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这百年历史中，地处内陆的湖南逐渐涌现了一大批人才，如倡导洋务的经世人才、立志变法的维新人物、热血辛亥的革命志士，不仅对全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发扬延伸了湖湘文化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关键词】湖湘文化；经世；维新；革命；船山学说

【中图分类号】K335.4 【文献标识码】A

近代关于湖湘文化的内涵大概如下：劲直尚气的民风、朴质进取的湖湘士气及主张经世致用、一定程度反封建的船山学说共同构成了有异于别省气质的湖湘文化。而近代湖湘文化的绵延伸展，不仅使有识之士在经世、维新及革命三个历史时期都取得了众所瞩目的功绩，亦为湖南近代工业赢得至高无上的称誉①。

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从曾国藩、谭嗣同到黄兴，从经世理念、维新思潮到革命风暴，毋庸置疑，这一系列的政治社会活动不但促进了湖南的近代化进程，还推进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简而言之，铸就近代湖南学人志士性格的主客观因素如下：一定程度上有历史人文积淀的社会基础；精英人才的扶植和培养；劲直尚气、百折不挠的民风；近代有利的社会时势背景；湖南的自然地理环境；王夫之思想的熏陶与影响。

一、历史人文积淀

自古以来，湖南人才极其罕见，朝堂之上更难觅踪影。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湖南学人志士剧增，不仅在政治领域颇占优势，而且人才之盛况在全国人才群中逐渐凸显。

林增平先生认为，近代湖南人才之旺盛，肇始于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筹建的反革命武装——湘军。因为在弹压太平军的进程中，晚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而在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培植而发展起来的汉族军阀——曾国藩、李鸿章以湘军、淮军为阵地，通过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从清满州贵族手里攘取了许多军事行政权力。太平天国覆灭后，为缓解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曾国藩等人就开始着手实行洋务新政。1898年维新思潮兴起后，湖南人士积极響应号召。当时，一般人都宣称：“湖南以守旧而名闻天下”，但其实不然。从19世纪末，湖南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就开始兴起，比如湖南有色金属冶炼事业的先后开办，湘粤铁路和湘江轮船事业的酝酿筹设等等。由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迫切渴求汲取新知识，又恰逢湖南的统治阶级都有意于变法维新，故湖南的维新风气一时颇盛。如“南学会”的设立，“时务学堂”的筹设，《湘报》的创办，皆行之有效。辛亥革命时期，华兴会领导人黄兴积极响应孙中山进行革命。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据校订，参会志士共79人，其中湖南籍人士就占四分之一。而从1905年到1907年短短两年间，入会者湖南籍人士增为157人，与四川、广东、湖北等省人数相比，居于首位。正因为有饮誉遐迩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等人，才能使辛亥革命在近代历史进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见，近代湖南人才在辛亥革命中对社会乃至全国所产生的作用举足轻重。“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八个字是最佳的体现。

湖南的经世人才主要分为两批：一是以陶澍为核心，以魏源、贺长龄、唐鉴、贺熙龄、何绍基等人为代表。二是以曾国藩为核心，并以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曾国荃、李续宾等人为主要代表。他们皆大力倡导经世致用思想，进行饶有成效的改革。毫不夸张地说，道光年间的经世派、改革派是以湖南人才为主体的。

湖南作为封闭型省份，与外界几乎毫无联系。直到清道光期开始，湖南人才纷纷北上东下，开始与外界特别是京都及东南各省有了较大规模的接触。道光以前五朝，湖南人任督抚大员的仅4人，到道光时期，情况大为改观，先后有陶澍、李星沅、贺长龄、赵慎珍等人出任督抚大员，足迹布满三大地区八大省份。到清光绪时期，湖南人才不仅在思想上发挥了先导作用，而且在政治上掌握了实际权力，通过开展影响尤甚的各种活动，促使社会产生广泛效应。

二、精英人才扶携

我们说道光时期湖南人才涌现，这不仅是因为此时出现了以陶澍、魏源、贺长龄为核心的经世能人，更是因为有权势的精英人士的保荐与扶携。

首先表现为咸同年间陶澍对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培养和扶植。张佩纶认为陶澍是“源”，曾、左、胡是“流”，曾国藩等人是在陶澍的培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②；其次表现为陶澍、魏源等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理念。他们不仅批判了当时影响深远的汉学，大大改变了康乾以来的以考据为主的学术风气，还着重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都为以后的湖南人所继承和发展；再次表现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在继承陶澍所倡导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还利用掌握各省督抚大权的机会，继续将改革活动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

三、社会进化发展

对于湖南学人志士形成的原因，林增平先生认为主要表现为四点：一是湖南由于经过两次大规模移民，除人口进行重新组合外，而其民众质量亦进行了全数的革旧创新；二是移民初始在某些程度上具有穷当益坚、百折不回、发展谋划的意识风貌；三是因与少数民族的联姻，民众在潜移默化过程中熟识了他们坚强、粗犷、彪悍、勤苦的习气特性，逐渐塑造了一种其余省份所没有的勤勉仁厚、逞强尚气甚至是刁蛮任性的性格；四是经过移民的辛勤耕耘，湖南水稻种植发展迅速，不仅自给自足亦可供应江浙一带的需求，从而促使湖南的商业经济迅速繁荣，文化教育事业亦蒸蒸日上，培养了众多的学子士人。

但陶用舒先生却认为，湖南人才的产生，并非是两度移民的结果，而是由于湖南近代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进展变化，这种变化对于革命的挑战最后交出了出色的考卷。

四、社会时势背景

湖南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为湖南近代人才的迅速成长提供了客观条件。清代后期，政治衰弱，自然灾害严重，人们生活困若，必然会推动湖南的有识之士致力于革旧图新。而贫苦民众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亦必然会进行反抗，以求生存。而在战争的洗礼中，社会各阶级、各类人才经历了考验，继续活跃在湖南及全国的政治舞台上。所以，湖南近代社会涌现了一批地主阶级的杰出人才，也造就了一批革命党人。

五、自然地理要素

中国近代（1820～1919年），湖南形成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人才兴盛局面，而近代湖南人才的主导思想是经世之学的复兴，以军事型人才为主体是近代湖南人才的显著特色。

陶用舒认为，自然环境对人才成长起着关键性作用。如湖南的东北部自然条件较优越，故人才辈出；而其西南部自然条件艰苦，自然人才匮乏。然而尖锐的阶级矛盾却能激起人才志士的战斗力，如湘东地区虽先天地理优势欠佳，经济也相对萧条，但却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因而成了培养现代湖南人才的大本营。

六、王夫子思想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湖湘文化在社会经济逐渐繁荣、文化日渐昌盛的境况下，显露出它自身独有的文化特色，主要是因为近代湖湘学人志士接受了王夫之的学术思想。

首先是嘉庆、道光之际以陶澍、贺昌龄、魏源为主的湖南经世派。他们在湖南培植主张变革、经世致用的人才，以期“通經致用”的学风席卷全国。王夫之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船山遗书》所倡导的历史进化论的思想和经世致用主张对他们有很大的启发。

其次是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南士人群体。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地主经世派“经世致用”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由之前的“安内必先攘外”到此时的“攘外必先安内”，全力筹建湘军以镇压农民起义。太平军和捻军失败后，西方列强开始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致使湖南士人将经世学风开始转向抵御外侮。

再次，戊戌维新运动中以左派著称的谭嗣同等人不仅继承了王夫之“道随器变”的唯物论和“天地之化日新”的发展观，而且发挥了“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③”的思想，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的纲常伦理。

最后，辛亥革命湖南运动的兴起，也与革命党人接受王夫之的学术思想有关。章士钊曾发表言论说：“船山之史学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故发愿申说以告世之不善读船山之书，深辜船山之意者④”，无疑就是最好的佐证。

注释：

①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1988年第3期，《历史研究》。

②张佩纶.《张佩纶日记》，凤凰出版社，2005.05.01，第237页。

③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1988年第3期，《历史研究》。

④《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第232页。

参考文献：

[1]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J].历史研究，1988（3）.

[2]陶用舒.清初湖南人才的基本特点[J].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4）：30-36.

[3]张佩纶.张佩纶日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王凯丽，女，山西吕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