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现当代学人研究】

史料价值与辩证分析
——读齐世荣教授著《史料五讲》

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著名的世界近现代史专家齐世荣教授著成的《史料五讲》一书，具有以下三个特色：一、视野开阔，内容系统；二、论述精辟，举证确凿；三、学者风范，寄意深远。书中发掘的关于二战前绥靖主义政策危害性的大量史料和所作的深刻剖析，在当前及时地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历史教材。作者于耄耋之年著成此书，更体现出其可贵的历史责任感。

史料价值；官书与私记；日记；回忆录；学者风范

齐世荣教授所著《史料五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刚一出版，就因其内容的切合需要和著述的独具风格，受到读书界的欢迎。有位青年朋友高兴地说，这本书对我目前研究的课题在观点上和材料上都很有帮助。有的大学老师感觉更加敏锐，很快地在课堂上详细介绍、评论这部新著，并组织学生讨论和撰写读后体会。何以《史料五讲》如此受到关注，其内容和风格的特点是什么？我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项。

一、视野开阔，内容系统

史料是著史的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掌握大量史料，你写出来的东西必然苍白无力。你比别人占有更加充分而完备的材料，才能得出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傅斯年所言：“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话如果放在一定的范围来理解，是确有道理的。不惟对于著史者，对于读史者来说，了解一些有关史料的基本知识，也是颇为重要的。日读其书，而不知该书作者掌握史料的范围和可信的程度如何，又怎能对该书的价值作出清醒的判断？如今，《史料五讲》就是提供了一本内容切实有用，对于著史者和读史者都具有导向意义的书。作者视野开阔，分全书为五讲，首列《略说文字史料两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以下依次为《谈日记的史料价值》《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谈小说的史料价值》。这五讲，堪称以犀利的眼光和提挈纲要的功力，囊括了史料之海的主要内容。

本书内容的全面、系统，更见于各讲之中。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是治史者所面对的最大量、最基本的文献，评骘两大类文献之史料价值者代有其人，见解各异，每有强调其中一类，而忽视另一类者。那么，如何认识这些史料的价值和特点，做到扬长避短，而不至陷入认识的误区呢？书中首先为我们总结了看待官书和私记史料价值的三种观点。“第一派扬官书而贬私记，认为前者比后者更为真实可信，古人万斯同，近人邓之诚属于此派。”如，万斯同云：“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邓之诚则云：“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对此，作者评论说，万斯同、邓之诚之重视实录、正史一类的官书，有正确的一面。因为官府的载籍一直是历史文献的主体，比较系统地汇集了大量的史料，但是，认为实录“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增饰”，就不对了。作者举出两件有力的证据。一是，“朱棣三次修《明实录》，删去了明太祖的过失和建文朝遗臣对朱棣的斥责，又歌颂‘靖难’之功”，恰恰对实录“直载其事与言”提出反证。二是，“《清实录》的前五朝改动最大，如隐讳后金与明朝的关系，贬抑政敌，删改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斗争，美化皇帝的功绩和言行等等，既有‘讳’，又有‘饰’”。所以正如著名的清史专家孟森所言：“清之改《实录》，乃累世视为家法。”作者又总结了第二派的观点，“扬私记而贬官书，认为私记较官书更为真实可信”。举出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梁启超、鲁迅和翦伯赞。如鲁迅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对此作者一方面补充了这一派的观点，指出，私记还有两个长处。一是，对史实有官书所无的具体、细节的描述。二是，所记典章、制度等方面的材料，可补正史之不足，如《啸亭杂录》记清初官制和汉军八旗的设置等。另一方面，作者指出：“但笼统地说野史和杂记比正史更可靠，就有些偏颇了。野史、别史、杂史也有它们的短处。”并举出四项理由：(1)“有些来自道听途说，并非亲闻亲见，不免失实”；(2)“私家记载零散，不如官府文书之有系统”；(3)“私家记载挟恩怨，流于诬妄”；(4)“私记同官书一样有吹捧帝王将相的内容”。对于野史和杂记的史料价值应该如何看待，以上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述确实讲得全面而中肯。

进而，作者总结了第三派的观点，即“认为官书与私记各有短长，应当并重而不可偏废”。书中将上自唐宋明清的史家刘知几、司马光、王世贞、王鸣盛，下至近代著名学者蔡元培、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一一提炼出他们主张的精要语，作为论证的充分根据。特别举出蔡元培，称他“博通文史，对史料的运用也有精辟的见解”。蔡元培的核心观点，是明确认为“官书和私记二者都是史料的大源。”“官府文籍和私家记载在史料的价值上各有短长，合综起来各有独到之处，分开来便各不可尽信……守质者懒惰者专依赖官书，好奇者涉猎者专信些私家不经之谈，都不算史学的正轨。我们相信官书和私记‘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呢!”这一篇在上述总结古代史家和近代学者看待官书和私记史料价值的三种观点的基础上，又专门设立一节，论述“陈垣、陈寅恪对史料的认识与运用”，因为二陈在现当代史坛上影响最大，他们学识渊博，学风严谨，不但撰写有享誉士林的史著，而且关于史料学发表有重要见解，本书作者选取这两位名家为典型，是极具识见的。如对陈垣，虽然他对史料价值的观点和运用史料都高出于常人，但这些材料都是分散在各处，本书作者不惮烦劳，一一搜集、爬梳，乃能将有系统性的论述呈现给读者。包括：陈垣一再强调，搜集材料应力求完备，做到“竭泽而渔”，其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引证各类文献多达212种，其中元、明人文集约百种，除一般正史、方志、杂记、随笔外，更广泛地利用了金石录、韵书、画谱、书法、进士录等；陈垣研究宗教史，不仅利用教会典籍，而且利用教外典籍；他又利用宗教典籍研究世俗历史；他还开拓了以释家语录考史这一新园地；陈垣不但广泛采用各种类型的私家记载，而且重视官书文献，他著《元也里可温考》，即充分利用《元史》中的材料，曾指出，关于也里可温在元朝的真相，竟赖《元史》以传；重视利用历史上的一些工具书，如以《册府元龟》校史；又很重视近代史料。以上总结陈垣关于史料运用的观点和成功实践，计有六个方面。笔者何以对此特别津津乐道呢？这是因为，陈垣先生不但是名家，他又是北师大老校长，我们多年来研究现当代史学史，他的著作是经常要阅读的。但恰恰是读了齐教授的著作后，对于陈垣老校长有关史料运用的精到观点和成功实践，才有了全面的了解，因而有豁然开朗之感，这也说明本书能给读者多么有益的启发！

《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一文，同样生动地证明本书视野开阔，内容系统的特点。作者将这一范围的史料区分为两大类。甲，“以个人为线索，多涉时代各个方面的回忆录”。(一)一些回忆录载有政治方面的有用材料。1、涉及重要的政治事件的。如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顾维钧回忆录》《杜鲁门回忆录》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2、涉及政治某一方面的，如贪污黑幕。如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张伯驹《春游记梦》《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方暾《国民党军政部点验委员会的真相》。(二)一些回忆录载有经济方面的可用史料，如：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三)一些回忆录，除经济史料外，还载有社会、文化方面的有用史料，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乙，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时代的回忆录。(一)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二)蔡元培《自写年谱》。(三)《齐如山回忆录》。(四)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五)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六)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年)。(七)季羡林《留德十年》。(八)韦君宜《思痛录》。(九)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将数量庞大的回忆录史料，这样全面地作归纳分类和详细举出典型作品作介绍评价，这是以往所罕见的。综合上述各项，可见本书视野的开阔和内容的丰富、全面，我们称《史料五讲》是一本系统论述史料价值和如何利用的著作，当是恰如其分。

二、论述精辟，举证确凿

阅读本书，你会获得这样的深刻印象：作者不仅熟悉多种类型的文献史料，而且由于有长期的治史经历，善于自觉地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不同史料的价值，论述精辟，处处给以启发。作者将日记史料划分为两大类。一为政治人物日记，如翁同龢、郭嵩焘、齐亚诺(意大利外交大臣)、阿贝农勋爵(英驻德大使)、尼科尔森(英议员)、赵烈文(曾国藩、曾国荃幕僚)等人日记。二为文化人物日记，如李慈铭、罗曼·罗兰、陈白尘、朱自清、威廉·夏伊勒(美记者)等人日记。作者的讨论，涉及众多知名人物，其中有的日记，如《赵烈文日记》前后记载长达31年，手稿达64本，从事此项研究，工作量是很大的。但因作者长期下了苦功夫，故能举重若轻，衡量出其价值，并举出其中真切典型的内容，作深刻中肯的评论。这里略举数例。

如翁同龢在晚清号称“清流”人物，但从其日记内容，可知翁与李鸿藻其时虽入军机，掌握实权，但他们素不知兵，以至在中日甲午战争关键时刻，“诸公相对，一筹莫展”。故作者评论说：“总之，那拉氏、李鸿章、孙毓汶等主和派误国有罪，翁同龢、李鸿藻等主战派虽愤激有加，然无救时之才，亦不过徒作高论、张皇求胜而已。同光时，清朝统治阶级整体上已经十分腐朽，甲午战败是不可避免的。翁同龢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在甲午战争中的主战，而在于战后他能够猛醒，走上维新的道路。”郭嵩焘于光绪元年被任命为驻英大臣，他行程至英国后将记其见闻的日程整理呈送总理衙门，题名为《使西纪程》，总署将其刊行，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其中有“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一类的话，引起顽固派的肆意谩骂，编修何金寿在李鸿藻的授意下，上奏弹劾郭嵩焘，斥为“大清无此臣子”。作者评论说：郭嵩焘不仅能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而且能认识到西方在政治教化方面胜于中国的地方，所以他在洋务派中也是最有眼光的”。英国驻德大使阿贝农勋爵是促成1925年《洛迦诺公约》签订的关键人物。作者说：“英国的目的何在？阿贝农在他日记中有清楚的说明，而这些真正意图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是看不到的。”英国的一个目的是扶德抑法，防止法国称霸大陆。阿贝农在1923年8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维持英法协约的同时，我不得不希望一个强大的德国的存在。”英国还有一种企图，即要凌驾于德、法之上。1925年8月11日的日记写道：“它(指公约)使我们成为支配欧洲政治的因素。”英国人一厢情愿打好其如意算盘，那么事实的结果又如何呢？作者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英国自认为公约的缔结是它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但最大的受益国其实是德国。德国不是以战败国的身份，而是以与英、法等战胜国平等的一员出席会议并签定公约的，这就大大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会后，德国于1926年9月正式加入国联，并成为行政院常任理事国。英国要扶德抑法，德国正好借机拆散英法联盟。德国被扶起来了，但转弱为强后，在1940年6月打败了法国，英国如无一海之隔也难逃被德国军占领的下场。”

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追寻可信而有价值的历史记忆，要从历史上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本书作者以睿智的眼光，透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提炼出“揭露和认识绥靖主义政策的危险性”这一有价值的论题。身为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外交大臣、并且是墨索里尼政治亲信的齐亚诺，在其1937年9月21的日记中，有几句关于尼翁会议的十分重要的话：“这是一次卓越的胜利。从被怀疑的海盗变为地中海的警察——而且船只被我们击沉的俄国人被排除在外。”齐亚诺如此得意的原因，是意大利干了危害国际秩序的事，却未受到惩罚，反而受到怂恿。作者分析说，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意大利站在叛军佛朗哥一方，其潜艇和飞机悍然攻击了法、英等国的船只。9月，尼翁会议九国达成协议，建立了海上巡逻体系。“英国明明知道海盗行为是意大利干的，但仍与法国一道给意大利一定的巡逻范围。实际上，这等于给了意大利继续向佛朗哥叛军提供援助而不被发觉的便利。齐亚诺的得意扬扬，恰好说明了英、法的绥靖政策不是维护和平的政策，而是纵容侵略的政策。”1939年1月，英国首相张伯伦访问意大利，向墨索里尼示好。齐亚诺日记中恰恰对张伯伦这种低声下气的行为，表示讥笑和蔑视，说：“说到底，他们不过是这些富豪世家的没有出息的玄孙，他们会把他们的帝国败掉的。”作者分析说：“这段话说明：英国越是推行绥靖政策，法西斯国家就越嚣张，越看不起张伯伦之流，因而得寸进尺，终于在绥靖政策的纵容下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议员尼科尔森的日记，同样为绥靖政策的颟顸和危害提供了大量证据。最为可笑的是，在1938年9月底举行的慕尼黑会议上，张伯伦把绥靖政策推演到了极点。本来，张伯伦分别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写信，建议由英、法、德、意、捷五国举行会议，讨论苏台德割让事宜。而希特勒回复说，同意邀请英、法、意但不让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作者分析说：“从尼科尔森9月28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英国统阶级上层人物在得知慕尼黑会议得以召开后是多么地大喜若狂，但不到一年后德国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慕尼黑迷梦彻底破灭。”

书中举出的《顾维钧回忆录》的史料，则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日本的姑息政策，同样有力地证明绥靖主义的危险性。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向国联提出申诉。10月，国联大会建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首先提出召开这次会议的是英国代表克兰伯恩。但当会议正开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已在英国下院宣布：“我认为，到这个会议上去谈论经济制裁，经济压力和武力，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是在这里缔造和平，而不是在这里扩大冲突。”本书作者分析说：“英国怕得罪日本，想让美国在前台扮演主要角色。但美国同样不打算制裁日本和援助中国，决不肯被英国推到前台充当领袖。”顾维钧回忆说，当他去拜访美国国务卿亨培克时，亨培克直截了当地说，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意因为战争而停止贸易，“就美国而言，用经济办法来制裁日本，也是办不到的”。本书作者严正地谴责美、英两国养虎遗患的错误决策，“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时候，美、英却纵容日本，致使日本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不久就于1941年12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把屠刀砍到美、英头上”。作者的批判，是多么的深刻有力！法西斯强盗的野蛮侵略曾经造成各国民众多么巨大的浩劫！全世界正义力量经过殊死战斗，才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是在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却厚颜无耻地否认侵略罪行，一再为军国主义招魂，企图重温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强大”的旧梦。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揭露日本右翼势力的野心，同时警惕“新绥靖主义”的错误重演，乃是一桩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本书发掘的大量有价值史料和作者的剖析，恰恰及时地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历史教材。

本书提供的珍贵史料和作者所作的辩证分析举不胜举。如举证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之邀，于1935年6月访问苏联，写下的《莫斯科日记》。作者指出，罗曼·罗兰热情赞扬苏联社会的新气象，说他“感到无边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并深为忧虑。例如，政府封锁国外消息，造成人民对外国的误解……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苏联上层的特权和他们生活水平的远远超过普通群众”。作者论述了日记、回忆录在总体上的价值和局限性，确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书中指出，日记“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由于日记记录的是当天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事后的追忆，故比较准确”。但“使用日记时，还必须参照、对比其他各种史料，方可得出比较正确的历史认识”。关于回忆录，作者既充分肯定其直接史料价值和丰富内容，同时又证据确凿地论述其缺陷和局限性，如：追忆有误；经过筛选，记住的未必都重要，而遗忘的却可能是重要的；追忆掺有现在的看法；主观性；扬己抑人。

三、学者风范，寄意深远

本书展示出作者齐世荣教授贯通中外、贯通古今的治学风格。大家熟知，齐教授长期研治世界近现代史，成就斐然。可贵的是，他不仅熟悉世界史的文献，对于中国史的文献也很熟悉。书中论述了马恩的著作、巴尔扎克的小说、杜鲁门和爱伦堡等人的回忆录、欧美诸多外交官和记者撰写的文献，同时又大量评价中国学者和官员如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蔡元培、顾维钧、朱自清、季羡林、杨树达等人撰写的不同类型的文献。读者阅读此书，感觉到好像作者随手拈来，实则是精勤治学、广泛搜集、长期积累的结果。同样值得称道的，作者对于中国近现代学者的论著甚为熟悉，对于古代史家如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王世贞、顾炎武等人的著作也多有论及，且有独到见解。譬如，书中论及《史记·太史公自序》，对于此篇的写作动机、主要内容、文献价值讲起来头头是道，确能提其要而钩其玄，令专门从事史学史研究者也颇受启发。中国史家向有“博通”的传统，讲究治学应具有“通识”，近年来又一再呼唤造就一批“学贯中西”的名家，本书所体现的学者风范就很值得人们效法。

本书是作者积累数十年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心得而著成，唯其如此，才能做到内容全面系统，分析深入精到。作者已届耄耋之年，是什么力量推动他不怕劳累、一丝不苟地完成这部著作呢？我想，这是出于作者怀有的崇高责任感、使命感，要把一生治学之所得贡献给同行，尤其是青年学者，启发人们加强运用史料的基本功，更加自觉地做到广泛而正确地使用各种史料，以利于史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因此，书中不但传授知识，同时谆谆告诫，指出要重视理论的指导，以免陷入“史料至上”的片面性。尤其是，作者有感于当前的学术环境，因而强调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作为治史的方向。同时，书中对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作了回应。作者指出，史料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的。“后现代主义把一切历史认识对象归结为‘文本’(text)，说什么‘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德里达语)，并认为‘文本’本身并无确定的含义，可以因人而异地做出各种解释，一切解释都是有效的(或无效的)。这种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是根本错误的。”尽管“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相对性的强调，揭示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对其研究所起的制约作用，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其上述观点却是“根本性的谬误”。所有这些论述，都寄托着作者期望史学健康发展的深远寓意。中国史学有悠久的优良传统，近现代史家包括健在的老一辈史家都为丰富和发展这一优良传统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心血不会白费，必将在后继者中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对于中国史学的前途充满信心。

责任编辑：仇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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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8444(2015)02-0190-04

2014-11-30

陈其泰(1939-)，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