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敏

(秦皇岛广播电视大学卢龙分校，河北秦皇岛066400)

几千年来伯夷、叔齐倍受人们关注，文人们写诗赋词吟咏赞叹借以抒发个人情怀，史学家们冷静考证探寻首阳山的真正所在，政治家们热切关注伯夷叔齐行为的现实意义。于是，伯夷、叔齐的故事就这样一代一代地由这些不同身份的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从历史召回到现实，在历史与现实的多次往返中，故事本身所蕴含的精神在不同人的解读下逐渐丰富，伯夷叔齐的地位也在不断被解读中得到提升，在同样谦让去国的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中脱颖而出，最终被推上圣贤祭坛，成为自唐玄宗以来屡次得最高统治者诏谕、尊享祠宇致祭的圣人之典范。

一、伯夷叔齐故事本源

中国历史上最早为伯夷、叔齐立传的是史学家司马迁，他的《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且居《史记》列传首篇。《伯夷列传第一》记述的事迹如下: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曰:“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在这篇文章中，清楚地记叙了故事的基本情节:“谦让去国”、“夷齐西归”、“扣马而谏”、“不食周粟”、“饿死首阳”。连“道不同”的西周姜太公也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伯夷、叔齐是行为正直、持守礼法的义人，具有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

二、《伯夷列传》创作宗旨

司马迁为伯夷、叔齐立传所秉承的是“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但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的篇末，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独《伯夷列传》没有。《伯夷列传》名为传纪，实为传论。文中各段都以问句结尾，一问六艺，二问孔子，三问天道，四问人事［1］。史家依托详实的史料为伯夷叔齐立传，兼以伯夷、叔齐故事做引子，来抒发自己的“怨声”。篇中大量赞颂言辞直接承袭孔子观点，是为引出史家自己的疑问，虽不露锋芒但所提问题却很尖锐:问题一:“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问题二:“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由此观之，怨邪非邪?”经此设问，司马迁将许由、务光与伯夷、叔齐对照，揭示许由、务光俱是不肯接受君主之位的清高之人，德行是高尚的，但经传不载、其名不显的原因，就是不遇孔子;而伯夷、叔齐由于得到了孔子的赞扬，才名标史册。可见正是孔子的夸赞确立了伯夷叔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三、文化领域崇高地位的确立

(一)孔子对伯夷叔齐行为的解读

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对伯夷叔齐行为最早的解读者，他曾在《论语》里多次夸赞伯夷叔齐:

《公冶长·第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述而·第七》:“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季氏·第十六》:“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微子·第十八》:“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孔子在《卫灵公·第十五》中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孔子是不轻易夸赞人的，凡他夸赞的人必要经过多次的考察。从这些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夸赞伯夷叔齐是经过自己多次考证并由衷发出的。司马迁说:“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孔子为什么要大力弘扬伯夷叔齐而使他们的声名更加响亮呢?遍查历史，发现能够让孔子肃然起敬并许之以贤且仁的人着实不多，孔子在谈到圣与仁时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2］101他从不敢以圣与仁自居，但对伯夷叔齐却不惜言辞，不仅赞颂其行为更赞颂其品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孔子的观念和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需求。

孔子认为，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它与忠孝密不可分，孔子曾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4特别强调个人品性道德等内在的修养，明确指出人只有做到了孝、悌、谨、信以及爱人，才可接近仁的境界。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26强调人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正因为孔子认为仁德是万事的根基，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所以他在教学时才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施教，把德行排在第一位，意在正人先正心。另外孔子认为只有具备了仁德的人，才可以无私地对待别人，如伯夷、叔齐一样“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才可以得到人们的称颂，“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而彼时的人们称颂伯夷叔齐这件事本身，又印证着伯夷叔齐仁德品格的价值和力量，展示着他们跨越数百载而不衰的人格魅力。

当时卫国父子争位，弟子子贡不知道孔子是否愿意帮助卫国，于是委婉地求教，正停留卫国的孔子深知子贡问话的真实用意，他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对伯夷叔齐的观点:其一，认为伯夷叔齐让国让天下的行为是贤者的美德。他曾在《论语·泰伯》里称颂三让天下的泰伯是至德:“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其二，认为伯夷叔齐让国的行为与自己追求仁德的理想一致。不妨看看朱熹的分析:“盖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其逊国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3］，此用作孔子对伯夷叔齐让国之举的注解是最恰切的。伯夷遵父命是出于孝心，叔齐敬兄长是出于悌心，最终双双让国是本于此心做出的最后选择，这种秉承己意坚守节操的行为是仁德追求的具体体现。孔子嘉许伯夷兄弟，主要是嘉许他们将一己生死利害置之度外“求仁得仁”的壮举。

通过孔子对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给予“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赞誉，可以领悟到孔子注重并推崇的是:仁德追求须死而后已，即为“仁”的实现而献身，这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孟子对伯夷叔齐行为的解读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对伯夷叔齐行为进行解读的另一重要人物。

《公孙丑章句上第二》:公孙丑问:“伯夷、伊尹何如?”孟子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

《公孙丑章句上第九》: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

《万章下》: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万章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告子下》: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

《离娄》: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

《尽心下》: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

孟子直接称伯夷为天下大老，把伯夷推为圣人。他权衡伯夷为圣人的道德尺度是:“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权衡的结论是“圣之清者”。孟子用“清”字来评论人，意在描述其品格、操守与精神气质，明确标示伯夷是圣人中最洁身自好的;也是用“清”字来诠释伯夷的人格境界，意在强调伯夷是“不争权位、自守己意、有所反对、纵居少数、亦不屈从”［4］的清高脱俗之人。“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的赞许，直接点出伯夷“清”的价值和教化社会的功能。孟子认为伯夷叔齐在成就自己“清”的气节的同时还肩负着软化社会风气的使命，世人若感染了他们的清高之风，贪婪的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会变得坚强，他们是真正称得上百世之师的圣人。

(三)伯夷叔齐对儒家思想的影响

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武人纵横的时代，他的理想就是重建国家秩序。伯夷叔齐谦让去国等行为所展现出来的仁、义、忠、孝、悌品质，与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追求一致，是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忍等核心价值理念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伯夷叔齐对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孔子还是孟子，他们所推崇的儒家思想无非是在培养一种践道者，也就是培养一批能够担当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这个阶层所要具备的精神正是伯夷叔齐追求仁德的死而后已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儒家文化生命得以长盛不衰的保证，是儒家文化生命的有力支撑。

孔子和孟子对伯夷、叔齐行为的解读，不仅提高了伯夷叔齐的声名，也确立了他们在中国文化领域的崇高地位。按照儒家追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5］的所谓“三不朽”而言，伯夷、叔齐“积仁行”，生前为坚守自己的节操承受了那么多苦难，死后有一个不朽的名声也属实至名归。

四、政治领域崇高地位的确立

汉代以来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愈加巩固了伯夷叔齐的圣贤地位，使他们的仁德之名远播域外。后世的一些统治者为了治理国家巩固社稷，不断颁布诏令来提升伯夷叔齐的政治地位。

据明代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所作的《鹤峰先生文集》记录，朝鲜使臣途经永平府，有关于历代统治者颁布诏令的记述如下:

唐玄宗天宝七载，祭义士伯夷叔齐，诏曰:“上古之君存诸号虽事先书契而道著，皇王缅怀厥功，宁忘咸秩，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置祠宇，量事致祭。”

按:唐玄宗祀义士八人，夷齐与焉，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致祭。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遣官致祭伯夷叔齐。按真宗祀汾阴，驻跸河东府，令访伯夷叔齐庙，遣官致祭。

徽宗政和三年，封伯夷为清惠侯，叔齐为仁惠侯。按:是年，礼仪局上五礼，新仪仲春、仲秋，享历代帝王。故于潍州昌乐县孤竹昭贤庙有是封。

元世祖至元十有八年，追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诏曰:“盖闻古者伯夷叔齐逃孤竹之封，甘首阳之饿，辞爵以明长幼之序，谏伐以严君臣之分，可谓行义以达道，杀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滨，遗庙东山之上，休光垂于千载，余泽被于一方，永怀高峻之风，当示褒崇之奠，呜呼，去宗国而辞周粟，曾是列爵之可縻，扬义烈以激清尘，期于世教之有辅，可追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云。”［6］289

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伯夷叔齐由上古逸民到被追封为公，政治地位几次得到提升:唐玄宗天宝七年，受皇命所封以义士身份享受庙宇祭祀;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以义士身份享受官吏祭拜;宋徽宗政和三年，由皇帝颁布诏令追封为侯，祭祀时享受帝王礼仪;元世祖至元十八年，由皇帝下诏追封为公。这些不同朝代最高统治者所颁布的诏令，给予伯夷叔齐仁义道德典范的封号，也最终确立了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其实在孤竹旧地，修建庙宇祭祀伯夷叔齐，最早记载始于汉代熹平五年，是清朝康熙年间永平知府彭士圣在《重修清节祠碑记》中记述的。明朝成化九年王玺重修庙宇，奏请朝廷赐额“清节”，此后夷齐庙被称为清节祠或清圣祠。据《永平府志·坛庙祠宇》记载，庙中供奉伯夷、叔齐二尊塑像，建有正殿、配殿、神库、斋室等，设有专门的祭官，祭祀活动盛大，影响深广。不少文人墨客、政府官员甚至是康熙、乾隆、嘉庆三位帝王都曾亲自到庙拜谒。连那些出使明清两朝的朝鲜使臣们路过此地都慕名朝拜，一些使臣还详细记述了清圣祠的建筑、扁额、碑刻等，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伯夷叔齐的尊崇程度。

如万历十五年朝天的书状官裴三益记述:

“过大小滦河，谒清圣祠于孤竹城，再拜讫。登采薇亭，江山之胜，曾所未见。城斗起于江边，祠屋无虑数十余间，而采薇亭最在高处。门堂扁额不知其数。城门曰:孤竹，又曰:贤人旧里。第一门曰:敕赐清节祠;东有门曰:天地纲常;西曰:古今师范。第二门曰:清节祠，又曰:上古逸民，门内曰:伯夷叔齐，门上右有石碑，记皇朝赐祭事及祭文。第三门三间，上曰:百世之师，下中门有石碑，左右又有碑，门左曰:顽廉，右曰:懦立，门内东西别立小阁，立碑。第四门，三门以金字题额曰:明朝封祀，门内东西有执事厅各七间，庭中有重修四碑。庙五间，南向，中间立两塑像，东曰:昭义清惠公，西曰:崇让仁惠公，门上以清圣为额。庙旁左右有接客厅。庙北有门，外曰:仁贤笔迹，内曰:平滦上境，门东曰:盥荐，西曰:齐明，中有揖逊堂。左右有房，祭官所宿处也。堂后又立小阁以护，短碑文与第二门所刻同。堂北筑台，作采薇亭，台曰:清风，又题一额曰:清风高节，又曰:北海之滨，又曰:碧水苍山。自堂登亭，东有门曰:高蹈风尘，西曰:大观寰宇。台上东门曰:百代山斗，西门曰:万古云霄。自亭东北，抵水边，以瓦砖筑墙，作石路，内门内曰:石梯云步，外曰:万顷沧波。墨台氏在河越边缭以墙垣，丹碧亦鲜明，滦河逥匝，非船则难出入也。”［6］29

裴三益拜谒清圣祠后，还提出过两个问题:一是“不念旧恶四字，为夷齐微显阐幽之意，而许多扁额独无此号，何哉”［6］30;二是“庙中不以位版而立塑像，亦未知合乎礼也，抑胡元因袭之俗而未暇改矣”［6］31。这两个问题的提出，表明裴三益熟知伯夷叔齐故事，对儒家文化研究较为通透，对中华文化传承了然于胸。他认为清圣祠缺失彰显伯夷叔齐品格的“不念旧恶”四字扁额，实为不该;庙里只立二圣塑像，缺失祭祀时用来书写神位的位版，不合礼法。

万历二年五月，跟随朝鲜圣节使朴希立朝天的书状官许篈也写到:“徘徊孤竹之墟像，想神禹之绩，挹二子之清风，悠然有千古不尽之遐思，登临山海高眺乾坤，荡涤平生芥滞之胸襟。”［7］书状官权挟在拜谒夷齐庙遗像时，不仅生出“凛犹可肃”［8］76之情，后来“徙倚清风台，不觉毛发欲竖”［8］76，还由衷发出“去先生几千载而能使人起敬如此”［8］76的感叹，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这些是伯夷叔齐声名远播域外，影响藩属国朝鲜的明证，也是“孟子所谓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8］76的例证。

结语

身为上古逸民的伯夷叔齐，能够获得不朽的声名，一方面是因为伯夷叔齐的谦让去国行为，与孔子重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家秩序的理想一致，所以能获孔子赞誉，使其名更显;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以来的各个朝代，父子、兄弟、君臣争名争国风气盛行，统治阶层亟需树立象伯夷叔齐这样让国的典范来教化民众，所以唐、宋、元朝统治者都颁布诏令，加其封号，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大肆宣扬他们的仁德品格。正因为孔孟道义需要伯夷叔齐这样的行为、操守和气节，封建社会需要像伯夷叔齐这样抱节守志、忠孝仁义的典范，因此伯夷叔齐被推上圣贤祭坛，是儒家思想发展和封建统治的需要决定的。

［1］陈正宏．史记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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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穆，晚学盲言［M］．柳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93．

［5］陈戍国．春秋左传校注(上)［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2006:667．

［6］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四册)［M］．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7］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六册)［M］．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16－17．

［8］林基中．燕行录全集(五册)［M］．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9］李仲先．从史记伯夷列传看司马迁的幽愤之思［J］．中国文化论坛，2005(20):137．

［10］魏悦如．从《伯夷列传》窥探司马迁的儒家思想［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3，30(4):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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