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厚

(桂林旅游学院 教务处， 广西 桂林 541006)

【书 评】

一部研究中国宗教村民众生活的样本之作
——读荆世杰《百年胡庄——一个村落社区的信仰与生活变迁》

周其厚

(桂林旅游学院 教务处， 广西 桂林 541006)

荆世杰博士《百年胡庄——一个村落社区的信仰与生活变迁》一书，以胡庄宗教村民众生活为研究对象，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全面深刻地论证了村落社区信仰与生活变迁的关系。本书以其选题的问题意识，阐述的多维视角，资料的扎实可靠，文字的生动活泼，方法上的创新范式，堪称是一部中国宗教村民众生活研究的样本之作。

胡庄；宗教村；信仰；生活

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向来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但并不缺少宗教生活。当外来宗教传播进来以后，经过长期“本土化”过程，构成了中国民众生活状态的重要成分，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这一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做出符合生活本真的看法，仍然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重大课题。令人欣喜的是，荆世杰博士的新著《百年胡庄——一个村落社区的信仰与生活变迁》[1](下称《百年胡庄》，以下引文，凡未注明者，皆引自本书)，是在这方面不可多得的重大成果，堪称一部中国宗教村民众生活研究的样本之作。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属于“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中的一种，60多万字。我在拿到本书以后，一下子被吸引了，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对我来说，阅读本书的过程，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是那样虔诚朴实，一件件真实的事件，是那样地活灵活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能吸引人到这个份上，我觉得这是作者的成功，更是学术的成功。

一

博士论文的选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功。身与其中的人，基本上都会认同，选择一个好的论文题目，等于成功了一半。找到可以做，又值得去做的题目，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怎样选题，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李良玉老师说：“选题是关系到博士论文质量的关键。”“不同的选题，做出来论文质量不同。”在他看来，确定一个研究课题，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先有选题后有资料。即先把选题定下来，然后根据选题到相应的范围去找资料。二是先有资料后有选题。三是选题与资料互动发展。[2]真正好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选有意义的问题，不作无病之呻吟，不去炒冷饭。

《百年胡庄》的选题，可谓意味深长，看似偶然，而又实属必然。李老师说，这个课题是一个“灵感式的意图和计划”。2005年9月，他外出时看到乡下一个教堂，立刻引起了注意：进进出出教堂的是一些什么人，在做什么、想什么，教堂给了他们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来。这一连串的问题，马上让李老师感到，这是一个博士论文选题，当即考虑由荆世杰来做。因为当时荆世杰年近不惑，在大学教书多年，完成这样的课题，有利于他接受高强度的学术训练，获得比较扎实的成就，同时通过艰苦的劳动，培养更加敦实、细致、沉稳的思想作风。[1]选题的方向确定下来以后，困惑还是不少。教堂中信教的，男女老少都有，有各种身份、各种职业、各种想法的人，怎样深入他们的内心，从哪一个角度切入进去，同样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这种压力，这种烦恼，非亲历者是难以体会的。直到2005年5月，作者带着老师的问题，到山东省档案馆查阅宗教档案，发现了济南市平阴县胡庄村的“村民几乎全体信奉天主教”。他把摸到的情况对导师汇报后，老师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样本，值得深入考察。作者到了平阴，到了胡庄，参观了教堂，采访了村民，随即产生了很多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村子里，“天主教为何能够一脉相传？外来宗教与传统文化在这里经过了怎样的冲突与融合？新的民俗与群体认同是怎样的，宗教社区独特的生存与运作机制是什么？在这里政治与宗教的制衡与博弈，国家与社会是如何互动进退的？这个现在仍是县宗教工作重点村的宗教管理工作经验教训是什么？还有，这个村子是不是表里如一的光鲜，有没有什么缺憾或不足呢？”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不但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百年胡庄》课题的选定，非一个“独特新颖”所能言了，而是知识的积累，理论的启迪，史识的素养，现实的关怀，问题与思考，信仰与生活等综合作用的结果。老师的一连串问题，作者的一连串问题，强烈的思想共鸣，引出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学术佳话，一份难以忘怀的学习记忆，一页刻骨铭心的人生记录”。这是老师的肺腑之言，我们看到了，这一个由问题意识而选题的历程，其学术启示意义，自是非同寻常。

二

《百年胡庄》给人的第一印象，可能是胡庄的宗教史，或胡庄的宗教生活史。但只要仔细阅读完毕，就会感到，这只是望文生义。作者论证视角的切入，多种资料的驾驭，深入浅出的解读，非一般学术著作所能相比。可以说，作者从多维视角的切入，让人感到既一气呵成，不曾间断，又个性突出，事件、人物活灵活现。让人产生一种纵横交错、相互辉映的感觉，是村落宗教史但又超越了历史，是信仰又是生活，是宗教又是文化。这一切，都缘于作者多维视角的剖析和论证。

第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作者以“百年”胡庄命题，落脚点在于胡庄建村以来的400年，村落因天主教传播而兴，胡庄村史就是一部村民信仰天主教的历史。就是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作者向我们展开了一幅胡庄天主教历史的画面，让人深刻感受到了创村者的苦衷，天主教与世俗观念的冲突。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建国后的“四清”“社教”“文革”，直到改革开放、如今的困局，等等，在这一个历史过程中，观念的冲突，文化的碰撞，政治的干预，政策的变化等，胡庄村民对天主教的信仰，贯穿在整个村落的历史进程中。不平凡的、一刻就没有平静过的生活常态，贯穿在整个村落的历史进程中。透过历史的跌宕起伏，作为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一个社区组织，一个宗教村充满了艰辛与曲折，“新式宗教的进入必然地会和原有的习俗与信仰发生冲突，打破村落社区固有平衡”。如明末清初的“礼仪之争”、教案与义和团运动，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达到意识形态的统一，教徒村一度成为受极‘左’政策伤害最厉害的地方之一。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社会转轨、集体化瓦解，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我想，正是在这种宏大历史背景下，作者才得出了这样坚实的结论。

第二，不同的信仰个体。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中，作者描绘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人，一个个生动的事件，揭示了胡庄民众信仰的真实状况。(一)胡庄的神父，包括早期的神父、“文革”中和新时期的神父，外国的神父、中国的神父。他们在胡庄宗教信仰中，无疑是天主、圣母的象征，他们代表天主行使着权力，处于主导信仰的地位。所以，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神父的遭遇，也反映了胡庄天主教的遭遇。他们的修养与能力如何，直接影响到胡庄教会的作用大小。(二)胡庄的教民，包括司铎、修女、贞女，还有“老奉教的”，新奉教的，受家族的遗传、亲戚、婚姻影响的教徒等。他们对于天主教的认识，是出于一种内心的真诚，内心的自愿，为了自己的信仰，“救灵魂是主题，念经是做好事，这就是救灵魂”。他们同样都信仰天主教，但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有所敬，有所畏，以求得内心的宁静、踏实。(三)宗教管理工作具有特殊性。与普通村落的干部不一样，胡庄的村干部处在政府与教民之间，“有些党员干部自身还要完成信仰的转变，这对他们并非易事”。而在他们不再当干部后，又入了教。这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只有置于胡庄这个大的氛围中，才能够深入地理解他们。从他们在不同运动与事件中的表现，可以看到他们对信仰的坚守，以及坚守中的曲折。他们的信仰历尽苦难、迭经打磨，一部分坚定的认知者坚守住了世代相传的信仰。

第三，浓厚的生活氛围。作者写胡庄的教民，立足于宗教而又不唯宗教。在这里，宗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宗教。以生活史的角度，来透视教民的日常生活，让人感到了学术渗透力，不像以前有的论者那样，是“先入为主”地立论，空洞地下几个结论而了事。我们看到，《百年胡庄》专辟第三章“教堂变迁”，这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尖山教堂早就是胡庄的一个象征”，“在胡庄，教堂是举行礼仪、恭敬天主的地方，是教徒日常生活的中心”。“胡庄教徒历史上不断修建教堂。教堂的修与建凝聚着教徒的情感参与，是宗教社区的历史及居民生活与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作者从“从教堂变迁”入手，由物而人，铺开了胡庄村民的生活场景，没有这个场景，就没有教民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宗教有胡庄，有胡庄有教堂，有教堂有宗教，有宗教有生活。正是在这样一个思路下，《百年胡庄》第十二章“人生礼仪”，即论述了胡庄人的生、老、病、死、婚姻，都与宗教休戚相关，须臾不可离。凡是生活的，都是真实的。宗教的生命力，就在于人们的生活，翻阅百年胡庄的宗教历史，无疑就是一部胡庄人的生活史。所以，作者得出“宗教是一个信仰与实践的体系”的结论，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第四，多元的文化融合。在传统中国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敬天法祖为理念，宗族家庭相聚而居，构成了村落的基本社会结构，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没有统一的信仰。有土生土长的道教，有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玉皇大帝”、关公、妈祖以及各路神仙等，显示出了“多而杂”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外来宗教的传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传统文化与习俗面前，经历了一个被改造即“本土化”的过程。胡庄也不例外。作者没有回避这一点，而是直面以对。其实，胡庄之所以建村，就是宗教与世俗冲突的产物。即使建立了几乎无人不信教的宗教村，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也要经受中国传统的洗礼。诸如义和团时期的“民教冲突”，烧堂、砸堂、扒堂和重修教堂，工作组进胡庄、“四清”运动、“文革”中的胡庄、从拨乱反正到“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等，处处显示了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于胡庄的这种冲突与融合，作者在论述中用墨甚多，但没有流于俗套的、表面的而又草率的断语，而是深入到具体人物与具体事件中，做出了客观的、符合实事求是的解读。

比如，作者以一个按照宗教仪式举行的葬礼为例，指出胡庄人“在一些风俗性的环节上，又保留了不少中国特色。如亲人披麻戴孝、磕头。其他如停棺三日，服三与三七、五七及百日、周年等也是对传统的保留”。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属于“大教”范畴。但是，如果以此得出仍然是被传统文化“化”了的结论，势必流于简单化。恰恰相反，作者认为：“胡庄教友在葬礼上与大教的相同之处，恰好是些无关紧要的环节。而一涉鬼神观念、死后的去处、复活及灵魂的得救，都与大教人形成根本的区隔。因此，很难想象一个天主教徒会选择一个大教的丧仪。同样，一个人排斥天主教信仰的时候，他也会针锋相对地选择与天主教不同的葬仪。”作者断言：“胡庄村虽然也有村规民约，但重要的还是天主十诫与圣教四规，以及几乎每家都有的《天主家训》，这寓意着他们有不同的行为规范与价值标准。胡庄村民的信仰传统、礼仪文化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结合，形成不同的民风民俗。村民跟外教的有来往，但是决不在关乎信仰方面的民俗上随大流。”应当说，通过胡庄宗教与世俗的交融，我们可以看到异质文化的关系，不是谁战胜谁、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而走向融合的过程，是“中国特色”但又兼具“外国特色”，这才是我们对待不同文化与观念，应当拥有的正确态度，抑或说，一种文化上的自觉。

比如，从胡庄遭遇到的一系列运动来看，胡庄天主教的命运，注定既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又受到民间习俗的纷扰。这里的“民间”，当然包括外地人与邻村人的另眼相看，似乎胡庄人是“另类”。单就国家政策来看，从“打倒”、“清除”到“引导”“相适应”，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文化冲突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趋势。看来，由政治上的“大一统”，进而要求信仰上的“大一统”，原本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转变，宗教事务的恢复，爱国教会的成立，胡庄宗教信仰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作者以胡庄为个案，让我们一窥见豹，解剖麻雀，对于信仰问题，文化问题，价值观问题，强调“相适应”是很有必要的。诚如作者所说：“在社会变迁之际，各种制度性权威要想平滑地进入社区基层，取得合法的公信地位，借重宗教力量或许会有事半功倍之效。若解构过快，或有意忽视，都会造成社区的茫然与成本的反身递增。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剧烈变换与文化及意识形态改造空前繁重的情势下，宗教村尤其是际遇了异于平常村子的政治不适、文化冲突的坎坷与曲折。”也诚如李良玉老师针对本书的内在学术价值所说：“指出了中外宗教虽然有诸多不同点，但是内在精神价值上具有许多共通点；中外宗教的文化异同，决定了它们的融合必然是一个长期的曲折过程；中外宗教文化的融合，从根本上说，证实了宗教必须与中国社会相适应这个基本法则；宗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既包括接受中国本土社会的合理秩序、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和生活习俗，也包括接受外来宗教文化的合理的精神价值、文化礼仪与形式；宗教对于群众的心灵世界与社会生活具有调谐与润滑的功能，但是，宗教又不是万能的，它只有在国家法治力量的主导作用下，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安宁人心，安宁群体，安宁生活的效益。”其实，在中国，何止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对其他外来价值观，也应当如此。

三

历史学研究全凭资料说话，得出观点、结论很重要，但必须建立在扎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傅斯年早就说过，史学就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同样，李老师也强调：“材料是史学著作科学价值的基础。”“要坚持不掌握材料就没有发言权；要根据材料归纳事实，不能偏离材料说话；要经得起推敲，经得起考证，经得起别人拿材料来反驳。”[3]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说《百年胡庄》一书出自于“材料”，一点都不过分；说《百年胡庄》具有“发言权”，能承受三个“经得起”，殆非虚言。作者在研究这个课题时，首先从档案入手，然后阅读了大量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著作，建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通过搜集前人研究的现状、外文资料等，作者付出了大量心血，确实是超乎局外人所能想象。

但是，我这里要说的是，不是一般搜集资料的功夫，而是作者于搜集材料过程中，于运用材料和完成著述的过程中，开拓了一个历史问题研究的新思路，或说是一个新范式。在确定选题的同时，李老师明确告诉作者：“不要指望档案，百分之八十的资料要到下面去调查，你是先有思路后有资料。我们经常讨论什么叫开拓，做这样的论文，用这样的方法，就是一种开拓。大家不要墨守成规，认为都要先搞一大堆档案才能做论文，不完全这样。”[2]作者认真地执行了老师的意见，经过查阅档案和实地考察，确定把胡庄作为研究对象。然后，“一头扎进胡庄，参与观察、学习体验，进行田野调查”。历时一年半，他吃住在村里，与村民交朋友，俨然成为村里的一员。他接触到了宗教局的人、爱国会及教会神职人员、神父、修女、贞女，来胡庄的外地教徒和参观者。他与教民一道进教堂，“跟教友一起望弥撒，学习念经，听他们讲传奇般的神迹；到他们家里吃饭串门，参加他们的红白喜事，生日宴会。可以说，我进入了他们的生活”。正是因为这样，作者搜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留下了大量的亲身体会。可以说，这本书是作者在胡庄“蹲”出来的，调查出来的，访问出来的，更确切地说，是他感受出来的。他到处采访，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以作者的日记为证，他在第十三章“胡庄的圣母月”中写道：2006年5月4日，“圣母月里的胡庄委实热闹，各地的亲友都趁着这个机会来朝拜圣母，兼走亲戚，街上摆摊卖菜的小摊与各个小商店都红火起来。圣物组里也一派繁忙，济南教区禹城堂区的修女在柜台里服务。这些年轻的修女虽然没有穿衣(制)服，但是一望而知不是一般的妇女，她们面容红润慈爱，充满了活力。圣母月之前她们就过来了，住在堂里一个专门的院子里”。“圣物组里有不少教友买了圣物后，还让神父给祝圣一下。我也凑了下热闹，买了几个圣母挂饰，并请在堂里实习的王执事给祝圣。王执事嘱咐我要珍惜，并一定要我答应，才予以祝圣。”2006年5月6日，“前天晚上大雨，昨日阴天，今天总算迎来了一个晴天。一大早来自河北的300多名教友就上山去了。上午9点多又有河南南阳的教友到来，共有8个大客车，在路上跑了5个多小时。2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上了山，一路上拜着苦像，我也跟着上了山，拍了几张照片”。刘神父首先欢迎大家，他说：“胡庄教堂是济南教区和山东天主教的一个窗口，是全国有名的朝圣地。好多弟兄姊妹有身体上的问题、家庭上的问题，还有更多的问题，借着圣母玛利亚的转祷都得到了天主的恩典。”“今天堂里来参观的人们很多，负责讲解的老高忙着给每一拔来的人进行讲解，声音洪亮，不厌其烦。对老高的表现，我和一起来此调查的周博士对此叹为观止。”不用再抄录了，没有亲身的感受，没有融入教徒的一员，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文字？作者之所以写出如此扎实、生动而令人信服的著作，不是偶然的，更不是轻松的事。我也去过那里，作者笔下的“周博士”正是我。当时，我们俩是接了一个宗教类的课题，是中宣部思想政治研究所要搞一个宗教对人民群众影响的研究，我和荆博士负责山东地区的。可惜我住的时间不长，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但就这一个星期，让我觉得，原来搞学问，研究学术，可以这样子的。真正的智慧在民间，真正的学问在民间。所以，作者完成了这部巨著，是感受出来，是亲历亲为的产物。虽然如此，但我们必须明确，作者不是宗教中人，他以客观而又冷静的眼光，来看待宗教，看待宗教村民众的信仰。正如李老师所教导的那样：“第一要搞清楚当地的社会组织网络，注意政府与教会的关系，还要争取宗教局的支持，要说明我们不是站在宗教立场上，我们是一个客观的立场。第二，要争取教堂的支持，与他们的交流要采用与政府交流不同的方式，通过接触，搞清楚宗教的作用、意义。第三，搞清楚村里的组织，包括乡里的。第四，搞清楚谁是有威望的教民。”作者不折不扣地贯彻了老师的这个思路，深入宗教而能跳出宗教，深入胡庄而能跳出胡庄，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来审视宗教村的社会生活。作者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毫无疑问，为学术研究开拓了一个样本范式。

四

古人讲，写文章要讲究义理、考据与辞章。这里的“辞章”，就是指语言文字的运用。李老师强调选题，强调理论，强调资料，但并没放松对文字的要求。在指导学生的论文时，他说：“有些地方文句有不通的地方，有的是语义有问题，有的是语用有问题，有的是语法有问题，应下功夫使文句流畅、优美而又生动。”“历史学的叙事风格可能与小说有相近的地方，有的作家很容易就转成了传记文学作家或传记作家，但似乎与文学评论的风格有异。”“文字为学问之工具、人生之台阶，不可等闲视之。”[2]对照一下《百年胡庄》的语言风格，作者创新了一种“学术语言”，同样具有“样本性”作用。

比如，作者讲到义和团，平阴县有个山头村，出了一个甲士卫，“甲士卫家原住平阴城西三庙街，街上多富户，甲家算得上数一数二的。甲士卫的父亲名叫甲令芝，在城里任过钱粮师爷，有四子，无女，甲士卫是老二，其大哥是士英，三弟士汉，四弟士文”。“山头村还有个张洛昌也是神拳之一，人也称之为先生，仅次于甲士卫的地位。他是村庄兽医，会阉猪治牛，家门口挂着招牌上写‘跑阉骡子走阉马，半天空里阉鹅鸭’。村里人都说他和甲士卫是‘跑得了大刀会，跑不了甲士卫；跑得了山头村，跑不了张洛昌’。”

比如，作者写教堂，铺垫胡庄的生活场景时，说：“到胡庄的人，无论从哪个方向，总是远远就可看到圆锥式的尖山上的教堂。”“山下的大堂宏伟壮丽，雄居村落中心，早晚之间，钟声悠扬。”“尖山上的露德圣母堂和山下的圣母无染原罪堂都是山东省著名的教堂。”

比如，作者在写采访时，说“2005年11月4日一早，我又一次敲开了住在堂前第二排房子的守贞女刘金荣老人的房门。房子在路东边，临街一间在拓宽南北路时已经拆除，露出的墙参差不齐。老人一个人过，住的是剩下的两间老式平房。房门是老式的木门，进门一片漆黑，让人好长时间不能适应。两间屋通着，没有间壁，几块排在一起的隔板上堆着十多袋子面粉。后来，才知道这是村里发给五保户的每年300斤面，她吃不了，就囤在那里。一个炉灶安在西墙边，烟筒是那种白铁敲成的那种，早已失却本色，有的地方已经烂出连片的大洞。老人一天两顿粥，屋里生冷生冷的，唯一的亮点是墙上迎门处贴着的几幅圣像。”其实，读到这些文字，我们啥都明白了。作者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已经深入到信徒的内心世界，深入到他们的现实生活，并且深深地理解了他们。对此，我觉得，“此时无声胜有声”，再怎么着评价，都是多余的了。

在作者的笔下，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向我们走来，正直、沉稳、聪明、仗义的胡明启，热情、豪爽、健谈、好客的高庆广，贤慧、明理、宽容、实在的刘爱莲，敬业、严谨、尽责、本分的刘学兵，还有赵路加、王富泉、胡文灏、张文丽、高玉英、胡文东……，他们是真实的人物，教民、神父、曾经的村干部，他们成长与生活在胡庄，在天主教信仰中，有他们的喜怒哀乐，奉献、团结、利益、冲突，这就是生活，宗教村民众的现实生活，一群共同信仰天主教人们的生存状态。

其实，本书的特点还远不止这些。书中配有很多的照片，是作者亲自感受、采访、看到、接触的人或物，更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咀嚼回味。还是看一下诸位专家的评价，足以验证我的体味。苏州大学朱从兵教授：“论文征引的胡庄大队档案是特色档案，这是论文的一大亮点。论文紧紧抓住胡庄这一宗教村的特点，揭示了该宗教村的形成、发展过程，探讨了宗教信仰对村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的影响。其最富学术创意的是展现了宗教村落的各个元素在政治形势下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调适现象。论文的学术贡献在于从方法论上展示了胡庄宗教村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的原生态的历史演进过程、宗教及社会双向互动的主题场景，使人既感受到胡庄的独特宗教氛围，又使人感受到时代变革的气息。”南京大学张海林教授：“作者把普通的乡村人物和具体事件放到百年来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宏大背景中考察，以小见大，夹叙夹议，内外关照，观察到小人物和日常事件背后隐藏的政教互动格局和僧俗利害平衡。论文选题颇有前沿性和挑战性，自下而上，厚今薄古的视角有助于深化文化史、宗教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而大量乡村材料和田野调查也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空间。论文行文平实流畅，资料详实可靠，所作结论客观中肯。”

《百年胡庄》所揭示的真理，说起来其实是简单的，这就是：文化是可以包容的，信仰是可以多元的，生活是可以多彩的，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有生机；只有这样的群体，才有活力。

[1] 荆世杰.百年胡庄——一个村落社区的信仰与生活变迁·序[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2] 李良玉.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293-294.

[3] 李良玉.柳叶集·续编——李良玉博士生教育文录[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20.

责任编辑：仇海燕

C912.82

A

1007-8444(2015)02-0263-06

2015-01-30

周其厚(1963-)，教授，南京大学博士后，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近代文化、高等旅游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