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小雨

(河南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河南郑州45000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新常态的命题。提出要进一步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治国理政的理念，推进改革的思路，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等方面都需要在新常态的条件下进行调整、修正和创新。新常态既是发展新阶段的重大挑战，又是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现代转型、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理念的重大机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1］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全面推进伟大斗争、全面推进务实外交、全面从严治党管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党中央的工作全局和最新部署保持高度一致，指明了正确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全面推进伟大斗争: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多次提到“伟大斗争”的命题，强调我们党正在进行一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最早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伟大斗争，把阶级斗争为确定为最紧迫最严峻的斗争，党的指导思想急剧“左”转。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稳定的形势日益复杂多变，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新时期的国情、党情、民情、社情深刻转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面临新的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面临三个“前所未有”:一是矛盾风险挑战之大前所未有，二是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三是执政考验之多前所未有。这一场伟大斗争，就是要直面新常态，直面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保持政治定力，坚定理想信念，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毛泽东曾经说过:“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2］

全面推进伟大斗争，是新一届党中央对当前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面临新的历史考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新的重大历史关头。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呈现出整体向好的良好态势，党风政风民风在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和倾向。形势逼人，问题倒逼改革，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主要挑战。特别是很多问题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结构性、系统性原因，不能以技术性、操作性政策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系统性、结构性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改革发展的有利因素在集聚，但同时阻碍改革、反对改革甚至打压改革的因素也在集聚。客观判断当前的大形势，需要有一个基本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这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转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伟大斗争”的措辞似乎过于尖锐，但背后蕴涵的是新一届党中央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坚定信念，和对当前我们党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清醒、客观的认识，也是全体人民对于实现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和新要求的具体体现。全面推进伟大斗争，目标就是要破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打破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重振纲纪，取信于民，实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承诺。

历史发展的接续性表明，一个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基础是上一个时代发展的延续。今天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甚至与十年前相比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变化是我们意料中的，有些变化的剧烈与深刻却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甚至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转折。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进入攻坚期，稳定进入调整期，我们遇到的挑战、风险、矛盾之大前所未有，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执政考验之多前所未有。国际环境、政治生态、社会生态都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急剧变迁，中国共产党面临现代转型的重大历史关口，中国社会面临发展转型的重要拐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面临时代转型的重大历史机遇和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 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说，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2］。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面临一系列政治新常态、改革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社会新常态，直面新常态，直面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共产党人的庄严政治责任和重大历史使命。

政治新常态，是指共产党要坚持高压反腐，保持政治生态的清廉、务实、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对腐败，无论生死，无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从严治党管党，端正党风，重振纲纪，以良好党风带政风促民风，取信于民，重塑执政合法性，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领导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从目前查处的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来看，脱离群众、背叛党和人民事业的现象已经不是极个别人的问题，而是相当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甚至在个别领域、地区、部门已经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集团式、家族式、塌陷式、断崖式腐败现象。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已经呈现出理想信念动摇、特权思想泛滥、奢靡之风猖獗、生活腐化堕落、腐败多发高发等党性不纯的恶劣生态，尤其是近些年来出现的大量祼官现象，更是暴露出中国共产党已经面临执政以来最严重的合法性考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究竟够不够格?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否已经荡然无存?因此，政治生态的异化和政治新常态的塑造，是共产党执政环境面临的最深刻变化。

社会新常态，是指社会发展要以实现公平正义为根本原则和风向标，不断提升社会团结水平，不断增强社会弹性和包容性，更好地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协调社会关系，增加社会活力，使改革发展成果在更高水平上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当前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思想的深刻变化，已经极大地侵蚀了改革发展的成果，稀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封闭，界限清楚，流动性降低，甚至敌视，近年来出现的二代现象(穷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官二代)、仇官仇富现象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利益分化和差别更是惊人，已经越过社会正常的承受能力，导致社会层面的断裂倾向。在思想领域，各阶层的认同感下降，公民个体的思想归属感不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下降。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利益固化，就是指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顽固抵抗改革的强大势力。比如针对国有企业领导薪酬制度的改革、对中西部地区高考政策的调整等，就是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开始。促进公平正义的前提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那种为了所谓效率而牺牲公平正义的论调根本站不住脚，没有了公平正义的效率是虚假的、反动的效率，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效率。

经济新常态是指经济发展从长期增长的态势过渡到长期的中高速增长，呈现动态平衡、结构稳定、速度适中的状态。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的可持续性要符合经济规律、顺应经济环境，保持适度规模、较高质量、较好效益，保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和多挑战。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由于经济发展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国际关联度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保持长期高速稳定增长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风险。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永远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因为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在封闭的环境里运行。从国内看，由于考核体系和激励制度的约束，一面声称坚持科学发展另一面背离科学发展的情况比比皆是，环境不断恶化就是最好的例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其实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低水平重复建设、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从国际来看，自然灾害与环境变异、金融危机与贸易保护、地区冲突与局部战争都会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下行风险增加、单一增长模式的长期有效性降低，如果再加上经济发展方式粗放、政策连续性不强的旧疾，就会受到更大的冲击。经济稳定增长、经济绩效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维护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但绝不应该是唯一的手段。保持经济结构合理，坚持发展风险共担、发展成果共享，促进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才有可能在风险面前岿然不动，有底气有能力应对。

二、全面推进务实外交: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务实外交，坚持中国立场，传播中国声音，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开拓中国外交新境界，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全面推进务实外交面临新的考验。既要坚持国家的核心利益，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十八大以来外交工作的成就和经验，对新形势下中国外交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既有务实外交的一面，同时也有强势的特点。因为中国作为综合实力不断上升的大国，需要在国际事务和国际重大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作用。现在不仅仅是中国需要世界，世界同样也需要中国。站在国际外交舞台的中央，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在一些重大事务和关键问题上表明中国的态度和立场，非常有必要，同时也是形势发展和促进世界和谐的题中应有之义。世界上的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也难得到彻底的解决。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民情和发展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被人称之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概括起来说，就是“一条道路”“三个好”。“一条道路”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根本遵循，不能有丝毫动摇。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开创新局面，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和伟大复兴才会有牢固的根基和依托。“三个好”是指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共产党好，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好，就是使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效为全体人民所掌握、所实践，既能想得到，又能看得见、摸得着。改革开放好，是指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由之路。中国外交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文化包容、亲和的特点，承认每一个国家民族的独立性和独特价值，不分大小、贫富一视同仁，积极推进和谐世界建设。中国是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国家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之后会称霸世界，改变世界现存政治秩序。从传统意义上讲，许多发展起来的国家都走上了武力争夺世界资源、挑战世界现存秩序的霸权主义道路。我们重申中国发展起来不会称霸，是对世界人民的庄严政治承诺，也符合中国一贯的外交理念。现今世界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分布，世界分工日益精细，占据上游高科技产业优势的国家控制了世界贸易规则的话语权和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基本态势，落后国家的发展受到各种各样制度体制、工业基础和游戏规则的制约。中国一贯坚持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认为全球社会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体，没有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实现全球整体上的良好发展。之所以现在各种恐怖主义、暴力冲突不断，根源就在于世界发展的差异性在不断扩大，不同经济体之间面临着不可逾越的发展鸿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形成并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思想。2013年3月，习近平在非洲展开首次出访。他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非双方是始终有着共同历史遭遇、发展任务与战略利益的命运共同体。在2013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强调“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的8月、9月，习近平分别明确提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在2014年7月17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时作了题为《努力构建携手并进的命运共同体》的讲话，表示只有坚持平等相待，始终真诚相助，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梦”和“拉美梦”才能共同实现。“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一贯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外交战略。中国积极构建“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而只有互相把命运紧紧相连，携手共进，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的周边国家关系准则，在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同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全面从严治党管党:重塑执政合法性的根本遵循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抓住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这个治党管党的关键环节，扎牢制度篱笆，剑指沉疴顽疾，是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点。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管党作出了重大部署。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围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治管党治党”，彰显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管党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管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管党的重要举措: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到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老虎”“苍蝇”一起打，从以上带下、以正袪邪到不能使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特别是在2014年10月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管党的八点要求，要求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必须依靠人民、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对新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管党进行了全面部署。

清正廉明、廉洁自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点。特别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能否遏制腐败势头的蔓延，能否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经得起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考验，直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执政合法性。在当前，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严重破坏党的执政形象、严重削弱党的战斗力免疫力的顽疾。在改革开放之初，腐败问题还只是体现在极个别党政领导干部身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腐败问题从体现在一少部分党政领导干部身上，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始在党内大面积蔓延。在当前已经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相当一部分党政领导干部甚至是中高级领导干部贪污变质、腐化堕落、道德败坏。腐败呈现出向宽领域、多层次发展的趋势，从党内的高层到基层党政领导干部，都暴露出严重脱离群众、严重违背党的纪律、严重违反法律等突出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首先体现在其巨大的政治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上。正是由于有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才有今天的执政地位，执政才能执得好，立党才能立得牢。但腐败问题已经导致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高度腐蚀党群关系，极度背离党的宗旨，使党的执政合法性受到从未有过的质疑。中国共产党要能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执政理念，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清正廉明的政治本色，团结带领人民打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乱循环，实现政治清明、发展繁荣、共同富裕、人民幸福的执政目标，就必须从严治党管党，重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坚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树立中国共产党良好的执政形象，取信于民，收拢渐失的民心。腐败问题说到底是党性不纯的问题，在思想上没有真正入党，在行动上必然导致脱离群众、背叛党的宗旨、背叛党的事业，导致理想信念动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失去信心。当前大量的贪官外逃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年来外逃贪官带走的财富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贪官外逃现象暴露出部分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腐化堕落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党的执政合法性怎么会不受到严重质疑?从性质上讲，贪官外逃是叛党、叛国，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另外现在还有大量的裸官存在，这些官员把家人送到国外，自己仍然在重要岗位上工作，一有机会就会去国外和家人团聚，这种脚踏两只船、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官员，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危害极大，对全面深化改革向前推进的阻碍作用更大。首先是财富来路不明，如果没有贪污腐化、利益输送，完全靠个人合法工资收入不可能支付高昂的国外生活费用。其次是与党与人民离心离德，严重败坏党的声誉和形象。目前中纪委已经对全国的祼官数量进行了初步的摸底和调查，对于如何定性和处理这些祼官也有了基本的思路和明确的操作规程。这些祼官已经不适宜在重要岗位上继续工作，也不可能再被提拔重用。要么选择把家人从国外召回国内，要么提前退休。从性质上说，这些祼官不仅是能不能提拔重用的问题，也不仅是官位是否能保得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还要查一查这些官员的财产从哪里来的，是如何支付家人在国外的生活费用的，这些官员有没有贪腐行为，构成违法违纪的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随着各项规章制度的完善，所有裸官都会浮出水面，被追究相应的责任。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纯洁党性、维护执政形象、重塑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举措。

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始终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纯洁性，保持和巩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3月和5月两次视察兰考时强调，要以焦裕禄为榜样和标杆，严格要求自己，狠抓作风建设。党的作风建设要经常抓，见常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效。学习焦裕禄精神，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关键在于学习公仆情怀，解决脱离群众问题;学习求实作风，解决形式主义问题;学习奋斗精神，解决消极懈怠问题;学习道德情操，解决腐化堕落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临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转型，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也出现了一系列党性不纯、作风不正、违法违纪案件多发高发等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党风出现了问题，部分党员干部甚至中高级领导干部特权思想严重，奢靡之风盛行，严重背离党的宗旨，严重脱离群众，直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特权思想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政治文化传统流传下来的毒瘤和糟粕。以为做官就是做老爷，高高在上，高人一等，凌驾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上。共产党执政的资格和权力来自人民，由人民授予，共产党官员的权力同样来自于人民和法律的授权，在人民利益面前，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没有特殊和例外。特权思想不仅是指在中高级领导干部中存在，普通党员干部也会受到影响和冲击。党风如此，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具体的政风，最后也会影响到民风，中央强调以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就是指共产党的党风端正，才能带动政风纯洁，才能促进民风向真向善向美。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部分领导干部丧失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享乐主义思想泛滥，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有资产，醉生梦死，甚至贪污腐化，大搞权钱权色交易。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4］1438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可以勇敢面对敌人的刺刀，可以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和挑战，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部分共产党人丧失了警惕，丢掉了立场，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国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是在革命胜利的前夕告诫全党，即将展开的执政道路更为复杂，必须警醒和自励。执政之路比革命道路更为艰巨繁重，正如毛主席讲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4］1438这些教导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巩固执政合法性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治国理政方式的深刻变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出了2020年的阶段性奋斗目标。法治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国家现代化首要的是实现法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首要的是法治能力。在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历史关节点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治国理念、价值追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追问。在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治的二元分野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的基本常识，以法治的方式还是以人治的方式治理国家、管党治党，是衡量政党现代性的基本标准。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程是一个不懈探索科学有效的治国理政方式的历程，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不断提升执政法治化水平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尽管在法治问题上存在许多认识问题和现实教训，遇到过不少挫折和挑战，但总体上，坚持用健全的党规党法从严治党管党，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坚持和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奋斗目标没有改变，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执政方式的理论和实践，深化了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规律的认识，提升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认识。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1］。现在有人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成效持怀疑态度，质疑中国共产党是否真正有诚意依法治国。这些人认为，如果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而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就不能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观点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在认识上是极端错误的，在行动上必然会动摇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动摇对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信心。

我们知道，世上并没有千秋万代的政党，也没有万世一系的政治实体。我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地位，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现实合法性，并不能代表和证明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执政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非牢不可破，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矛盾、风险和挑战。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必须克服自身执政的弱点，不断实现现代转型，而转型的核心和关键点就是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使命的有机统一。从执政理念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与人民心连心、手牵手、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着力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在更高水平上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共产党人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对历史的郑重交待，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民群众甘心情愿听党话、跟党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所在。从共产党的执政使命来说，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大发展、大繁荣，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人民的普遍幸福，完成执政使命。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苏东剧变的影响逐渐扩大，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和灾难，唱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似乎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失去了光明的前途，马克思主义好像已经不管用了，失去了固有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就已经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向世人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机与活力，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执政理念的实践与执政使命的完成，必须依靠科学有效的执政方式，必须坚持以法治为基础，坚持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带头保证执政，摒除一切高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带头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为了保证在正确的轨道上推进法治建设，同时必须使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证人民充分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目前最大的执政瓶颈问题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绩效如何，不是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如何，也不是现在的腐败问题对党的公信力的侵蚀与败坏，而是党有没有决心和信心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坚持树立宪法和法律在全社会的最高权威，坚持一切重大改革都于法有据，能够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考验。

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

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个重要阶段性成果，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重要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关键一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中的一个重大政治战略目标。配合这个目标的实现，必须坚持法治的原则，坚持法治的思维。党的十八大强调到2020年实现依法治国的五大战略目标，即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全面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些目标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没有这些目标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可能落空。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来看，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在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进程中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动态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是从温饱、小康和中等发达这几个层面来区分的，当时提出的人均4 000美元、实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目标早已被突破，我国目前人均GDP已经超过6 000美元，但世界人均水平已经超过了10 000美元。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很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和美国的差距大约一倍左右，但我们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

共同富裕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因为共同富裕的目标蕴涵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和共产党的执政价值。人民之所以信任和支持共产党，愿意跟着共产党向前走，根本上是因为能够看到实现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49年到1956年，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实现“一化三改”的战略目标，建立一个全面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人民相信共产党既能够带领人民砸烂一个受压迫受奴役的旧世界，也能带领人民在共同富裕目标的感召下建设一个全新的属于人民的新世界。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四分五裂，民族独立自由的梦想，人民安居乐业的期待都化为幻影。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梦想愈加清晰，步伐更加坚定，实践更加务实。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到沿海和内地两个大局实现平衡发展的要求，从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到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和谐社会，从让每个中国人都实现人生出彩的机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提升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关键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实践执政理念和价值的总依据。

要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共同推进、一体建设的原则。从现在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6年的时间，大约到党的二十大实现。这一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而深远，其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估都不为过。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道路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阶段性胜利和跨越，在一定程度上兑现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承诺，标志着党和国家的事业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党的十七大、党的十八大两个重要历史时段，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直处于党和国家事业总体布局的关键环节，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光荣、梦想、责任和期待。事非经过不知难，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处在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实现人民期待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必将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实现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要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以作风建设为抓手，以更加高昂的精神状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全面提升，必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具备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责任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鲜明的问题意识以及科学的思想方法。

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常态下的新设计新战略

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制度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其核心和基础就是法治，即人民当家做主的全面实现和国家和社会政治的法治化的有序推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也提出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目标现代化。由此可见，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是姊妹篇，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目标是贯彻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环节。邓小平曾经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总设计师，现在习近平被人们称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新设计师。新设计师的称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需要新的顶层设计，需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一要坚持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有些改革尽管困难重重，但也一定要克服困难。有些改革表面诱人，但是绝不能改，再过多长时间也不能改。因为颠覆性的错误一旦发生，无法挽回，所谓颠覆性的错误，就是指怀疑、动摇、挑战、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二是不能以技术性、操作性政策解决系统性、结构性问题。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利益的纠葛交错已经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局面，容易改的都已经改了，现在的改革已经到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困境和矛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如环境污染问题的背后就是长期的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低水平重复建设、高污染高耗能模式盛行，干部考核标准不科学、政绩观扭曲所致。

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力推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体现在国家治理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的科学架构和合理布局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改革中已经出现的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立规矩、定章程、建规则。特别是很多改革措施的出台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要有严密系统的法律依据，使改革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上。要想跳出历史兴衰周期率，就必须避免因为各种人为的、非制度化的干扰而半途而废，推倒重来。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保持好的发展形势、好的改革态势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但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改革要于法有据，就是要踏踏实实地用法治的方式、法治的思维推进改革，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1).

［2］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EB/OL］.(2014-09-25)［2014-12-10］.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25/c64094-25729647.html.

［3］ 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J］.求是，2015(2).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