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依卓

(西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124)



六音山
——孤竹文化又一地标性符号

马依卓

(西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124)

六音山位于古孤竹国最南端，是伯夷叔齐早年读书隐居的地方。从商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可推断出伯夷叔齐所受教育内容，从而知晓尧舜之道是他们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形成的源泉。当他们面对商末君主昏聩、贵族腐朽、社会矛盾激化、内外失和等混乱局面，毅然放弃王位去寻求理想，并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理想和尊严。渤海之滨的六音山也和首阳山一起，成为孤竹文化的另一个地标性符号。从孤竹国众多遗迹的被发掘可以看出这个北方诸侯国曾经的繁荣。

六音山；夷齐读书处；商代学校；孤竹国遗址；孤竹文化符号

河北省卢龙县有座六音山，山上有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齐读书遗址，明清时期曾为永平府著名景点之一(清光绪5年《永平府志》)。根据六音山的山形地貌与夷齐读书处遗址的位置推断，这里很可能是夷齐早年读书和隐居之地，也是他们政治理想形成之地。在伯夷叔齐的人生轨迹中，六音山对于他们道德人格的形成作用非同寻常。

一、六音山：伯夷叔齐早年读书之地

六音山位于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石门镇东北3km处，据渤海直线距离不到40km，交通便利。六音山山势南北走向，长约1.5km，最高海拔292.6m，由城子山、牛耳山、书院山三山组成。其中城子山、牛耳山成长马蹄形，山势起伏，松涛阵阵；书院山在城子、牛耳二山之怀抱，山势较为平缓，土质丰厚，遍山树木葱茏，奇花异草，争芳斗艳。1960年之前曾属昌黎辖境，据旧《昌黎县志》记载：“六音山在昌黎城西五十里……因山中有云居寺、皈圣寺、香莲寺、白衣庵、胡家庵、药王庙六座寺庙，均有庙钟，每逢节日，众人来此上香，敲起庙钟，钟声响彻四方，故称此山为六音山。还有两种说法，其一，六音者，极言声音来自各方，取其六数，顺应民俗，应六六大顺、和谐顺畅之意；其二，从山顶往下看，六音山山形分布颇似人的五官，而人的五官佛语谓之六音，故名。”[1]

夷齐读书遗址在书院山的半山腰，是一处背山朝阳的宽敞平台，如今尚存石碑一座、石碾一具、古井一眼、山泉一处以及“夷齐读书处”五个摩崖石刻大字。

“书院山”之名据说由汉明帝钦定。据《卢龙县志》关于“云居寺”的记载：“云居寺建于汉代，唐泰和年间、清乾隆年间曾两度重修。乾隆年间重修时，在寺内立有一座石碑，上有《书院山云居寺重修碑记》，大意为，汉明帝欲学沙门佛祖于“名山佳水之间，择幽僻清雅之处”、“以为潜修邃养之所”，遍寻天下圣地。至是地，闻昔古孤竹君伯夷、叔齐两子读书处所，且有鉴于其山“势如龙蟠，形如鱼鬣”，左有城子山，右有牛耳山，前方7.5km又有团山“拱峙环卫”，周围常有祥云镣饶，乃古圣先哲修行处所，便钦命为“书院山”，并建“云居寺”。寺成，“洞宇峻起，桓垣坚厚，如竹苞，如松茂，焕然一新”。

乾隆年间重修的云居寺建筑面积达1 080m2，民国初年还较完整，正殿虽破旧而形势极其端肃，屋内佛像完好。寺庙以山门正殿为纵轴线，山门一间，与正殿相对，门两侧书对联一幅：“古庙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横批：“千年古刹”。左有配房，右有配房左有碑右有钟，碑为乾隆二十年功德碑；钟高约1.7m，钟上铸有铭文：“隆庆年制”(明穆宗年号)。正殿供奉如来佛祖和十八罗汉，配殿供奉伯夷、叔齐。夷齐塑像分别高约70cm。北有井，井口条石燕榫。井北泉，至今泉水潺潺，终年不竭，据传为夷齐读书洗砚之处；井西39m的山岩石壁上，刻有“夷齐读书处”五个擘窠大字，字约60cm，字体为工整楷书，近似北魏摩崖石刻。大字下面原来似乎有些小字，疑是当年刻者、书者署名及款识，均已泯灭不清，无从查考，据传，此手迹出自韩愈之手。

“云居寺”因每逢阴雨天气，山中时有白云缭绕，寺附近风云变化无常，景象万千，故名“云居寺”，亦为六音山奇景之一。云居寺曾辉煌一时，不然也不会被几度重修。据说此地乃风水绝佳之地，自然环境清幽，风景迷人，祥云缭绕，犹如仙境，非常适合读书、潜修和钻研学问，配殿供奉伯夷叔齐塑像，后来常有学子来此读书修行，他们除贪恋其环境清幽之外，更希望得到先贤圣哲的启迪和佑护吧？据说，清末举人常书云，曾在云居寺立馆教书，每每夜深人静，可闻其读书之声，爽爽朗朗，如吟若咏，远及山谷。曾有樵夫晚归，偶过常书云居室附近，见一群兔、狐之类围在窗外，似在谛听常举人读书，一时传为美谈。后来常举人出任异地为官，书馆旋即停办。此处遂成骚人墨客游览休憩之所。

笔者认为：孤竹国时期的六音山可能不叫“六音山”，那时没有佛家的寺庙，也就不会有庙钟，“六音”之名可能与伯夷叔齐读书有关。根据六音山山形地貌看，夷齐读书处所在的书院山在城子山和牛耳山怀抱之中，而且地势平缓开阔，三面封闭的自然环境使读书声在山中久久不散。春秋之后为纪念这两位先贤，留住他们读书的声音，故而叫“留音山”也有可能。

二、从商代学校教育制度推断伯夷叔齐所学功课

在《礼记·王制》、《孟子》、《明堂位》、《汉书·儒林传序》、《说文解字》等古籍中记载，商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已相当完备，这一点也为出土文物所证实。

商代学校教育有四种：序、庠、学和瞽宗。这是根据国家需要设置的，那时国家大事有二：一是祀(祭祀祖先)，二是戎(军事征伐)。所以学习祭祀活动需要的礼乐和军事技术就成为当时学校的主要内容。“庠”和“序”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庠”除了习射课程，还有道德伦理教育课程；“序”比“庠”高级一些，不仅教“习射”，还教“射礼”。“射礼”就是射箭的礼仪、礼节。商代贵族很重视“射礼”，进而明确君臣上下长幼的规矩。另外，商代在天文历法方面亦有很大进步，这与数学的发展有关。甲骨文中的数字最大已达3万。出土文物还表明，那时已能进行一般的算术运算，并能绘制一些几何图形，所以数学也已成为授课的主要内容。后来伯夷叔齐投奔西岐，路途遥遥，身上一定带有地图和剑之类，还有可能骑驴(駏驉)，要知道駏驉可是孤竹国的特产。

“学”也称“右学”。殷商崇尚右，以西为右，所以把大学设在西郊，这样，设在西郊的大学也叫“右学”。“瞽宗”原是宗庙。商代君主选择有道德的精通礼乐的文官在宗庙教授贵族子弟，所以“瞽宗”也成为一种学校，即商代的大学。“右学”和“瞽宗”是学习礼与乐的学校，层次比较高，是古代的高等学府。后人管商代的大学也叫“辟雍”，或 “西雍”，这是商代大学的又一名称。

由此可见，商代贵族很重视学校教育，设立了贵族学校——序、庠、学、瞽宗。教师是由国家职官担任。教育的内容包括宗教、伦理、军事和一般文化知识,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官学的雏形[2]。

伯夷叔齐是否到朝歌的“瞽宗”或“西雍”读过大学，目前还无资料证实。但甲骨文中有记载，在历代孤竹国君家族中，与商王室通婚并在商都任职、监管祭祀的竹氏大有人在。葛英会教授在《殷墟甲骨刻辞与商周金文中的孤竹史迹》一文中，找到很多与孤竹国有关的甲骨卜辞，如“竹侯”；有协助武丁收储占卜用具的“竹妾”；有军事上的“从竹”；还有担任占卜官员的“卜竹”[3]。近年在辽宁喀左县的北洞村，先后发现了相邻近的两处青铜器窑藏，出土的一件涡纹的铜罍，从形制看属商代晚期，该器铭文为“父丁，孤竹，亚微”。这件铜罍是有关孤竹国的一项重大发现。除 “亚微”铭文外，还有铭文为“亚宪”的铜器。“亚”是商代的官职[4]。这些都反映出孤竹国贵族与商王室非同一般的关系。所以受商王室的影响，孤竹家族也会仿照商朝贵族的教育模式，对青年男子进行系统规范的教育。

三、尧舜之道是伯夷叔齐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之源

作为诸侯国的继承者，除了学习宗教、伦理、军事和一般文化知识外，还要学习上古贤人的治国方略，也就是尧舜之道。一提尧舜就会想到禅让制。但尧舜之道的真正价值在于对华夏文明的构建，它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源。尧舜之道并非尧帝和舜帝两个人的治国理念和精华，而是漫长的上古时代文明智慧的结晶，尧和舜是最突出的代表，他们都是具有大胸怀和大智慧的人，既是帝王也是道德楷模。司马迁在《史记》中形容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月。”他的功绩在于和九族、制历法授民时、禅让帝位。舜虽出身平民，但以“孝悌”感动天下，他的功绩在于教化民众、制定礼仪、治理百官、重用贤才，史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尧舜使上古时代成为清明和谐美好的时代，令后世向往。

尧舜之道由公道(公共之道)、天道(天命之道)和人道(人道主义)三方面构成，它的核心是“孝悌”，是以“天下为公”为治国理念。《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认为，在夏、商、周三代，尧舜之道绵延不息，但到了春秋时期几乎断绝，幸好有孔子把它继承下来。韩愈也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尧舜之道并非高不可攀，孟子说：“人人皆可为尧舜。”作为一种主流思想文化的尧舜之道，对后世的治家治国一直起着引领作用。从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清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属于尧舜之道的传承谱系。

对于殷商贵族的伯夷叔齐，更是将尧舜之道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行为楷模[3]285。伯夷叔齐的“让国全仁”、“叩马谏伐”、“首阳采薇”等一系列举动，都体现了对这一理想的坚守。与伯夷叔齐同时代的箕子所著《洪范》，其中的“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学说、王道仁政学说”更集中体现了这一政治理念。他们理想中的君主是尧舜禹，是周文王那样的“有道者”，政治上君主禅让、社会上人人平等，有田可耕，老有所养，社会犯罪稀少，没有苛捐杂税，没有侵略和战争，只有那样的社会才能“盖往归焉”。

而商朝自武丁之后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对鬼方、羌方不断用兵，虽然把势力深入到长江流域，但战争引起的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武丁及祖甲以后的几个国王又多沉溺于享乐，特别是最后两个国王帝乙、帝辛(纣王)，更是穷兵犊武。帝乙多次对江淮用兵，取得胜利以后，将都城迁到朝歌，引起了部族内部不满。帝辛掌权后，修建华丽的宫室园圃，“为酒池肉林”，日夜和贵族狂饮……这些情况都表明：商朝内外失和、贵族腐朽、专制独裁的情况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到了颠峰。这些，性情高洁的伯夷叔齐怎么会看不到？在孤竹国君还没去世之前，伯夷就“避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孟子·万章下》)，孤竹国君去世以后，伯夷以“父命也”，拒绝即位，叔齐也推辞不就位。他们除了不违背父亲的遗愿，还有就是对商王朝统治不满，商王不是他们的理想君主，他们的仁政理想不能实现，这才是伯夷、叔齐兄弟“让国”的根本之因。如果他们做了孤竹国君，就将成为商朝国王的臣属，就要向商朝国王称臣纳贡。这样做违背了他们“非其君，不事”的做人准则，他们认为同商纣王合作无异于“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无异于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有损于他们的清白和圣洁，所以，“王位”这个人人看重的东西，伯夷、叔齐等闲而视之。兄弟让国成为“必然”之举！在现实面前，伯夷叔齐的理想注定被颠覆，所以他们只能避居首阳山绝食而亡，用生命去捍卫秩序和尊严。从《采薇歌》中即可得到佐证：“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3]140

据自《孟子·万章下》记载：“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这里是说伯夷为躲避商纣王的昏聩，曾隐居在北海之滨，读书修行。《辞海》中解释：北海之滨，指今河北省昌黎县渤海湾一带，与旧《昌黎县志》中记载的六音山夷齐读书处非常吻合。而孤竹国时期的渤海湾一带，海岸线应与今205国道相近，那么六音山距海边的距离不过3km，应是当时真正的“北海之滨”。

当然，3 600多年前孤竹国君，之所以让伯夷叔齐在六音山读书隐居，除了环境因素外，还有地理因素：六音山水路陆路交通便利。此地离滦河较近，直线距离不到10km，离孤竹城也不远，朝廷有事能迅速知晓。李学勤在《试论孤竹》中说：“孤竹城在卢龙，近于海滨，同《国语·齐语》所言‘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恰相呼应。”[5]虽然孤竹城至今尚未确定具体位置，但孤竹城在今卢龙境内已属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四、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孤竹国曾经的繁荣

第一处遗迹：1974年河北省卢龙县石门镇东阚各庄墓葬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簋、铜质车马、弓形器各一件及金臂镯一对，现保存于河北省博物馆。

该遗址位于今东阚各庄村北、滦河南岸的台地上，与六音山直线距离7km。出土文物还有陶鬲、夹贝红陶罐等。该遗址面积很大，有15 000多m2，土色灰褐，土质松软，文化层厚1～1.9米，内含陶器残片、兽骨、蚌片、红烧土和炭屑等，并有灰坑多处，墓葬五处，是典型的商代文化遗存。从两件青铜鼎和簋的纹饰上(兽面纹和乳钉纹)推断，有可能是早期孤竹国遗址。后随着农业技术不断提高，孤竹人沿古濡水和古玄水逐步向北迁移。[6]

第二处遗迹：1984年河北省迁安市野鸡坨镇小山东庄村发掘墓葬一处。出土墓葬位于迁安市区东南约10km处，滦河西岸、龙山东侧的山坳中。由于发掘较晚，除部分器物已损坏散失外，其余大部分出土器物已收集并藏于迁安市文保所。[7]

该墓葬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很有可能是末代孤竹君的墓葬。其一、从墓葬地理位置上考证，距明清时期的孤竹城仅4km，属于龙山山脉，依山傍水，正是堪舆学上的龙脉之地。其二，从墓葬出土文物考证，一是出土了一批带有铭文的青铜鼎和簋，这些象征权力的陪葬物，只有国王、公、诸侯才能铸造和使用商王封赏的青铜器。当时继承孤竹君位的“中子”名“凭”，是商朝晚期人，据记载，他制造的铜器很多，有鼎、彝、卣、壘、角、爵、铙等几十件。小山东庄墓葬中发现鼎5件，流失2件，簋1件(残破)，铜戈2件，铜斧4件，还出土了稀世的金臂钏、金耳环，与 1974年在卢龙县东阚各庄村发掘出的金臂钏以及平谷县刘家河发掘的金饰品相似，说明墓主的身份非常显贵；另外还出土了铜扣124颗，松石耳坠1件，松石35颗等一些豪华的装饰品。其三，出土的簋器内底有两行文字，试读为“侯爵乍宝尊彝”；鼎盖内有一行铭文：“乍尊彝”，通过对铭文的考证推断，只有继任孤竹国君“凭”才有此资格制造这些礼器。所以迁安小山东庄古墓就是末代孤竹君“凭”的墓葬。[8]

迁安市小山东庄村墓葬遗址距离“老马识途”之迷谷村只有1.5km，东南距离卢龙古城11km，距离蔡家坟孤竹国遗址约12km，距离六音山约23km。

第三处遗迹：1992年河北迁安马哨村墓葬遗址，出土了青铜鼎和簋各一件，铭文分别为“箕”和“卜”。现藏于迁安市博物馆。箕为箕子的薇记无疑，卜为“占卜”之意，也指箕子的官职，因为箕子是商末有名的占卜宗室。这两件遗物的主人应为箕子。箕子的遗物在孤竹境内被发现，说明箕子在商代的封地属孤竹、辽西一带，武王克商以后封“朝鲜”。因除了上述出土青铜鼎、簋以外，商代尖首刀上的铭文有“竹”、“箕”、“鱼”等地名。竹，即孤竹国，箕与鱼之并列，为国名无疑。另据《大明一统志》载，永平府有朝鲜城，箕子封于该城。原文为：朝鲜城，在府境内，相传箕子受封之地。但这里的“朝鲜”与“朝鲜城”不是一个概念，正如孤竹与孤竹城不是一个概念一样。孤竹境内的“朝鲜城”有可能是箕子早期的避难之所或箕子死后的埋葬地。[9]

第四处遗迹：1973年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孤竹兽耳衔环罍，现保存于辽宁省博物馆。该孤竹兽耳衔环罍，是商晚期的器物。罍高43.4cm，口径18.5cm，方唇、矮颈、广肩、深腹、平底，肩部一对兽形耳，各衔一环，下腹近底处高浮雕一牛首形鼻，牛首刻画细腻，生动而传神。罍腹素面，只肩部饰六个圆形涡纹。罍口颈内有铭文，为“父丁，觚竹，亚微”。北洞出土的除了一件有“亚微”铭文，还有其他三件，铭文有“亚宪”。金耀《亚微罍考释》认为：孤竹自商初成汤初封至殷末仅传九世；伯夷之祖父为父丁、名竹猷；担任商朝的贞人和司卜，官至亚官；其父名初，字子朝，官名亚微，是孤竹国的第八任国君，同时承袭其父的官职。后经考察，这批铜器大都有中原风格，而当时东北地区的铜器铸造水平来看，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毫无疑问，这批铜器都是从中原带过来的，埋藏年代应该在周初，并且延续了一段时间，疑是孤竹君后人北迁带去的礼器。在古人心目中，孤竹指北方广阔地域，不限于今卢龙的孤竹城。从这个意义来说，孤竹之器出在辽宁喀左，是容易理解的。[10]

综上所述，孤竹国重要遗迹多分布在古玄水和古濡水两岸，类型多是墓葬，器物多是礼器，有学者将其定名为北方系青铜器，虽属于商代晚期，但分属于魏营子文化和围坊三期文化。从这些出土器物中，可以看出孤竹国曾经的繁荣。殷商灭亡之后，孤竹国后人除一部分留在原地繁衍生息外，另一部分翻越燕山山脉向东北迁徙，并与其他少数民族融合，渐渐泯灭了孤竹踪迹。

全国纪念伯夷叔齐的首阳山有七八处，而六音山——夷齐读书处只有一处，它挺立在古孤竹国的最南端，挺立在“北海之滨”，和首阳山一起成为孤竹文化的另一个地标性符号，同时也是奇异的隐逸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像一面旗帜，成为仁人志士理想飘扬和隐逸修身之所在。

[1]志利.昌黎县乡土志校注[M].北京：线装书局， 2012：203

[2]郭齐家.中国文化小百科丛书(第065册)·中国古代学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7～10.

[3]宋坤.中国孤竹文化[M].北京：文史出版社，2013：84.

[4]张震泽.喀左北洞村出土铜器铭文考释[J].社会科学辑刊，1979(2)：142～155.

[5]李学勤.试论孤竹[J].社会科学战线，1983(2)：202～206.

[6]文启明.河北卢龙县东阚各庄遗址[J].考古，1985(11)：980～984.

[7]翟良富，尹晓燕.河北迁安县小山东庄西周时期墓葬[J].考古，1997(4)：58～62.

[8]周艳清.康熙卢龙县志校注[M].北京：线装书局，2012：99.

[9]冯金忠.孤竹国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文物春秋，2014(3)：3～9.

[10]金耀.亚微罍考释——兼论商代孤竹国[J].社会科学战线，1983(2)：207～212.

(责任编辑：母华敏)

Liuyin Mountain—Another Landmark of the Guzhu Culture

Ma Yizh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Gansu 730124，China)

Liuyin Mountain, where Boyi and Shuqi studied and lived in seclusion before, is located at the southern extremity of the ancient Guzhu State. From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Shang Dynasty we can speculate the contents of education and know that the way of Yao and Shun is the source of their political ideals and moral personality. Facing autocratic monarchy, decadent nobility,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other chaos at the end of Shang Dynasty, Boyi and Shuqi abandoned the throne and went to look for an ideal. Finally they died from fast to defend social order and personal dignity with their lives. Standing beside the Bohai Sea, Liuyin Mountain and Shouyang Mountain become the landmark of the Guzhu Culture. 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ruins of ancient Guzhu, we can see the prosperity and glory of that feudal state in north China.

Liuyin mountain；Boyi and Shuqi reading place；Shang dynasty education system；the ancient Guzhu ruins；landmark of the Guzhu culture

10.3969/j.1672-7991.2015.02.009

2015-04-03；

2015-06-23

马依卓(1994-)，女，河北省卢龙县人，研究方向为孤竹文化、俄语翻译。

G127.22

A

1672-7991(2015)02-004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