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海生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山东济南250300)

互联网催动了人类的一场新的迁徙即由传统社会向网络化生存的一次集体迁徙。信息网络技术的持续性变革发展使人类社会跨入了全新的信息快速传播时代。在当代中国社会，互联网成了最便捷最重要的传播媒体形态，极大地改变着社会公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如何加强对网络空间的治理，使之能够与现实社会治理相得益彰，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严肃重大课题。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提升党的网络治理能力

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较2013年底增加1 4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较2013年底提升了1.1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27亿，较2013年底增加2 699万人。互联网发展重心从“广泛”转向“深入”，互联网对网民生活全方位渗透程度进一步加强。［1］网络打破了地域疆界，改变了社会经济形态和传统生产方式，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网络社交、文化娱乐、信息消费等新的生活方式不断出现。同时，大到国际秩序和公认准则，中到国家管理和社会关系，小到人际交往和生活方式，在互联网时代一次次面临颠覆和重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执政理念、执政政策、执政活动都受到了网络的深刻影响。

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交织互动，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当代中国社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既包含对现实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也包含对网络空间治理的现代化，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执政领导地位决定了党在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所担负的重大使命。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执政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的政治体系之中，党的执政能力包含党的网络治理能力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努力提升党的各方面的执政能力，其中即包含网络治理能力。网络治理能力已经成为执政党执政能力新的提升点，成为党执政理国的重要新形态。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网络治理能力面临的主要挑战

网络的发展打破了建构于工业化时代基础之上的党对现实社会治理方式的稳定性，加剧了党的治理能力的动态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外有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内有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以及自身情况的变化，必将对提升党的网络治理能力带来较大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原有的现实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对网络治理的现实要求。

在尚未进入互联网时代或者网络发展还比较缓慢的阶段，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只是单一的现实社会的治理，在此过程中，执政党早就积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治理方法，在实践中也被证明是适合中国现实社会实际的，主要表现在自上而下的垄断式治理、治理方式运行的秘密性、治理方式外部动员的社会性。应该承认，这一模式有效地保证了党在传统现实社会中的执政地位，保证了社会运行的稳定性和有序性。

但是也要看到执政党对现实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执政党、政府自上而下的垄断社会治理造成行政化色彩十分浓厚;权力意识较强，服务意识缺乏;群众的力量和智慧重视和发挥不够;公开的强制手段运用过多，隐形的治理手段欠缺。这些缺点在中国社会进入到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交互发展的变革性社会发展阶段时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因为现实社会治理与网络社会治理存在较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治理的对象有很大区别，一个是实体的“现实人”，一个从实质上讲是网络信息;两者治理的领域不同，一个是物理时空意义上的地域空间，一个是虚拟意义上的立体数字空间。因此，现实社会治理与网络社会治理的重大区别注定原有的现实社会治理模式很难适应对网络治理的现实要求。面对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形态、新问题，如何改革原有的单向度、行政强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模式，以适应碎片化、高度流动性的网络社会新环境，这一挑战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治理智慧与治理能力。为此，执政党必须积极转变治理思维，探索和塑造崭新的网络治理模式，实现网络治理与现实治理的有机结合。

第二，网络信息全球化带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

互联网使得信息流动突破物理疆域的限制，在瞬间传播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营造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当今世界全球化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在全球化中的优势主导地位把意识形态斗争引入了互联网。网络空间在西方大国的扩张与布局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互联网成为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网络空间成为国家竞争和利益博弈的新战场。国内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和组织不仅通过传统舆论场而且还通过网络舆论场，打着“网络自由”“思想言论自由”的旗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不断进行歪曲和攻击，对以美国价值观为核心的西方意识形态不断宣扬、吹捧、传播。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依曾毫不掩饰地宣称，美国“可以利用自己强大的软实力功能，利用自己的国际商务和电信网络优势来突出美国的理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增进对美国理想和价值观的全球性开放和理解。”［2］与此同时，信息的自由流通使得执政党难以继续垄断信息，网络政治生态环境势必越来越开放，一些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不良社会思潮也随着网络信息的全球化传播而不断侵蚀着当代中国社会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和头脑，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很大冲击。由此可以看出，网络技术的互联并不等于思想意识形态的互通，国际上意识形态的交锋仍然以各种方式进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被消解和被边缘化的危险。

面对这样的问题，执政党一旦失语，就会丧失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人们对党的奋斗历史产生的自豪感、对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认同以及整个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就容易逐渐被西方所扭曲，党执政的民意基础和民心资源就会遭受极大弱化。因此，在网络空间不同意识形态冲击下，如何确保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指导地位，把握住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导权，成为执政党遇到的重大的安全挑战。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互联网的治理，加强对网络舆论的有效引导，抵御西方发达国家在网络空间发动的新形态的攻击。

第三，现实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及价值理念多元化带来的社会控制难度加大。

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的阶段，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分化加剧，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形成了一个“断裂社会”，“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是简单地就是差距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3］。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相应地造成了人们价值判断和价值认知的日益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和冲突以及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不仅仅反映在现实社会中，还反映在网络空间中。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各自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的社会组织和成员必然借助网络提出不同见解，表达利益诉求，进行利益博弈，甚至进行心理宣泄，网络的正能量和负能量相互交织，有时网络负能量甚至压过正能量的传播，使得各种舆论鱼龙混杂，消解社会公共道德和信用，增加社会公众焦虑，容易产生网络不良心态，更会延伸至现实社会，激发社会群体事件。由此也可以看出，广泛的社会变革使得执政党对舆论的控制难度在进一步增加，这对执政党凝聚社会共识，进行网络舆论整合，提升网络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四，执政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对网络治理缺乏应有的认识和重视。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网络不仅仅是一种学习娱乐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成为民意表达、民情观察、民权保护、民智汇聚的重要平台和沟通渠道。网络问政成为执政党执掌政权和治理网络社会的新形态，有利于进一步拉近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距离，有利于政令民意的畅通执行和表达，有利于公共管理决策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为建设高效廉洁的执政党和政府提供新的途径。但网络政治的兴起和发展客观上要求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和成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会和掌握网络知识，学会相应的网络技术，提升处理网络舆情的能力，增强对网络治理的认识。

在网络化时代，当代中国社会客观上形成了两个舆论场，“一个是由报纸、广播、电视、期刊等媒体形成的传统舆论场，一个是由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构成的新兴舆论场”［4］。两个舆论场的明显区别，使得在传统舆论场的温室中成长起来的许多领导干部，尤其是一些基层领导干部难以适应和把握新兴舆论场的发展传播规律，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对网络舆情的“过敏”与“脱敏”现象并存，要么惧怕面对网络舆情，害怕处理不当会惹祸上身，要么缺少应对意识与经验，对网络舆情麻木迟钝。正确认识网络、接受网络、使用网络、具备较强的网络治理能力已经成为网络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和能力。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网络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构建

网络社会的发展对执政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了许多挑战与风险，但执政党也应该懂得把网络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转变为提高党治理能力的新途径、权力监督与防治腐败的新方式。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党如何正确看待和运用利用网络，如何提升自身网络治理水平。

第一，推进网络治理的顶层设计是党的网络治理能力提升的前提条件。

要提升党的网络治理能力，首先要求执政党必须以宽阔的视野、过人的胆识和创新的智慧，精心经营网络空间，强化网络治理的顶层设计。执政党应积极改变目前网络治理散乱的发展现状，积极利用制度优势，运用多种资源，发挥社会多元力量，全面提升网络空间蕴含的生产力、文化力、国防力，理顺和整合网络治理体制，统筹形成网上网下有机联动、国内国外互联共治的治理格局，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治理战略体系，形成客观、理性、安全、有序的网络生态。

推进网络治理的顶层设计既需要网络治理的理念创新，也需要过硬的技术保障，需要健全有效的治理机制。推进网络治理的顶层设计就是要从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出发，以维护执政党执政地位和国家主权为最终目的，形成一系列网络治理的模式和手段。推进网络治理的顶层设计就是要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管理合力，形成网络治理的管控能力;就是要加强网络硬件建设，对核心技术重点攻关，建设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信息产品的研发，培养网络技术的创新人才队伍，形成网络治理的支撑能力;就是要制定和完善互联网治理的法律法规，构筑法治空间，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同时不断加强公民网络素质培养，增强公民网络空间的自律意识，形成网络治理的保障能力;就是要加强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合作，融入全球网络治理格局，参与制定国际网络治理战略和规划，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二，掌握网络话语主导权是党的网络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所在。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指出:“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权的人手里，谁掌握了信息，拥有了网络，谁就拥有了世界。”［5］如今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执政党与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争取民心民意的重要阵地，同时非理性的舆论经常在网络蔓延，很容易湮没主流媒体声音，边缘化主流媒体的作用，绑架、背离甚至危害网络主流价值理念。在这样的背景下，掌握网络话语主导权就成为党的网络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这是关系党的执政形象与执政地位的重大问题。

因此，执政党在网络治理过程中要积极采取措施，以主动的姿态主导网络话语，坚持公开、透明、客观的原则，积极关注和回应社会热点事件。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在“人人皆有麦克风”的舆论场，要把网络反馈作为感知国民心态的坐标谱系，积极推进官方话语由正统严肃向“接地气”的风格转变。必须重视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在新媒体的环境下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宣传“中国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新方法、新路径和新疆域，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6］在网络空间里执政党要善于设计话语议题，推动积极健康的话题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推进;把握好话语导向，抢占话语先机，善于运用现代语言进行主流舆论传播，掌握话语的主动权;善于贴近话语对象，关注对象的心理状况、疑惑所在、情感所需、利益所求，增强话语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第三，构建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网络公民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党的治理能力提升的核心渠道。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上要求网络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这就要求实现从网络治理主体的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转换，形成“党委领导、政府实施、社会组织协同、网络公民参与”的良性网络治理互动机制，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共生共治的和谐局面。构建这一互动机制需要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和网络公民尤其是网络领袖的积极性，注重多方角色的创新改变，实现多方理解、沟通、联动，确保网络治理取得成效。

在传统治理过程中，执政党、政府往往扮演着强势的角色，社会组织和公民则偏向于比较弱势的角色。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构建网络治理的良性互动机制，需要以尊重、对话、协商的理念来处理执政党、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之间的关系。在网络时代，执政党、政府更多地应扮演着协调者、帮助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只有执政党、政府角色转变，社会组织与网络公民才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网络治理的过程;社会组织、网络公民角色同样也需要实现转变，成为自觉的网络治理主体。

构建网络治理的良性互动机制，还要重塑执政党、政府与社会组织、网络公民的信任关系。在网络时代，执政党、政府的言行随时都可能处于网络的监督之中，霍尔巴赫在《自然政治论》中指出的:“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政府那样对人民的风俗习惯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上行下效，人民总是仿效他们的统治者的生活方式。”［7］为了重建官方与民间的信任关系，执政党、政府自身必须不断为社会创造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还要为民众提供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认可社会组织和网络公民的力量，尊重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让网民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网络公民评议政府绩效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网民的监督与评估作用;规范良性互动机制的运作程序，建立健全多方参与的协商与沟通反馈制度，为良性互动建立基础保证和底线支撑。只有构建社会组织和公民真正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的多方位参与程序与具体制度，才会使网络治理更加符合公共利益，有效释放社会风险，达成最大程度的社会共识，最终促进党的治理能力的提升。

第四，不断提升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的网络治理能力是党的网络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条件。

互联网空间已经成为社会网络监督和民意表达的重要平台，许多网民积极建言献策，为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倾听民声提供新的通道。如今，“网络问政”已经成为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践行为民宗旨、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种新要求和新形态，成为观察和考量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和治理智慧的新指标，成为党执政理念变迁的一个新标志。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积极主动适应网络时代背景下执政党执政理念变化的新要求，树立现代意识和创新精神，加强网络知识学习，不断了解互联网发展的最新动态，熟练操作网络常用工具，学会运用群众喜爱和乐于接受的语言和方式与网民进行交流互动，了解民生利益诉求，及时处理并反馈相关问题和解决措施，增强党的公信力。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学会在开放的媒体环境中处理热点或突发事件，不回避，不遮盖，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加强与民众的沟通与交流，既要学会亲近网络，利用网络，又要能够正视网络，控制网络。这样才有利于推进党的网络治理能力提升，加速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实现民众与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最终真正把互联网的优势转化为一种现实的执政“生产力”。

四、结语

网络延伸了现实社会的时空界限，赋予了虚拟世界生命意义，网络空间是另外一种“完整真实的社会”。网络没有原罪，但如果被怀有不良目的的人所利用，它就会完全成为偏激、仇恨等不良心理的宣泄平台，成为社会动荡和国家混乱的引爆点，成为蝴蝶效应的始发地。因此，提升党的网络治理能力已经成为执政党面临的一项严峻课题。网络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执政党需要在更新网络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在对立与融合的矛盾心态中实现从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嬗变之路上，在构建互联网道德自律机制和法治建设机制的进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网络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最终实现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良性稳定互动。

［1］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27亿，使用率首次超越PC［EB/OL］.(2014-07-21)［2014-12-20］.http://tech.qq.com/a/20140721/043716.htm.

［2］ ［美］奈伊，等.美国的信息优势［J］.张铭，译.国外社会科学，1997(1).

［3］ 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J］.社会学研究，1997(4).

［4］ 王林，陈航.时代催生军事新闻的嬗变［J］.军事记者，2008(12).

［5］ ［美］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吴迎春，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32-33.

［6］ 习近平的6个“互联网思维”［EB/OL］.(2014-11-20)［2014-12-22］.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20/c1001-26064303.html.

［7］ ［法］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