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如文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楼适夷曾著文《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断定施的创作是金融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学，但同时，凭着敏锐的文学嗅觉，他也不经意地指出了这些作品体现出的美学上的独特性，认为它们从生活的崩坏中发现了新奇的美，并用这种新奇的美填补自己的空虚。“崩坏中”的“新奇的美”，这正是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带给人们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半个多世纪前，朱自清曾力赞《将军的头》，半个世纪之后，著名美籍华裔汉学家李欧梵则这样惊叹《魔道》、《夜叉》等的写作：“事隔半个世纪，我们重读这些小说，却为内中无比的张力和技巧所折服。”［1］施蛰存认为自己的小说：“可用英文里的两个字来概括：一个叫erotic，也就是‘爱欲’;一个叫grotesque，也就是‘荒谬’。”［2］35并认为：“《魔道》这一篇是我的一个‘顶峰’。”［3］154的确，施氏真正激动人心、华美精致的作品是以《鸠摩罗什》、《将军的头》、《石秀》、《魔道》、《夜叉》等为代表表现强烈爱欲和怪异心理的小说，这些小说正与他所欣赏的爱伦·坡相同：“写的是一种情绪，一种气氛（Atmosphere），或是一个人格，而并不是一个事实。”［4］他的创作目的和审美趣味与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迥异，他是那种地地道道“不侈谈他的思想。……不为自己的声音迷惑，而是为自己追逐的形式迷惑”［5］的小说家。这种诗艺上的独特追求促使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在艺术上精雕细刻，在审美形态上推陈出新，创作出一批具有独特美学新质的小说精品。

一、充满张力的反讽文本

张力与反讽是英美新批评提出的两个概念，本来是用来探讨诗歌的。“张力”最初由艾伦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提出，他认为，诗歌的主要特征是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是逻辑上的一致性，而是诗歌内部矛盾的各方达到平衡和谐的一致性。英美新批评认为：凡是好诗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它们必定有一种性质——张力。诗的意义，全在于诗的张力。“反讽”则是新批评另一重要成员布鲁克林最喜爱的术语，布鲁克林认为反讽能够使文本中不一致的因素达成统一，对破坏性的张力和冲突起着调解作用，这种调解导致了文本微妙的平衡，实现了文本结构的统一和谐，文学难以言说的美就体现在统一结构的展现上。近年来，这两个概念也广泛地用于小说批评领域，几乎成了现代小说必须具备的两个特质。

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就是内部充斥着这种“无比的张力”的反讽文本。这些作品不同于一般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具有明晰的是非观念和确定的意义，而是由各种矛盾交错运动、制衡消解而成，特别是爱欲与文明这极端冲突的两极在各个意义层面上互相背离、排斥而又相互支撑、牵制，生成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心理空间和意义空间，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譬如《鸠摩罗什》。谭桂林在他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中这样写到：“施蛰存之所以以佛徒作为小说主人公，除了对佛教题材有特殊的兴趣外，还有一个与20世纪人文思潮的主流息息相关的目的，即用精神分析的利刃揭开佛教的神学雾纱，让人们看到在那枯寂入定的得道身躯里依然有着像地火一般运行的人性力量。”［6］218认为“这在佛家看来是背叛，是堕落，而从非宗教的世俗化眼光看来，这却是对人生的肯定与礼赞”［6］223。此说未免有点牵强附会。如果细读《鸠摩罗什》的结尾，无论如何不能不体味到它那深深的反讽意味，哪里有什么“肯定与礼赞”。从这一点上来看，施蛰存颠覆的决不是佛教义理，他汲取佛教的压抑力量，把此种力量作为一种异常强大的决然对立面构成矛盾冲突的一方，另一方则是爱欲。施蛰存自始至终只是把高僧作为鸠摩罗什的一种身份，而不是作为他的质地来结构故事的。既然目的在写道与爱的冲突，则冲突越剧烈，越能突出爱欲的本能力量。作为宣扬极端禁欲主义的佛教徒来说，还有什么角色和身份比高僧和名尼更能激起这种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呢?为了彰显爱欲的力量，最好的办法不就是给他的主人公这样一个身份吗?然后让这样身份的人深陷爱欲的泥沼不能自拔。作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施蛰存恰恰在高僧中发现了鸠摩罗什。在《黄心大师》里，施蛰存甚至为了比衬爱欲的巨大力量，为他的女主人公制造了一个身份，虚拟了一则史料。总之，一切手段围绕着一个目的，揭示文明与爱欲的冲突。冲突过程本身而不是冲突的意义成为作家审美关照的对象，因此，施蛰存沉醉其中的不是对善恶本质的沉思和叩问，他撇开了对诸如宗教、政治、伦理等意识形态的是非价值判断，提供了一个展现冲突过程的纯粹审美文本。有些评论者之所以认为，作家差点把鸠摩罗什写成一个值得赞扬的人物，这是从一般的价值判断立场去解读作品，所以不得要领。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将军的头》的主人公花惊定身上。他作战勇敢、军纪严明，但同时又暗生叛逆之心、淫邪之欲。作家用强烈的抒情笔调细致地描画出鸠摩罗什、花惊定等人物内心剧烈的矛盾冲突，这种抒情的笔调似乎对他们寄予了深厚的同情，但作品结尾那强有力的反讽又抑制乃至消解了同情的情绪。冷冷的针刺般的讽刺光芒与抒情笔调的微妙结合，两者即排斥又制衡，支撑起极具张力的故事空间和情绪场。

品味《将军的头》那匪夷所思的结尾，对此的体会可能更深。被敌将砍去头颅的花将军，未意识到自身的死亡，依然牵挂着美丽的少女，纵马奔向他的欲望对象。少女对无头将军的嘲笑则彻底击倒了他，于是，“将军突然感到一阵空虚。将军的手向空间抓着，随即倒了下来。这时候，将军手里的吐蕃人的头露出了笑容。同时，在远处，倒在地下的将军的头，却流着眼泪了。”［7］171李欧梵认为：“在这个‘神秘而现实’的结尾里，施蛰存非常简练地把故事的几个中心主题并置一处：性、身份、爱欲、和死。故事里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意味深长的，都带着飘忽的性意味。”将军“直立的身体……因而成了超现实的阳具的象征”［8］173－174，“将军的头被砍掉还可以被读成是一种阉割……诚如张京媛所说，这个故事‘携带着一个哲学意味……’同样，这个故事也可被读解成一个‘死亡本能’的展开。”［8］174李欧梵的种种读解已经生动地说明了故事本身充斥着的巨大的张力和多重意义读解空间。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阐释文章的结尾。完全可以把将军的“头”置换成“脸”，事实上，作家对脸的描述花费了诸多笔墨，有着非比寻常的用心。作家不仅精细地描画了将军多情英俊的面容外，还这样刻画打动他的少女的美丽容貌：“所有的女人，出来总乘坐在一个兜笼里，头上还得包一块黑布，遮蔽得大半个脸都看不出来。而如今站在眼前的却是竟仿佛是妖妇似的这样地英锐，这样地美丽。”［7］156“追想着刚才同餐的少女的天真的容颜：她的深而大的眼，纯黑的头发，整齐的牙齿，凝白的肌肤。”［7］160而那个被砍掉首级示众的违纪士兵的脸也一再出现：“将军就恍惚眼前继续地浮动着那个被刑的骑兵的狞笑的脸”［7］159，“正当这时候，将军心里微微地震动了一次，他看见那个骑兵的首级正在发着嘲讽似的狞笑。这样的笑，将军是从来没有看见过，而且是永远不会忘记了的。”［7］157在这里，“脸”确实成为了“一个基本事件”，“脸”的意义在于意味着他人的显现，意味着一种“面对面”的关系。法国哲学家莱维纳斯曾这样为“脸”定义：“对我而言，本质的东西例如海德格尔理解‘zeug-’的方式，……他将其理解为不可还原的原型。脸在这一点上与之相似，它根本不是一种表象，它不是一种给定的知识，也不是一种上手的器具。它是一种不可还原的进入手段，并且可以在道德的层面上来加以言说。……脸是一种请求，同时脸是一种权威。”［9］脸在《将军的头》这个文本中具有多重的指涉意义，作为他人之脸的“脸”则被寓意为“无限观念的具体化”。美丽少女的脸是诱惑，代表了欲望，人的肉身的无限欲望;被砍头的骑兵的脸则代表一种控诉，一种警醒，一种神秘的预言。他人之脸的第一句话是：汝不可杀人，骑兵狞笑的脸显然在质疑将军杀人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将军的脸则即是一种请求，同时又是一种权威，当将军失去了他的头自然也是没有了脸，也即意味着他失去了对欲望对象的任何请求的资格或命令的权力。丧失了权力的将军注定要在少女的那一句“还不快快地死了，想干什么呢?无头鬼还想做人么?”［7］171的质疑与嘲讽中倒身而亡。在这个意义上，《将军的头》甚至解读出了伦理的意味。

二、奇诡、神秘的美学尝试

施蛰存说过这样的话：“《魔道》这一篇是我的一个‘顶峰’，所以此后我就不敢再发展下去了，在‘千夫所指’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转一个创作方向，如果我再沿着《魔道》的路走下去，就会成为‘荒诞小说’，更无人能理解，也更要受到指责了。”［3］154之所以无人理解，是因为他创作文本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于他的历史题材的心理分析小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节上的超自然律令的传奇性;于他的都市题材小说，则多半因为“他自己的作品对都市生活冲激的表现，更多呈现为超越写实的怪诞世界”［2］37。“施蛰存写的东西是都市的荒谬感”［2］36，无论是传奇还是怪诞、荒谬，都使文本散发着奇诡、神秘的美学色彩。

（一）非理性非逻辑性情节的设计和大量幻觉的铺陈渲染

非理性非逻辑性是现代主义文学审美品格的重要特征。“通过在想象（或再想象）的历史领域中追溯欲望和性的母题，施蛰存自然把他的（历史）小说推出了现实的常规界限之外。”［8］177施蛰存在《〈梅雨之夕〉后记》自承要“脱去《将军的头》这一集中的浪漫主义”，其所谓浪漫主义当指小说中明显超离事实与自然律令的情节。在《将军的头》中表现为无头的将军居然能够继续骑马纵横，仍有所闻所见所想所感。整个作品诡异离奇的气氛还突出表现在其他几个细节的处理上：违纪骑兵的狞笑的首级，少女看到无头将军的异常镇静和笑谑，这都是超出读者阅读经验的描述，但却是灵光四射、扑朔迷离的叙述。这些叙述为文本匪夷所思的结尾营造了一致的情绪场。于是，无头将军骑着马奔向他的欲望对象，脱离身体的敌将的头居然露出了笑容，而将军的头则流出了眼泪，这些超出生命律令和自然法则的惊心动魄的想象展示出它的合理之处。《鸠摩罗什》中表现为王女宿命般的死亡，更神奇的是已经沦落为最卑贱的凡人的鸠摩罗什“尸体是和凡人一样的枯烂了，只留着那个舌头没有焦朽，留给他的信徒”［7］138。回到都市题材，这种超常规的想象演变为一种更加怅惘迷离、游移不定的情节暗示。《夜叉》中男主人公追逐的白衣女人在他逃离杀人现场后如影随形在不同场所离奇现身，最后竟与朋友表妹的影像重叠无二。《魔道》中如鬼魅般可怕的黑衣老妇人不时飘入“我”的视界，引起恐惧和不安，而最终，我竟真地接到了三岁小女儿的死讯。小说这样结尾：“我把电报往地下一丢，站起身来走向露台上去，街上冷清清地显见得已经是半夜了。我听见一个繂祭的声音，很迟慢地在底下响着。我俯伏在栏杆上，在那对街的绿色的煤气灯下，使我毛发直竖的，我看见一个穿了黑衣裳的老妇人孤独地蹩进小巷里去。”［7］288这些离奇情节营造的超现实的异域世界带给读者经验之外的审美体验。

梦幻或幻觉常常上升为一种文学表现方法和技巧，被现代主义作家加以强调和运用。弗洛伊德认为有两类性反常者：一类其性对象已变，如同性恋以特殊的方式寻求性欲的满足;另一类其性目标已变，仅在想象中求满足，不占有实在的对象，而代之以幻象。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以表现爱欲的压抑为主，这类由压抑造成的变态心理在作品大量幻觉的铺陈渲染中形象地展示出来。“鸠摩罗什”在名妓孟娇娘和宫女的脸上看到了已故妻子的幻象，《梅雨之夕》中“我”看到倚在柜台上的少女幻化成自己妻子的容颜，而回家时则在开门的妻子脸上幻化出少女的模样。《魔道》恰如李欧梵所分析的：“（其）可信性终于彻底决堤，整篇小说由一系列荒诞的情节组成，既是叙述者我在‘现实’中的遭遇，也是我狂乱的幻觉。”［8］189作品几乎全靠在黑衣老妇人、白衣木乃伊、陈夫人、女招待等几人的幻象转化之间结构故事，流动情绪。《夜叉》中神秘的白衣女子的幻象如鬼魅般忽隐忽现，左右着主人公的心理。幻象，是在巨大的心理能量的驱动下产生的一种视觉错误。施蜇存此类文本中所有的幻象都徘徊在幻与实之间，扑朔迷离，交错纷呈，交织着惊异、恐怖、疑虑、艳羡、爱慕、猎奇等等心理能量，熏染着文本的情境和氛围。“文字的力量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隔阂”［7］332，辗转腾挪、灵秀怪异的叙述文字把一个个深不可测甚至怪诞变态的心理世界逐渐剥离出他鲜活的面目。

（二）“黑暗”“死亡”等现代意象的刻意营造

在《夜叉》、《旅舍》、《宵行》、《魔道》、《将军的头》、《石秀》、《阿褴公主》等作品中，黑夜与死亡的意象纠缠于其间，令人心荡神摇。作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意象——“黑耶的恐怖”，在施蛰存笔下配合波诡云谲的心理流变，更开拓出一方吊诡乖戾的审美空间。《旅舍》描述了职业经理人丁先生的黑夜恐怖。丁先生“在上海经营商业……每天都很忙，甚至星期日也没有闲暇的时候，所以渐渐地成了神经衰弱的症候”［7］299。无疑，现代都市的巨大生存压力使丁先生倍感焦虑并因而患病。为了摆脱这种生存焦虑，丁先生听从一位法国朋友的劝告，选择“暂时抛弃都会的生活，作一次孤寂的内地旅行”［7］299。由此，独自置身于乡下一个小旅店过夜，寻求精神避难的丁先生却颇具讽刺性地被套牢在黑夜制造的“绝对不可逃避的在场”中。一开始，他只是厌恶小旅店的简陋，接着，他在“幽暗的灯光下”发现“每一件家具似乎都在显现着它的神秘性”［7］300，很快，由怀疑床的过大和床后箱子的铺设，他感到“一种恐怖来袭击着他，他不觉悚然了”［7］301。他猜测这是一间死人住过的屋子，记起了有关女鬼的故事，不禁“又是一阵寒噤”［7］301，甚至“好像觉得自己身子底下，正压着一个可怕的冰冷的女人的尸体。”［7］301在看到了窗外的一个闪光之后，他又猜疑自己住进的是一所黑店，床后箱子里正藏着昨夜被害旅客的尸体。经过一番疑神疑鬼、徒劳无益的与黑夜恐怖的精神之战后，丁先生败下阵来，“他觉得鬼和歹人已经同时站立在他的两旁，而自己分明是窒息了。”［7］305“黑暗正是生存的戏剧，即使没有什么东西，这种生存也将自演。”［10］160施蛰存为读者带来的不仅是一个精彩的黑夜臆想的故事，他还向读者揭示了作为现代都市人精神焦虑无法摆脱的存在和这种存在的无所不在。丁先生本想忘掉自身的现实存在，却不想坠入黑夜的恐怖深渊，更加清醒地反观到自身可怜可怖的处境，这种焦虑是借助主人公对黑夜的恐怖想象展开的。奇诡的叙事贴切而隐蔽地反映了都市背景下现代人的心理疾患和情绪场：敌对、怀疑、焦虑、孤独，极度缺乏安全感。这些都指向现代人的生存感受和生存困境：“‘那种黑暗的寂静和恐怖’，与海德格尔的焦虑相对立，将存在的害怕与虚无的害怕相对立。在海德格尔那里，焦虑产生出‘面对死亡的存在’，这种存在是可以把握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而那种‘没有出口’‘不作回答’的夜的恐怖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生存。‘明天，唉呀!人们仍还得去生活’——一个包含在今天的无限中的明天。”［10］159

《宵行》是另一则以黑夜的恐怖为情绪背景的故事。《旅店》中虚幻的鬼怪想象在这里变成了美丽而带淫邪之气的棺材店老板娘的实在存在。作者的想象力奇妙地把黑夜的神秘恐怖与人的爱欲阴暗的一面和可怕的热力组接粘牢在一起，整个故事飘荡着一股邪狎之气。男主人公名叫“有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性暗示意味的一个名字。女主人公则拥有一个不同一般的身份：棺材铺的老板娘。棺材铺的“幽暗和阴惨”的恐怖意象特征与老板娘“美丽”而“放浪”的极富诱惑力的形象特征奇特地构成了对立的两极，每一极都因对方而分外浓烈醒目。在同样经历了鬼与歹人的黑夜恐怖想象之后，酒醉又深夜独行的有根遭遇到了纸灯熄灭的实际困难，为借火不期然地叫开了棺材铺老板娘的门。与这个“名誉不很好的”美丽女人一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口角纠缠之后，有根终于克服了对棺材铺的畏惧，由黑夜激起的爱欲力量和掩护成就了他对老板娘“久已隐藏着的某种意欲”。整个事件似乎恰恰证明了“黑夜是‘犯罪的时刻’、‘邪恶的时刻’，它产生一种超越自然实在的标记。作恶者像幽灵一样扰乱他们自己”［10］158。而爱欲也借着这‘犯罪的时刻’、‘邪恶的时刻’，终于冲破了对黑夜和以黑夜为喻的死亡的恐惧，汇聚着纠集着与死亡类似的气息和能量，并借着黑夜的掩护，摆脱了以白日为力量隐喻的伦理的牵制，沉沦到生命的本能深处。黑夜与棺材铺，在这里都成了一种隐喻。作者借黑夜铺陈渲染的这个宵行艳遇的故事不由使我们联想起波德莱尔的名言：爱与死为邻。爱欲、黑夜、死亡，美丽而又邪恶的女人，所有这些概念、意象以及由此引燃的奇诡情绪综合生成了作品独特的美感特征，吸引着读者的目光。

（三）神秘女人――他者的间离效果

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获取如此诡异色彩的另一叙述特色是：在敞开主人公隐秘的深层意识的同时，尽可能地隐蔽了同一文本中他者的心理。代替他者心理的只有对方飘忽不定琢磨不透带有诡异与神秘色彩的行动。当我们从女性形象的视角介入施蛰存的创作文本时，不难发现两种女性形象的存在。一种是业已被很多研究者关注的“善女人”形象，如《春阳》中的婵阿姨，《雾》里的素贞小姐，《阿秀》里的女主人公，等等。这些女性形象是作者成功地进行易性想象创造出来的结果。另一种是相对被忽视的神秘女性形象，她们纯粹从男性视角和心理镜像反映出来，不但与文本的叙述主体形成一定距离的审美间隔，而且在阅读效果上也形成了一种扑簌迷离的印象，她们的存在只具有纯粹而强烈的审美功能，是为了达到某种美学效果而设，并非有实存的确指的现实意义，也无法据此对这类女性人物做出任何的道德评价。早期《周夫人》中寡居的周夫人已隐现这类女性形象的雏形，《闵行秋日纪事》中异常美丽行踪诡秘来历不明的年轻女人开启这类形象的先河，《梅雨之夕》“我”伴之同行的陌生女子也是清丽飘忽沉默难解。李欧梵特地拈出《梅雨之夕》中出现的柜台女子，对之做出了精彩绝伦的分析：“柜台女子的进入依然是个谜：为什么叙述人只在街上偶然瞟到一眼的女子竟然会在结尾的时候重现?用现实的眼光看，她的存在是完全偶然的，而最后的情节亦是‘悬而未了’的。此外，她似乎也不像是叙述者妻子的‘副本’，因为那妻子的形象是非常明确的。相反，她看上去就像一个神秘的人物，只有她回视主人公，她是那种幻觉里的人物，为了制造不安和紧张而出现的。就是这样一些不可解释的女性人物后来在施蛰存的小说中重新露面，那时她们是更神秘更恐怖了，领着施蛰存的男性主人公走向巫魔之路。”［8］188－189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宵行》里那美丽放浪的棺材铺老板娘，《魔道》里的黑衣老妇、木乃伊、陈夫人与《夜叉》中的白衣美妇都脱离了现实伦理和道德的藩篱，根本不同于同一支笔下的“善女人”形象，她们同现实脱节，游荡在纯粹的心理世界和黑暗之域。这些男性力比多的欲望对象最终达到极致，发展成缥缈的幻像。《魔道》里的“我”这样想象一具“古代的美貌王妃的木乃伊”：“曳着她的白绸拖地的长衣，倘若行到我们的都会里来，一定是怎样地惊人啊!……惊人?还不止是惊人，一定会使人恋爱的。人一定会比恋爱一个活的现代女人更热烈地恋爱着她的。如果能够吻一下她那放散着奇冷的麝香味的嘴唇，怎样?我相信人一定会有不再与别个生物接触的愿望的。”［7］274这真是匪夷所思的想象啊!《魔道》里的黑衣老妇与《夜叉》中的白衣美妇几乎化身为鬼魅，忽隐忽现，到处留踪又难成定像，完全存在于主人公的心理世界中，触不着，摸不到，而又对主人公的心理造成绝对的牵制。这些虚化的女性形象加重了文本怅惘迷离、神秘莫测的审美诱惑力。

不同于当时现实主义主流创作文本，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表现出的种种美学新质为现代文坛带来了新的审美范式、审美形态和审美趣味，堪称现代小说创作中第一次自觉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书写，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接轨的直接成果。

［1］李欧梵．“我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文学大师施蛰存先生［J］．当代作家评论，2004（2）：5．

［2］李欧梵，季进．现代性的中国面孔：从晚清到当代［J］．文学评论，2002（2）：1－22．

［3］杨迎平．施蛰存传略［J］．新文学史料，2000（10）：148－162．

［4］施蛰存．北山散文集（一）·从亚伦坡到海明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63．

［5］米兰·昆得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5：145．

［6］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7］施蛰存．十年创作集［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8］李欧梵．上海摩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孙向晨，沈奇岚．道德的悖论与莱维纳斯的一次访谈［C］//童庆炳．文化与诗学：第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98－199．

［10］莱维纳斯．有：没有存在者的存在［C］//童庆炳．文化与诗学：第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