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华，王 燕

(阜阳师范学院 a.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b.图书馆，安徽 阜阳 236041)



萧一山的学术渊源阐释*

张光华a，王 燕b

(阜阳师范学院 a.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b.图书馆，安徽 阜阳 236041)

萧一山的传统文化观受到孙中山、蔡元培、曾国藩的较大影响，其教育理论多是在蔡元培、曾国藩基础上的引申发挥，经世思想则直接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萧一山与梁启超在学风、文风、治学旨趣上颇多相似之处，其清史研究的某些方面也明显留有梁氏痕迹,但他们并不是萧氏学术的唯一“母体”。四人之外，萧一山还广泛吸收当时史学理论、史学方法、清史领域乃至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最终取得突出的学术成就。

萧一山；学术渊源；孙中山；蔡元培；梁启超；曾国藩

萧一山，名桂森，号非宇，江苏铜山人，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1923年，大学尚未毕业的萧一山独立完成《清代通史》上卷，得到李大钊、梁启超、朱希祖、今西龙等学者的大力赞扬。该书完成以后，很快取代日人稻叶岩吉《清朝全史》，成为流传最广的清史著作之一。此后，萧一山不断拓宽研究范围，在太平天国文献整理、传统文化、教育理论等方面均有突出的建树，在学术界、教育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3]。目前学界对其学术的各个侧面均有研究，但尚无论著涉及他的学术渊源。笔者对此问题略陈浅见，敬请批评指正。

可以说，萧一山属于民国时期的边缘学者，一生违背学界主流而标新立异之处甚多❶如“经世”是萧一山一生治学的基本宗旨，这与当时注重方法、史料，崇尚“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潮流完全背道而驰。此外，萧一山坚信中庸文化优于西方文化，但又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待国家强大以后再去推行传统文化，无论保守派还是西化派均难以接受。参见张光华.孤独的学界“彗星”——民国学术史视野中的萧一山.邯郸学院学报，2012(1)。*基金项目：安徽省皖北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明清以降皖北商业文化研究”(SK2013A136))；阜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学生在图书馆角色再定位”(2013FSSK13)。。这种“成一家之言”的学术精神，“源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以道自任的自主精神与耻功名不表于后世的价值取向。”[4]虽然如此，其学术思想同样也应留下了前人的痕迹。不过，由于没有清晰的师承关系可考，很难准确判断萧氏究竟受到何人影响。所幸他在著述中有意无意留下的文字，为我们追寻其学术思想的渊源提供了线索。1973年，萧一山给已完成多年的《非宇馆五十自述》撰写《补记》一篇，其中提到：

余一生所钦佩者二人：一孙中山先生，二蔡孑民先生。以中山先生能承中国文化传统而兼采欧美学说以发明三民主义。蔡孑民先生能贯通诸子百家之说，以发明通儒之学。除此则感恩知遇者，梁任公先生一人而已。[5]586

萧氏于自述中专门举出孙中山、蔡元培和梁启超，且分别以“钦佩者”和“感恩知遇者”称之，足见三人对其影响绝非他人可比。从中还可以看出，引起“钦佩”和“感恩知遇”的主要原因，是这些人的思想倾向或学术旨趣对他产生了很大吸引力。以这段话作为线索，虽然不够全面，但大体上亦能揭示出萧一山的学术渊源。

一、“钦佩者”：孙中山与蔡元培

孙中山高度认同传统文化。钱穆曾经指出：“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实在涵有甚深厚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6]295当代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孙中山“充分肯定了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和重要性”[7]。萧氏与孙中山虽素未谋面，但两人之间却有一层特殊关系。《清代通史》上卷完成以后，即寄送一份给孙中山，恳请题写书名。孙中山的欣然应允，让萧氏内心充满感激。此后，他对孙中山尊崇与敬仰日渐加深，乃至以“近代之文王”誉之。故而孙中山的文化观念完全为萧一山接受，他不仅极力表彰传统文化“怀救世之心，张三世之义，综老法之术，执两用中”[8]34的优越性，甚至将其视为拯救中国和世界的必由之路：“我们为人类的和平打算，我们应该把中国的文化宣扬到世界，使全世界都能受和平宽大知足的德性的感染”，“由我国派遣大批的懂得文化的，具有宗教精神的人士，分赴各国，以佛教基督教的做法，去宣传孔教。不妨把孔子也视作耶稣释迦牟尼一般。”[8]30在对待西方化的态度上，孙中山主张积极吸收，但不应拾人牙慧，而是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9]。萧一山则厉言抨击“跟人家屁股后头跑的科学，正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愚昧化的科学”，力主“迎头赶上”[8]72，与西方并驾齐驱。同时，由于坚信“三民主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是由于历史演变的历程和人类进化的法则而来”[5]1，萧一山的各种著作——从《清代通史》、《清史大纲》等长篇著作到各类短篇论文，总是寻找一切机会阐释三民主义的合理性。在代表其学术精髓的“民族革命史观”中，萧一山将近代史描述成三民主义渐次实现的过程：“第一阶段是纯民族主义的革命，第二阶段则为民族主义兼带民生主义的革命，第三阶段便是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了。”[5]59这点也直接影响了萧氏人生道路的选择，他以学者身份积极参与政治，为三民主义的传播、实施建言献策，即使因此饱受学界垢病亦在所不惜。

1917年，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不仅使北大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也使教育界风气为之大变。萧一山此时正就读于北大，耳闻目睹，对这些变化均有切身的感受。对蔡元培的事业与精神，萧氏于其逝后撰写了两万余字的《蔡孑民先生事略》纪念表彰，在台期间又撰《蔡元培》、《蔡孑民先生的精神》两文再度申述，在其心中地位可见一斑。上述各文中，萧氏将蔡元培言行与孔子思想逐一对照，并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以国父孙先生为近代之文王，则蔡先生就是近代的孔子。”[5]514蔡元培“兼采中国的伦理，西洋的美学，和近代的民主精神，实欲造成一个集大成的新中庸之道”[8]55。也正是因为发扬了中庸文化精神，蔡元培才可能发明“通儒之学”并在教育上建树伟业。这种理解增强了萧一山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对其文化观的形成无疑具有潜在的推动作用。教育理论上，蔡元培对萧一山的启发更大。受蔡元培“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10]350的影响，萧一山撰写了《大学须养成学术研究风气》一文予以引申，教育学生要认识到“大学教育的根本意义是以研究学术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升官发财的利禄思想是错误的”[8]150。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如仅为经商、做官，“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何必来此大学？”[10]5萧一山则从理论层面进一步阐明大学与专科学校的区别：“大学系研究‘学’之体，专科系发挥‘术’之用。所以大学的主要宗旨，为创造发明，探求真理。专科的主要宗旨系运用理则，实行建设。体用合一，则文化昌明。”[8]63其他诸如大学学制改革、课程的设置、学分制改革等观念，大多也是在蔡元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所做的引申与发挥。

二、“感恩知遇者”：梁启超

至于梁启超，萧一山用“感恩知遇”四字与孙中山和蔡元培区分开来。所以使用这一词语，和《清代通史》有关。《清代通史》上卷完成时，萧一山仅为一青年学生，以此身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不容易。而身为学界领袖的梁启超不吝笔墨挥毫作序，不仅给予极高评价，更把未来编写新式通史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萧子之于史，非独识力精深，乃其技术亦罕见也”，“遵斯志也，岂惟清史？渔仲、实斋所怀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将于萧子焉有望也！”[11]梁氏此举对萧一山学术地位的确立作用重大，二十年后萧氏满怀感激地回忆说：“……成书约五十余万言，受知于新会梁先生，介而教授清华，与共朝夕，始窥学术藩篱，续成清史乾嘉道三朝事……”[8]1由此可见，梁启超是能识千里马之伯乐，将萧一山从初出茅庐的英才少年引入正规的学术轨道，并为其实现学术理想提供了莫大助力。虽然没有专门提到“钦佩”梁氏学术，但萧氏在学风、文风、史学理念上，却有颇多效法梁启超之处。

柯安指出，梁启超治学显著特征之一是“杂”，“这‘杂’也可以叫做‘博’，所谓‘博学之士’……和‘杂学之士’差不了多少。”[12]学术识见与学术贡献容有差异，但萧一山的杂博几乎可以和梁启超相提并论，史学之外，政治学、教育学、哲学、文学、人口学、社会学无所不涉。文风上，梁启超以“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的“述学文体”享誉学界[13]86，而所有评论萧氏著作的文章——即使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都众口一词的表彰其文笔畅达。如吴宓不满《清代通史》“革命意味过重”，但盛称“萧君国学具有根祗，文字流利畅达，在今皆极不易得者”[14]。陈生玺认为《清代通史》“错误太多，不可为据”，但非常认可该书“语言流畅，便于阅读”[15]26的优点。台湾学者包尊鹏、张其昀亦有类似的评价。学风上，梁启超反对“斤斤记其鸡虫得失，而自夸曰史学史学”[16]62的治学风气，主张史学“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17]6。萧一山则认为，“立国之道，必有其根，文化之倡，必得其宜，其根其宜，皆须于历史中求之”[8]134，并大力宣扬史学经世思想。萧一山的清史研究也受到梁启超的启发，特别在清代学术方面引用梁氏观点尤多。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发展的趋势描述为：“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18]133萧一山直接沿用这一观点：“清代学术之特质，以倒卷缫演四字描述之，最为恰当。其步步上溯，层层进里之工作，已不啻为中国学术作一次总结算”[19]938，并以此为纲展开对清代学术思想的讨论。甚至在生活方式上，萧一山也有刻意模仿梁启超的迹象。邱胜安介绍说：“近年来，由于生活较清闲，萧一山也下下象棋，打打麻将。他说他打麻将纯是仿效梁任公，梁任公除了星期日以外，平时都认真工作，不打麻将，他亦复如此。”[5]707敬服之深可见一斑。

三、“绍其遗徽，振其宗风”：曾国藩

孙、蔡、梁之外，曾国藩对萧氏学术思想的影响更不容忽视，但《非宇馆五十自述补记》中并没有提及曾国藩，所以如此，其原因有二。一则这段话并非专门为了说明其学术渊源，二则《非宇馆五十自述》是作者记录一生治学、政教经历的著作，所谈均为同时代人物。萧一山对曾国藩有种特别的关注，除十余万字的《曾国藩传》外，《清史大纲》和《清史》均列专门章节讨论，《清代通史》对曾氏“三不朽”事业叙述更为详尽。其他主题的论文，凡涉及文化、教育者无不引用曾氏相关论断以为佐证。而且，萧氏对清史人物的批评多一分为二，功过兼述❶如对李鸿章的评价，萧一山一方面认为，“他支持晚清的政局，身任外交的要冲，其眼光毅力，都值得我们佩服。他的世界知识，国事见解，比较一般人高。”同时又指出他“没有科学机械的常识，更不晓得文化、政治、经济一切都要配合起来，全盘计划，才能生效”。见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84、188。，但曾国藩却成为其笔下的完人，自始至终绝少贬抑之词。其原因为何？如果说，孙中山和蔡元培身上寄托了萧一山的文化理想和教育理想，梁启超的学术事业是萧氏一生的楷模，那么，曾国藩则合三为一，同时寄寓了萧一山的学术理想、文化理想和教育理想，并号召世人向他学习：“曾文正公往矣！其救世之宏愿，虽因社会的积弊而未偿，但学业的典型犹在。倘使我们不能绍其遗徽，振其宗风，则不惟辜负了这位伟大的先哲，实亦辜负了中国文化的遗产！”[20]198

“学术经世”是萧氏一生高扬的旗帜，而其理论与实践中都明显可见曾国藩的影子。理论方面，曾国藩把礼学看成中国传统学术的总汇，“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矣。”[21]1598萧一山以此为基础把“礼学”和历史学联系起来：“其实礼学就是古代的经世学，也就是历史学，它是包括义理词章考据，‘不可以一方体论’的。”[20]50又说：“‘经世宰物’的礼学，非从义理、考据、词章入手而综合归一是不行的，这也就是历史学的功用了。”[20]52从“礼学—经世学—历史学”为自己的史学研究服务于现实社会找到了理论依据。在“学术经世”的实践方面，萧氏一生都以曾国藩“文章不是救时物，杨雄、司马不足骄”的诗句自戒自勉，避免变成“识字之牧猪奴”。为此他积极涉足政治、教育领域，在颠沛流离的抗战环境中坚持创办《经世半月刊》、《经世战时特刊》、《经世季刊》、《经世日报》，组建经世学社，宣扬学术经世的重要性。虽然最终没能达到“三不朽”的最高境界，但“立德立言两不朽”[5]609的成就，也有不少可为世人称道之处。

就传统文化研究来说，《曾国藩传》实际是萧一山以曾国藩为例、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著作。在他的笔下，从先天的气度、性格，到日常生活中的写字、治学、立身、处世，再到编练湘军、戡平大乱、致贤、养民的政治事业，曾国藩无时无刻不在完美展现着中庸文化的精神和独特魅力。其性情“内刚外柔”，合于中庸之理，所以“才能成就他一生伟大的事业”[20]33。其治学方法，“由博返约，由约返博，兼归纳演绎而为一，就是所谓中庸的辩证法。”[20]88其政治事业，“以申、韩治匪类，直道对官场，而仍以黄老的仁心谦德对国家、对朋友，仍不出中庸之道。”[20]143总之，曾国藩“认清楚了中国文化的正宗，远绍邹鲁，近接昆山，为经世之礼学放一异彩，也不啻为中国文化开拓了光明的境域”[20]63。能孕育出曾国藩这样“在世界屈指可数的伟人”，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优越性非其他文化可比。萧一山所以致力于传统文化研究，以复兴民族文化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对曾国藩事业的这种理解不无关系。

萧一山的教育思想同样受到曾国藩的启发。对于人才培养方法，曾国藩认为：“欲令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从事于学术，又必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华之本。”[21]6萧一山说：“只有学术才是转移风俗、培养人才的不易原则”，“才与学必须互济，方能达于上乘。”[8]73德才之间的关系，曾国藩说：“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22]萧一山则痛斥有才无德者为“遗臭的人”，“似乎不能算作人才，因为他没有做人的基础道德”，并将基础道德解释为“为公之心”[5]137。其他如人才等级的划分、人才与社会风气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萧一山或引作主要论据，或在曾氏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甚至直接沿用曾国藩的观点，所受影响清晰可见。

上述四人都是对萧氏学术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人物，但他们并非萧氏学术的唯一“母体”。如传统文化研究，孙、蔡、曾等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倾向上，萧一山所用的理论、方法及某些具体观点，则得益于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如其“中庸之道合于辩证法”的论断[8]4-8，即是以当时风行一时的辩证法解读中庸文化，虽未能为学界完全肯定，但也为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具体到清史研究，萧一山的很多理念也突破了前人的界限。如章节体，在此以前仅有《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清史纂要》、《清史讲义》等少数篇幅较小的史书进行过实践，将其运用于大规模清代史书尚为第一次[23]。内容上“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均衡诠叙”，更是源于萧氏对史学的独特理解，与当时偏重政治的各种清史著作有本质区别。因此，萧一山清史研究的成绩实际上是吸收了当时史学理论、史学方法、清史领域甚至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而取得的。将其学术渊源限定为一人或几人，不仅不够全面，也会妨碍对其成就的理解。

[1]田园.萧一山与太平天国史料[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9(2)：222-228.

[2]汪效驷.萧一山的史学成就与特色[J].史学史研究，2005(1)：51-55.

[3]张光华.萧一山教育思想解读[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0(4)：21-23.

[4]陈恒新,张玲.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探[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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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柴文华.论孙中山的中国传统文化观[J].社会科学战线，2011(10)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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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蔡元培:蔡元培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8.

[11]梁启超.清代通史梁任公序[M].北平：中华印刷局,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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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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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萧一山.曾国藩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21]李翰章.曾文正公全集[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2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C].长沙：岳麓书社，1986：390.

[23]张光华.萧一山的历史编纂学思想与实践[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61-67.

(责任编辑：刘 燕)

On Xiao Yishan’s Academic Origin

Zhang Guanghuaa, Wang Yanb

(a.Colleg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b.Library, Fuyang Teacher’s College, Fuyang Anhui 236041,China)

Xiao Yishan’s research on Chinese culture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Sun Yatsen, Cai Yuanpei and Zeng Guofan. His educational theory was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Cai and Zeng’s opinion. His thought of Serving the Society developed from Zeng’s idea. Xiao and Liang Qichao had a lot of similarities in academic style, literary style and academic objective. We also can see Liang’s influence on certain aspects in his research of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y were not the single matrix of Xiao’s learning. The last word of historical theory, historical method, and the sphere of Qing Dynasty were also the basis of his great achievements.

Xiao Yishan; academic origin; Sun Yatsen; Cai Yuanpei; Liang Qichao; Zeng Guofan

2015-03-16；

2015-04-16

张光华(1972-)，男，安徽省砀山县人，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10.3969/j.1672-7991.2015.02.010

K092

A

1672-7991(2015)02-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