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哈金， 安德鲁·皮克林， 大卫·凯里

肯尼迪:我是保罗·肯尼迪，现在是“思想”节目，我们的主题是“任何认识科学”。

哈金:弗兰西斯·埃弗里特(Francis Everitt)和我在20世纪70年代写了一篇题为《哪个先出现:理论还是实验?》的文章。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使我们俩遭受有组织地拒绝，并且被拒绝的理由总是:谁关心实验?我们把它寄给几家不同的期刊:一个科普类期刊，一个专业科学哲学期刊和一个一般的物理学期刊;他们都说:“谁关心实验?”

肯尼迪:科学哲学家直到最近一直趋向于把科学当作一项理论性的活动。实验——科学与世界的实际接触，时常是凌乱的——被看做相对于理论而言的第二位的东西，仅仅是科学的仆役。流行的理解就顺从这一观点。当一个人谈到进化论、相对论、哥白尼理论等，他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些伟大的科学家被奉为像思想家和预言家一样的名人而充满荣耀。但是，这一观点最近已开始改变。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关注科学的实践和发明。他们指出，科学并不仅仅认识世界，而且还制造这个世界并进而再造这个世界。对于他们而言，科学真的就是17世纪思想家第一次称它为实验哲学。今天，在“思想”节目中，你会见到两位有影响的、较早持有这种改变了的观点的人物。第一位是伊恩·哈金，他被公认为是加拿大卓越的科学哲学家;第二位是在这一个小时节目的后半部分出现的安德鲁·皮克林，他是《实践的冲撞》(The Mangle of Practice)一书的作者。我们的系列节目叫“如何认识科学”，制作人是大卫·凯里。

凯里:在他的《表征与干预》(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一书中，伊恩·哈金讲述了他曾经与他的物理学家朋友对话的故事。这个朋友曾做一个实验，该实验被设计用来检测著名而又难以捉摸的、被称为夸克的基本粒子。我将省略实验的技术细节，只说涉及一个极为冰冷的金属球上电荷的变化过程。哈金问道:“金属球上的电荷是如何变化的?”他的朋友回答说:“是的，在金属球上，我们用正电子轰击它以增加电荷或用电子轰击它以减少电荷。”从那天起，哈金在他的书中写到，“我一直是个科学实在论者。就我所关心的而言，只要你能轰击它们，那么它们就是真实的”。

“只要你能轰击它们，那么它们就是真实的”这一警句，体现了伊恩·哈金科学哲学方法的特色。正电子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产生了它们并用它们来做事，而不是因为我们能证明它们永恒地存在在上帝的心中。对哈金来说，科学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导致新事物的存在。他写道:“许多实验创造出至今还没有以一种纯粹形态存在的现象。”在他的观点里，我们制造的事物的真相当于我们精神能力的真。新的思考方式随时间而出现，并且在如此思维的时候，也改变着用来表现世界的术语。

伊恩·哈金成长于北温哥华，从英国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毕业后，获联邦奖学金去了剑桥。在那儿，他变成了一个分析哲学家，并从事导致他后来第一本书的工作——统计推理研究。该书于1965年出版;该书给他的感受是，按他自己说的，留下了一生的印象。

哈金:我想我真正开始以哲学家的习惯工作，是得自于当时在剑桥工作的一个前辈——理查德·布鲁斯怀特(Richard Braithwaite)，就是查看统计学家实际做的和他们是如何推理的;于是，我的第一本书被称为《统计学的推理逻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经历，因为当它出版时，我还是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并且，在1965年，我所在的这所大学，在其所有方面，从世界的眼光看，基本上是一所毫无名气的大学;但是，我收到了所有我读过的书的作者的非常有趣的来信。他们是有关我写的东西方面的真正严肃的思想家，他们寄给我的批评意见、问题、建议和各种替代性观点——2到3页打印的信——这些都是过去的美好时光。我视他们为上帝一般。当时我二十出头，是个无名之辈。并且，这对于没有学科偏见的、严肃的智力生活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荐。他们是对一个年轻哲学家所说的感兴趣的数理统计学家。当然，我对他们也感兴趣，并且我认为这对我有非常好的作用，跟专家谈话我从来没有害羞过。这些专家中的绝大多数会非常愿意与你交谈，他们甚至还有点紧张;如果有人理解他们正在做的工作或者有问题要提问并且想知道答案，他们会兴高采烈。我一直到今天还保持这个习惯。与此同时，我对同一时代的物理学中的波色—爱因斯坦凝聚问题也有那么一点点兴趣;并且我发现我能相当随意地——我的大部分哲学同事都不会这么做——走进一个实验室，或者写一份电子邮件并说:“我可以来看你吗?”于是他们说:“好的，可以。我不知道你是谁，但如果你感兴趣，我们将告诉你。”接下来就是听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我可以称之为“保持与勤奋的、真正聪明的科学家之间关系”的非常好的开端。

凯里:这种对科学家实际所做工作的近距离关注，使得伊恩·哈金成为被公认的科学论新领域的先驱之一。在《概率论的起源》一书中，他也探索了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该书1975年出版，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即:大约1650年，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在全西欧同时产生。在当时，“Probability”这个词指的是事物的“身份”“地位”或“性质”等含义，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可能性”。当我们描述一个广受赞誉的医生或者非常舒适的环境时，经常用“probable”这个词来形容。差不多从1650年开始，这个词开始有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含义，即:某种信念被证据支持的程度，或者随机事件正好与预测模式吻合的方式。比如，我们完全可能成功地预测在某一十字路口每年意外事件发生的数量，但每一单个事件的实际发生纯粹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知识必须具备绝对确定性的标准化要求开始转向我们最多只能做到预测事物发生的可能性。并且伊恩·哈金还相信，这种改变自身就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伴随一系列没有联系的发展线索一起出现的事件。

哈金:因为当时的一场瘟疫和其他一些事情，在伦敦城开始出现他们称为的“死亡人数清单”——在每周他们会张贴出现于伦敦城区内每个教区因各种不同原因而死亡的人数，这是一个完全偶然的事件。但就是那些数字突然在那儿，不夸张地说，它们就是贴在教堂墙上的单子，所以你可能实际地看到死亡的相对频率是怎么在变化的。这是一个偶然事件。

还有许多其他偶然事件。为什么偏偏是莱布尼兹——一个对游戏的结构着迷的人——看到在游戏与一定的法律程序之间的类似呢?荷兰人想出养老金是筹集资金的一个好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偶然事件，正如我们从历史中获悉的。政府有无数种方式从其公民中获得资金;而荷兰人是通过出售养老金等方式来做这件事的。

凯里:这里的“养老金”的意思是指，荷兰公民投资于国家以换取定期的返还。伊恩·哈金说，荷兰政府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融资的这一事实，与英国人公布死亡人数清单这一事实并无关系。但是荷兰人的实践迫使他们去计算其可能性，以便能有充足的资金去支付养老金;就像英国人的实践以便制造可见的事实:人口有一个可测量的死亡率。这些同时发生的偶然事件，与其他许多事件一起，在某一时刻，在西欧人的思维习惯中相当于产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持续地并加速地进入我们自己无法摆脱的风险时代。盖然性的思考最终是如何控制现代社会的，是伊恩·哈金在其第二本书《驯服偶然》(The Taming of Chance)中要讲述的故事。这本书叙述了当19世纪西欧突然被伊恩·哈金称为一个“出版数据的雪崩”所淹没时所发生的事情。

哈金:法国政府开始编制每年犯罪、自杀、卖淫等的比率，它们都被制成表格之类的东西。这样做是出于官僚政府管理的原因，它涉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在18世纪，所有这些数据完全是私密的，它属于国家秘密。但是，后来这些数据开始公开了。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现象有大数据的规律性，并渐渐开始思考世界上以概率方式发生的事件。其中一件令他们感到极为兴奋的事件是，比如，在法国的每个郡中，每个小的管辖区，每年自杀数字给出的或者记下的都是2或3个人，在巴黎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小的行政区域，每年自杀的人数都是相同的。于是，他们认为，天啊，有些事情完全是偶然发生的，或者说是随机的，但这些事情的发生却受到某种规律的支配。这就是我为什么把我的第二本书叫做《驯服偶然》的原因。很多事情正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复合体:一方面偶然完全是某种不确定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服从于社会和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正因为如此，它使得人们真实地感受并体验一个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身居其中的世界;而在今天，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被制度化了。

凯里:伊恩·哈金说，用统计学的方式进行思考的习惯，改变了我们关于自己的观念。举一个取自于《驯服偶然》中的例子——关于“正态”的思想。“正态”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用于指导考试打分的著名的贝尔曲线(钟形曲线)就是一个被称为“正态分布”的东西。但是，“正态”，当它从统计学溜进社会领域时，就带上了一个伦理的色彩:人需要正态。统计学的和科学的范畴从来不只是中性的。人们开始将自己置放在那些用来计算和描述他们的科学范畴之下。伊恩·哈金把专业知识反馈到社会的过程称为“重新塑造人类”。这就是一个科学不仅如何观察而且还塑造社会现实的例子。

“重新塑造人类”是社会科学的领域。自然科学中的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在某种情况下，量子力学也声称，观察可能影响被观察的对象;但是，这并不能说电子学会以物理学家描述它们的方式行动。然而，其中也有这样的观念:自然科学也改变世界。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伊恩·哈金的书《表征与干预》所涉及的一个主题。他说，其中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与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里特的物理学家所进行的对话，后者是伊恩·哈克于20世纪70年代在斯坦福教书的一个同事。

哈金:弗朗西斯·埃弗里特和我写了一篇题为《哪个先出现:理论还是实验?》的文章。就是这篇文章，我们俩遭到有组织地拒绝，并且被拒绝的理由总是:谁关心实验?这是20世纪70年的事情。谁关心实验?我们把它寄给几家不同的期刊:一个科普类期刊，一个专业科学哲学期刊和一个一般的物理学期刊;他们都说:“谁关心实验?”

所以，《表征与干预》真正想表达的信息是，科学的许多方面是实验过程和改变世界，并且是建造工具去改变世界——它就是涉入，而不仅仅是理论化或者呈现。约翰·杜威严厉地批判了他称之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该思想是“所有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是通过看和思考获得的”，但是许多科学哲学家并不同意这一观点。有段时间，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是卡尔·波普——我的意思不是针对哲学家而是针对科学家和一般公众而言的，并且我非常非常非常地尊敬卡尔·波普，这方面要超过我同事中的很多人;但是，波普却说，所有真正的科学都是理论化的，实验者仅仅是为理论家提出的理论提供检验而存在;在实验者能开始做实验之前，理论家一定是做完了他的工作。于是，我要说，理论是让哲学家着迷的东西，也是让全部一般公众着迷的东西。所以，我在这本书中试图去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对实验重新进行认真反思。

凯里:伊恩·哈金想构建实验在科学的哲学形象和公众形象方面与理论的平等地位。他在其书中展现的是，实验有比它仅仅作为理论的一种检验途径要多得多的东西。有时，实验检验发现的情况要远远跑在理论的前面。比如，布朗运动现象是在爱因斯坦能够解释它的80年之前被发现的。而且不仅如此，尹恩·哈金还说，实验事实上创造了新的事物。

哈金:他们所做的是创造一种工具去介入或干预世界;并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发现:我们可以真实地制造工具去改变世界并产生、创造新现象。该书有一章叫“现象的创造”，它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新能力: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去完全理解它。我们诱导世界在物理上的变化，并创造直到我们创造它之前它都不存在的现象。是的，我们依照理论创造它们，但这之后，理论不得不持续地被重新塑造以适应我们发现的现象。

凯里:《表征与干预》出版于1983年——在众多的赋予科学中的实验以富有成效作用和显著地位的第一本书。不过，它不仅仅是对正在变化的科学的学术说明;与此同时，也是对科学实践中理论与实验之间关系变化的说明。最近，当伊恩·哈金作为一名教授在巴黎法兰西学院重新开始他亲自参与的物理学研究时，发现了这一点。

哈金:从出版《表征与干预》出版后，直到3年前，我都没有认真思考过实验科学;但是之后，我又感兴趣于它——完全是出于偶然的原因——当时我在法兰西学院。我想我应该学习一些新的、现行的东西;并且在法兰西学院有个一年期的教授桑德罗·斯秦格勒(Sandro Stringari)，他是一个被称为“波色—爱因斯坦凝聚”的理论家和现象学家;所谓的“波色—爱因斯坦凝聚”就是，当你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冷的时候——在绝对零度之上的、一个开尔文纳米之内的、1摄氏度的10的负9次方——会发生什么。

凯里:我在这里必须打断一下。伊恩·哈金所说的“零度”是指绝对零度;在绝对零度时，经典物理学确信所有运动都将停止;但当代的物理学家却在绝对零度附近发现了令人吃惊的新现象。

哈金:我对此事也非常着迷。他不是一个实验家，但我认为，如果我要弄清真相，我必须到一些实验室去。我在我们对话开始时提到，我有参观实验室的习惯。于是，我去了若干实验室，并对该领域所发生的事情变得非常感兴趣。

现在，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已经弄清楚了:理论家和实验者之间的劳动分工在30或40年之前还是十分司空见惯的事，现在已经很不明显了。我所访问的第一个真正重要的实验室位于奥地利西部的因斯布鲁克城，之后，还在那一年，我去了波尔德——因事实上产生波色—爱因斯坦凝聚现象而分享了诺贝尔奖的第一个实验室。我也进入了在巴黎的实验室，该实验室因发展了已经被使用了的技术而赢得了较早一年的诺贝尔奖。我在法兰西学院的同事是其中的重要成员，所以我受到很好的款待。但是，对于因斯布鲁克和卡罗拉多的波尔德的实验室，它们真正非凡的是，在这两个地方，他们谈论完全相同的事情——“它太好了，以至于我们在这里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团队，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

现在，实验室总是建在地下室内，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你不想有任何振动。你不想有个在9层楼上的实验室，因为它将在风中晃动，并且所有的东西将处于混乱状态。所以，你把它放入地下室，建在坚硬的地基上，这样即使有振动你也可以使所有其他各类的东西固定不动。所以，实验室是在地下室。即使实验者在某些地方有办公室，实验室也在地下室。他们说:“这太好了，我们在实验室上面第5层有一个团队，我们也真正知道我们正在做的。”我上楼去跟在5楼的团队谈话，而他们说:“这太好了，我们在下面的地下室有个团队，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现在你可能会说，这些是不同的认知技术。获得一个实验工作的能力与明确有力地表达理论的能力是相当不同的。有些人两方面都可以做。每个人不得不在两个方面都做一点，但是我们生来具有不同的能力。你是一个播音员，我是一个哲学家。你有可能是一个不称职的哲学家，而我可能是一个糟糕的播音员，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天赋能力。这一工作让我感受较深的、似乎现在已趋于普遍化的重要变化是——至少在物理学领域——实验家和理论家存在于不同的世界，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一图景已不复存在。我认为，这是因为在我的工作生涯期间，至少在物理科学的整个领域已经发展变化了。

凯里:伊恩·哈金认识到，他所研究的涉及物理学一个分支的波色—爱因斯坦凝聚，其实验室是小的;并且，相比较于可能存在有成百上千人一起工作的大的粒子加速器和对撞机的实验室而言，它使得实验主义者和理论家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但是，即使这样，伊恩·哈金也相信，在我们的时代，理论和实验总体上已经驶入一个相互靠近、彼此更为呼应的关系中;并且他预言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结论，他说，早期的科学哲学家，像托马斯·库恩、卡尔·波普和加斯顿·巴士拉，强调科学思想的革命性突破，但在将来可能会相当不同。

哈金:为什么像波普和库恩这些人对科学革命如此着迷，这是有原因的。确实有非常令人吃惊的变化发生了，不仅有每个人都知道的相对论，还有量子力学。想象一下，在康德的时代被认为是绝对确定的事物——绝对空间、绝对时间，绝对的因果关系，现在都化为乌有了。这个世界在20世纪初被重新建立;于是，那些思想家，像库恩、巴士拉、波普等都强调在理论中的重大突破和改变之类的事情。然而，现在我并不认为是这样——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判断，并且我将很乐意看到有人反驳我，我认为物理学不会再有革命了，其原因是，在理论家和实验者的工作方式中以某种方式发现了一种与世界一起工作的协调的方式。

凯里:在伊恩·哈金的书《表征与干预》中，他论辩道，在现代科学创立之前，思考世界和干预世界，可以说属于不同的部门。但是，“自17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正如他所说，已经把“描述”与“介入”紧密地联系起来。可以这么说，现实已被拖入实验中。不能想象的事物被产生出来——比如说，世界在绝对零度之上的一个开尔文纳米的尺度上。但是哲学滞后于它了，它还坚持认为表象是通往实在的坦途。实验者依然为理论家的身影所遮挡。25年前，伊恩·哈金提倡一种变化，他写道:“现在该是认识科学真相的时候了:思考与行动、理论与实验相互交织。”他说，这是我们今天拥有的一个更为真实的科学图像，一个科学自身的更为真实的图像。

伊恩·哈金是将科学研究的重点从理论转向实验的先驱之一。但是，其他一些学者，正如哈金所承认的，也在同一时期沿着同一方向在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英国学者安德鲁·皮克林，目前正在埃克塞特大学作学术研究。他也提出一种对科学的描述:说明科学知识实际上是如何被制造的，并且正如你将要听到的，他的探索引导他去思考的，不是作为世界图景而是表现世界如何运行的科学知识。就在1983年《表征与干预》面世一年后，他出版了《建构夸克》一书。这本书研究粒子物理学及在20世纪40年代流行的、被安德鲁·皮克林称为“旧物理学”状况，而正是这“旧物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为20世纪60和70年代他所称的“新物理学”开辟了道路。

皮克林:打动我的关于基本粒子世界的两个不同的故事是，它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它们涉及一个不同的理论群。有趣的是，它们涉及不同种类的机器。人们建造不同种类的加速器或他们使用的对撞机，所以有不同种类的实验设备用于研究不同的现象并使用不同的处理数据的方式。这两个世界，正如我说的，是不可通约的——这是一个来自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术语。它们彼此之间根本没有映射关系，就是说，物理学史不是一个知识积累的持续过程。它是从一种对物理学世界的理解方式到另一种理解方式的不连续的转变。

凯里:安德鲁·皮克林很好地胜任于粒子物理学世界的研究。他在伦敦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哥本哈根的尼尔斯·波尔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又在位于达斯伯里(Daresbury)的英国高能物理学实验室工作。当他决定从事另一个方向的研究时，他从科学转到科学论，在这个新领域的最具影响的滩头阵地之一——在爱丁堡大学的科学论小组——从事研究和工作。他与托马斯·库恩不期而遇，这位思想家在当时已进入每个人的头脑，他是《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作者，该书不是把科学史看做一个持续的进步过程，而是看做被库恩称之为“范式”的间断的演替。

皮克林:在去爱丁堡开始科学论研究工作之前，在伦敦大学图书馆的某个下午，我读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起初它让我很生气。我认为库恩所描述的科学图景根本不是听起来那样正确。并且，当时我去爱丁堡所作的首要事情之一是给一群人做一个小型研讨会的报告，报告内容是关于我所认为的库恩还有费耶阿本德的哲学以及也许还有我现在能记得的一些其他人的哲学;在报告的最后，我举起《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并把它扔到垃圾桶里。我感觉我对它很失望。不用说，我完全错了。我认为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有大量的好东西。我认为关于库恩的工作，特别是这本书，一个伟大的事情是它强调科学实践的动态方面。我认为，如果你试图在真理的模式上去理解科学，你找不到思考科学的任何路径。科学家不是闲坐在那里就说“这个理论是真理吗?”相反，他们坐在那里要说的是，“下一步我将做什么?我的下一个计划是什么?我的下一个实验是什么?我用这个理论能做什么?”“我的下一次拨款从哪里来?”这也是他们要从事的事情。库恩对我最后称之为“实践动力学”的东西有一个非常好的想象空间。这就是他的堪称范例或模型的范式思想。一个范式是一些成功的工作，你可以用它来形塑你未来的实践，意思是做一些类似的但不同的事情。所以，我认为，科学在这一形塑的过程中成长，并且这是一些我完全得自于库恩的东西。我得自于库恩的其他思想还有不可通约性，即，从某种方式上看，拥有不同范式的不同科学团体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并且我非常饶有兴致地发现，你可以在关于粒子物理学的历史中作出同样类型的论断。

凯里:在《建构夸克》一书中，安德鲁·皮克林展示了一种思想类型，将他称之为“旧的”和“新的”物理学世界视为是各自独立而彼此区别的，如他所说，是“互不相交”的;同时，他对实验在建构不同的物理学世界中发挥的作用赋予了一种新的重要性，这些世界之所以不同，取决于研究者选择什么样的实验，使用何种实验装备，如何解释实验的结果等。

皮克林:当我最初进入科学论时，实验是一个几乎被完全忽视的范畴。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主要被理论所占据。在这一意义上，科学史主要是一种思想史。我从自己早期论战性的研究中所得到的是科学的物质方面(实验、设备、机器)是真正重要的。我对此非常吃惊，因为我自己完全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但我认识到，知识的生产主要是依靠与试验计划、仪器和机器的斗争，它们是难以驾驭的东西。你不能驾驭它们去做你想让它们做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你受你的实验计划支配。从那以后，我确信，在历史、哲学和社会学关于科学的故事中，这类物质性的斗争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们应该以某种方式被引入科学论的论述。所以我的许多工作实际上聚焦于做实验、事实的产生，以及事实是如何与更高级的概念结构发生关联的。

凯里:在论述科学是某种被产生或被建构的东西时，安德鲁·皮克林提出了在当时很有争议的观点，并且不久就引发了有名的“科学战争”(Science Wars)。对于他的观点，批评者们坚持认为，科学给予我们的就是事实上的世界，而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对于他们而言，说某种东西是被建构的就相当于是削弱它的真实性。但是，安德鲁·皮克林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世界是真实的。

皮克林:我不认为实在是个问题。实在就在那儿，我们身在其中，我们必须与它打交道。我们并不生活在观念的世界中，我们生活在一个“执行”的世界中——“执行”是我最终使用的词。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看做在执行、做事并总是试图在一个做事的世界里做新的事情的生灵。世界就是活动的，它不是无所事事的，不是像传统哲学家所认为的世界就在那儿并等待你去描述它;它在促成事情。昨晚我们这里有一场大暴雨，世界确实正在促成事情。我最近的一本书《实践的冲撞》中提出的一个术语是“能动的舞蹈”(dance of agency)。我们努力去做事情;世界是由做事来支撑的，我们响应它;世界以一种开放式的、不停的、自然发生的过程回应我们。这就是世界的样子。这就是我在《实践的冲撞》中主张的科学的实际状况。我发现尝试并承认这样的事实是非常有趣的，科学、现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并不依赖于对如此事实的承认。

凯里:根据安德鲁·皮克林的观点，物理学没有能识别能动的舞蹈，是因为它基本上持有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它主张在现象的流变背后存有永恒的和不变的理念。但是安德鲁·皮克林的研究渐渐地让他确信，科学知识更多的是相互妥协的产物，在其中，世界同一个急于了解它的人一样活跃。

皮克林:我开始思考，也许世界真的像是那样，也许它充满了“执行”，在人与人之间，在人与事之间，在人与知识之间，来来回回;我对世界的总体意象就是我在自己的书里所表达的那样，该书于1995年出版。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我用“冲撞”表达这种反复出现的顽固的情形，这种情形你在实验室里能看到、在工作场所以及概念实践中也能看到。

凯里:为什么是“冲撞”?

皮克林:开始的时候，我谈论“阻抗与协调的辩证法”。我说，在实验室里科学家在观念上时常是有目标的。他们设想生产一些仪器将用来做“X”，而这“X”将帮助他们回答问题“Y”。我们总是并且不可避免地发现，当他们建造出仪器时，仪器并不做它被设想要做的事，我称这一过程为“阻抗的出现”，即目标和事情本身并非是组合在一起的。我还说，“我们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协调自己去适应它。也许我们思考新的目标，也许我们摆弄仪器，试图让它做我们想让它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协调。然后，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中，并反反复复看它的运行情况。这就是我关于一个“阻抗与协调的辩证法”的意思。我认为这是对科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描述。

但是，试图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阻抗与协调的辩证法”，这是那些……的其中之一。

凯里:我知道，我是一个播音员……

哈金:……是的，然后试图一遍又遍地写下它并把它当作一个动词使用，包括形容词形式的，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认为，我需要一个不同的词，我因此将它叫做“冲撞”。这个词很好，因为你既可以将它作为名词也可以作为动词来使用。当然，它也是大多数妇女在厨房中使用的某个小工具的名字，她们用它挤出水来洗涮。让我觉得好笑的是，我用厨房里某种工具的名字来描述非常高端的科学史。把这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确实有些不协调，但无论如何，mangle这个词确实包含了不可预知的转变这一理念。比如你会说:我在一场交通事故中被“碾压”了。所以，这个词也有由于某种强制性力量而引起剧烈反应的意思。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词，但它不是一个好的比喻——我承认这一点。

凯里:安德鲁·皮克林开始探寻科学实践恰当的意象，当时他在爱丁堡大学的科学论研究小组。它是知识社会学中——按他在那里的同事大卫·布劳尔(David Bloor)称为的——“强纲领”的老巢。“强纲领”声称，简略地说就是，科学不能自身脱离科学的解释，好像是一只能看东西的眼睛，却永远看不到眼睛本身。并且这种解释必须是一些对其自身的科学解释之外的其他东西。它必须来自科学之外。它遵循科学的原因可能只存在于周围的社会里的主张。对科学的科学解释是社会的解释。安德鲁·皮克林说，他从这一路径中学到一些东西，但最后的结论是，它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思维镜像——科学的基础主义，而他试图用社会学的基础主义取代之。

皮克林:我们发现一种不同的、隐藏的实在。不是说夸克就是隐藏的实在，而是说夸克类似于社会利益或社会结构，后者作为稳定的、隐藏的实在，能够解释现象的流变。所以这里有一种策略的倒置:你不是在事物中发现隐藏的结构而是在社会中发现隐藏的结构。并且，所有这一切都与现代科学各学科的结构有关，所以，物理学家的工作是去发现物理中隐藏的结构，社会学家的工作是去发现社会中隐藏的结构。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希望找到这些隐藏的结构，现代科学的各种仪器设备就会为我们提供便利。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学科复制它们自己的原因。这一切也与现代的各种常识有关。当我们看新闻时，我们期待社会学的解释。今天正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背后的利益是什么?所以这些是很自然的谈话方式。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卫士能够理解社会学立场的原因，他们对后者也非常熟悉。他们只是想说这是错误的。我的科学史研究使我确信，物质和社会的隔离是不能真正奏效的。不是说在不同的地方有许多稳定的实在，然后我们把这些实在累加起来就万事大吉了;相反，每一种实在都有许多不同的方面——包括物质的和社会的——这些不同的方面由于相互关系和作用而处于流变中。

凯里:为了描述一个流变中的世界，安德鲁·皮克林最近涉入形成于二战后英国的控制论领域，并且他现在有一本要出版的新书叫《另一种未来的示意图:英国1940—2000的控制论》(Sketches of Another Future:Cybernetics in Britain 1940 to 2000)。在那些英国控制论的专家中，最被牢记的名字很可能是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R.D.莱恩(Laing)。安德鲁·皮克林所感兴趣的是他在那些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中发现的思维类型，那是一种非常接近他正在试图发展的思维类型。

皮克林:这个词来自古希腊作品 kybernetes，意思是“舵手”。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控制论意指操纵技术的科学。问题是，这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它类似于如下的情形:想象正在行驶的轻舟，一只由风驾驶的船。你该怎么做?你通过思考正在发生的情况、计算风和浪的强度、精确地调整舵柄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去做这事吗?不，不，你不这样做。如果你坐在那儿，试图做少许关于如何在风中行船的计算，你将完全无法动弹。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样的航行，这样的掌舵技术是一种你在与一个不能完全认知的世界相处过程中如何操作的艺术。你更多地依赖舵柄，你收起一点帆或者拉起它。你在一个非常活跃的、不可能完全认识和控制其运转的世界中发现前行的路线。所以，我认为——并且这也是英国控制论完全真实的历史——控制论是一门关于在一个世界中前行的科学——并且比一门科学还要多得多。这个世界总是给你惊讶，你在其中永远无法占据优势，它也会发生许多事先无法预知的事情，控制论就是告诉我们如何与这样一个世界相处的科学。

凯里:控制论领域的发现让安德鲁·皮克林吃惊。在他1995年的书《实践的冲撞》中，他尝试提出他称之为一个“执行的知识理论”(performative theory of knowledge)，在这一理论中，知识不只是在大脑中优雅地飘荡，实际上，知识是在与世界的撞击中不断增加。但是，当时他并不知道，事实上人们在许多年以前就铸就了这种在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in-action)的工作模式。

皮克林:当我写《实践的冲撞》时，我把我的论断看做纯理论的。这是我能赋予科学史的最好的一种描述。当我开始探寻像控制论一样的领域时，我认识到，人们已经发现了实施这些理论思想的方法。控制论专家有比我更多的想象力。他们制造了那些有趣的计划并成功地加以贯彻。

凯里:有没有已经实施了的一两个例子?

皮克林:有很多例子，我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控制论从思考大脑开始。在刚开始时，控制论主要是脑科学，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我所说的控制论专家建造了真正有趣的模型脑，电子机械的模型脑。这种模型脑呈现的特性，是一个真正的压延机式的东西，即脑是一个适应的器官。它帮助我们在一个时常让我们惊奇的世界中执行和前行。但是重要差别是，与通常的把大脑看做认知和描述的器官不同，这里的大脑被看做充满了各种观念。把大脑看做装满各种观念、想法和描述的思想与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非常地匹配，后者把科学当作描述、思想的对象加以对待，等等;控制论专家感兴趣的执行的大脑与压延机非常匹配，后者强调对未知世界的操作、发现和适应。所以，在1948年，我所说的控制论专家之一，格雷·沃尔特(Grey Walter)，建造了那些漂亮的小机器人，他称之为“乌龟”(tortoises)，或者在美国他们叫它们为“海龟”(turtles);这些小机器人，将探索它们周围的环境并发现附近的路线，前往光亮处并在其附近盘旋、漫游并寻找更多的亮光以避开障碍物——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是1948年的事。他制造了极为聪明的机器人——他也考虑用它来做执行的大脑的模型。

凯里:对于我们的心灵如何有效感知其周围的路线，格雷·沃尔特的“乌龟”赋予安德鲁·皮克林一个想象。他完全不否认心灵可以感知世界的表象，而且人们获得的这些表象能够引导他们的行动。他只是认为，我们需要平衡两种模式，而不是声称表象就是思维的全部。为此目的，他提出了他称之为一种“新的本体论”思想。“本体论”一词来自希腊语词根，意思是“存在”(“being”)。一种本体论是对世界是什么的一个说明。安德鲁·皮克林说，在现代科学中盛行的本体论根本不能很好地处理无穷尽的神奇世界。

皮克林:在传统的教育中，我们学到的知识是把世界看做有限的、可以认知的。你可以在一本书中阅读到它，你可以理解它。现代工程学的整个推动力就是，理解了它，你就可以重新配置它并使它服从于你的意志。所以我认为，自从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的本体论把世界看做一个可以认识的、可以控制的、可以支配的地方。

控制论的本体论把世界看做一个类似于生物学的发生、演化、转型、突显的空间，一个我们有必要通过发现、尝试各种事情而前进的地方。我在世界中尝试并做一些事情，一些事情发生了，而我就作出回应。它主要不是一个认知的地方，它是不可支配的。它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去发现而不是控制。所以我用“本体论“这个词就是尝试并呈现关于世界是怎样的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异。

凯里:如安德鲁·皮克林所认为的，英国的控制论专家，拥有一种神奇世界的观点，他们在一种热情的、业余爱好者般的精神中做科学。皮克林发现这是相当吸引人的。在这里，他借用来自法国的两位思想家吉勒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力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称之为“高贵的科学”与“游牧的科学”之间的区别。高贵的科学强化存在着的秩序;游牧的科学打开新的路径。依照安德鲁·皮克林的观点，英国的控制论肯定是游牧的科学。这就是为什么他把他的书命名为《另一种未来的示意图》的原因。对他而言，英国的控制论专家为科学展示了另一种研究路径的可能性，即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并没有被采纳的路径。他们的工作说明，一个人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并按他们的思考去做，正如安德鲁·皮克林在他的书中所说，他们创造了一种“把现代性植入其位置”的路径。

皮克林:至于“现代性”这个词，在我看来，它意味着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也是可支配的这样一种本体论。我想，它支配我们的想象力，它是我们思考世界中存在问题的默认的思维方式。现代性思维确实为我们带来了某种力量和历史成就。但是我要说，这仅仅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还有理解世界的其他方式;就另一种不同的本体论而言，世界将显现成一个形成、展现、开放式结尾等特点的场所。我认为，如果我们有两种而不是一种本体论储备，它将是非常有用的;那么，至少我们不认为我们必须始终去控制每样事情和每个人。我可以像控制论专家所做的那样去思考操作，控制论专家赋予我们很多种模式。

但是，我还要说，第二种本体论比第一种本体论更为根本，我认为它是有关世界是怎样的一个总体描述;而现代性本体论只不过是我们在那样一个世界里可以采纳的一种特定立场而已。我想，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将科学和工程学以及所有政治创议之类的事情摆正位置的方式。它们只是尝试前进的一种方式。这种相当冒险的方式时常招致不幸。也许，当我们不得已时我们只能诉诸这种前进的方式，但我们应该在做这类事情之前加倍思考。这就是我追随的“把现代性植入其位置”的意义。

凯里:对于安德鲁·皮克林而言，“把现代性植入其位置”意味着把它看做一个选项而不是一种宿命。他说，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科学的目标是支配，但是我们现在被这一计划的固执错误而又出乎意料的后果所包围，在它们中间，在最大的规模上，就是变化的气候问题。他的建议是建立一门更为机智的、更为实验性的和更具自我意识的新科学。

(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荣江译，张旺校。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