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健

(1.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江苏 南京 210001)

【文化产业研究】

论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现实价值
——基于日常生活史研究视角的分析

蔡 健1，2

(1.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江苏 南京 210001)

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融入组织日常生活，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传播媒介。日常生活史研究强化了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文本价值、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日常生活史研究启发我们，要进一步重视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客观价值，深化其内容管理，加强其理论研究。

内部资料；连续性出版物；日常生活史

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出版物类型。根据规制，不同层次组织创办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均须遵循既定宗旨，创办宗旨可以一般性地概括为“为组织成员服务、为组织建设服务”*创办宗旨具体包含内容定位(即贴合主办单位业务性质)、读者定位(即面向主办单位组织成员)、目的定位(即指导工作并交流信息)等诸要素，各要素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因此，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是一种典型的组织传播媒介。从理论角度切入对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进行研究的文献不多。从已有相关文献来看，大多运用的是组织传播、组织行为等理论。本文从日常生活史研究角度出发，对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文本价值、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等进行研究，旨在拓宽研究的理论视角并凸显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客观价值所在。

一、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基本特征

一是互动性。从规制设计初衷来看，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是作为报刊的补充而存在的。它们共同筑就连续性出版物出版体系。互动性是针对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与报刊的相互关系而言的。报刊与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刚性差异在于定价、刊登广告、征订发行这3点。其他方面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具有弹性，不呈现刚性。上述特点使得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与报刊之间相互转化成为可能。2003年7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中办发[2003]19号)明确规定，要通过停办一批、分离一批、整合一批等方式切实解决党政部门报刊散滥问题。《通知》指出：“个别确因指导工作需要保留的报刊，可转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免费赠阅。”2011年5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1]19号)明确规定：“党政部门主管主办、用于指导工作、面向本系统发送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或并入党报党刊出版单位和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根据《意见》精神，新闻出版总署2012年7月印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办法》规定：“对于科研部门主要承担专业学术领域工作指导、情况交流任务的期刊和高等学校校报，一律改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对于党政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用于指导工作、面向本系统发行的报刊，一律改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仅限于在本部门、本系统内部交流，不得征订发行，不得刊登广告，不得拉赞助和开展经营性活动”。原江苏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主管、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主办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东方国门》(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JS—S302)，2011年12月根据新闻出版总署新出审字[2011]959号文编入“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0—1058/F)，主管单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主办单位中国质检出版社、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在当前的规制语境下，这种互动性表现出强烈的不对等性。具体来说就是，报刊转化为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相对容易，而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转化为报刊则难上加难。

二是档案性。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如实记录组织的日常生产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是组织日常生活的“大事记”和“编年史”，具有重要的文献功能和档案价值。1998年第3季度，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工作部署，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南京党史》(主办单位南京中共党史学会)在当年第5期首发了江泽民同志撰写的《忆厉恩虞同志》一文。该文2006年8月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泽民文选》第二卷。Clampitt及其同事研究认为，内刊是信息沟通的书面形式，纸质材料是永久保存档案的一种方式[1]。Riley表示，有些内刊办刊持续时间长，它们能够成为历史学家研究企业沟通的有价值的资料来源[2]。数字化时代，纸质出版物在资料留存方面的独特优势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2014年3月，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所辖《南京水务》编辑部在接受访谈时表示：“作为综合体现企业大事小情的内部纸质刊物，《南京水务》见证着企业发展，也记录着企业各项重要工作和重大事件，具有收藏意义和留存功能。”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文献功能和档案价值得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认同。以江苏省为例，省立南京图书馆以及市立金陵图书馆、市立扬州市图书馆等公办图书馆均专门收藏本地区创办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三是思想性。作为一种特殊的出版物形式，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思想性是由其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的。现代社会，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支配力越来越大。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广泛而深入地介入组织的日常生活，深刻地影响着组织成员的思想情绪、价值判断、生活态度和行为选择。作为宣传思想战线上的重要阵地，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同报刊一样，担负着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和舆论环境的重要职能。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思想性的核心是导向问题。导向问题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到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业繁荣发展，关系到不同层次组织的精神文化建设，关系到广大组织成员的基本文化权益。导向偏差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传递有误信息，传承错误文化，既是误人子弟的精神垃圾又是危害社会的思想糟粕。《中国国情动态》即为反面事例。在国家统计局党组已作出“停止中国国情研究会下属机构一切活动”决定之后，中国国情研究会教育培训中心擅自申领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出版《中国国情动态》，其中内容出现严重违反出版纪律、宣传纪律的问题。2004年2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对〈中国国情动态〉等违规出版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查处情况的通报》(新出报刊[2004]311号)，决定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注销其《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

二、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西方传统史学“几乎总是以戏剧性的‘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3]。根据法国学者西米昂在《历史方法与社会科学》一文中的论述，作为“大历史”的政治史，其研究重点是政治事件(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历史事件)、政治人物(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等精英人物)和政治年表(历史事件的年表排列)。20世纪下半叶，在西欧当下深刻的社会背景作用下以及日常生活理论引领下，日常生活史作为一个概念化的史学新领域开始兴起于西欧。日常生活史是深刻反思传统史学关注“大历史”、忽略“小人物”这样的功能分析方式的产物，它对后者忽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存在进行批评[4]。日常生活史学者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件包括生活琐事都富于意义，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说明其意义。尽管这种说明未必能够转化为对未来的预见，但毕竟可以形成某种‘解释的框架’，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最终深化人们对过去也包括对未来的理解。”[5]法国年鉴学派在日常生活史兴起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年鉴学派关注日常生活和习俗，认为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实践，日常生活史已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

一是研究观念全面化。有人曾说传统史学就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谱[6]。此言难免有些过激，但确实点明了传统史学固有缺陷。与之相反，日常生活史倡导“全面的历史”或“整体的历史”观念[7]，主张突破政治史的局限，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8]70，尤其是社会、经济、心理现象。

二是研究对象微观化。日常生活史学者力求立体生动地反映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并研究其发生机制和变化机制。这种努力必然导致研究对象的微观化，个人、村落、街区等被认为是最合适的研究对象。然而，日常生活史学者强调研究客体的“微观”并不意味着研究价值的“微小”。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主旨是“以小见大”。

三是研究目光向下化。日常生活史倡导“让史学向历来被忽视的人群敞开大门”、“在小人物群体中探寻历史动因”。日常生活史学者关注社会大众，着力研究其心态、情绪以及对周围世界的反应。这里所表达的史学思想是：对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乃至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不能局限于了解社会精英的态度和看法，更要把握普通民众的心态和想法。以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为例。如果仅仅研究这一时期思想家的思想，这充其量只能说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的思想史。只有同时研究普通民众的心态和想法，才能全面了解法国文乞复兴时期的思想状况。[8]76

四是研究内容宽泛化。日常生活史研究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将其研究内容软界定为“日常行为”，包括工作行为、非工作行为等两大类。根据上述界定，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衣食住行、人际交往、职业劳动、生死爱憎、灾变节庆，等等。另外，日常行为所涉及的所有制关系、人口变化、家庭关系、亲族组织、财产继承、法律诉讼、城市制度等等，也能够作为背景进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范畴。

五是研究史料多元化。传统史学的史料大都局限于文字材料，尤其是政府公文、地方志等官方文献。这些文献记载的一般都是与政治史有关的内容，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很少涉及。日常生活史强调尽可能扩大史料来源，把一切日常生活中的遗存物都用作史料，譬如家谱族谱、报刊传单、笔记文集、蒙学读物、戏剧唱本以及碑刻照片、契约文书、遗嘱账册、税收清单、医院病案等[9]。从这种历史观出发，一纸通知、一个项圈、一磅胡椒的价格等等在过去认为是没有价值、不必保留的材料，现在都获得意义和价值，都成为重要的史料[6]。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研究者们从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不同角度出发，围绕日常消费、日常社会关系、城市与乡村、信仰与礼俗、生命与健康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产生了一批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10]。

三、日常生活史研究与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价值

作为个体的人有其日常生活，同样，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组织也有其日常生活。依据日常生活理论关于个体日常生活的定义，我们可以将组织的日常生活作如下简洁定义：“组织的日常生活是以组织空间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日常生产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旨在“为组织成员服务、为组织建设服务”而出版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实际上是不同层次组织日常生活(日常生产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载体。

首先，日常生活史研究从历史研究角度强化了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文本价值。1949年以后，我国的纸质媒介史是由报刊史、内部连续性出版物史(“内部报刊”史以及后继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史)两部分组成的。与报刊史研究的花气氤氲、春意盎然相比，内部连续性出版物史研究显得寂寥落寞许多。相关著作只有《企业沟通——企业公关刊物传播运作研究》(武汉出版社，2006年)、《中国企业报发展史》(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中国企业报研究》(新华出版社，1993年)、《企业报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屈指可数的几种，且全部集中在企业报方面*企业报绝大多数不是正式报纸，它们大都经行政审批后获颁内部报刊准印证或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此外，内部连续性出版物个案史的研究著述也乏善可陈。日常生活史研究强调“全面史”或“整体史”观念，主张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根据这种历史观，须进一步重视“内部报刊”和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文本价值，强化内部连续性出版物史研究，使得纸质媒介史研究向着全面化、均衡化方向发展。

这方面，西方学术界对我们有较好的启示。西方学术界坚持“全面史”或“整体史”观念，从完整媒介史角度出发，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与作为组织传播媒介的内刊*西方内刊相当于我国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放在共同背景下进行整体研究。Heller指出：“研究内刊对于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媒介以及大型企业很重要。就前者而言，它展现了印刷媒介存在的普遍性和作用的多面性。除了地方社区、市民社会和国家层面，印刷媒介能够顺利栖身工作和组织空间。内刊与报刊形式相当且功能相近，均能发挥构建社区、传播信息和观念的作用。”[12]161他认为内刊必须定位在印刷媒介的传统之中。研究中他专设一节“Media history and company magazines, 1880—1939”，指出这个阶段是英国报业的全盛期和期刊业的蓬勃发展期，为内刊的出现提供了背景和条件；与此同时，内刊的出现也反映了媒体环境较为广阔的发展[11]。

其次，日常生活史研究从史料来源角度强化了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文献价值。日常生活史研究强调尽可能扩大史料来源。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作为聚焦组织日常生活的灰色文献，真实记录并全面反映组织日常生活史，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档案价值。如果说报刊更多的是记录历史的主线和筋骨，那么，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则更多的是饱含历史的细节和血肉。因此，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毫无疑义地成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

组织日常生活的日常性是“琐事”重复性与“细节”变化性的交融。由于组织的业务性质长时期基本保持不变，故其日常生产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呈现出重复性的特征，即列斐伏尔眼中“永恒的轮回性”[12]。与此同时，重复进行的日常活动(琐事)其具体细节又各有特点，即“每一件‘时事’包含着不同的原始运动和不同的节奏”[13]。组织日常生活的日常性体现在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上就是版面、专栏的相对固定，并以此为平台对琐事及其细节进行聚焦性、重复性、持续性的反映和记录。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的作者高华教授在研究普通人物命运与时代关系时非常重视参考平民回忆录等非正式出版物[14]。在高华教授的启发下，从2005年开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创立“民间历史”项目，运营“民间历史网刊”，收集个人回忆作品。

通过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我们不仅可以认识组织的日常生活史，而且能够发现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构性因素。

最后，日常生活史研究从个体认识角度强化了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文化价值。列斐伏尔认为，人归根结底不是经济人、政治人、劳动人、理性人和技术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人的最终解放并非体现在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而是要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来[15]。赫勒指出：“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人自身的改变，人的态度的改变无论如何都是一切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16]日常生活史研究认为，人的个体解放和认识改变是在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被软界定为“日常行为”，包括工作行为和非工作行为两大类。根据这个界定，组织成员的日常工作是其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从作为组织成员的个体角度来看，组织日常生活与个体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重叠性。见于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光明日报，2006-02-14)。中完成的，这种完成是一个渐进性的缓慢过程。在此过程中，对认识变化产生主要影响的是传播媒介[17]。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是组织成员日常生活中的身边读物，具有“觉得亲、读得进、信得过”等特点，其宣传文化功能(亦即意识形态功能)对组织成员的认识变化产生着重要影响。

首先，它是凝聚思想共识的阵地。作为“草根媒介”，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采取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表达方式长期进行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宣传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被越来越多的组织成员所理解、掌握和接受，成为凝聚他们思想、情感和愿景的共识，这将为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创造良好条件。其次，它是传播先进文化的载体。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和引领，宣传科学理论，倡导创新精神，培育文明风尚，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在构建以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为重要特征的组织文化方面大有可为、已有作为。以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南京医药》为例。《南京医药》编辑部2014年9月初至12月底组织开展“点赞南药”征文活动。征文主题是：“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南药员工诚信勤勉、爱岗敬业、友善博爱的精神风貌，彰显并弘扬榜样的力量”。征文活动在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企业精神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最后，它是提高公民素质的平台。作为社会人，个体的素质提高大多是在组织日常生活中完成的。这种完成是一个渐进性的缓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传播媒介对个体素质提高产生了关键性影响。通过凝聚思想共识和传播先进文化，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旨在将组织成员塑造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面发展的人。

在当前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态势下[18]，必须进一步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凝聚成员广泛共识，形成共同思想基础，从而推动组织建设和谐健康发展。此外，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具有的功能和发挥的作用是国家整体文化实力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组织好、引导好、发展好连续性内部连续出版物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日常生活史研究启发我们，要进一步重视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客观价值，要进一步运用规制等手段深化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内容管理，要在“全面史”或“整体史”观念引领下进一步加强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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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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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8444(2015)02-0251-05

2015-02-10

蔡健(1969-)，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出版行政管理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