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军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530006)

宋襄公在历史上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对于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身处礼崩乐坏、乱世纷争的时代背景中，他一方面眷恋着已经逐渐暗淡的旧制传统，另一方面却怀着强烈的争霸逞强之心，身陷囹圄，挣扎不得，因而在他身上表现出复杂的人格特征。

一、旧制传统的眷恋

春秋时期，周天子大权旁落，沦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旧的文化价值体系逐渐消解。面对世事变迁，宋襄公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对旧制传统的深情眷恋，因而思想观念呈现出保守性的一面。

(一)让国以仁

宋为殷商遗民分封之国，虽经周礼文化浸染，但其内部依然保留殷商继承制度，他们认为“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2］。当年宋宣公在王位继承的选择上，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弟弟宋穆公，这是制度礼法上的合理解释，实际上他礼让的深层原因在后来的宋穆公口中得知乃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3］29。宋宣公和宋穆公即是通过礼让而平稳完成政权交替的，后来宋穆公在他病重期间又还位与宣公的儿子与夷，避开了自己儿子。宋国上层在君位继承方面形成了浓厚的礼让之风。《左传·僖公八年》载:“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3］323宋襄公为宋桓公的嫡子，目夷即为子鱼，是宋襄公庶兄。在宋桓公病危之际，已是大子的宋襄公以目夷仁而让国推辞，子鱼固辞不受。宋襄公的出场就是一个礼让的“仁义”形象，两兄弟在一让一辞中充分展现了二人的高尚品格。宋襄公即位后，就又立即委政与目夷，“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3］331。钱穆先生说:“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亦可谓是一种礼教精神……礼贵让，不贵争。权利名位富贵，皆人之所争也，于此而能让，斯不得不谓是一种道德精神之表现。至于能让国让天下，此真人情所难，诚可谓是一种道德精神之至高表现。”［4］较之于卫之州吁、晋之成师、郑之叔段等，宋襄公在他人煞费苦心想要争得的权位面前，能自度其才，让国以仁，后来又授政以贤，难能可贵。宋襄公的礼让举动在宋国先君们那里是能找到答案的，这在宋国文化土壤中早已形成了传统。

(二)立身以信

孟子对春秋争霸混战的评价是“春秋无义战”［5］，虽有些绝对，但这也是对当时社会状态的一种反映。其时礼乐文化价值体系已遭到破坏，而宋襄公在立身处世时还遵循着旧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彰显着对旧制传统普世价值信仰的坚守。

宋襄公重视信义，以信立身。在中原诸国中，宋国最为支持齐桓霸业，是齐桓霸业联盟中与齐最亲近的国家，且地位最尊，所以齐桓公在晚年时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大子”［3］374，认为宋襄公是个值得托孤的可靠盟友。齐桓公病危之际，诸子争立，桓公不得其死，齐孝公奔宋。为了不负一代霸主的托孤期许和信任，他为齐孝公提供政治避难并伸张正义。《左传·僖公十八年》载:“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诸侯伐齐。三月，齐人杀无亏……齐人将立孝公，不胜四公子之徒，遂与宋人战。夏五月，宋败齐师于甗，立孝公而还。”［3］377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宋襄公没有怠慢齐桓公和管仲的嘱托。他立马联合几个小国攻打齐国，为齐孝公鸣不平，顺利帮助齐孝公夺回本应属于他的王位。经此一事，齐国国力严重衰落，霸主地位也相应丢失，而宋襄公的威望和德行却进一步得到时人称赞和肯定。钱穆先生指出:“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6］71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消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猝然崩解，各国之间大体上还遵循着一定的礼法和道德准则，守信义也是当时遵守道德礼法的题中之义。

(三)征伐以礼

西周以来的战争也是按照相应的礼制规范进行的，即使在剑拔弩张的战场上，也讲求战争的规则。宋襄公对待战争亦是坚守交战的礼制规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3］397宋襄公图霸路途中的最大劲敌和障碍就是南方的楚国，宋楚之间必定会有一场直接较量。宋楚泓之战，虽说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在历史上却留下重要一笔。这场战争是在宋国境内展开的，虽然敌众我寡，但是以逸待劳的宋军面对劳师远奔的楚军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只要半渡而击，也是可以取得胜利的。然而宋襄公却坚守交战规则，错失战机，待敌方顺利完成排军布阵方才冲锋进攻，公平竞争。这场战争，宋襄公的坚持换来的是宋国军队的大败，就连自己也受伤，近卫亲军遭到全歼，可以想见宋师惨败之程度，以至受到国人责怨。处在思想大裂变的时期，突破战争礼制的现象时常发生，宋襄公在关键一战却仍讲求作战规则，这正是旧制传统对他思想的桎梏表现。

二、图霸欲望的涌动

平王东迁后，周王室日渐衰微，各诸侯国彼此积极称霸。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成为春秋首霸。“齐桓会诸侯十五次，宋每次必预”［6］60，宋国对齐桓的霸业鼎力支持由此可见一斑，亦可看出宋国对霸政的热衷。《左传·僖公九年》载:“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会诸侯。”［3］325宋襄公在守丧期间毅然响应盟主齐桓公的号召，参与当年夏天在葵丘举行的盟会，这自然为礼法所不许。然而这次盟会的目的是定天王之位，尊王室，其间提出的盟约内容也是针对社会时弊有针对性地提出，具有进步性。宋襄公此举虽为迎合正义，却也显示出对霸业的浓厚兴趣。齐桓公死后，群龙无首，中原的霸主地位出现暂时的真空，宋襄公的图霸欲望于此时开始萌动并滋长。

(一)舍我其谁的自信

武庚叛乱平定后，周成王封微子于宋，以奉殷之先祀，成为“三恪”之一。《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郑伯问接待宋成公之礼，皇武子对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丰厚可也。”［3］427宋国享受着其他诸侯国所没有的特权和礼遇，在政治地位上俨然为中原地区的一等大国。这种先天政治资本是他国不可比拟的，宋襄公的政治优越感亦由此而生。

宋国在中原诸国中的实力也是值得一提的。宋与鲁俱为大国，僖公时鲁国“公车千乘 ”［7］，宋国也不会低于鲁国的，为千乘之国是极有可能的。《左传·宣公二年》载:“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3］651－652由此可窥见宋国之实力，宋在此役损失惨重，丢失四百多乘的战车，再加之后来的赎华元的百乘，宋国为此站而投入的战车即为六七百乘左右。“征伐之事，自不能倾国以出，而不留守备，一般战役，不动大众，约出全国兵数三分之一已足，岂有特殊原因必须多用者，自不在此限。”［8］宋国不可能倾其所有而投入一场局部防御战争，自有留守部分，那么宋国的整体军力应是维持在千乘以上。宋国拥有的军事实力为宋襄公的图霸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齐国经过一番内斗后，势力大衰，已不复往昔之荣耀。宋襄公合四国联军拥立齐孝公回国，使齐国新立之君及中原他国需要重新审视宋襄公之威望与影响力。环顾当时诸侯各国，地处南蛮之地的楚国一直以来为中原各诸侯国所鄙弃，尽管通过不断地武力吞并扩张，实力很强，但它一直得不到中原礼乐文化体系内的诸夏势力认可，缺乏文化道德优势。与宋国毗邻的郑国在郑庄公去世后，昔日的“郑庄小霸”事业亦戛然而止，郑国陷入了持续近三十余年的争夺王位的内乱，郑国国君的注意力也没有放在外事方面，齐国于此间隙得以称霸中原。郑国国力大衰，已丧失了称雄中原的野心，故在齐桓公去世的第二年郑伯即开始向楚国朝拜，转投另一强权之主的怀抱寻求依靠。北方的晋国在晋献公手中开始崛起，为后来晋文公重耳后来的称霸奠定坚实的国力基础，而后历经一段时间的内乱，虽没有伤及晋国的根基，但在晋文公未登场前，晋国之君因其德行和保守战略眼光未能在外事上有所建树。宋襄公在伐齐辅立齐孝公、平定齐国内乱、安葬齐桓公等事中功劳卓著，使其一时名声大噪，且宋国内政在目夷的打理下而大治，宋襄公凭借舍我其谁的自信，对于图霸争强之事已经跃跃欲试。

(二)霸业梦想的破碎

宋襄公在完成齐桓公生前对他的嘱托，并收拾了因齐桓公晚年错误所造成的烂摊子后，其威望在诸夏联盟中达到顶峰。宋襄公理所当然的接过齐桓公的接力棒，在此后的数年间以霸主地位自居，向周围诸国施加霸主的威信。

《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宋人执滕宣公。”［3］381宋襄公毕竟是一方诸侯，随意问罪逮捕另一小国诸侯是违背礼法的，只有天子可以这样做。坚守礼制的他却做出僭越等级的行为，这也正能体现图霸欲望在其内心作祟之一种事实。该年夏，宋国与曹国、邾国在曹国的南部国境上会盟，而鄫国国君没有赶上，便在邾国会盟，宋襄公却使邾文公杀了鄫国国君用来祭祀次雎之社以使东夷归附。他以“杀鸡儆猴”的方式警示他国，包括东夷诸国，展示自己的“霸主”权威和东进意图。

霸主名位不是自封自给的，需要得到众多诸侯国的认可和支持才能确立，这主要通过一系列国际会盟的合法方式进行。比照之前齐桓公“九合诸侯”而创立下的煌煌霸业，欲望的驱动促使宋襄公急于通过会合诸侯的方式来让众诸侯国推举、承认他的霸主名分，感受霸主的无限荣光。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主持鹿上之盟，希望得到楚国的认可。楚国在齐桓公去世后影响力凸显，郑国归附楚国，就连陈、蔡、鲁也与楚盟于齐，可见楚国聚拢了一部分的中原诸侯国，而这些诸侯国正是宋国所需要的联盟力量，故宋襄公欲团结中原诸侯国势力成就霸业，必有求于楚。紧接着这年秋天，宋襄公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3］388，楚成王大怒，决意羞辱宋襄公一番。单车前往的宋襄公在盂地被楚国设置伏兵袭取劫持，继而又围攻宋国，还以颜色。宋国军民在暂代新君目夷的领导下顽强抵抗，楚国无功而返，并于是年冬天释放了宋襄公。这次会盟，宋襄公被楚国重拳一击，但并未从中汲取教训，反而愈挫愈勇，于第二年纠结四国联军发兵征讨亲附蛮夷楚国的郑国，以严夷夏之辨，讨其自降身格，委身蛮夷，背弃中原各国。楚人伐宋以救郑，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又以坚守“仁义”而殒命，遗恨而终，霸业幻想亦随之破灭。宋襄公以仁义始，又以仁义终。在这过程中，宋襄公内心始终交织着“守制”与图霸“新变”两种思想，既遵循旧制传统，又抵挡不住称霸的欲望，并由此而演绎出的性格特征呈现在人们面前是很复杂的，使宋襄公图霸事业平添了一层悲剧色彩。

三、宋襄霸业悲剧分析

宋襄公眷恋旧制传统的脉脉温情，却又为称霸欲望所驱使，两种思想争斗纠缠，寻求不到稳定的平衡点，最终在不断地歇斯底里中将自己连同霸业一起葬送。对于一个内心世界复杂的人物来说，他的霸业梦想的破碎是存在多方面原因的。

诸侯争霸，依靠的是国家的综合实力，没有深厚的国力基础作为支撑，争霸仅会停留于梦想层面。齐国何以在众诸侯国中崛起而成为春秋首霸，最主要的因素乃是大国基础。齐国在春秋初期通过不断兼并周边小国，地域版图扩大，兼有渔盐之便利，经济富庶，且政治上享有征伐权力，雄厚的大国基础使齐国成为得以迎来桓公霸业辉煌时代。宋国的大国仅是就政治地位而言的，宋国地处中原，肥沃的平原提供了农耕作业的基础，稳定而有秩序的农耕生活成为宋国经济发展主要方式。宋国周边诸国林立，四周早已开发殆尽，发展空间逼仄，小国基础上的生产力与这些大国相比也是相形见绌。齐国衰弱后，宋国的实力在传统的诸夏文化圈内固然不容小觑，但是在随后与南方地域广袤的楚国发生的直接对抗冲突中，宋襄公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和形势，以卵击石，导致兵败殒命，霸业也付之东流。

国力是争霸基础，但同时也需要有为之君。宋国在目夷的治理下，政治稳定、繁荣，在当时中原诸国中脱颖而出。宋襄公在霸主真空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认为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开始充分施展自己的影响力，谋划自己的霸业。宋襄公的威望在辅立齐国新君、平定齐国内乱后大增，然而他没抵挡住霸主地位的诱惑，逐渐向周边小国施威，执滕子、用鄫子，“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3］382。原本就对宋襄公心中不服的曹国，经过此会后对宋襄公这种暴虐行为更加不满，宋襄公不注意检讨自己反而兴兵讨伐，以武力迫使曹国屈服，司马子鱼批评宋襄公:“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3］384与之前齐桓公相比，宋襄公的暴虐德行为在称霸过程中逐渐引起周边诸侯国的不满，“陈穆公请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冬，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3］384。为悼念齐桓公之德行，陈穆公倡导、发起了这场在齐国境内举行的盟会，除了一些中原诸国外，就连楚国也参加了这次盟会，这意在表达中原诸国对宋襄公种种粗暴行径的反感和不满，致使中原诸侯国人心背离，楚国开始崛起。一向仁义著称的宋襄公因为称霸的欲望而使他内心扭曲，人格异化裂变，用暴虐手段使诸侯国屈服以树立霸主的威信，逐渐成为毁掉自己霸业的掘墓人。

霸主需要具备着眼全局的战略眼光和责任担当。齐桓公团结诸夏势力尊王室、存中国、立盟约，妥善调解当时国际间纷争，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霸主威信由此树立，遂成就了一世霸业。而从宋襄公在齐桓公去世后的表现中来看，宋襄公明显缺乏长远眼光。齐桓公晚年时，北方戎狄、南方楚蛮势力都已得到极大压制，只有东方诸夷还没有解决。为此齐桓公多次举行兵车之会、衣裳之会，《左传·僖公十六年》载:“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3］370齐桓公与鲁、宋、陈、卫、郑、许、邢、曹等九国诸侯会于淮，谋划解救鄫国，同时商量如何解决淮夷之间的相互侵凌问题，经略东方。虽未果而还，但足以看出齐桓公晚年对经略东方问题的关注。宋襄公继承了齐桓公未竟事业的余绪，把注意力也放在了东夷诸国身上，使邾文公杀鄫子以祭祀次雎之社，威服东夷诸国归附宋国，求取霸业。北方的邢、卫两国一直战争不断，齐桓公去世不久，邢竟与狄联合伐卫，后狄师退去才得以解围。第二年卫国又伐邢，以报去年之仇。既欲为霸主，就需要承担霸主的责任，团结诸夏，严夷夏之辨，保证中国的安定。而宋襄公专注于威服东方诸夷小国，竟对邢人勾联狄人侵凌华夏势力的卫国一事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导致两国仇隙恩怨不断。宋襄公目光短浅，经略眼光局限于东部诸夷，且对于诸侯国之间纷争不出面调解，任事态发展，缺乏霸主责任担当与气魄，故终不能成霸主大业。

宋楚泓之战，直接关系到宋襄公霸业的确立。而不幸的是，宋国于此役大败，宋襄公因战伤亦于翌年殒命。交战之初，因为中原诸侯的道德优势和贵族身份，注定了宋襄公必定遵守礼制规范来对付楚国蛮夷，实现自己孜孜以求的霸业，否则胜之不武，不能在中原诸侯国中树立威信。面对数倍于己的楚军，他坚定地否决偷袭方式，从容淡定地留给楚军足够时间排兵布阵，导致宋国大败。面对国人舆论压力，他的解释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3］397。徐中舒指出:“大约这是古代原始村社之间战争的公共规则，宋国保留古代礼制较多。”［9］实力悬殊的背景下，内心深处的传统思想在不择手段称霸的欲望面前占据了上风，他没有联系战场实际情况，审时度势，却于那时严格按照礼的规范来执行战争中的准则。他身为贵族遗胄，长期受到旧制思想的熏陶，早已根深蒂固，最终导致其思想和认知的局限性。宋襄公的悲剧是因其保守传统的思想观念与历史变革过程中的客观环境不相适应的表现，他的霸业悲剧体现在把他身上所具有的那个时代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价值标准体系悄然发生新变的时代，他依然怀揣着这种不合时宜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礼制思想，终究要为历史潮流所吞噬。

宋楚泓之战成为宋襄公霸业梦想的终结点，关于此战，历史上评价不一。暂且不论战争结果，单就宋襄公在此战中的表现来说，宋襄公诠释了春秋那个时代的旧贵族道德精神。西周立国，宗法制与分封制是周礼中重要的等级制度，贵族是社会上层的统治者，《左传·桓公二年》载:“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3］94贵族阶层掌握着社会文化资源，贵族阶层的生活和文化信仰就代表了当时的风气与特征。宋襄公出身贵族，长期接受周礼文化陶养，在他身上所表现出的优秀品质与精神追求代表了那个时代所独有的贵族精神。对待征伐敌人，他依然秉承着古代礼制规范去掌控这场战争，不失贵族风度，看上去更像是贵族阶层的艺术。宋襄公身为贵族，不屑于采用偷袭的不光彩方式去面对对手，自觉保持道德优势和精神风度。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10］152故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其人道主义精神充分展现古之君子风度。至战国时，杀伐诡诈充斥，“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10］749，实利主义价值盛行，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几乎泯灭殆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个时代悲剧。价值体系变迁的时代，宋襄公犹能不失贵族精神和风度，犹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温情脉脉，显得弥足珍贵。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

［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1948.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2009:230.

［5］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359.

［6］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7］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1017.

［8］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368.

［9］徐中舒.先秦史论稿［M］.成都:巴蜀书社，1992:201.

［10］［清］顾炎武.日知录［M］.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