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涛， 王金霞

(滨州学院中文系，山东滨州256600)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都市”已成为中国跨世纪性的一个时代主题词。“都市”不仅是实存的生存之地，而且是想象性的文化空间，它几乎囊括了当今人们所有的生存体验与文化想象。而网络都市小说很好地记录了当代人在都市中的生存感受与文学想象，甚至有学者认为网络小说与当代都市的关系最为直接而紧密.“无论在何种层面上，网络文学都是一种具有绝对意义的城市文学。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它所描绘的生活，都完全属于城市世界。”［1］可以说，对“都市”空间的想象与书写已成为网络都市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叙事维度。在这一叙事维度中，作为“生存之地”的都市和作为“神话之境”的都市分别构成了网络都市小说叙事维度的两个极点，而所有的网络都市小说叙事都在这两个极点之间游移，带来了真实性与虚构性文本因素在不同文本中的此消彼长，从而突破了传统都市小说的叙事规范，实现了叙事学意义上的文学生态性。

一、作为“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叙事

在与传统小说的关系中，网络都市小说与传统小说有着最为亲密的血缘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文学场中都市文学盛行所具有的丰厚的文学资源，传统都市小说在现代性意义框架下所形成的深度文本模式，网络写手对文本的经典化追求以及当代都市生存经验对网络写手的强大召唤力等原因，使传统都市小说成为网络写手们不断追随与模仿的对象。对当代人而言，都市生活是一种主流的生存方式，或是一种极具召唤性魅力的想象方式。生存经验的当下性成为连接文学与生活的强劲力量，正如罗杰·加洛蒂所说:“一切真正的艺术品表现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形式。”［2］

从小说母题方面看，作为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叙事与传统都市小说具有鲜明的一致性。所谓母题，就是小说在叙述人物的行为方式、命运遭际等生命行为和生存状态时所表现出来的意义趋同性。传统都市小说纷纷体现为一个母题类型，即“遭遇”主题。许多小说类型可以看作“遭遇”母题不在语境中的变种:知识分子在都市生存环境中的悲剧性遭遇(如某些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边缘群体在都市环境中的生存遭遇(新生代小说)，女性意识觉醒后的女性在都市中的生存遭遇(女性主义小说)，都市草根族的生存遭遇(底层写作)，等等。甚至其他小说类型也体现了这种“遭遇”母题，如乡土生命形式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遭遇(乡土文学、打工题材文学等)。很多书写“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表达了同样的“遭遇”母题:成功者从天堂到地狱的悲剧性遭遇(慕容雪村的小说)，性别意识觉醒后的女性在都市中的遭遇(虞美人的《广州寂寞烟花》等)。从小说母题类型这一角度看，作为“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与传统都市小说具有更多相似性。与其他小说母题类型(“成长”、“寻找”、“救赎”等)相比较，“遭遇”母题有着更多的意识形态因素、现实批判性和悲剧性的审美内涵，它们构成了小说文本意义的深度模式。其中，慕容雪村的小说极具代表性。

慕容雪村小说的“遭遇”主题往往通过三类人物形象来实现。在作品中，慕容雪村通常设置三个具有同等地位的人物形象:肉欲的追求者(《成都》中的陈重，《天堂》中的刘元)，理想的追求者(《成都》中的李良，《天堂》中的肖然)，世俗生活的追求者(《成都》中的王大头，《天堂》中的陈启明)。三人昔日是情谊甚笃的大学同窗，毕业后同处一座城市，尽管他们几年后看似走向了成功，却经历了友情的分道扬镳，也经历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遭际。作为肉欲的追求者，陈重、刘元等形象将爱情的纯洁性、诗意性和婚姻的道德操守弃之脚下。爱情不再是人们情感世界中最纯美的东西，而成为性爱活动可以廉价复制后的废弃物;性爱也不再具有神秘性，而是成为透明性的、具有行为主义意味的身体表演。作为精神世界的追求者，尽管身处都市浮华之中，但仍保持一份精神追求，如李良喜欢写诗，喜欢海子，对爱情和兄弟情谊都有一份执着和坚守，然而这种内在的精神追求，甚至连同他们本人最终一同淹没在滚滚红尘之中。而作为世俗生活的追求者，尽管他们获得了让人羡慕的成功，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道义、廉耻、人性等美好的东西泯灭了，最终在都市中迷失了自己，成为一味追求物质欲望的单向度的都市人。通过这三类形象，慕容雪村试图从身体、精神和世俗生活三方面对当代人在都市中的遭遇做出概括和思索。

网络都市小说中的“遭遇”母题深刻地折射出了网络写手对当代都市非生态性的一种悲观主义的认识态度。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学中，作家对城市的态度始终处于他者的文化批判立场，未能形成一种亲近态度。作为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亦是如此，这体现在对都市文化镜像的营造上:有的都市镜像呈现出天堂与地狱并存之态，不仅是彼此贫富的差距，更是一个人充满矛盾性的生存状态，主人公看似在天堂里行走，却也同时在地狱中行进(如慕容雪村的小说);有的都市镜像呈现为一个硕大的妩媚妖冶的女性躯体，男主人公在都市中的行径就像是在这一庞大躯体的温柔乡里寻花问柳(如最爱金莲的《成都粉子》，梁小无拆的《爱情路过广州拐角》等);有的都市镜像呈现为女性突出重围又深陷泥淖的困厄之地(虞美人的《广州寂寞烟花》);有的都市镜像则呈现出迷宫一样的可怕性和不可认知性(玫瑰水手的《重庆孤男寡女》)……这些都市镜像无不呈现出一种非生态性。这实际是对都市的一种妖魔化文学态度。

“遭遇”主题势必带来主体形象的悲剧性。在作为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是悲剧形象，但这种悲剧性又是“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往往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形象本身的不完善性。主人公要么是有“道德缺陷”的主体形象，如都市中欲望的追求者，他们在诠释都市欲望主题的同时是以精神和道德的缺失为代价的，这使他们具有小人物悲剧的荒诞性;要么是“理性缺失”的主体形象，他们往往因缺乏坚定的精神信仰而淹没在物欲的滚滚洪流之中。二是叙述语言的不完善性。由于对文本娱乐性阅读效果的追求，网络都市小说的叙述语言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重故事叙写而轻心理刻画，这势必带来叙述语言的外倾性、娱乐性，从而相对地削弱了主体的精神深度和悲剧性。这种不完善性由网络写手的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由于网络写手不能跳出历史经验之外来拯救当代人，或缺乏足够深广的智慧去回应人类的这一历史性缺陷，只能感同身受地去书写这一悲剧。主体形象的悲剧性，是对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下主体性悲剧的一个文学性回应。随着现代哲学的降温，具有神性色彩的现代人消失了，而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灰头土脸的普通人。后现代主义学者纷纷表达了对当代人的悲观认识，从意识形态上看，人成为被规训的对象，“意识形态将个体当作属民质询”［3］;从权力角度，福柯认为“个体并不是给定的实体，而是权力运作的俘虏。个体，包括他的身份和特点，都是权力关系对身体施加作用的结果”①转引自:乔治·拉伦:《文化身份、全球化与历史》，包亚明:《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这些思考都体现了学者们对当代主体的悲剧性生存处境的深切忧虑。这不仅是当下语境性的生活问题，更是全球性的悲剧性事件。

由于“遭遇”主题涉及对都市环境和当代主体的悲剧性思考，使书写“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成为网络文学场中最具现实批判性的小说文类。文学的现实批判性往往体现为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对抗性，文学往往不愿做现实的歌颂者，而是扮演一个诋毁者与摧毁者形象。正如尼采所言:“文化意义上的伟大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4］文学亦是如此。与传统都市小说相比，网络都市小说中的这种批判性有时来得更为猛烈。由于网络环境中出版审查机制的相对薄弱，极大地降低了网络小说的发表门槛。于是，在传统文学场中不能被发表的作品可能在网络环境中被发表，慕容雪村便是典型代表。慕容雪村对现实始终报以决然的否定态度，他往往站在社会弱势群体的文化立场之上，对上层社会的丑恶进行抨击，甚至有时为达到批判效果而忘了艺术上的圆融。这在他的《伊甸樱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慕容雪村的正直、坦诚和勇敢使他成为一个能为艺术而无所顾忌的人，他身上有着鲁迅的某种风骨。慕容雪村的存在，不仅在网络文学场中，而且在整个当代文学场中，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为整个网络文学场注入了一股凝重和犀利。当然，网络都市小说中的现实批判性是被削弱了的。首先是网络文学场的文化消费性对现实批判性的消解。一方面是现实批判性所具有的精英文化特点与整个网络文学语境的娱乐性价值取向的矛盾，两者之间存在着精英与通俗、高雅与世俗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是在海量芜杂的网络文学场中，几个人声嘶力竭的呐喊很可能淹没在一片众声喧哗之中，甚至沦为无人问津的地步。因而，文学指向现实的路径变得非常渺茫了。其次，在网络都市小说中都市文化的全球性、现代性特点和文学指涉现实的语境性、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内在性地削弱了文学的批判性。于是，本该非常具有语境性的悲剧性事件很可能被置换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都市文明病。当代网络都市小说对主体性悲剧的揭示既是深刻的，又是虚弱的。深刻性在于它揭示了当代主体悲剧的普遍性，正如舍勒所说:“确切地说，悲剧性系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要素。”［5］而虚弱性则是指它的现实指涉性被削弱了，从而也就忽略了对主体性悲剧的拯救意识。

总之，将都市作为“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叙事，体现了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文学再现论。网络写手基于对生活的体验，在遵循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真实性”原则(此原则在后现代主义理论那里遭到质疑)之下，写出了当代某类群体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状态，使作为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成为当代人都市生存状况的文学性印记。

二、作为“神话之境”的网络都市小说叙事

如果说作为“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叙事体现了传统小说文类的遗传性，而作为“神话之境”的网络都市小说叙事则体现了都市小说这一文类在网络环境中的变异性。所谓作为“神话之境”的网络都市小说，就是指小说创作突破了传统的建立在真实性关系之上的认识论思维局限，不再将小说文本作为现实生活的镜像式反映;也突破了以现实为参照的意义模式，而是将文学创作作为自足性的虚构文本任意演绎故事、塑造形象。这在网络都市异能小说中尤为突出。所谓网络都市异能小说，就是指小说主人公因某种玄幻因素或科技因素而具有超乎常人的特殊能力，从而改变人生、成就辉煌业绩的网络都市小说。网络都市异能小说对传统都市小说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和主题模式方面。

网络都市异能小说的显著特点是主人公因神性因素的植入而具有超常能力。主人公的神性因素往往来自两个方面，古老的传统文化因素或当代的科技主义因素。例如在高架红绿灯的《捡漏》中，主人公于飞鉴别稀世文物的特异功能是拥有混沌之气。其混沌之气来自三个方面:由庄周创立、从西周流传下来的逍遥门并由秦延封印在于飞头脑中的混沌之气、京都人头盖骨化石中的混沌之气和神仙许逊封印在点金手中的混沌之气。充沛的混沌之气不仅使于飞能够沙里淘金似地轻松捡到稀世文物，而且使他能够躲过多次暗杀，并一举毁掉逍遥门日本分支的精干力量。而在老施的《杀手房东俏房客》中，主人公赵铁柱凭借化学药剂将身体硬化，从而纵横黑白两道。以传统文化构成的神异因素，使网络都市小说携带了本土历史文化特点，这对于处于历史文化遗忘状态的都市来说无疑是一种文学性反拨。而科技因素的植入，打破了传统都市小说文类的体式界限，使网络都市小说具有科幻文学的某些特点，并有着鲜明的科技主义文化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都市异能小说中，网络写手往往赋予主人公一种鲜明的民族文化人格。例如，《杀手房东俏房客》中的赵铁柱为救孙佳颖前往日本，横扫日本黑社会总部，并击杀了日本的护国国师安倍今明;《捡漏》中的于飞偷运回在日本发现的四万两黄金、打压日本在中国的丰田公司、击杀日本黑龙会骨干、杀死日本杀手零、杀死日本人风田川仁等行为。这些情节设计为主人公增加了一份浓郁的民族情结和爱国情愫。在其他网络小说(特别是在以黑道为题材的网络小说中尤甚)中也有类似的情节设计，如在六道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煮剑焚酒的《黑道学生》中亦将主人公放在中日民族矛盾中去塑造。从民族文化心理来看，这些情节体现了来自历史的民族仇恨在当代人心理深处的无意识延续。而从文学规范上看，这些情节改变了都市主人公的文化内涵。传统都市小说中主人公的文化内涵往往是现代性的与球域性的，也就是一种类似现代文明病的通识性文化人格，它具有跨地域性和跨国别性。而对于以民族情愫为主的民族文化人格的塑造往往盛行于战争年代的文学创作。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文学(特别是在都市文学的创作)中对这种民族文化人格的塑造几近销声匿迹。然而在网络都市小说中，这种民族文化人格的塑造又浮出历史地表，它不仅丰富了当代都市人的文化人格，而且给现代性的都市文化镜像增添了一抹本土性的文化色彩。当然，在一个战争年代业已远去、消费文化狂舞的当代语境中，这种民族文化人格的塑造只是历史审美化后的文化消费符号，文学娱乐的形式意义大于其真实性的历史内涵。

由于神异因素，主人公的人生历程不再是悲剧性的遭遇，而是一种“奇迹”，即人物的人生历程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成功。例如在《捡漏》中，主人公于飞凭借混沌之气在国内外成功一次次捡宝，他先后捡到陆子冈作品、唐代王维画作、大明宣德皇帝青花蟋蟀罐、古剑赤霄、《兰亭序》真迹、李迪的红白芙蓉图、随侯珠、京都人头盖骨化石、西方圣杯、莫奈的画作、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鱼汤剑、湛卢剑、夏朝青铜鼎、《冬意山水图》、第一美玉垂棘之璧、《永乐大典》等稀世珍宝。对每一件文物，作者都不惜笔墨。主人公寻宝的历程就像是一次中外古代艺术珍品的精彩巡演，折射出人类智慧与历史文化的灿烂与美丽。而在《杀手房东俏房客》中，主人公赵铁柱凭借身体的硬化功能，先后拿下铁手帮、消灭镊子帮、纵横帮，并先后晋级龙帮、神榜，轻松击杀神榜第一青龙，最后成为东南王。这里，都市环境不再是让当代人受挫或导致悲剧的生存空间，而成为这些人上演传奇神剧的虚构之城，具有很强的道具化色彩。这使“奇迹”主题的网络都市小说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

神异因素的植入，打破了传统都市小说建立在现实真实性基础之上的叙事伦理。作为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叙事，人物的行为方式及其人物关系都建立在实存世界的生存经验和伦理规范之上，从而让读者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而作为神话之境的网络都市小说并非如此。首先，这类网络都市小说突显了都市文化形态中戏剧性的一面。当代都市文化形态具有两面性，既有喜剧性的神话一面，又有悲剧性的灰色的一面。前者如股票赢利、彩票中奖、星光大道、中国好声音等文化造神现象所体现出来的匪夷所思的神话性一面;后者则是由就业难、就医难、买房难等生存压力构成的当代人普遍性的生存困厄状态。作为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构成了当代都市文化镜像的灰色一面，而作为神话之境的网络都市小说则构成当代都市文化镜像的喜剧性一面，两者互相补充，又互相拆解。其次，这类网络都市小说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中突破了现实生存原则的局限。在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叙事中，主人公处处受环境制约，最后走向悲剧之地;而在神话之境的网络都市小说叙事中，主人公凭借神异能力摆脱环境限制，最终走向成功。在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中，主人公的情感痛苦多来自固守家庭和婚姻逃离之间的情感纠结;而在神话之境的网络都市小说叙事中，主人公可以拥有多位娇妻(女性)，且能彼此和谐相处。这些突破，都使得建立在人类学意义上的作为生存之地的都市文化镜像转变为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以符码虚构为特征的虚构之城，伴随而来的阅读体验也就从感同身受的真实体验到求新猎奇的娱乐性刺激。

三、叙事维度位移的文学生态性

从生存之地到神话之境的叙事维度转变，使网络都市小说获得了一种文学生态性。这种文学生态性可理解为在传统都市小说既有的叙事伦理和文学规范之外，网络都市小说不仅有所继承，而且有所突破与创新。这种突破和创新主要体现在对传统都市小说现实主义风格的改变和身体性叙述的突显两个方面。

首先，网络都市小说的文学生态性在体现小说文本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获得。在传统都市小说(作为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中，都市生存场景的当下性、主体的悲剧性和叙述话语的写实风格等因素使这类都市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小说风格。但在网络都市异能小说中，由于神异因素的植入，都市的文化镜像、人物形象和叙述话语都发生了改变。就都市文化镜像而言，网络都市异能小说中的都市书写不再局限于现实逻辑，而出现明显的虚构成分;尽管此时的都市充满暴力、血腥、迷乱等非常态化的生活景观，但对主人公而言并不是毁灭性的外在力量。这里，虚构之城并不是小说叙述的聚焦对象，而是主人公创造人生奇迹的舞台道具性场景。就人物形象而言，网络都市异能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再是悲剧性的主体形象，而是具有喜剧性的成功者;他们不再是生活困顿、精神猥琐的平庸小市民，而是意志坚定、精神世界更为完美的致胜者;他们不再是都市环境的受制者，而是生存环境中的征服者。因此，网络都市异能小说中具有神性色彩的主人公是对当代充满后现代文化溃败感的当代主体的一种戏剧式的反讽。就小说叙述话语的风格而言，由于网络都市异能小说意在表现主人公的传奇经历，故在叙述中重外在性的故事营造，轻内在性的心理刻画;叙述节奏多快捷而具跳跃性，少舒缓而细腻之笔。这种叙述风格与主人公天马行空、酣畅淋漓的人生经历相吻合。

网络都市小说对传统都市小说审美风格的改变是非常深刻的。肇始于“五四”时期的中国都市小说经过百年来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审美规范和文学风貌:启蒙主义文化语境下的认识论哲学基础，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西方现代性的否定性文学思维，人类学意义上的都市生存状态，等等。但网络都市小说突破了传统都市小说的审美规范。

首先在文学生成论上，网络都市小说将传统都市小说建立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文学再现论转变为文化消费意义上的文本自构性。建立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需要以现实世界为参照，小说的意义在文本与现实的互文关系中产生。而文本的自构性是指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是一种不需要现实为参照的文学创作。西方互文性理论认为这是文学的“自我临摹”，“文学的主要的参照范畴是文学，文本在这一范畴内部互动，就像更广泛的艺术之间的活动一样。在文学话语独立于现实的这一事实之外，在它的自我参照之外，文学把文学看成是自己临摹的对象。”［6］尽管网络都市小说不是后现代严格意义上的自我参照式写作，但已鲜明地表现出脱离以现实为参照的创作倾向。因而，网络都市文化镜像经历了以下改变:从现实的悲剧性生存场景到虚构的喜剧性神奇场面;从多数人的城市景观到具有理想色彩的特殊群体的都市风景。总之，作为神话之境的网络都市异能小说因所描写的都市景观不同于都市生活场景而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小说色彩。

其次，网络都市小说叙事的文学生态性表现在身体性叙述的突显。传统的都市小说叙述往往站在现代性文化立场，以一种“都市文明病”的审美惯性视野来审视都市，从而形成了一种精神性叙述。这种精神性叙述与启蒙主义文化语境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启蒙精神的文化内涵和文学的教化功能联姻，必然使小说叙述话语成为符合意识形态价值范畴的话语编码行为，于是社会、文化、历史、人性、生命、存在等精神性的东西便被隐秘地通过编码进入叙述话语。在网络都市小说中，除了这种精神性叙述方式之外，还有一种身体性叙述。身体性叙述既颠覆了传统的精神性叙述，又是当代社会中“身体/性”浮出历史地表后的文学性表现。网络都市中的身体性叙述比传统都市小说要走得更远。如果说传统都市小说仅仅将“身体/性”作为叙述对象，而在网络都市小说中“身体/性”已上升到一种文学思维的东西。如:“千百年来物是人非，每一年春天，成都依然草木葳蕤，空气氤氲，正像一个男人热烈思慕的成都粉子，她的白天美丽，她的夜晚湿润。”(最爱金莲《成都粉子》)叙述人在取象、修辞运用、捕捉生活感受和生活内容本身等方面是身体化了的，或者说性意识已成为叙述人观察外物、捕捉内在感受的一个重要视角。叙述人不再是一个形而上的思考者，而是一个形而下的身体性的人。有学者认为，文学中的身体美学形态可分为两种形态:显形的身体与隐形的身体，“身体性是文学性、审美性的范畴之一。单纯从人们对文学作品身体性的认识看，身体在文学内部的存在形态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显形的身体，即狭义上的身体，它单纯指文本中出现的身体话语、狭义上的身体修辞等;另外一种是隐形的身体，它指叙述者的叙事、语言、修辞技巧等投射出的身体性以及叙事中的人物语言、动作、活动等渗透出的身体性。”［7］显然，上述网络都市小说中的身体更属于隐形身体，身体已成为类似世界观的东西支配着叙述人的认识。这种身体性叙述形成了巴特意义上的小说文本的情色性。

网络都市小说的身体性叙述是有性别意义的。如果从叙述人的性别意识来看，网络都市小说突显的性别意识更多属于一种男性意识。在这种男性意识下，文本中的男性与女性及其两性关系都体现出了男性意识的专横和霸道。男权意识在网络都市小说最霸气的表现是人物关系中的“一男多女”现象。这种人物关系设置非网络都市小说所独有，在其他网络小说类型中也常见，可以说是网络小说文本共有的文学现象。在这种关系中，众多优秀而美丽的女性众星拱月般围绕在男主人公身边，没有了苏童《妻妾成群》中众女性之间的陷害与倾轧，而是融融相处。不论是古代体制生活的“三妻四妾”，还是当代冲撞道德伦理的婚外多情、滥情，可见这种“一男众女”文学现象绝非赚取噱头的文学性性表达，而是当代男性在文明禁忌下的真实欲望与人性本真的流露。如果从性别意义上看，网络都市小说可以说是男性文化下的荷尔蒙飘飞的快乐文本。简·盖洛普在论述巴特时说道:“从性的意义上来说，文本的快感不仅仅具有纯粹的快感性(因为不再承担在生产之类的功能)，而且，它还无需承担任何更高的职能，诸如教育、沟通，或者站到某种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去等等。”［8］当然，网络都市小说中的神异主人公和他们的神异之城更多属于虚构之物，这决定了其附着的男性文化的虚构性与不真实性，使网络都市小说成为虚假男权文化下的快乐文本。身体性叙述不仅使网络都市小说获得了不同于传统都市小说精神性叙述的叙述形式，而且丰富了小说叙述形式，在叙事学方面体现出重要的文学生态性。

总之，由于网络文学场的存在，使都市小说叙事维度发生了位移。作为生存之地的网络都市小说和作为神话之境的网络都市小说叙事体现了现实与理想、羁绊与自由、规范与突破之间的矛盾关系的文学性差异，这种审美差异使传统都市小说创作模式在网络文学场发生变异，并体现出重要的文学生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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