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玉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学术信息】

发明科学，改良社会
——在江苏省社会史学会2014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李良玉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经过紧张的准备，在省社联的支持下，在学会部、程主任、何处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今天，我们的会议开始了。刚才程主任语重心长地谈了很多东西，我听了很感动。我们一定要抽时间专门讨论一下，在学会工作中加以贯彻，把我们的学会办得更好。这次会议也是在各兄弟单位，在座的各位教授、专家的大力支持下召开的。吴善中老师、周建超老师、董德福老师、王玉贵老师、黄建远老师、吴东升老师、李恭忠老师，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没有大家的支持，会议办不起来。

首先，借这个机会对省社科联再次表示感谢。省社会史学会建立于1988年，至今已经二十多年。在学会建立之前，我与小程就有密切的工作联系，很多事情都是一起商量，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二十多年来我们程主任美丽依旧，但是李老师已经老了，垂垂老矣。“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但是20多年来，我们与省社联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这是在共同的努力中形成的一种纯粹的友谊。我对此非常重视。廖进教授过去在省社科联待了12年。他原来是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的负责人，有很高的理论修养。一方面曾经是领导，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朋友。前几天，程主任还在微信上谈到成熟不成熟的问题，我还跟了一句，天真、不成熟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我们要那么老成世故，那么油滑，那么不诚恳，那么包装起来生活？我今年夏天去新疆玩，在交河故城，听到一群年轻人边走边聊，其中一个说：“什么叫光明正大，很简单，就是大家到台面上来玩。”我马上停下来对他说：“哥们，你说得很对！”乖乖，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啊！我想，他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多年来，我和程主任就从来不包装。这份友谊我很珍惜。我和程主任、廖教授，包括何处——他到社联时间稍短一点，从来坦诚相待。所以，借这个机会，再次对省社联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其次，借这个机会对蔡少卿老师为我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表示崇高的敬意。今天早上，我们会议上蔡老师的10个学生一起去他家里看他。蔡老师是改革开放以来凭自己的学术成就获得世界声誉的学者。到国外一些知名高校去，谈到秘密社会，业内没有人不知道蔡老师。他为我们的社会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奠定了传统。蔡老师的书，在各著名高校图书馆的书架上都是拿不下来的。在座的很多人是蔡老师的学生，都是从蔡老师身上吸取了这种优良的精神传统。上学期，李恭忠往我的信箱放了一篇文章(《“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明中期至清中期海防论著的初步考察》)，写得非常漂亮。李恭忠老师，请站起来和大家认识一下，蔡老师的很多学生都在继承他的传统，作出很好的学术贡献。所以，我们要向蔡老师表示感谢。

1949年以后，中外学术交流的传统断了。20世纪80年代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些学术观点、学术著作、学术思潮，实际上，有许多是西方20世纪初或者稍后一些时候的东西。国内的社会史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重新开展起来的。其中，蔡老师作出了很大贡献。记得1988在南大召开第二届社会史会议时候，当时就有一个说法，是华东师范大学知名专家陈旭麓先生提出来的，社会史研究是“北冯南蔡”，“北冯”是冯尔康教授，“南蔡”是蔡少卿老师。

现在的理解，社会史研究是一种学术流派，是一种学术风格，是一种学术思想，也是一种学术方法。我们不主张把社会史研究搞成历史的边边角角，弄成一个狭小的社会空间，比如研究妓女、走私、贩毒、赌博，等等。它是一种研究视角。通过这个视角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观察社会的变动，时代的变迁，人民的生活，群众的心态，历史的规律，进步的趋势，等等，把握未来发展的总方向，更加完整地再现过去。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苏省的社会史研究已经有了许多学者。首先是蔡少卿老师，我记得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徐州师范大学余明侠教授，苏州大学程念祺教授，等等。就今天参加会议的专家而言，中青年学者有吴善中、周建超、沈世培、吴东升、姚传德、黄建远、梁家贵、董德福、王玉贵等各位教授；更年轻的专家有李恭忠老师；江苏大学的两位老师，请你们站起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马方方、孙旭红老师；扬州大学的陆和健、马约生老师；到会的各位博士生、硕士生。这些小帅哥、小美眉，现在看他们像小学生，好像气也不敢出，但是大家不要小看他们。10年以后就是他们的天下，20年以后就是他们这代人统治国家。一定不要歧视年轻人，欺负年轻人一定有你的好果子吃。因为你也会老的，到他们统治国家的时候，制定一项政策，老年人一概不管，那你就熄火了。我们要扶持年轻人。所以，今天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很高兴。

借此机会，我要做两点自我批评。

第一，2009年社会史学会改选，蔡老师叫我当会长，但是，改选以来工作没有做好。大家平时做了大量学术研究，可是学会的工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主要责任在我。当然，我也有一些具体原因。一是在学生身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太大，顾此失彼。我们的博士文丛已经出了三十多种，今年又出了五种，包括有我的一本《柳叶集·续编》。我承诺送给到会者每个人一本。李老师有一个传统，就是从来不向学生卖书。今天会上有许多在读的学生——博士、硕士，把书送给他们最值得。因为他们处在求知的阶段，虽然我的书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他们看了总能受到一些影响；二是我对学界风气非常失望，没有兴趣，不愿意搞学术会议。很多会议没什么意思，白白糟蹋国家的钱。现在流行体制化的知识，知识垃圾化是常态。当然这个想法不对。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严肃的研究，去影响学界、影响社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的态度；三是没有领导才干，缺乏学会工作经验。我们已经在深刻反思这个问题，昨天晚上开了理事会，准备采取一些重大的措施，力度很大，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一定不辜负省社联、学会部、程主任、何处对我们的殷切希望，一定要为他们争光。

第二，学会的一些具体工作，是通过荆世杰与各位联系的。他是南京林业大学的老师，也是我的博士。他很肯干，做了不少事。但在和各位老师联系的过程中，往往会有一些礼节方面不周到的情况。有的时候，我说，你给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发个电子邮件，就说有件什么事，请大家提提建议。他就把电子邮件发出去了，有时候也不给我看。有两次我说你发了信没有？也发给我看看。收到一看，不得了，他在信里说，李老师叫怎么搞怎么的。我说，你这信不能这么写，不能用这种口气。现在年轻人有这方面的欠缺。有一次，一个学生要考我的博士，给我写电子邮件。没有抬头，不写李老师；没有落款，不知道谁写的，像封匿名信。我很耐心地解释他的问题，最后告诉他，你给人写信，写给谁，你是谁，想解决什么问题，都要说清楚，这是与人相处的必要礼节。传统文化很讲究礼仪，现在年轻人不太注意。这是我的责任，我向各位教授道歉。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情，大家责怪我，不要怪荆世杰。

对今后的学会工作，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学会是学术界的群众团体，或者换个说法，是群众性的学术社团。学是学术，会是协会。学会就是学术研究之会、协同发展之会。有学术研究、有协同发展才有学会；没有学术研究、没有协同发展就没有学会。因此，我们要扣住这两条办好学会。

“民主办会，以文会友，发明科学，改良社会”，是我们学会的宗旨，或者说，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民主办会，把学会办成一个民主的集体。有事大家商量，大家齐心办事。有缺点大家做自我批评，开创民主的新风气。不要把社会上腐败的东西弄进来，把学会搞成小圈圈，少数人玩，论资排辈、排斥异己、压制年轻人。这是不可以的。我们经常埋怨社会上有专制的现象，但是，更要问一声自己做得如何？自己有没有专制？我对压制年轻人深恶痛绝。年轻时受人压制，年长了再去压制年轻人，循环不已，社会永远不会进步。所以，一定要坚持健康的东西、进步的东西，不要去学庸俗的东西。我们要以文会友，无论年资长短，无论名望大小，无论读书多少，大家都在共同的基础上交朋友。共同的基础就是研究学问。有共同的基础，就有共同的标准、共同的传统、共同的风气。我们要发明科学，老老实实地读书。这一点，蔡老师做出了表率。他曾在一篇文章的注释中标明，某段引文是请广州某位帮我抄来的。要向蔡老师学习，做老老实实的学问，不要做垃圾学问。我们要改良社会，以知识推动进步，继承和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社会上有许多职业，其实读书做学问是最艰难的职业，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先人很早就认识到这是知识创造者的困境。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要看透这一点，尽可能以有限的生命去多做有益的事情。这是总的原则，具体来说，要注意三点：

首先，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学术研究。改选以来，学会各位老师都在坚持做研究，董德福教授做“五四”以来思想、人物研究，有国家教育部项目和江苏省重大项目；周建超教授做中国近代人的思想现代化研究，做普列汉诺夫研究、三个世界理论研究、学习型政党的研究、国民性改造研究；吴善中教授继续做太平天国研究，分析、总结、继承罗尔纲先生的学术成就；黄建远教授从事新媒体的研究，这是一个新研究领域，是一个促进社会多元化、民主化的新方向；王玉贵老师做社会史理论和区域经济的研究，都做得很好。我自己也和大家一样，坚持读一点书，每年发一点文章。还有在座的年轻老师，都在认真读书教书。在座的博士、硕士也都在埋头读书，埋头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大家一定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博士论文是当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今后学术的发展进步要靠他们推动。

其次，要摆正和学术体制的关系。体制化是当前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体制化的学术，产生的是体制化的成果。多半情况下，这类成果知识性很差。对今天的大学和学术体制，我的总体评价是负面的。最近，我在一篇文章中说：

中国有一千多所大学，有成千上万的书记、校长、院长、主任之类的管理者，但是由于人事制度的腐败和缺乏监督，其中很难发现教育家，很难发现被本校师生员工尊敬的学校领导者，很难发现受到社会尊重的、足以领袖群伦的大学校长。中国有为数颇丰的大学老师，但是，由于官僚体制的痼疾，他们是被管理的对象，没有发言权，缺少自由的个性，缺少职业的尊严，是目前盛行的种种荒谬的考核评价机制的牺牲品。中国的大学每年有大量的学术成果面世，但是，由于实行恶劣的规划科研的政策，其中大部分是奉行急功近利的粗糙产品，包括那些大同小异的重复研究、可有可无的鸡毛研究、阿谀奉承的应景研究、抄袭剽窃的伪研究，大学正在日益失去创造知识的功能。中国的大学招生规模巨大，但是，由于政策导向错误，老师的教学积极性低下，管理形式化，教学质量没有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化，道德品质教育虚伪空洞。总之，大学里官僚膨胀、派系盘错、名利优先、学风轻浮、关系决定一切。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它是长期以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虚假风气的结果，唯有通过根本的改革，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够逐步地纠正过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重建知识、教育和人的尊严，培育和弘扬以促进社会进步为本质意义的现代读书传统，拨乱反正，使大学沿着创造文明的正确轨道前进。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遥远的想象，我希望它能够实现。

大学立则民立，大学正则学正，大学强则国强，这是时代对于大学的要求，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一刻也不要忘记。

这是我对体制的批评。但是批评归批评，体制很难改变。在目前情况下，读书做研究，要和体制保持适当距离。特别是对这种数量化指标体制、规划研究的体制，我个人认为必须采取一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不离不弃、若离若弃的态度。一个教授连续做三个项目，多半就变成傻瓜了。但是，如果有兴趣，在自己的领域以内，做一点项目也不是不可以；下功夫写点好文章，去投投所谓核心期刊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完全跟着体制走。有一次，有个大学请我去给老师讲怎么申报项目，结果我在会上痛斥这个制度。他们的科研处长大约有点不高兴了，我讲完了他接着讲一个多小时，赶快消毒。

我曾经说过，学问不是做出来的，而是玩出来的。有的专家在非常辛苦地做学问，我想，他一定很痛苦，一定被体制压制得喘不过气来了。大家想想，历史上哪个学问家的学问做出来的？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做学问做出来的吗？曹雪芹写大观园，那里的人有他们的活法。哪怕吃的菜，不仅有红烧肉，有狮子头，等等，还要起个很雅的菜名。1986年我到广东去开会，广东省人民政府请吃饭，最后有点心，菜单上赫然写着：“岭南佳果”。我心里想，到了广东，省政府请吃“岭南佳果”，一定是好东西。结果端上来，每人一只香蕉。这就是饭店的玩法。没有进过大观园，不在贵族人家过日子，不了解上流社会的风尚，《红楼梦》那样的书是写不出来的。我到江西南昌滕王阁去玩，那当然是新造的仿古建筑。讲解员宣传说，当年滕王阁落成，当地官员大摆宴席，在那里喝酒腐败。王勃到了，马上喝酒，醉醺醺挥毫而就，一篇《滕王阁序》写了出来。这是做学问做出来的吗？换了我们这些人，活200年，至少有100年像狗一样活着，恐怕还是写不出来。《兰亭序》是王羲之写的。我到绍兴兰亭去过了，地上确实有沟流着水，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挖的，还是原来就有？王羲之说：“此地有崇山峻岭，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分明是在玩嘛！哪里是在做学问？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学问是生活的结晶。所谓学问就是发现了什么问题，研究了什么问题，有什么心得，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要研究真问题，积累真学问，造成真知识。知识有真善美和假恶丑之分。有真知识，也有假知识；有善知识，也有恶知识；有美知识，也有丑知识。我们过去读的很多书不是善知识，而是恶知识。读了这些恶知识，斗来斗去，没完没了，全民内斗。知识的真善美，前提是真，没有真就一定没有善和美。真是最重要的品质。

最后，要摆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术与社会的关系，学术和人民利益的关系。刚才讲到新常态，反思纠错，讲到学界的种种问题。我对此深有同感。所有伪研究、伪科学、伪学问，都是对社会有害无益的东西。我们要做一些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对社会有益的学问。老师的影响力体现在以思想影响社会，以教育影响学生，为国家培养人才。现在，我的学生都超过我。今天在座的李刚超过我，翟洪峰超过我，他写扬州郊区现代化的书我写不出来。陈肖静写扬州，她的《扬州文化与旅游研究》比国外同类著作写得好，我写不出来，肯定超过我了。荆世杰在山东的村子里待了一年多，书马上要出版了。我曾经说他，你小子要出名了，他研究宗教也超过我。还有很多同学也超过我了。所以，当老师的责任，就是能把学生培养得超过自己。这就是最大的成功。

啰啰嗦嗦，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2014年11月22日会议，仇海燕根据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仇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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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23

李良玉(1951-)，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中国当代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