇》中对乡村的书写盈满了温暖而悠远的诗意。《槐化镇》发表于1926年5月5日《晨报副刊》，槐化镇，并非沈从文的故乡，在《槐化镇》中可知作者曾经在此住过一年半，而这距离作者写《槐化镇》已经有七八年前的事情了。关于此处地名，《鸭子集》收录此篇小说作“槐”，《从文自传》作“怀”。如果说湘西边陲之地“茶峒”因《边城》为世人所共知， “槐化镇”，现今的怀化泸阳镇，“从南边湘西一个小商埠上去，花二十天的步行，就可以达到那个地方了。”在沈从文的笔下也同样具有属于自己的美丽，事实上当更多的人沉醉于边城茶峒美丽、清秀、苍翠的乡村世界时，走进《槐化镇》，走进另一个与茶峒一样美丽、淳朴、富有情趣的乡村诗意世界。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简略述《槐化镇》的诗性品格。

一、诗意的想象叙述

想象是构成诗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先秦时代，《庄子》就以奇崛瑰丽的浪漫主义想象而著称。作为一篇回忆性小说，想象和回忆是体现诗意《槐化镇》最突出的叙述方式。生命哲学的创始人狄尔泰认为回忆与想象是不可分割的，在他看来，“那唤起一系列想象的构想过程的力量，来自心灵的深处，来自那被生活的欢乐、痛苦、情绪、激情、奋求振荡着的心灵的底层。”［1］17而沈从文在《秋之沦落·序》中也说:“创作不是描写‘眼’见的状态，是当前一切官能的感觉的回忆。”他习惯想象和虚构，用想象和虚构的智慧，去编织自己的艺术世界。正如沈从文其他的乡村书写，《槐化镇》同样是身处都市对乡村世界的温暖回望。别具匠心却又自然而然体现诗性叙述的是文章开头作者以“成穗白色的洋槐花”言及“槐化镇”的想象叙述:“近来人常会把一切不相关的事联想起来，大概是心情太闲散了。白天正独自个，对着新买来的一个绿花瓶，想到插瓶中顶适宜的是洋槐。洋槐没有开，紫藤先到瓶中了。又似乎不能把洋槐白色成穗的花忘却。因槐花想到槐化镇，到夜里，且梦到在一个大铁炉子边折得一大束槐花，醒来了，嗅到紫藤的淡淡香气，还疑是那铁炉子边折来的白色成穗的洋槐花!”作者最近因这份闲散的心情，由家中新买的绿花瓶最适宜插白色成穗的洋槐想起槐化镇，梦到槐化镇，梦醒后分不清萦绕在周围的是紫藤的淡淡香气还是铁炉子边折来的白色成穗的洋槐花的清香。在此，作者由现实进入梦境，又从梦境中回到现实，借助想象的叙述方式很自然地过渡到了对少年时生活过的“槐化镇”点点滴滴的回忆。颇有意思的是，作者以为槐化镇上的槐花、炉子，泉水“属于可爱一类的”，所以“梦中还是离不开”。但这篇小说在开头提到槐化镇“铁炉子”旁边折得的洋槐花，并没有对槐化镇屋前路边的洋槐花作细致入微具体的描写。其实洋槐虽有一个“洋”字，但在乡村却是一种极其普通的树木，它不择地而生，在乡野村边，沟底坡上，只要有一块土，哪怕很少的一点土，不管是肥沃或是瘠薄，都能蓬勃出一潭绿色。春末夏初，洁白成串的槐花就会缀满树枝并散发出淡淡的素雅的清香。虽然在文中作者对“洋槐”着墨并不多，仅点到为止，但槐化镇却因白色成穗的洋槐的出现获得了无限的诗意，白色洋槐，清香四溢，让人对槐化镇心生无限遥远的触动和温暖，其后的人、景、物、风俗等的简单叙写也因此在雅致的清香中获得了浓郁悠远的浪漫气息。犹如《呼兰河传》中儿时的萧红插在祖父草帽上的红花，开在遥远故地的“洋槐花”以其纯净的白色同样震颤着人的心灵，寄托着作者对槐化镇无限的怀想。我们知道通常作家们在对于客观世界进行描摹的叙述之时，为了在轻松中对“难言”之意进行言说往往乐于找到最贴近的“意”和“象”，从而可以表达更多难以言传的微妙的内涵，具有含蓄的美感。盛开在乡野的洋槐，默默绽放，坚强执着，无论其美丽的外观还是内在的坚韧品质都与远离尘嚣、为北方人 (不止北方人)所不知的槐化镇存在着气质的契合，“洋槐花”无疑可视为作者在《槐化镇》展开想象叙述、寄托情思极为贴切的独特意象。“意象”不仅是诗歌同样是小说不可或缺的因素。虽然在槐化镇还有铁炉、井泉，长年不断的犹如女人眼泪的雨，但都不如白色成穗、清香四溢的洋槐花如此明亮、情韵深长地摇曳人的心头，说道槐化镇，想起“洋槐花”。

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说过:“回忆，这位天地的娇女，宇宙的新娘，九夜之中便成了众缪斯的母亲。……回忆，并不是随便地去思能够被思的随便什么思的东西。回忆是对处处都求思的那种东西的思的聚合。……回忆，众缪斯之母，回过头来思必须思的东西。这是诗的根和源。”［2］136《槐化镇》作为一篇回忆性小说，其本身就因“回忆”的诗性因素获得了诗的韵味。而在沈从文的笔下，“野花往往浓缩为往往是一种生命怒放的标志，一种美的形式，代表了一种质朴奔放，热情单纯的乡野之美，自然之美，生命的神性之美。”［3］11洋槐花就是具有这样内涵的乡野之花。因此开篇选择以不能忘怀的白色成穗的洋槐花开启想象的翅膀，更使作品获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之魅力。

二、温暖忧伤的情愫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且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感染了观众或听众，这就是艺术。”［4］中国古文论家陆机在《文赋》说:“诗言情而绮靡”;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因此从情感的角度来看，《槐化镇》如沈从文其他乡村叙事的小说一样，作者的主观情感渗透在人物、景物、风物的描写中，现实生活的神韵在娓娓叙述中自然露出。在《槐化镇》中作者首先细致地描绘了自己最爱去的形似大馒头的小土丘，奇怪的是山腰有风洞，大概与另一山洞相通，常有风吹出，到热天时，风极冷。尽管在镇上有洞神抓小孩的传说，但风洞依然吸引着年少爱玩的“我”，以致作者在远离了槐化镇后无不神往地说:“我所到过的地方，使我过去了许多年还留恋的，风洞居其一”。除了风洞，作者还赞叹了土丘上石块的神奇，土丘四周的许多石头，颓然欲坠，但并不崩落，很自然的为另一大石扶着，或压住一角，与土丘成宾主。而让人怀念的是土坡顶的美丽，平顺的土坡顶上全是细细的黄土，到了八月，黄土开遍了野蒿菊，象星子，象绣花毯子。这如画的景致不知曾经如何震撼着作者年轻爱美的心灵:“若是会画，我早把它画下来了。”因此槐化镇的土坡美，美在土坡上的风洞可以嬉戏、纳凉，可以满足“我”反抗迷信显出与他人不同的年少轻狂;美在神奇搭建的石块和盛开满地的像星星、像绣花毯子的野蒿菊地满足着“我”对美的渴望。槐化镇的土坡是普通的，但却因风洞而奇因花而美。而槐花镇的水却是“有趣”和灵动的。优雅境致的方井泉，四周有十多株柳树。饶有“情趣”是可以坐在泉边看女人洗菜，白菜萝卜根叶浮满了泉尾的溪面;泉水清澈得可以让许多女人当镜子理发。水流出井外时，则成了一条狭长的小溪。泉水的来源，是由地底沙土中涌出的，在日光下，空气为水里成小珍珠样，由水底上翻，“有趣”到使人离不开它。而更神奇的是槐化镇南边特有的高到似乎望到顶就会把帽子弄掉的“伟大怪物”熔铁炉，划过天空的、彼端牵引向炉顶的长桥曾经无数次引起年少的“我”天真的梦想，在那样高的熔炉顶上赏月，在看来象鸡笼一样的“有趣”的风箱屋子住两天会是何种滋味?在泻铁处看到的比烟火还热闹的白火花，若是到夜间，那是当更“有趣”的了。在此，泉水、风箱屋子、泻铁处的白火花无一不是最普通的景物，但在“我”看来却无一不是非常有趣的。坐在泉边看女人洗菜是有趣的，泉水在日光下变成小珍珠样也是有趣的，槐化镇上普通而寻常的事件在年少的“我”面前都显得饶有情趣的。而作为士兵的“我”在河沟涨水时可以大摇大摆跳过四十多墩跳石，但作为军佐的同伴面对活活流动的水、乱翻的泡沫折身而返时怯怯的神情至今让“我”觉得好笑，这也是颇有趣味的。而铁炉旁六个拉风箱的人赤着膊子，站在风箱前头，一嘘一嘘把风送到炉里去，“这哨子远一点听，是一只山麻雀在叫，稍近一点，又变成油蛐蛐了。”像山麻雀鸣叫，像油蛐蛐低吟，仍然是别样有生趣的。而这六个拉风箱的人，“是六个小孩子，孩子们做事是很生气的，都很忙，看不出那些小鬼，胳膊细小如甘蔗，却能够挥大铁锤在砧上打铁。他们用，用锯，用钻孔器，全是极其伶巧的”(见沈从文《我的教育》)，作者对他们的喜爱不言而喻。槐化镇，一个不大的地方，一个只有一条大正街的小镇，一条大街只能容两顶轿子并排行走的小镇，一个有着小土丘，小土丘腰上有个风洞的小镇，一个有着方井泉、泉水流出井外成狭长小溪的小镇，一个因有铁厂而有铁炉、运输矿石的长桥、风箱、扯风箱的哨声等的小镇，朴实、简单、琐屑、真实而富有情趣。槐化镇的人是勤劳智慧、充实忙碌而坚韧的，他们搭建的炼铁的炉子大得让“我”怀疑它不是人所做成的东西，风箱上的把手上的铁皮为拉风箱的人摩得闪光，运送数不清毛铁的是牛的背和人的背，牛多，人更多。尽管为生活而奔波忙碌，但依然挡不住槐化镇人追求美丽的心，铁炉子旁竟然会有折来的大束的白色成穗的洋槐花，清澈的井水可以让镇上的女人洗菜，但同样可以是镇上女人天然理发的镜子。槐花镇人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简单的生存默默地坚持，勇敢地承受，静静地守候，执着于对生命形式最真实自然的坚守。如果说文中开头纯净的洋槐花带我们走进朴实、美丽、充满生趣的槐化镇，文中结尾那么对槐化镇落雨的描绘却带我们走进了另一个境界:“雨之类，像爱哭女人的眼泪样，长年永是那么落，不断的落，却不见完。……终日靡靡微微，不成点也不成丝，在很小的风的追逐下，一个市镇，全给埋葬在这种雾霾中。”槐化镇的落雨与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相隔了岁月流转、世事变迁，远在东京孤苦伶仃的萧红与“蜗居”北京前路迷茫的沈从文，其笔尖均流淌着对故地的感怀，且都带了些微灰蒙蒙的怅惘。其实槐化镇留给“我”的记忆有顶好也有顶不好的，就如经常落雨，槐花镇这条较宽点的大街泥泥泞泞，黑色的污秽，满满的匀匀的布了一街;在街上横流四溢的是豆腐铺中水缸里倒出来的臭水;杂货铺柜台下湿透了毛羽垂着尾巴的悲缩可怜的鸡公;在脏水中寻找食物拖泥带水的鸭子……然这仍是介于“我”喜憎之间的，而“我”依然愿意将这一切好的或不好的记忆都保存起来。作者对槐化镇感情之深，绝非平常。

随着白色成穗的洋槐花打开作者回忆的闸门，寄托着作者温暖忧伤情思的槐化小镇具有浓郁地方风情的人事一一展现出来。年少时的作者在军队中的生活是较为自由的，他可以随意出入军营到山野溪边游玩，去镇上铁厂体味观察当地民众的生活。他在槐化镇，一个远离了北方人思想之外的小镇，体悟到了它的美丽朴实它的趣味它的哀愁它独有的神韵，感受到了它扑面而来的亲切感、琐碎感、充实感。而事实上在作者不厌其烦的琐屑叙述中，在行云流水对处于自然状态风物的赞美中，在看似闲淡的笔墨状写中寄托着作者对槐化镇无限的深情和留恋，对现实生活的怅惘，对自由精神的憧憬向往，对渺远人生的诗意幻想。在此，不仅是槐化镇本身的美丽、朴实、生趣，更在于作者蕴含其间的温暖而忧伤的情愫使得槐化镇获得了无穷的诗意。

三、诗意的虚化空间建构

印度禅学提倡“抑制自己的意志，向内反省思维，守住内心，不然它外鹜”(《诗集》);庄周提倡“坐忘”、“心斋”(《庄子·大宗师、》、《庄子·人世间》)强调的是建立一种由内心体验和认识建构起来的精神空间，并把这个空间当作思维的起点，打通一条由内心感悟和情感体验组成的思维渠道。“道禅思维不仅淡化或取消了客观的宇宙时空观念，同时又建构起超越现实世界的心理幻觉的时空观念。”［5］63沈从文接受道禅思维方式对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沈从文创作中的“乡村世界”和“都市世界”，其实都不是作者静态的客观写实，而是把真实的空间通过主观的、幻想的手法进行了陌生化的处理，从而到达一个诗性的虚幻空间。这个空间有现实的色彩，但更多的是超越现实的特质［6］142。在《槐化镇》中作者通过对槐化镇陌生化处理、童心叙事等方式同样创设了一个虚拟化的诗意空间。有意对叙写的对象进行陌生化处理是沈从文写作惯常的方式，其《阿黑小史》中这样写道:“若把江南地方当做全国中心，有人不惮远，不怕荒僻，不嫌雨水瘴雾特别多，向南走，向西走，走三千里，可以到一个地方，是我在本文上所说的地方。这地方有一个油坊，以及一群我将提到的人物。” 《槐化镇》中也是如此， “槐化是个什么地方?我不说。这地方是有的，不过很远很远罢了。这地方，虽然能在地图上，指示你们一个小点，但实际上，是在你们北方人思想以外的。也正因其为远到许多北方人 (还不止北方人)思想以外，所以我才说远!若是实在说，果真有那样的傻子，想要到那里去看看那铁炉子，证实我的话，从南边湘西一个小商埠上去，花二十天的步行，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在此作者指出槐化镇是真实存在的，但却是一个地理位置偏远的地方， “很远很远”，远到在为北方人(还不止北方人)思想之外。而即使从湘西的一个小商埠出发，也需要步行二十天，这是一个藏匿很深的乡村小镇，是一个远离了当时文化中心的很多人都无从知晓的小镇，是一个让人不得不有所遐想和猜测的小镇。这几句话看似是作者有意让槐化镇讳莫如深，然却正是对“槐化镇”偏僻位置的强调，使得槐化镇获得了一种异在性和传奇性，从而使作者对槐化镇一隅人事、风物的琐屑叙述和描写突破了空间限制，完成了作者对朴实、简单、美丽、充实、有趣、自由人生等的透视和思考，从而使“槐化镇”成为一种自由而富有戏剧容量的特殊空间。

而通过“童心”叙事，对现实进行规避也是创设诗意虚化空间的一种方式。在沈从文早期创作的《鸭子》集、《蜜柑》集、《入伍后》集中等作品与其说是写了湘西，“不如说是作者对童年记忆和童年情感体验的再现，是作者对童年时期温情与伤感的一种搜寻和回忆。”［6］145《槐化镇》发表于1926年，在槐化镇驻军的时间要追溯到八年前，即作者在槐化镇驻军时正值十五、六岁的少年。而《槐化镇》正是以一个少年的澄澈的目光和能感受温暖生活的心灵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充满了生趣的、温情脉脉、自由的、和谐的、健康的、充满美和善的生存图景，《槐化镇》中“我”在槐化镇不惧风洞、对珍珠样水珠的喜爱、对同伴怯怯怕水神情感到好笑、对铁汁流出大铁炉发出白光的喜爱等等均可以看见孩童的审美眼光和审美情趣。比较来看，沈从文在《我的教育》中所叙写的槐化镇是有很大差异的，《我的教育》里第一句便是“这是我住在一个地名槐化的小镇上的回想。”驻军的时日，打牌，起哄，上街溜达，偶尔的吃肉喝酒，有事没事擦擦枪“时刻准备着”，看热闹或自己制造热闹，还有“我”暂不愿在此提及的、诸如此类的场期 (刑场处决土匪)描写—— “大家还不算觉得顶无趣味，是这汉子虽不唱歌不骂人，却还硬硬朗朗的一直走到刑场到了地，有人问他‘有话没有?’他就结结巴巴说‘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他只说这样一句话，即刻就把颈项伸长受刑了。”之所以不愿提及，在于“如我能够想得出这些人为什么懂得到在临刑时说一两句话，表示这不示弱于人的男子光荣气概，又为什么懂得到跪在地下后必须伸长颈项，给刽子手一种方便砍那一刀，我将不至于第二次去看那种事了。”在此，被看者的愚昧和麻木及作者“不忍”是充满着无尽的凉意和痛楚的。通过比较，《槐化镇》“童心叙事”所构建的虚幻境界所带来的浓浓诗意不言而喻。

《槐化镇》是沈从文早期的乡村题材的作品，这里的槐化镇不是出于纯粹的客观的经验，也不是出于对乡村的理性审视，而更像一幅慰藉心灵的幻象，是沈从文以避丑取美的诗意方式对记忆的重新搭建。这种诗意搭建是深受道禅思维影响的沈从文通过对空间的陌生化和“童心叙述”的主观处理，才完成了这样一种既关注现实又不受思维模式、文化成规所拘囿的自由的叙述方式和思维视角，从而形成一种自由通达的焕发着理想色彩的诗意空间。

在沈从文乡村叙事的作品中，《槐化镇》是其早期作品中篇幅短小且不甚有名的一个小篇。尽管如此，《槐化镇》因诗意的想象叙述、温暖而忧伤的美丽情愫以及诗意的虚幻空间的处理技巧所获得诗性品格以及由此而显示出的作者初登文坛就显露出的深沉的文化建构的苦心和思虑却是值得关注的。值得注意的在《槐化镇》发表前两天，即1926年5月3日的《晨报副刊》刊登了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绿的花瓶》，这篇小说通过写一个闲置的绿色花瓶表达了自己百无聊赖的苦恼和郁闷。事实上《槐化镇》开头就出现了这个“新买了的绿花瓶”:“近来人常会把一切不相关的事脸型起来，大概是心情太闲散了。白天正独自个，对到新买开的一个绿花瓶……”因此透过《槐化镇》的诗意品格去审视《槐化镇》更深层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理想，可以将《绿的花瓶》和《槐化镇》合二论之。据凌宇先生《沈从文传》记载，一九二五年五月，沈从文经林宰平和梁启超介绍，得到了一份香山慈幼园图书馆做办事员的工作。当时，与他有亲戚关系的熊希龄在北京主办慈善事业，香山慈幼院即由他开静宜园所建。但后来沈与熊二人间发生了摩擦，感到受到屈辱的沈从文于二五年秋独自搬出了静宜园，返回自己进京不久后住的那间“窄而霉小斋”。当贫穷、前路茫然的生活再度回到身边，《绿的花瓶》中无尽的懊恼是很自然的，而《槐化镇》中这份“闲散”是带着许多无奈与无助的“闲散”。由此观之，初来乍到现代都市所遇到的陌生、隔膜和排斥，很容易让沈从文将其回忆思虑的温暖视线投向于曾经生活过的山野村庄，哪怕这仅仅是他曾经驻军一年半的并非故乡的槐化镇。回忆中的槐化小镇，点点滴滴都是美好的回忆，铁炉旁折来的白色成穗的洋槐、泉水，是可爱的，梦中离不开的，而即便是让人懊恼的雨天中大街上的泥泞、悲缩可怜的鸡公、拖泥带水的鸭子……也都介于喜憎之间的。然而，槐化镇是离开了八年的小镇，一个连其泉水是否发生变化了也无从知晓的故地，因此作者在频频的温暖回望时又充满了难以摆脱的苦闷和忧伤，而这犹如槐化镇的落雨，淋淋漓漓，绵长不止。槐化镇，现今的槐化泸阳镇，一个过去现在都不甚有名的小镇，一个沈从文寄托了无限温暖忧伤的诗意乡村，同样因美丽、朴实、忙碌、灵动获得了永恒的诗意。《槐化镇》如沈从文其他诸多湘西题材的小说一样共同构筑着沈从文理想的人性和文化世界，显示着作者在20世纪20年代初登文坛对都市世界别样的批评和其深沉的文化思考。

［1］狄尔泰.体验与诗［M］ //.刘小枫.诗性哲学.济南:山东文学出版社，1986.

［2］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 ［M］ //.刘小枫.诗性哲学.济南:山东文学出版社，1986.

［3］陈辉.意象自然神性自然 人性自然 ［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0.

［4］邓静.论情感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J］.长治学院学报，2009(1).

［5］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6］杜素娟.孤独的诗性——论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 ［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