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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列传》与司马迁思想精神

2015-03-28舒大清

关键词:司马迁

舒大清

(湖北师范学院 文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2)

《伯夷列传》与司马迁思想精神

舒大清

(湖北师范学院 文学院, 湖北 黄石435002)

摘要〔〕《伯夷列传》为《史记》列传之首,隐寓作者的人物评价意旨,但学界多以察作者的天道观和重立名思想,揆之《史记》全书,多有不合。实际,此篇意蕴有三:重视历史人物的善终结局;聚焦历史人物,尤其是具高尚人格之伟人的悲惨结局;强调圣人与史家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申明儒家志节操守的意义。

关键词〔〕司马迁;伯夷列传;思想精神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4733(2015)06- 0001- 05

doi:10.3969/j.issn.1009-4733.2015.06.001

[收稿日期]2015—04—09

[作者简介]舒大清,男,湖北鄂州人,文学博士,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学界解读《伯夷列传》,多强调司马迁的天道观及重立名的思想。但是,该篇是七十列传之首,可谓列传甚至全书的绪论,其精神必然贯通全书,以天道观概之,固然不能有偏,即使强调其中的立名精神,也不能囊括作者主旨。笔者认为《伯夷列传》第一种思想体现司马迁重视历史人物的结局,所谓良臣是也,乃是历史人物的正剧;而第二种思想体现了司马迁重视立言的倾向,即传主本身结局可能死亡败灭,但是留下了不朽的声名,也算是一种成名方式,类似于后来所谓忠臣的结局,但实际包含的是司马迁的悲剧思想。要之,《史记》中人物司马迁分成两类,一种是善终的历史人物,一种是悲惨结局的人物,前者司马迁非常赞赏,而后者司马迁深深同情。此外《伯夷列传》中强调附于骥尾也是一种思想,即一种大人物名声的获得,确实需要孔子这种人物的表彰,第二,司马迁希望附于孔子之后,孔子就是“骥”,自己就是“尾”,第三司马迁本人就是这个“骥”,凡是被司马迁表彰的人物就会不朽,显示自己是孔子之后的又一圣人,表明史学家的决定性力量。

一、历史上的善终人物

司马迁为什么特别重视善终的人物?显然跟他的实际遭际相关。如果司马迁一生未遇大难,我相信他不会太强调人物的结局,而事实是司马迁被处以宫刑。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视刑罚为人生最大不幸,身体残缺是莫大不孝,上父母坟墓悲痛万分,他肠一日而九转,受刑之后本图自杀,但后欲将《史记》写就而隐忍活命。司马迁将宫刑当成死亡和身败名裂,觉得自己就是不得善终的人,所谓大悲剧人生是也。

因为经历这种不幸遭遇,他在之后著《史记》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结果,羡慕历史人物的善终,甚至以此作为评判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尺。比如《史记·萧相国世家》:“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後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的评论,最能代表他的立场。他说,汉初的诸位功臣中,韩信英布等武将被杀,作为文臣的萧何,功劳于是最为突出,几乎可以与周代初年大功臣皋陶、散易生相媲美,获得美满结局。《史记》中像萧何这种善终结局的人物,无一例外受到司马迁的高度评价。《曹相国世家》:“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韩信被灭,而曹参独擅其部征战之功名。《陈丞相世家》:“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陈平在楚汉相争,高祖、惠帝、高后、文帝几位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变迁,政治微妙复杂之际,竟能保全自己而得善终,体现高明的政治智谋,司马迁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以上几例是“太史公曰”之后的直接评论,有的人物传记中,司马迁在正文叙述主人公的善终结局。比如《留侯世家》:“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彊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原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穀,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後八年卒。”张良在大功告成之后,欲辞职避祸学辟谷之术,最终实现计划,保护了自己。司马迁对此也高度赞赏,称之为“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足表其态度。

而在叙述萧何之所以能保全自身安全时,司马迁通过对其性格举动的叙述,表明了自己态度。《萧相国世家》:“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刘邦在楚汉相争的前线与项羽相持,不时派人慰问萧何,萧何门客鲍生看出这是刘邦疑忌镇守后方的萧何,如果萧何将自己的子弟都派往刘邦前线,可以消除刘邦的猜忌,萧何听从鲍生建议,从而保全了自己。《萧相国世家》:“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原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刘邦在杀了韩信之后,又安排五百人一都尉做萧何的保镖,实际是监督萧何,此举被秦故东陵侯召平看出,召平劝说萧何辞去安排,将全部家财贡献出来,辅佐军事用途,可以消刘邦猜疑,萧何又听从了,高帝大悦,又一次化解了危机。《萧相国世家》:“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汉十二年,刘邦带兵前往平定英布叛乱,萧何在关中全力抚循百姓,又有人告诫萧何如果如此勤恳工作,必招前线的高祖猜忌,如若买田置地求财问舍损毁自己的形象,一定会令刘邦高兴,萧何又听从了,于是刘邦又大喜过望了。《萧相国世家》:“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彊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陛下何疑宰相之深也。’高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萧何为民请长安闲地时,又引起刘邦的震怒,在王卫尉的劝导下,刘邦不得已释放了萧何,萧何因此到刘邦面前,恭敬的谢罪,彰显他的谦恭性格,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萧何传中,可能是司马迁写人物保护自己安全最集中的地方。因为作者自己生活在汉武帝的时代,武帝的猜疑程度甚至还不及高帝远甚,而萧何竟能以功名终,自己反而被处以宫刑,相较之下,司马迁必然觉得自己的保身智慧逊色太远。

在《史记》其他人物传记中,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智慧都特别赞赏。比如在《越王勾践世家》中,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劝说文种一起逃走,因为他以为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欢乐,文种没有听从所以被杀,而范蠡远走江湖得以保身。秦朝将领王翦在率领六十万大军攻楚时,不断向秦皇请求田产财物,人问王翦何以如此,王翦说如果我不请求财物,秦皇将举国之兵委托自己,必然招致怀疑,现在如此行动,可以坚定秦皇对自己的信任,显示王翦的自保智慧。陈平在一次乘船过度的时候,察觉船夫企图杀己夺财,于是赤膊露体,示人以无财可夺,躲过灾难。陈平在吕后时,饮醇酒近妇人,避开吕后的猜疑,在文帝即位之后,让左丞相位于周勃,躲开了文帝的忌惮。范雎在蔡泽的劝导之后,让出丞相之位,以荣名终。而蔡泽当了数月的丞相,见势不妙,很快离职,保全自身。孟尝君用冯谖狡兔三窟之计保全自己。信陵君在回到魏国之后,饮醇酒溺妇女以避免魏王猜疑。卫青不杀大将,呈给武帝处理以避忌。袁盎对待吴国的卫士关怀善待从而挣脱吴王的控制等等,都证明司马迁对于历史人物自保智慧的嘉许。每遇此类事件,司马迁必书之。所以他在《伯夷列传》中,感叹伯夷叔齐行仁义而饿死的结局,即在其人做出这么大而大的道义举动,竟然以悲剧下场告终,就像自己为李陵辩护,忠于国家皇帝,反而失去自己的人生幸福,这到底是自己命苦还是太过愚蠢所致?这种矛盾的人生际遇,最能激起作者的巨大感怀,表明他对汉武帝残酷政治的怨恨,以及对命运无常的感慨。

历史上的大人物,建功立业不难,难的是守护功名而不受危害。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就是讲人生末路的艰难。《尚书》曾有“考终命”乃人生五福之一的说法,司马迁从中得到了启示。每一个人物开始时都期待人生的善果,但是能获得善终的人并不多。我相信司马迁每每写到历史人物智慧的时候,他都会遗憾自己为什么这么愚蠢而不能躲过大患。所以在《史记》中,智谋人物的传记,写的生动传神,而读者至此,也会留下深刻印象。

二、悲剧下场的历史人物

司马迁对善终的人物非常赞赏,那么对与之相反的悲剧人物,无疑是非常同情的。对前者他的理性成分多,而对于后者他的情感比例高。历史人物如果由吉祥善终的人物组成固然可喜,但是只有悲剧人物的参加,才会使历史复杂丰富,色彩斑斓。《项羽本纪》中太史公曰:“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项羽功业伟大,结局却是身死亡国。《绛侯周勃世家》作者感叹周亚夫“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的悲剧下场。《孙子吴起列传》:“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孙膑智慧过人,然不能保身;吴起见识超人,竟刻薄亡身。《商君列传》慨叹“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结局以恶名终。《苏秦列传》:“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苏秦佩六国相印而被反间之名死。《穰侯列传》:“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穰侯身兼将相三十余年,为秦国立下大功,但末年为人离间忧死。《白起列传》:“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白起功高盖世而被杀。《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虞卿“及不忍魏齐,卒困於大梁”。《春申君列传》:“後制於李园,旄矣。……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春申君权倾一国而死李园之手。《吕不韦列传》:“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功盖一国而被绌,也算结局不妙。《李斯列传》:“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本来李斯可以与周召二公媲美,但结果被腰斩。《魏豹彭越列传》:“怀畔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二人位至南面称孤,而终被刑灭。其他历史人物如蒙恬被杀,陈余被杀,英布被杀,韩信被杀,韩王信卢绾逃至匈奴,田儋兄弟被灭,袁盎晁错被杀,窦婴灌夫被杀,李广自杀,酷吏们基本以被杀告结。每一个不幸的历史人物,无论善人恶人,都引起司马迁的情感震动,故他在《报仁安书》中总结说:“且西伯,伯也,拘于羡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向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在作者看来,这种身受屈辱的人,终究会招致悲剧的结局,所以他在书信中列举不少。事实上《史记》中的人物,近乎一半的是不幸下场。这就不难理解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的感慨:“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後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善良忠正的人,结局竟然如此悲惨,岂非令人悲悯之至?人们不断积仁累义,不断进取,难道不是要获得好结果吗?谁愿意成为悲剧人物!司马迁积累学识,认真践行自己的职责,还不是为了更大的富贵荣华吗?对主上忠诚,日夜效命,为什么会被误解而处以宫刑?作者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他会在不幸结局人物的经历中找寻原因,梳理其平生来龙去脉,而构成了其人传记的脉络。与其说司马迁是写历史,不如说他是写自己,这样一来,《史记》的人物,就不仅是历史人物,也是文学人物,文学形象。这使其书成为了鲁迅先生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式作品。

历史人物的悲剧结果,在《史记》中共分两类:一种是坏人或个人追逐功名而致悲惨下场的;另一种是善人善举而招致毁灭结局的。前者占《史记》悲剧人物的大多数,如吴起,如孙膑,如苏秦,如穰侯,如白起,如春申君黄歇,如李斯,如吕不韦,如陈余,如窦婴,如灌夫等。这些人虽然结局不妙,但是其平生追求更多属于个人奋斗,其品行并没有太多的闪光之处,其失败固令人同情,但在作者读者心目中不会激起太多的共鸣。当然他们一生也可称得上是人生的小悲剧,但不是严格的将崇高毁灭给人看的悲剧,真正的悲剧是那些人格高洁的人毁灭,才能激起司马迁的感触,这是司马迁眼中的真悲剧。《史记》中《项羽本纪》,《伯夷列传》,《伍子胥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刺客列传》尤为典型,这些传主都是悲剧下场,但是他们的人品贡献事迹无一不令人崇敬,是使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人物。因此司马迁在其人传记中,写的无例外的激情震荡,荡气回肠。在传记结尾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都予以崇高评价。如《项羽本纪》对项羽评价:“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他称项羽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其失败是大悲剧,作者对之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伍子胥列传》:“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高度赞扬伍子胥忍耻复仇,名垂后世,是大英雄烈丈夫。《淮阴侯列传》:“於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称韩信功高天下,几与周公召公齐名,但是被杀。《刺客列传》:“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岂妄也哉!“曹刿、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人士为知己者死,视死如归,名垂百世。《李将军列传》:”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李广自杀之日,天下人无论知与不知,无不为之下泪哀伤,足表其人格力量。至于最接近作者自己的屈原,司马迁不仅在评论中给予高度评价,《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作者悲伤屈原志气之不申,到了屈原的沉水处,为之悲戚流泪,想象他的可怜景况。而在屈原传本身,大发议论,将屈原的精神提升到不可企及的高度,《屈原贾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忠诚为国,正道直行,品行高洁,一尘不染,几乎可以与日月争光。在屈原的身上,最能显示司马迁的悲剧精神。现在我们可以明了为什么他要将《伯夷列传》放在七十列传之始,就是因为夷齐谦让忠诚廉洁,震动万古,感人百世,却招致饿死的下场,这是司马迁最痛惜的。而他本人也是伯夷叔齐屈原类似的人,是忠诚而被猜疑的人,是认真工作积极进取而招苦难下场的人物。他的感叹,不仅是寄予古人,更是对自己一生遭际的不平!

三、司马迁自居孔子的继承人

《伯夷列传》特别强调伯夷叔齐事迹的隐微,司马迁搜集他们经历,作了一段小传,记录十分简单,在整个《史记》中属于最短的一篇。但是作者为什么又要专门为之列传且置于之首呢?司马迁认为他们的巨大名声是拜孔子所赐,孔子给他们以高度评价,吴太伯之所以有名,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而许由务光等隐士出名,还是因圣人赞赏而得此结果。这表明伯夷叔齐并不是因为道德高尚而出名,只是因孔子关注而不朽,故作者说道“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隐士自古以来,高尚圣洁如伯夷叔齐类人数不可胜数,基本都湮灭无闻,而伯夷等人碰巧被孔子评价而不朽。能否出名的原因在孔子,没有孔子,就没有伯夷的事迹传之后世。这里强调的是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历史学家的选择性。钱穆先生曾谈到,司马迁做《伯夷列传》表现中国人对立德的重视,事实上是这样吗?恰恰相反,司马迁申明的是被大人物历史学家圣人关注的偶然性,若被圣人疏忽,即使其人道德高入云巅,也无人知晓。颜渊如果不是孔子弟子并被赞赏,谁知之者?道德高尚与否,不是名传后世的主要本由,钱穆的看法是值得商讨的。

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高度评价的是孔子,夷齐是第二位的,孔子是主,夷齐是次。与其说本篇伯夷叔齐是主人公,不如说孔子是主人公。前面已经有了《孔子世家》,这里几乎就是《孔子评传》了。孔子决定夷齐的终极命运,而司马迁自己就是第二个孔子。在《史记》全书中,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语之处极多,他评判历史人物经常以孔子言论为准绳。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李长之先生《司马迁之人格及风格》专节给予论述。而在《孔子世家》中的“太史公曰”中,他对孔子心向往之,想见其为人,到了孔子故里,徘徊久之不能去之云,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孔子可谓至圣。《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作者清楚表明自己做孔子第二的理想志节。“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其父司马谈说周公到孔子五百年,孔子到他的时代又是五百年,孔子之后中国历史已经失传,能继承孔子的就是司马迁本人,他的父亲要他当第二个孔子,而马迁自己也完全接受父亲的嘱咐,立志成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圣人。《太史公自序》:“壶遂曰:‘孔子之时,……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马迁说自己的书籍称不上《春秋》,实际是谦辞,他内心坚信自己的书籍是第二《春秋》,历史由自己决定,就像他在《伯夷列传》申明的孔子决定伯夷叔齐的名声一样,当然他本人决定的是近现代及当代历史而已。因此对于《伯夷列传》中,关于孔子的部分,可以与《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自序》,以及《史记》中作者引用的孔子言论及某些思想互相参照,使得读者看清司马迁继承孔子的思想线索,从而对作者的相关思路,有清楚的理解。司马迁在本篇表达这些思想,无疑是因为《伯夷列传》不仅是一篇普通传记,还有作为七十列传序言的缘故。当然在某些篇章中,这种思想也不时泄露。他在受刑之前,思想可能不会这么强烈,但在经历大难后,其精神变本加厉。因此《史记》也带上特别鲜明的个人印记,超越了历史典籍意义,而具有文学的性格。而《史记》巨大的影响,也使中国人拥有了司马迁的视觉立场,即重视人物结果,崇尚趋利避害,偏好明哲保身,而不敢履险犯难。当然司马迁对那些品德崇高的悲剧人物,格外推举,因为他们虽然自己命苦,但杀身成仁,名垂百世,虽死犹生,日月同光,而具永恒意义,为中国人提供了真正的悲剧意识和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三联书店,1984.

(责任编辑:胡光波)

Boyi biography and Si Ma-qian's spirit

SHU Da-q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435002, China)

Abstrict: In historical records biography, Boyi biography is the best. Boyi biography has three meaning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historical figures of the outcome;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tragic ending of the noble personality; It emphasizes the Confucian idea of moral integrity.

Key words: Boyi biography ;Si Ma-qian's;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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