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瑛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642)

一种新型叙事诗学的建构及其合法性
——评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

王 瑛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642)

从经典、后经典到叙述转向之后的广义叙述学，叙事学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从不故步自封，它不仅仅是在寻求理论的自我完善(完善意味着终结)，而是更注重自我发展——它携带着历史的丰厚与当下的鲜活并肩而行。历史携带了叙事学作为一种诗学的厚度，当下却保证了它的新锐、机智和敏感。这样，它就站到了诗学的峰顶：无论是叙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叙事理论的系统和严密，还是叙事实践的发展和变异，叙事诗学总能找到其制高点。2003年，当叙事诗学的空间维度挑起龙迪勇敏感的学术神经，他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打开的是怎样的一扇门：叙事诗学又一次以一种破空的勇气，开启了它作为诗学的新旅行。2014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龙迪勇洋洋55万言的《空间叙事研究》(这是入选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学术成果)，其中，空间——这个几乎被以往的研究者所遗忘或忽视的维度，第一次显示了它的价值、意义及其叙事诗学地位。而龙迪勇，这位空间叙事学的开创者，也凭借这部厚重之作，在叙事诗学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一

众所周知，叙事学是以时间逻辑为根基开启它的诗学之旅的。根植于西方悠远的叙事传统，时间是西方叙事学坚定的信仰。当亚里斯多德说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的时候，时间就在西方叙事传统中扎下了根，源自于西方叙事实践和诗学传统的叙事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对时间给予了当仁不让的重视，里蒙·凯南直言构成事件组成故事有时间就够了[2]，而作为小说时空体的空间维度，毫不迟疑地被纳入时间的范畴：一种时间为零的叙事休止状态，且看杰拉尔·日奈特在《论叙事文话语》中对时况的描述：休止：TR=n，TH=0，所以TR∞>TH 场景：TR=TH 概略：TR

当然经典叙事阶段只是在小说叙事域里讨论时间，对杰拉尔·日奈特或者经典叙事学的叙事学家而言，知道空间是叙事休止就够了，毕竟作为时间艺术，空间的出现意味着叙事进程的中断：故事时间可以无限延伸，但叙事时间却停滞了。在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有失偏颇，首先没有离开空间的时间，就像没有离开时间的空间一样，二者相互纠缠，不能有须臾分离；其次时间固然在叙事活动中承担重要的作用，但空间一样能够推进叙事进程，意识流小说中，空间往往成为叙事的推进力量，穿越小说的出现，也是源自空间的改变；第三，叙事已经超越小说而走向了更广阔领域，从虚构到纪实，从文字到图像、音乐、建筑甚至茶艺，从文学到历史甚至新闻和教育，叙事作为一种行为，已经跨越了媒介、学科和虚构域的藩篱，西方叙事学植根于小说的叙事，已经不能满足叙事诗学的发展。换句话说，其对时间坚定的信仰，也许应该打个问号了。

当然，质疑并不意味着空间就可以一蹴而就，显然，空间也不能代替时间，在寻求其诗学地位的同时，它必须承认时间的合法性和强大功能，没有时间，空间也一无是处。龙迪勇显然深谙其理：“小说的空间形式必须建立在时间逻辑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叙事的秩序；只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创造性结合，才是写出伟大小说的条件，才是未来小说发展的康庄大道。”[4]167那么，空间要经过哪些历练，才能登堂入室，在叙事诗学的殿堂里发出自己的声音，证明其合法的诗学地位？

答曰：回到文本，回到叙事。叙事文本的空间呈现和叙事行为中空间功能发现是最好的事实证据。龙迪勇一头扎进了对叙事文本和叙事行为的辨析与考究中。他并不着急建构空间叙事诗学的知识谱系，作为叙事诗学的分支学科，这些具体的知识框架和方法论自会在对叙事文本的考察中逐渐呈现。事实上，我们在《空间叙事研究》中看见了扎实的论证过程。与学科框架的建构兴趣相比，也许论证显得更为必要。毕竟空间破空而来，要在沙地里起雄宇，根基最为重要。令人惊喜的是，在对叙事文本的细致深入地爬梳中，空间叙事诗学的结构框架也逐步显现出来了。如在对具体小说文本的考查中，龙迪勇发现了现代小说中空间叙事的类型与特征：正是神圣空间在组织俄国小说家伊·阿·蒲宁的中篇小说《故园》的情节；作为时间的标示物，威廉·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艾米丽的屋子表征了南方贵族没落的主题；空间变异是推进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叙事进程的主要动力；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却巧用了墙上的斑点这一空间作为叙事的支点。龙迪勇对空间形式类型及功能，以及对历史叙事和图像叙事的考察，都基于大量叙事文本的分析和研究，由此叙事文本的空间逻辑也逐步彰显，空间叙事诗学的结构框架也由此显山显水，并顺理成章地取得了作为一种新型理论的合法性。

二

建构空间叙事学必须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时间和空间的关系问题，即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问题；二、空间叙事诗学的框架构造。

对于第一个问题，龙迪勇在古老的诗画关系中找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变形。首先，诗画关系很好地说明了时间是如何空间化的——正是图画的参与丰富了叙事进程和叙事的方式。对于诗歌尤其是中国诗歌来说，“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诗的空间表现方式有三种方式：先画后说、先说后画、全部是画[4]91。无论叙事还是抒情，诗歌进程的展开一般也是画卷的展开过程。时间逻辑为根基的小说中，画，或者说某一个空间、具体场所或者其他事物的描写，也是为了叙事表现，甚至不方便用语言表现的时候，直接画图来帮助叙事。图画在小说中，可以像时间一样结构故事、推进叙事、表达时间。更有甚者，直接用文字构造图画：“叙事作品以语言文字的组成的‘线条’来构造空间形式。”[4]100“把语言符号按照特定的空间方位排列组合成某种‘图形’，为的是达到一种‘出位之思’的美学效果。”[4]101小说叙事变成了流动的建筑。历史书写也然，正是实物构成了联结历史事件的基础，而核心空间正是圣地或神圣空间往往是历史的起点，所谓历史的结构，即“在空间维度上进行编排和创造，赋予历史事件一种空间性的结构”[4]62。历史时间储藏的空间里，历史其实也是画卷。

更为极端的是图画独立而不是参与叙事，也就是说图画成了叙事的全部形式。但显然图画的空间性不能完全担当叙事任务，毕竟事件必须在一段时间里完成。这时候空间发生了转化：空间时间化。原因在于“图像叙事首先必须使空间时间化——而这，正是图像叙事的本质”[4]419。转化的方式是“利用‘错觉’或‘视野期待’而诉诸观者的反应；利用其他图像来组成图像系列，从而重建事件的形象流或时间流”[4]426。这里比较复杂的是单幅图像叙事，在一个画面里是如何表现时间的流动呢？龙迪勇认为，单一场景叙述，要选择最富有孕育性的时刻，想象会完成的前因后果；综合性场景则“把不同时间点的场景或事件要素挑取重要者‘并置’在同一个画幅上”[4]437，以表现不同时段的瞬间从而还原为时间序列；循环式叙述的时间流复原方式是把“一系列情节融合在一起”[4]448，这些不同的情节按照空间逻辑排列，从而体现出某种空间秩序。

对于第二个问题，也即空间叙事诗学的框架构造问题，龙迪勇有自己的考虑。首先，他并不急于构造空间叙事学的诗学体系框架，他以更多的精力，埋首于对叙事文本空间域的考察、研究和发现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领悟并凝结出空间叙事诗学的雏形。首先，他确定了空间叙事学的问题域：空间意识与叙事活动；空间维度上的叙事文学研究；跨媒介跨学科叙事中的空间问题。我们发现，这个领域的确定正好符合了叙事学发展的当代特点。在当下，只要是叙事，不管是纪实还是虚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向度，都纳入了叙事学的考量范围，但虚构叙事，尤其是基于小说叙事的经典叙事理论依然是叙事学的基础，龙迪勇的空间叙事研究也是从小说叙事中突围出来，以一种内部爆破的方式发现了空间叙事的价值，这种选择无疑是有力度的。一来叙事学的文学叙事研究传统是以时间逻辑为基础的，在被它忽视的空间领域展开研究，正好弥补了传统叙事诗学的缺憾，时间逻辑和空间逻辑并辔而行才是完整的诗学建构；虽然《空间叙事研究》的文本主要是当代小说，但已经是空间叙事诗学构建的开始。二来虚构叙事研究的经验，也可以被跨媒介跨学科叙事研究借鉴，毕竟叙事是其共同的基础和话语中心。空间叙事学在图像叙事和历史叙事领域的研究，也正好体现了当代叙事研究跨媒介跨学科的特点。换句话说，空间叙事学也适合跨媒介跨学科的叙事研究。

其次，龙迪勇在扎实的研究中逐步发现了空间叙事的功能、形式以及对叙事文本的诗学价值。在对具体小说的考察中，龙迪勇发现了空间的四种叙事功能(神圣空间可以作为叙事的底色、作为时间的标示物、推进叙事进程，成为叙事的支点)和现代小说的诸种空间形式(如中国套盒、圆圈式、链条式、桔瓣式、拼图式，空间形式、主题—并置叙事、分形叙事等，其中后两种可谓慧眼独具)。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说明叙事空间维度的存在，而是在于：一、它是空间叙事诗学框架的组成部分；二、具有方法论意义，我们可以以此为据发现其他叙事文本的空间属性及其意义。这种诗学价值很快就在后面的论证中小试牛刀。任何一种诗学的最终意义都应该落实到文本上，毕竟源自于实践的理论还需返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龙迪勇选择了人物——小说渊源而且必会流长的重要因素来分析。龙迪勇发现，空间帮助甚至可以相对独立完成叙事作品塑造人物的任务。龙迪勇把空间塑造人物的方法称之为空间表征法：具体为创造特殊空间，揭示人物性格；同一空间的人物，在同一空间中创造新的小空间个性化书写人物。空间之于分析小说人物的成功实践，对于小说的其他要素而言是一个示范，即作为叙事学分支学科之一种，它必须具有分析叙事活动各要素的能力。

三

空间叙事诗学理论的构型是叙事学发展史上的大事，更是我国叙事学研究史的重典。就叙事学这一学科而言，《空间叙事研究》的出版显然具有重大的叙事诗学发展史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理论和现代地理学结合孕育出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认识到作为社会产物的空间具有构建社会生活的力量。换句话说，空间在叙事中是具有构建作用的，但一直以来，时间的构建作用显然被得到更充分地认识，叙事诗学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以时间逻辑为主导的历史，叙事诗学从来就没有逸出时间逻辑的框架，从经典到后经典，到叙述转向后的广义叙述学，叙事诗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时间逻辑一统天下；至于空间，只是被简约成时间的某种状态。也就是说，空间尽管从来没有在叙事中缺席过，却从来没有在叙事诗学中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不能说是叙事诗学发展史上的缺憾。《空间叙事研究》一方面在叙事领域为空间正名，同时建构出空间叙事诗学的基础体系和结构框架，应该说该著的出版，是叙事诗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不仅如此，这一关于空间叙事的诗学之思还具有方法论价值。叙事学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方法论诗学，空间叙事诗学理论延续了这一传统，一方面为叙事学的空间研究提供了诗学支持，另一方面也为具体叙事文本的空间考察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范本。事实上《空间叙事研究》的空间诗学发现，无论功能探究还是形式总结，都从具体的文本中而来，大量丰富的文本分析实践的有效性证明这一空间之思的方法论，比如我们可以从叙事文本中发现叙事支点及其在文本中的作用，也可以从分形叙事的角度去考察叙事文本对世界和人生的新发现，用空间表征法去探究人物的性格及其隐秘的内心世界，在画面中发掘图像的故事表达和文化含义，也可从空间去“穿越历史的多重门槛”[4]409。

就我国叙事学研究史而言，《空间叙事研究》是叙事学本土化进程的里程碑之一。迄今为止，就建构叙事学的分支学科而言，空间叙事学是继申丹提出的叙事学与文体学相结合、谭君强提出的审美文化叙事学、赵毅衡提出的广义叙述学之后，由我国学者建构的又一叙事诗学理论，尤其可贵的是，空间叙事学已经发现其系统诗学思想。这对叙事学本土化的愿景，即建构中国叙事学来说，至少体现了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中国学者具有担纲西方学术思想本土化的勇气；其二，具有担纲的能力。叙事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建构在西方叙事实践基础之上的诗学之思。一百多年来对于西方文艺思想，我们习惯了学习、拿来和化用，但实际上我们更需要的是独立思考和敢于担当建构具有民族传统特色诗学理论的勇气。西方叙事理论东渐到与西方文化圈迥然不同的中国，必然也应该会与中国传统叙事思想发生碰撞，产生关于叙事理论、思想、诗学等一系列的新思考，空间叙事诗学正是这种碰撞的结果之一。这也充分说明，我们的学者，是能够在西方学者和前人理论所忽略、空隙之处，提出并建构一种新的诗学理论，开拓新的学科方向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的叙事学研究方向是在叙事学学科领域里提出的，也就是说提出者认为这是叙事学的分支学科，而不仅仅是中国叙事学学科，即中国学者提出的在叙事学领域而非仅仅是中国地域特色的分支学科，这就是说，中国学者具有与西方经典叙事学学家比肩而站的勇气和能力。空间叙事学和其他中国学者提出的叙事诗学理论，也可以用于西方的叙事实践。事实上，《空间叙事研究》的空间诗学理论，也多基于西方叙事文本，对中国文本则甚少涉及。由于中国叙事文本的空间特性可能更为鲜明，作者这样的留白，也许会给后来的研究带来更多令人惊喜的发现。

总之，《空间叙事研究》一书的出版，意味着一种新型叙事诗学的正式诞生。在当今叙事学界缺乏原创力并严重西化的语境下，这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能力。记得多年以前，龙迪勇就在其论文中提出了要建构空间叙事学这一叙事学分支学科的构想[5]；随着《空间叙事研究》一书的推出，我认为这一学术构想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1]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M]//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53.

[2] [以色列]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33.

[3] [法]杰拉尔·日奈特.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M]//张寅德.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17.

[4] 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5] 龙迪勇.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J].江西社会科学，2006(10).

责任编辑：刘海宁

I04

A

1007-8444(2015)02-0271-04

2014-10-30

2014年度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西方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4FZW002)。

王瑛(1971-),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与叙事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