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劳科， 大卫·凯里

肯尼迪:大家好。我是保罗·肯尼迪，这是“思想”栏目的“如何认识科学”节目。

1993年，药物人类学家玛格丽特·劳科出版了《遭遇衰老:日本和北美的更年期神话》(Ecounters with Aging:Mythologies of Menopause in Japan and North America)。该书探究了不同地域的女人在经历绝经期方式上所具有的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通常被视作纯粹的文化，但是，玛格丽特·劳科在书中却提出了令人吃惊的看法。她认为，在日本女人和北美女人之间存在着生物学方面的差异。她说，文化不仅能解释生物学，而且可以重塑生物学。“思想”栏目的系列节目“如何认识科学”，今天请来的嘉宾玛格丽特·劳科女士，是麦吉尔大学药物社会研究系的教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针对她所称的“地方生物学”，你将听到她当下的感想。首先，我们要从讨论她的另一本书开始，这本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是《二次死亡:器官移植和死亡的再创造》(Twice Dead:Organ Transplants and the Reinvention of Death)。现在有请该节目的制作人大卫·凯里。

凯里:玛格丽特·劳科研究的是当今的一个新领域——自然与文化的交叉。直到最近，现代社会学家们还在努力将这两个范畴区分开来。显然，人类所有的艺术品都在以某种方式将自然与文化进行融合——这一点，从我们的祖先在岩洞壁上作画时就已经开始。同时，自然与文化依然是互相区别的，这种区别已不再恒久不变。如今，人类正在改变自己的气候，自如地改变动植物的基因构造，空气中充斥着无形的声音。自然与文化的相互融合，使得我们已经无法辨别自然和文化在其中各占多少比例。我们被臭氧层空洞(ozone hole)、肿瘤鼠、试管婴儿所包围，这些都是自然与文化、生物与政治的融合物，被哲学家布鲁诺·兰特称为“杂交”(hybrids)。令玛格丽特·劳科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在这种杂交化的、再设计的自然中生活。2002年出版的《二次死亡:器官移植和死亡的再创造》中，她研究了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对于一种新型死亡(俗称脑死亡)的不同反应;被宣告脑死亡的身体表面上看起来还是鲜活的，对于从这种身体上进行器官移植，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有着不同反应。新的事实表明，比较而言，这个在西方更容易被接受，而在日本则引起公愤和反对。最近，她在蒙特利尔的家中接受采访时告诉我，在重新定义死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医学技术:呼吸机。

劳科:呼吸机在20世纪早期就开始投入使用，但它开始广泛应用是出于脊髓灰质炎流行病，因为传染上这个病的人通常需要呼吸辅助。与如今我们在医院见到的不同，早期的呼吸机大而笨重。

凯里:有人曾经听说过铁肺，它是早期呼吸机的一种吗?

劳科:是的，那是一种早期呼吸机。后来它们开始被广泛使用。它们被更广泛地生产并应用于紧急医疗中心，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为一些人配备的特护装置，这些人出于这种或者那种原因而呼吸困难。接下来发生的就是，使用呼吸机的这些人很明显是濒临死亡的，或者至少正在进入一种丧失意识的不可逆状态;人们还要考虑何时才能称这些人为真正死亡并把呼吸机移走。什么时候才可以把呼吸机的管子从这些处于生死之间人的身体上拔走?它们在特护中心占据了大量空间，人们很困惑不知道如何处理。因此人们最终认为，应该允许一种状态的存在，即一种患有不可逆性意识丧失的状态，除此之外，被诊断为“可不再使用呼吸机”之后的病患，也适用这种状态;它也可以被看做你作出可以移走呼吸机的诊断后使用的一种装置。

凯里:20世纪60年代，呼吸机技术的进步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活死人;巧合的是，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也在同时获得成功。1967年末，发生了一次公众抗议活动，当时有一个高调的南非医生克里斯坦·巴纳德(Chrisitan Barnard)进行了第一例心脏移植术。之后，人们很快就能买到麻醉剂来降低身体对外来组织的排异。这是一个实现人们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医学梦想的新阶段。但问题是，活器官只能从活着的身体中获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把那些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人重新定义为——脑死亡。玛格丽特·劳科说，日本人对于这种新诊断觉得真正难以接受。

劳科:你必须同意，这种不能再称作人的、介于生死之间的人，他既是活着的又是死的。你必须做到能接受这一点，就如同北美乃至几乎整个欧洲一样，人们都把这种人算做死人、不再存在。因此你可以把这种躯体当做商品;得到允许之后，你当然就可以取走它的器官。

在日本，很多年来人们都无法认同这种结论。即便是现在，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个令人无法直视的结论。尽管许多人也认为这种状态的确是不可逆的，但是对他们而言，有人躺在那儿，随着机器呼吸，肉体摸起来是温暖的，皮肤是粉色的，看起来就像活着一样，这不能算是生命的终点。你应该等待，继续等待，直到足够的证据表明再无恢复的迹象，直到其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能认同。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在诊断为脑死亡之后的4-6天(虽然并非总是但经常是这样的)。而到那时，器官已不再适合订购移植——也许还有一个肾可用，但是其他的肯定都不能使用了。

在日本，对以上问题的争论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1997年，并成为最大的伦理问题，比堕胎之类的问题严重得多，而堕胎在日本从没有成为重大的伦理问题。日本法律协会拒绝承认脑死亡。他们认定，承认脑死亡必将带来许多法律事件和社会混乱。他们还试图就相关问题与医学教授一决高下。每个人都认为，尽管有先进的医疗和大的医院，决定死神降临时刻的，还应该是家庭而不是医生。医生可以给出通知并进行解释，让家庭成员互相商讨从而决定他们将要做什么。所以在日本，人们在特护时的压力比在我们这里要小，并且当被问及器官移植时，他们会表现得非常犹豫。

当然，日本还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生命是散布于整个身体的——日本并非深受笛卡尔思想影响的国家。正如最近我们许多人可能会想到的一样，身体的中心并不仅仅存在于大脑里。因此，认为被诊断为脑死亡的人不复存在、把脑死亡视为生命终点的观点，是违反直觉的。

凯里:脑死亡和器官移植是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惊人例证。人类处于不断革新中。人们已经知道如何去认识和对待死亡;但是现在死亡已经失去了其明晰的界定，并且不得不通过专家来证明和判定。身体的界定也变得不确定。正如玛格丽特·劳科所言，创造了全新的精神和社会的实在。

劳科:得到一个新的器官就是一次变身能力的体验。如果获得了遗体捐献，就意味着你得到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的慷慨相救。一些人以一种面对既成事实的方式接受它;而有人可能会变得对此很敏感，并且说他们排斥一切来自社会方面的干预并坚持这样做。我得到了我需要的器官并将回去工作，诸如此类的事情。也许一些人是这样的，但是，当你采访北美和日本人时，你会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并非如此。他们仍然对遗体捐赠怀有疑虑，仍然想知道它来自谁?他们有着何种性格?接受器官移植后，有人感到他们有了新的性格，有人发现他们喜欢吃以往并不喜欢的食物。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人与他们的新器官交谈以努力使它在他们的身体内感觉舒服一些。今天不怎么聊它，我们会感到舒服;然而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将来要做的事。

因此，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大量与器官移植这项事业相关的灵魂论，尽管医学界对之不愿谈及并加以控制，不过有些医生甚至也产生了类似的感觉。你可能读过我那本关于一个心脏外科医生的书，其中就有个事例。我们讨论过，在美国，如果告诉死囚室的罪犯，在他们被处电刑之前可以选择捐出自己的器官，那么通过这个方法是否可以获得更多的器官捐赠这一问题。他和我都认为这样做很恐怖。很明显，人们感到他们是在被迫做这类事情，这是一个严重的伦理问题。但是他很快就继续做下去了。我看得出他有难言之处，于是我说，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在困扰你?他说，是的，我不愿意我的身体内有一个杀人犯的心脏。当他看到我的录音机并意识到它正在录音时，他显得精神集中了些，并努力掩饰自己的情绪。从早到晚，在某种程度上，他清楚地感受到通过身体器官传递的一些感觉。我的意思是，在他平时的工作中，他显然根本不会想到这个，但是我猜我们都有这些神秘的感觉。移植器官就会有类似这样的混乱，尽管人们努力去抑制它。

凯里:器官移植会引起强烈的排异感，就像玛格丽特·劳科在那个心脏外科医生的故事中所说的那样。但是依照她的说法，这种感觉在西方国家已经被弱化，而在日本却仍旧很强烈。根据我能找到的最近的数据，去年一年在日本，从捐献遗体取走器官的只有47例。相比较之下，加拿大将近2 000例，美国是25 000例。玛格丽特·劳科已经为这一不同引证了一些原因:日本文化中不太明显的精神/身体分裂、家庭的强权以及当亲爱的人的身体被带走并重新分配时对自然反应产生短路的厌恶。但是，在西方国家也有一些本能的反感。对于鲜活器官的贪婪欲望会让人对死亡产生一种不雅的、如秃鹰逐尸般的态度，对此医学期刊和流行期刊均发文表示担忧。一位作家写到，器官移植让他想起了纳粹德国的“自杀援助小队”，另一位作家则将此想象为他所谓的“尸体农场”。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最终接受了日本人无法容忍的事情?在这里，玛格丽特试着去描述那些可能被称作西方深厚文化历史的东西:复活的主题，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医学解剖史，一种对技术进步产生令人窒息的自然反应进而干扰技术进步的文化习惯。但是，玛格丽特说，不管它被如何解释，在技术科学面前，文化仍具有持续的活力，日本的反应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

劳科:文化差异仍然非常重要，维纳·达斯(Veena Das)所说的“地方的持久性”仍然非常重要，它不再仅仅简单地是人们不太世故、没有文化、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它比医学世界自身参与的领域要更加深刻和持久。不管愿意与否，他们参加了。许多日本医生不愿意去采购器官。对他们来说，这完全是违反直觉的，即便他们非常清楚，如果那些人得不到器官就会死去。并且日本人非常努力地去研究活体移植。他们首倡活体移植，比如你可以从一个活着的人身上取走一个器官送给一个孩子，等等。他们已经开辟了这一新的领域并且继续为之努力研究，因为他们感到医生应该清楚地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因此，文化差异如何存在并遍及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凯里:玛格丽特·劳科的《二次死亡》阐述了文化对技术革新的阻力。在她同样于日本完成的早期著作中，已经提到了文化塑造自然的方式。她第一次去日本是1964年，因为她的丈夫在那里接受训练，当年的东京奥运会中他是代表大不列颠的牛津柔道队队长;她对日本文化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日本取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该国传统医学的复兴。随后，她注意到女性更年期问题在北美正受到关注，受此影响，她开始观察日本女性如何渡过更年期。这最终催生了一本书，书名叫《遭遇衰老:日本和北美的更年期神话集》。她首先发现的事情之一就是，现在西方对更年期的界定太过于有局限性了。

劳科:多年来，特别是过去50年里，在欧洲，更年期就意味着绝经。我的意思是，从字面上是这么解释的。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你可能不记得，我妈妈那一代或者更早的人，并非真正那么认为。他们更愿意把更年期当做中年时期的一种令人讨厌和不适的经历。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绝经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症状，尽管许多人都显然经历过这种显著的症状。

到日本之后，我就开始用日语谈论这个问题，很快就发生了几件事情。首先，为了采访工厂的女工，我必须接触工厂的经理。他们是男人。他们大声笑着说，你为什么想研究这个?然后他们又说，你为什么只研究女人?当时我肯定是看起来有些惊讶。于是他们又说，男人也有更年期。我说，是吗?他们有吗?是的，我们也有中年时糟糕的日子。

我没有理会他们，因为很明显男人和女人在这种过渡期方面仍然有着根本的差异。但是，当我开始带着调查问卷跟妇女们进行严肃的交谈时，我发现对于大部分妇女而言，更年期并不仅仅意味着绝经。月经的结束对于日本女性来说只是一个大概念的一个部分，虽然欧洲人更接近于认为绝经就是更年期。生命变化包括躯体症状的多种改变，比如视力、听力的减弱，头发变得灰白以及所有类似情况的发生或者是开始，绝经只是这些改变的一个方面。有各种症状，比如日本人症状中非常突出的肩膀僵硬，还有一些类似异样头痛、手脚刺痛、头发重等各种特殊的日本人的生理症状，人们认为这些都与更年期有关。我提出了潮热的问题，然后我很快就发现，在西方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在更年期末期会出现的潮热，在日语中却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来表达。在日本，我们使用的语言中有着对于身体状况各种变化都特别敏感的词汇，以至于日本女人会看着我说，哦，英语太单调了，没有大量的单词可以表达这种变化。可是，当我问到潮热时，我在脑海中竭力搜索，日语中也找不到一个单词可以准确地诠释“潮热”在英语中表达的特定的意思。因此，这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是一个信号，困扰大多数人的并不是一种身体症状，否则的话，他们的语言中就会有一个能明确表达这种症状的词汇了。

因此，在设计问卷的时候，我很快知道我必须用不同的词去描述潮热的感觉，以便确保人们在读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准确理解。我还必须认识到，更年期在日语中并非是直白地翻译为“更年期”。另外，我们在早期研究中还发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从调查问卷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许多女性(大于25%)告诉我们说，她们没有更年期的症状，而实际上她们已经绝经一年多了。这些女性多在50-55岁之间。这听起来很奇怪，但这却证明了一个事实，月经的结束并不是她们关注的焦点。所以……这是个非常不同的感受。

凯里:玛格丽特·劳科最突出的一个发现就是日本女性所经历的不同症状。她说，这一点已被她采访的日本女性也包括日本医生所证实。

劳科:当我请这些医生列举更年期的症状时，他们可能会跟我说肩膀僵硬、手脚刺痛、头疼、有些情绪低落或者焦虑。随着他们的继续列举，有些人会说，哦，可能是“nobose”，或者说是某种潮热式的感觉。这既不是他们列举的首要症状，也不是盗汗。在西方，我们在考虑更年期时，把潮热和盗汗当作两种典型的症状，而这些在医生的列举中几乎没有出现。这些人受过训练，参加国际会议，阅读国际出版物;然而，当我请他们去考虑他们的病人所反映的问题时，这些症状却被压至其列举项的末端。

现在，这项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然从那以来，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日本，人们更加懂得用医学的态度对待更年期。过去，日本的妇科医生可能从流产术中赚取大把钞票，现在可没那么简单了，因为人们开始有效避孕。实际上一些人几乎失业;虽然在三级医疗中心，在医院，事实并非如此。但是，对那些自己开诊所的人来说，这是真的。他们到处寻找机会发展业务，从某种程度而言，更年期治疗是一个明晰的领域，他们认为他们有改善服务的空间。他们中有许多人第一次对生命周期中的这个阶段产生兴趣，并且真正开始督促女性在这一阶段进行常规检查，而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因此，这些年来，已有许多报道见诸媒体。潮热的想法更加深入地展示在公众面前，人们也开始更多地考虑它;医生也在讨论它。但真正感兴趣的是一位年轻的生物人类学家，麦力莎·麦尔贝(Melissa Melby)，她过去4—5年一直在日本工作，她把我最初的研究继续下去，并进行了少量复制，她发现实际上关于症状的报道增多了，但是统计数字显示还是低于加拿大和美国女性的水平。因此，一些有趣的事情仍在继续。

凯里:如何解释这种有趣的不同呢?医学化似乎不能完全解释它，因为即使当日本医学化水平增长的时候，依然存在这种不同。她发现，在医生对之关注之前，欧洲症候学特征已经存在。

劳科:在西方，最初的起源要从20世纪初期妇科职业开始出现说起，从对女性疾病的关心、关注到妇科开始成为一种职业，1—2名对更年期感兴趣的医生刚好从起步开始。发明这个词的人是一位叫卡丹尼(Gardanne)的法国医生，正是他首创了更年期这个名字。在那之前，每个人都曾讨论过更年期。但是只有他直接创造了这个专用词，从而使它成为一种临床现象，去除了他认为不相关的冗杂症状，将注意力集中于更年期的结束，这就意味着需要专业医生的监控。

现在，我还没有用其他语言进行调查，但是，在那之前，英语中有一个叫“热花期”的词被女性们广泛使用。很明显，在医学界没有介入这个领域之前，这个词就是潮热的意思。在日语中我找不到与之对等的词;我已经请日本读者从历史中去寻找它。因此，这也提醒了我，确实有许多人对这类症状较为关注、感兴趣、特别敏感或感受较深，至少在英格兰是这样，有人认为，过去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在美国和加拿大也是如此。

凯里:随着对日本女性和西方女性身体体验差别的研究愈来愈深入，玛格丽特·劳科愈发想弄明白这些是否有生物学方面的因素而非仅仅是文化差异。但是如果这样想就是在反对她职业圈的核心信仰，实际上也是反对整个现代科学。斯宾诺莎说过:“自然永远是相同的，不管在哪。”身体是属于自然的。

劳科:对于大部分的文化人类学家而言，这是一种可恶的想法，即便只是有承认生物学差异这样的念头。每个人都知道，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在这件事情上关于先天与后天的争辩，一直在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进行着。人类学家，如果是文化人类学家，都会站在后天这边。换而言之，文化人类学家倾向于去假设有一个普遍的或者接近一般的身体存在。不管怎样，这不是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的范畴。因此，我们人类学家只能把人体看做一个黑箱，并把它留给生物学家去探究。我们去调查世界不同地方的差异，去调查北美和欧洲等地的差异，这些差异源于语言、期望、文化理念、政治、专业医务人员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可选择的医疗实践。所有这些，都令文化人类学家、特别是医学人类学家为之着迷。

因此，我知道，我进入探索生物学差异的世界，我的亲密同事可能会很难接受，会有许多潜在的困难。但是我感到我必须这么做。我不只是在日本做调研。我与100多个、很可能接近200个日本女性进行深入交流;此外，就像刚才说过的，我还接触了一些医生和女权主义者，通过这些调研，我绝对相信(除了文化差异之外)，生物学的差异确实存在，这种差异并非仅仅以人们描述的方式存在。因此，我提出了地方生物学的观点，那就是在不同人类种群之间确实存在着重要的生物差异。

凯里:在谈到地方生物学时，玛格丽特·劳科提出，与其去推测是文化人类学还是进化生物学，不如说是生物学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远比文化人类学和进化生物学之前所认识到的要大得多。她争辩说，生物学不是一个恒量，而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积极地发生变化的。

劳科:无论是最初的进化演变，还是历史和环境的因素，都在人的身体内相互撞击并产生影响。饮食行为、婚姻和计划生育，这一系列事情都会给实际的自然身体带来变化，这些变化又会在人口的通婚中不断积累。它们不是静态的，它们是正在进行的。这些变化，某种程度上，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也是不一样的。然而，它们的确在改变。所以，当日本人来到夏威夷、美国或加拿大生活时，由于举止的不同、饮食的不同，他们实际的自然身体毫无疑问地会发生重要变化。换句话说，我的基本前提是环境影响生物学，这也是被许多人认可的。生物并非这种静止的实体，它是流动的，是可变的。环境和社会变化会对生物产生深刻影响。

因此，我认为，这些问题引导我们开始去思考生物与文化之间是相互关联、难以彼此分开的。你不能仅仅去衡量生物学的变化或者只是告诉人们这些变化，他们都不会对这些满意。你不得不尽力去整合，从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更为丰满的展示。

凯里:自从玛格丽特·劳科首次对流行的说法提出挑战以来，这种生物与文化交织的新展示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中国、印度、东南亚和墨西哥的后续研究，已经证实了玛格丽特·劳科在日本和北美比较研究中所发现的症状的广泛差异。生物学诞生了被称为表观遗传学的新领域，研究基因与环境的相关影响。玛格丽特·劳科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逐步影响关于基因的现有观点。

劳科:大量新的生物学、新的分子生物学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开始明白对基因及其功能的理解方式存在严重的局限性。确实，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一个人生命中发生的事情有很大的可能性传递给下一代。尽管它曾经对我们有所帮助并给了我们许多见识，但是它仍有着严重的局限性。当然，这些东西是通过文化比如饮食习惯等来传递的，但是，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有些东西很显然也能够通过生物学来遗传。

凯里:那些熟悉生物学历史的人会意识到劳科提到的所谓“拉马克进化论”(Lamarckism)这一古老异端理论的阴影。19世纪初期，让—巴普蒂斯特·拉马克(Jean Baptiste Lamarck)提出了第一个真正清晰的进化理论。其理论中有一个观点: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够遗传给后代(即获得性遗传)。这一观点后来遭到现代进化生物学的反对，有时还很强烈。它认为我们的基因结构只有在很偶然的机会才会发生变化，正是这些幸运的机会使得人类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获得了一些优势。在正统的进化论者眼中，拉马克的观点就是一个耻辱。

这是一个极端两极分化的辩论。基因物质要么是被一堵防火墙与所有外界影响隔离，要么就是在每一代进行基本重塑。如今，一幅更为微妙的画面似乎开始显现，其中确实包含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够遗传给后代。这里举个例子，玛格丽特·劳科一项研究的声明似乎支持了那种以往被称为异端的观点。

劳科:这项研究是从荷兰开始的，研究的是二战要结束时发生的被称作“荷兰饥荒”的问题。国家被纳粹占领，庄稼之类的收成也不好，因此荷兰有大批的人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出于某些人的卓越远见，他们对当时的孕妇记录在案，孩子一出生就进行监测。他们发现不仅那些女性自身很容易比之前预料的更加容易患上晚发性疾病——她们的心血管系统疾病以及其他类型方面的问题的发病率比较高——而且她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也是如此。现在她们已经有了第三代，这些孙子辈们也开始出现类似的问题，出现一些晚发性疾病发病率过高的症状。研究者们把这种情况与当年那些孕妇没有饭吃联系起来。他们推测，一些基因没有在合适的时间被打开，也有可能是基因为了对环境变化进行补偿而出现了过度的反应;这不仅影响了那些女性，而且传递给了她们的下一代。

现在，表观遗传学中一些真正激动人心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些我也没有能力真正向你解释，但是你能够感觉到这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以一种一斑窥全豹的方式看，透过流行病学调查和基础科学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关注的更加复杂的情景。依据遗传学教学，第一次认识上的改变是，转而认为基因总是有活性的;它们不得不被打开，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它们又必须被关闭。就基因学而言，关注基因的常规发展要比关注产生奇特疾病的基因突变更有帮助，也更加适当。很明显，那些奇特疾病制造了许多痛苦，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它们，但是这更加接近于医学方面的领域。你会使用病理学的例子作为你的解释例证，而不是使用基因常规生长和发展的例子。

凯里:玛格丽特·劳科这里所说的基因只有在它们最初被打开或者表达的时候才开始活跃或发生作用。这是新遗传学的主要观点。1909年，当基因这个词首次被生物学家威廉·约翰森(Wilhelm Johannsen)杜撰出来时，它纯粹是一个推断。遗传必须有原因，那个原因就被称为基因。它是生物学家对原子的说法，是处于构成任何事物最终端的不可还原的某种东西。基因是不是真的，或者就像一位杰出的遗传学家所说的纯粹是虚构，直到20世纪30年代遗传学家之间都没有对此达成共识。接着就出现了DNA模型，所有的一切都写在其中的主要脚本中;遗传决定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基因是微小的独裁者，不受它们环境的影响，发出而从不接受命令。这种情景现在已不复存在，你也已听说了。近期更多的研究表明，正如一位分子生物学的先驱提出的那样，基因具有不可思议的“沟通”性，它们根本不是小独裁者，而是存在于同其他细胞的动态交换之中，既发出命令也接受命令，有时被表达，有时没有。这些新发现与玛格丽特·劳科的研究非常吻合，并支持她的观点，即人类无论在文化学还是在生物学上都存在着差异。

玛格丽特·劳科关于地方生物学的思想，对于广阔复杂的、被她称为“生物医学”的生物科学和医学实践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在她看来，生物医学经常假定它的知识是普遍有效的，然而事实上它只是部分有效的。因此她鼓吹的信条是承认多样性。她说，身体在个体和文化上是不同的，但是生物医学却仍旧倾向于去假设它们都是一样的。结果，它就掩盖和抑制了多样性。

劳科:生物医学是标准化运作。它假设有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身体，我们所做的临床试验的结果和方法可以在任何地方都适用。这种标准化和统一实践的观点在世界各地传播，甚至在一些贫穷的、医疗设备落后的、医生无能为力的等许多地方传播。因此，即便在那里，也开始有这样的公众和病人出现，他们的思想正在被快速转变——不是受生物医学知识的深刻影响，而是受一种看待身体的新方式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人的身体在本质上与它的社会环境无关。

在传统的医疗系统中，个体被当成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这个社会环境被认为对健康、疾病和幸福有着主要影响。但对于生物医学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却摆脱了社会环境的因素而只是应对身体本身。当然其中有少数的例外，比如生物医学对公共健康和精神病学某些方面的关注。总之，一句话，这一假定认为人的身体具有普遍性。

凯里:玛格丽特·劳科说，这种假设的影响是强迫人们去忽略他们自身的感受。他们用来了解自我的术语不再与他们的治疗有关。所以病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声音并且学着去以生物医学理解的术语去关注它。

劳科:患者的故事变得与之无关了，因为那全是通过治疗、想象和标准化提问建立起来的。因此病人自身的叙述背景变得无效。当患者寻求HIV治疗，或者帮助HIV患者，或者为他们的新生儿寻求帮助时，人们假设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体、知道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再被问及他们的社会生活，而是被详细地询问症状的细节。人们学会了怎么成为病人。他们学会了去说人们希望他们说的话，他们还学会了什么是不用说的。我在西非工作的同事阮温金(Vinh-Kim nguyen)，应该是第一位说出这种话的人，她说，一部分非洲人已经学会不去和生物医学实践者讨论类似巫术的事情或者另外一些社会问题。虽然那是不合适的，但是你可以讨论你的症状，和你要为那样症状接受治疗的希望。

许多其他医学，如中医、日本医学、印度医学，还有许多所谓的能与生物医学产生互补作用的医学，也正在采用生物医学的这种方法。这些医学并不必然地都以相同的方式接受人的身体具有普遍性这一观点，但是它们对于症状的主诉和对身体内部机理的关注是极端重视的。而健康和疾病的社会动力和社会决定因素，如流行病学家所说的，却被置之不理。因此，医学人类学家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观察我们假定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方式得以产生，而后变得个体化和医学化。当有人关注身体时，所有社会方面的因素都脱落并迷失在尘埃中。类似注意力缺陷障碍这样的病就是这种事情最接近的例子。并不是说这些孩子身体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若仅拘泥于药物治疗，就是假设所有的这些结果都是身体内部的问题导致，不管环境发生了什么都不会对身体产生多大影响。

凯里:玛格丽特·劳科认为，给生物医学注入社会观点，这是医学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她说，医学中的社会科学观点较之以前更加开放了。她所属的医学社会研究系就是个例子。它是麦吉尔大学医学院的一部分，但是同时又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有联系。她看到，在社会和医学科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对话关系，地方性的知识与普遍性的知识应该相互对话。在劳科看来，坚持认为没有任何普遍原则的观点与那种认为除了普遍原则以外什么都没有的观点，同样都不可取。她说，环境造就事件。

劳科:对我来说，一个断了的腿就是一个断腿和许多其他医学上的……前提本质上就是不管你在哪里都能以完全相同方式加以处理。这个适用于创伤、物理创伤以及一些非常基础的疾病，但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传染病。我们发现，艾滋病和肺结核的情况比我们之前想像得更加复杂。镰状细胞贫血症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一个简单的问题。非洲不同地区的人们经历的方式各有不同，并且明显有不同的症候群。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尚未探索过的，我们必须去学习。我们把所有这方面都抑制下去了。

当然，对于生物医学而言还有许多事情可以通过非常有效的方式被介绍和使用。关于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还有一些例子说明身体应该或多或少地被理解为一个标准化的整体。人类学家愿意去研究边缘和例外，但是，我一直在讨论的这类问题不仅仅是特殊的例外。这是一个包括精神疾病、心理健康问题以及慢性病在内的巨大领域，在其中你会发现非常显著的巨大不同。

凯里:根据玛格丽特·劳科的观点，尊重这些差异需要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智慧作出重大修正。科学必须更少地被千篇一律所占据，而更多地应对多样性感兴趣。过去那种将社会和自然、文化和生物一分为二的观点也必须让位。她最后说，文化人类学一直将差异看做文化的问题而与自然无关，但如今这些范畴已经面临质疑。

劳科:早期的叙述是一种文化建构，包括对关于自然和人体理念的文化建构。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考虑这些非常基本的事情——世界、自然和人的身体，并且记录这些是如何发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实际上，这是事实。一个人需要注意人体的文化建构，还要去注意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并且要认识到，正如那些在西方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类学家们一直倾向于认为的那样，人类身体本质上是普遍性的，这也是生物医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而实际上人类身体显示着一些真正重要和有趣的多样性。我们需要沿着这条新的足迹走上那条人们体验和讨论他们身体的道路。

现在，很明显，医学总是会在某种程序上承认多样性。任何一位正派的医生都清楚地知道人们对药物的反应不同，并据之对治疗进行调整，他会请你回来告诉他结果，等等。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但是他们的假设是，所有的个体差异都在可控范围内。我相信，同样很重要需要明白的是，尽管大量的差异是在个体水平上发生的，但它同时也是在大量的人口生物学层面上发生的。这些事情现在需要集中在一起。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你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科学的语言，或者去修改上述科学语言，并用一种与临床实验结果或证据医学不太紧密联系的方式使用它们。当一个人寻找多样性而不是相同性的时候，临床实验结果或证据医学这些东西都不太合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刘影译，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旺教授校。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