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硕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武汉 430077）

汉水地处长江、黄河之间，融通南北，沟通东西，具有独特的自然生态。同时，汉水流域处于巴蜀、荆楚、秦陇和中原文化的接壤处和交汇区，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生命力鲜活持久。作为汉水流域节点上的襄阳地灵人杰，文化灿烂，如汉水文化、荆楚文化、三国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等，可谓文脉悠长，文华灿烂。本文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对襄阳文脉作一番简单梳理：

襄阳生态环境优越，生物资源丰富，非常适合人类生产生活。根据襄阳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境内发现各类不可移动文物4052 处，数量位居全省第三，其中古遗址1512 处，古墓葬1702 处，古建筑655 处，石窟寺及石刻64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19 处，①襄阳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襄阳史迹扫描》，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年。时代涵盖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近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全面反映了襄阳历史文化的基本面貌。

早在10 多万年前，襄阳先民就在这块沃土上生息繁衍，以此发端，襄阳文脉一直未曾中断，延续至今，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根据最新田野考古材料，襄阳时代最早的文化遗存比较集中在汉水北岸不远的樊城太平店、牛首镇和高新区团山镇，包括军营坡、龚家洲、金鸡嘴②襄阳县文物管理处：《襄阳县三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99 年第4 期。、山湾③李天元：《襄阳山湾发现的几件打制石器》，《江汉考古》1983 年第1 期。等4 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遗址采集的石器均属砾石原料打制而成，属卵石工具，应该是就地取材，采自不远处的汉水河床；器类有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锤和石核、石片等；石器制作方法多采取直接单面打击，制作特点与陕西“蓝田人”、山西“丁村人”使用的同类器相似。遗址时代约为距今10 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或偏晚阶段。也就是说，襄阳混融南北的文化特色早在旧石器时期就已经头角初露了。

至少在距今10000 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襄阳先民开始尝试磨制石器，制造工具，刀耕火种兼有渔猎采集。经调查，襄阳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点达180 余处，它们基本沿汉水及其支流两岸较为密集地分布，尤其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逐步在汉水中游北岸的南阳盆地西南部、西岸的襄宜平原和东岸的随枣走廊形成了相对集中的较大规模聚落群，在山体较大的鄂西山地边缘也有少量分布。目前，经考古发掘的遗址有襄城钱营、王树岗遗址，襄州王庄、邵家棚遗址，高新区牌坊岗遗址①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牌坊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7 年第1 期。，宜城曹家楼②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湖北宜城曹家楼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8 年第1 期。、顾家坡、老鸹仓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宜城老鸹仓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3 年第1 期。、冢子包遗址，枣阳雕龙碑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6 年。、周台遗址⑤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枣阳周台遗址发掘报告》，《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7 年。，谷城水星台、下新店遗址等。这些遗址大部分都出土有较为丰富的遗迹，包括房屋建筑基址、灰坑、灰沟、壕沟、成人土坑墓、儿童瓮棺葬及祭祀遗迹等，同时出土了陶、石、骨器等大量文化遗物。

汉江中游地区即南阳盆地、襄宜平原和随枣走廊一带是中国自然地理的中心地带，南北交流的重要通道，因而也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南北文化就在这里交汇，因此，该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北方中原文化特色与南方江汉文化特色兼具的特点。这个特点在襄阳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同样得到体现，襄阳这个阶段的文化面貌既有别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如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传统，又有别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传统，呈现出一种吸收、融合南北方文化，同时兼具一定地方特色的新风格。但这种风格还是以当时南方地区盛极一时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长江流域文化为主体色彩。

襄阳新石器时期不同时代文化遗存的揭露为我们逐步展示了襄阳原始社会形态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进而迈入文明社会门槛的变化历程。这其中，我们将重点提到雕龙碑遗址。雕龙碑遗址位于襄阳枣阳市鹿头镇武庄村，发现有房址、窑穴（或灰坑），以及成人土坑墓、婴儿瓮棺葬等遗迹及大量遗物。据测定，遗址时代距今5000—6000 年，是一处保存完整的大型原始聚落遗址。雕龙碑遗址文化特色鲜明，如性能不输现代石灰与水泥的建筑材料、水旱农作物并种、类似当今日本和韩国“推拉式”屋门、与现代铁犁铧极为相似的石犁铧、有别于他地的婴儿瓮棺葬和氏族成员墓地，等等。

雕龙碑遗址地处随枣走廊西端，是鄂西北和豫西南通往江汉平原的必经之地，也是中原大地与江汉平原之间的交通要道。从出土文物看，早在6000年以前，北方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早期先民就拓展到这个地方，并留下了许多仰韶文化的文化遗存。在距今5000 多年前的文化遗存中，又发现有仰韶文化西安半坡类型特征。在雕龙碑遗址晚期文化物中，还发现有南方屈家岭文化早期遗物。从这些来自南北的文化遗物中不难看出，雕龙碑遗址的文化内涵是由不同风格的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

值得一提的是，从遗迹遗物看，无论是居住条件、食物来源、手工业水平等，雕龙碑先民的智慧出乎人们的想象，与传说中的炎帝神农的功绩大多相符或者吻合。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主术训》中说，炎帝神农氏“其地南至交趾（今岭南一带），北至幽都（今河北北部），东至旸谷（今山东东部），西至三危（今甘肃敦煌一带），莫不听从”，其活动范围达大半个中国。对于这个史实，应该视作炎帝神农氏的影响所在。实际上，大多学者认炎帝神农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当在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等地。因此，雕龙碑遗址在地理上与传说时代的炎帝神农氏出生地随州厉山仅仅相隔几十公里，无疑应属炎帝神农故里的范畴。显然，雕龙碑遗址的发现，一改往昔炎帝神农文化仅仅停留在文献记载上的现状，它印证了炎帝神农氏的活动事迹，符合炎帝神农氏时期的文化面貌。可以说，雕龙碑遗址对于我国史前文化的研究和华夏文明史的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数量众多、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遗物表明，襄阳先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开辟草莱，生生不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原始文明，为璀璨夺目的襄阳文化开启先声。

襄阳历史进入夏商周时期，反映在考古遗存方面，位于汉水南岸襄宜平原的襄城王树岗遗址①襄石复线襄樊考古队：《湖北襄阳王树岗遗址二里头灰坑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2 年第4 期。和随枣走廊的枣阳墓子岗②叶植主编：《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 年。、顺城湾遗址，是目前襄阳境内仅见的3 处夏代文化遗址，面积小，出土遗物少，表明它们应该是延续时间不长的遗址。出土器物主要有鼎、鬲、簋、大口尊、罐等陶器，具有典型的二里头文化特征，表明该地该时期受夏文化影响较深，甚至可能就是当时夏王朝的南土。据研究，该区域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为三苗统治区，在尧舜禹的相继征伐下，三苗族因受挤压逐步南迁，到夏代时，三苗势力受到较大打击进一步迁移到长江中游一带，夏文化则乘势向南发展到了长江中游，从而使得本区成为了夏王朝的统治区。③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王树岗遗址出土陶器如大口尊、深腹罐、鼎等器物的特征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基本一致，是南方地区同时期诸遗址中二里头文化因素较为典型的一处。同样，在典型的夏代文化器物群中，也间杂少量脱胎于该区域新石器时代典型陶器的器物，应是地方特征的一种反映。如枣阳墓子坡遗址遗物总的特征与二里头文化接近，但陶器中鼎的按窝纹作法比较特别，一些器形特征亦与二里头文化有所不同。

在商朝甲骨文中，将包括湖北在内的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区称为南土。但是，截至目前的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襄阳尚未发现商代聚落遗址，但在境内征集到一些该时代的文物，如枣阳王城铜尊、枣阳王城鼎④徐正国：《湖北枣阳发现一件商代铜尊》，《文物》1990 年第6 期；徐正国：《湖北枣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青铜器》，《文物》1994 年第4 期。，商代晚期“ 父戊”铜爵，商代晚期三角援铜戈等等，表明了襄阳在商王朝版图中的地位，而且这里可能有商王朝封国的存在。据《尚书·牧誓》记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诸侯国曾参与武王伐纣的记载，而其中的卢、彭二国很可能位于汉水以南的今襄阳地区，其中卢即卢戎国，一般认为中心在今襄城西南、南漳东北，学者石泉认为在襄阳城西卧龙镇附近⑤石泉：《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卢、邔县故址新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彭在谷城南河（古彭水）流域⑥乔保同：《彭国考》，《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七集），岳麓书社，2007 年。。我们如果将视野投放更远一些，综合考察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⑦黄石市博物馆：《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及其研究》，《江汉考古》1980 年第3 期。、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⑧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和河南安阳殷墟遗址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的考古发现，包括铜绿山在内的南方古铜矿的铜料，应该是经由盘龙城、随枣走廊源源北上，到达商王朝都城的铸造铜作坊。据此，襄阳或许还是商王朝时期南方铜料北运的中转站之一。

《左传·昭公九年》述及周初时的政治地理格局：“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文献所述为周初疆域之四至。据学者考证，巴、濮、楚、邓四国(族)构成了周朝的南土。⑩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童书业：《古巴国辨》，载《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中华书局，2004 年；石泉：《古巫、巴、黔中故址新探》，载《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年；童书业：《春秋时濮族所在》，载《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中华书局，2004 年；石泉：《春秋“百濮”地望新探》，载《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年；石泉：《古邓国、邓县考》，载《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襄阳作为周王朝多个重要诸侯国封地所在，两周时期也就成为襄阳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经调查，境内周代文化遗址达365 处，既有中心遗址，又有普通村落遗址，还有大型的高等级墓地，同时出土了一批铭文青铜器。无论遗址分布范围，还是分布数量，均超过前朝。现简单分述如下：

南阳盆地以邓城城址为中心的重要发现，如襄阳小马家①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襄阳黄集小马家遗址发掘报告》，《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7 年。、樊城王家巷及高新黄家村②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黄家村》，科学出版社，2013 年；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邓城黄家村遗址2005 年西区周代灰坑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8 年第3 期；《湖北襄樊市黄家村遗址周代灰坑的清理》，《考古》2009 年第11 期；《襄樊邓城黄家村遗址2005 年东区周代遗存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0年第3 期。、周家岗、韩岗、沈岗、王坡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5 年。和谷城擂鼓台④陈千万：《湖北谷城发现的邓国铜器及相关问题》，《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7 年。等遗址、墓地，同时出土了诸如“邓公牧”簋⑤襄樊市文物管理处：《湖北襄樊市拣选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82 年第9 期。、“邓子中无忌”鼎及戈、“邓子孙白”鼎等多件邓国铭文青铜器。邓国地望，据石泉先生考证，周代邓国当在今襄樊市西北10余里的古邓城遗址⑥石泉：《古邓国、邓县考》，载《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此说证据确凿，令人信服。邓城城址面积约60 万平米，至今保存较好，城址尚未发掘。但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邓城以东的沈岗墓地发现了一座西周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期晚段⑦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沈岗西周墓发掘简报》，《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7 年。；在城址北部的韩岗遗址发现了春秋早期以来的遗迹和遗物⑧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阳邓城韩岗遗址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02 年第2 期；襄樊市博物馆：《湖北省襄樊市邓城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4 年第2 期。；在邓城以北15 公里处的黄集镇小马家遗址，发现有三个西周时期的灰坑，其中的H3 可早至西周早期后段的康王时期，H1 不晚于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大致相当于昭、穆王时期，H2 为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大致相当于共、懿、孝王时期⑨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区文物管理处：《襄阳黄集小马家遗址的简报》，载《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7 年。；邓城以东不到1 公里处的黄家村遗址亦发现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遗存，并发现有西周中期的遗物。据此，我们认为至少从西周中期至公元前678 年，邓城曾作为邓国都城。如此，襄阳“城市之根”当在邓城，襄阳城市建城史的时间也提前了100 余年⑩王先福：《邓城——樊城演进历程考》，《襄樊学院学报》2007 年第1 期。。

汉水东岸随枣走廊西部的重要发现，如襄州陈坡西周晚期遗址、黄龙镇高明村“楚王城”西周中晚期城址1⑪襄阳市博物馆：《湖北襄阳楚王城西周城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2012 年第1 期。、下柏西周晚期遗址。《史记·楚世家》载：“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勾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熊渠是楚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对楚国的崛起与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石泉先生考证“，江上楚蛮之地”应是指汉水流域楚蛮聚居地1⑫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关于“江”和“长江”在历史上名称与地望的变化问题》，均载《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也就是说，熊渠征伐之地及三子封地，均在汉水中游一带，西周晚期时当有较多的楚蛮生活在汉水中游，而熊渠于此开疆拓土，表明熊渠统治下的楚国已开始在汉水中游地区发展，在汉水中游的楚蛮民族中扩张其势力。上述一系列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文献中西周晚期楚熊渠对外扩张的史实。而襄阳黄龙镇高明村附近，有一西周时期的古城址，今名楚王城，年代为西周中晚期⑬叶植主编：《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 年；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 年。3，或即中子红为鄂王所居之地。

有学者根据清华简《楚居》研究成果分析⑭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0 年。4，至迟在西周晚期，楚都就定在宜城平原上，春秋早期以后直至战国晚期的公元前279 年，襄阳几乎全部纳入了楚版图。历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也证明了襄阳在楚国起源、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汉水以南襄宜平原上周代文化遗存尤其是东周楚文化遗存发现较多，分布十分密集，在约6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80 余处楚文化遗存，形成了以楚皇城①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调查》，《考古》1965 年第8 期；楚皇城考古发掘队：《湖北宜城楚皇城勘查简报》，《考古》1980 年第2 期。、郭家岗②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湖北宜城郭家岗遗址发掘》，《考古学报》1997 年第4 期。、小胡岗等大型遗址为中心的多个聚落群，以及宜城安乐堰、凤凰山等高等级墓地，其中楚皇城城址的学术价值无疑是最高的。楚皇城城址位于宜城市区以南的郑集楚皇城村境内，关于楚皇城城址的性质，目前有三种观点：其一为楚国之陪都，史称“鄢郢”；其二为楚国春秋早期至春秋晚期之郢都；其三为楚国春秋早期至战国晚期之郢都。

同时，原邓国国都——邓城也成为楚之大县，邓城城址周边发现有20 余处楚文化遗址、墓地，并按等级布局。楚国实行封君制，襄阳陈坡、枣阳九连墩、谷城尖角墓等大型楚墓（群）的发现，应该是这个史实的反映。

有文献记载及部分学者考证，今襄阳南漳、保康间的荆山是楚国的发源地，但苦于一直没有实物佐证。在近年来的文物普查工作中，相继在保康南河上游及支流的庹家坪、王湾、中畈等地，发现3 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遗址，保康重阳发现1 件春秋晚期楚式铜鼎③陈千万等：《保康重阳楚鼎及有关遗址的发现与启示》，《江汉考古》2000 年第2 期。，表明当时这里有楚人活动，为楚国起源地的考证提供了新的线索。

透过襄阳楚文化考古方面的信息，我们认为：楚文化很可能是从汉水上游的丹江流域向中游逐步发展的，襄阳是早期楚文化研究中的重点区域。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际上，据《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 年），秦拔鄢、邓，赦罪人迁之。也就是说早在秦一统天下之前，襄阳已经纳入秦的统治范围。为了推行同化政策，秦在原楚国中心地区的统治力度较大，导致邓城、楚皇城城址中秦文化遗迹的特色突出，其附近也发现了较多的秦文化因素占主导的战国晚期秦墓地。与此相反，在一些相对边缘的地区，秦文化的影响也是相对较弱。

汉承秦制，这个现象在襄阳该时期田野考古中同样得到印证：邓城附近的王坡、岭子、余岗墓地④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余岗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1992 年第9 期；襄樊市博物馆：《襄樊余岗战国秦汉墓第二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3 年第2 期；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市余岗战国至东汉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 年第3 期。，宜城白庙、雷家坡墓地⑤王然：《宜城雷家坡秦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6 年第4 期。，老河口九里山墓地⑥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老河口九里山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9 年。、五座坟墓地⑦湖北省博物馆：《光化五座坟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 年第2 期。，墓葬时代跨度在战国晚期秦入襄阳至东汉年间，未见明显中断，墓葬风格也一脉相承。只是在东汉期间，随着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豪强地主的势力不断扩大，厚葬之风开始盛行，襄阳境内开始有较大型砖室墓葬发现，并发现部分画像砖或石封门现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部出现割据与动荡，襄阳却相对比较稳定和繁荣。这个阶段主要文化遗址包括与东晋高僧释道安弘法有关的甘泉寺、谷隐寺等众多寺庙遗址，以及三国两晋时期的墓葬。其中，部分画像砖墓如襄阳城外贾家冲⑧襄樊市文物管理处：《襄阳贾家冲画像砖墓》，《江汉考古》1986 年第1 期。、清水沟画像砖墓极具特色，其画像砖种类较多、题材丰富，有四神和大量的人物、历史、神话故事等，反映了佛道两教融合的史实。高新区韩岗墓地出土的多座韩氏家族墓⑨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市韩岗南朝“辽西韩”家族墓的发掘》，《考古》2010 年第12 期。，吴家坡墓地出土“弘农郡”、“辽西韩”等铭文砖则见证了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南迁和襄阳设置侨郡的历史。而襄阳马跃檀溪遗址、南漳水镜庄、樊城鏖战岗战场遗址、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墓、古隆中、老龙堤等各类型遗址也是该时期襄阳政治、军事、文化、宗教事项的体现。

襄阳隋代文化遗存不多，但在唐代迎来爆发式增长，遗址、墓葬数量多，分布广，出土器物丰富，制作工艺精湛。目前发现的较大型唐代墓地有襄阳檀溪墓地①襄樊市考古队：《襄樊檀溪隋唐宋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0 年第2 期；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檀溪墓地第二次发掘报告》，《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7 年。、樊城许家岗墓地②襄樊市考古队：《襄樊王寨许家岗墓群发掘》，《江汉考古》1999 年第4 期。、邓城黄家村墓地③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黄家村》，科学出版社，2013 年。。这个时期，不少中国文化史上的名人寓居襄阳，在许多千古名篇传世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重要遗迹，如鹿门山孟浩然隐居地、岘山杜甫衣冠冢等。

宋代，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政治中心的东移，襄阳的政治地位随之下降，但军事地位依然突出，襄阳成为宋朝抗金、抗元的前沿重镇，枣阳故城、襄阳城西郑家山、城西南真武山北麓赵淳纪思铭、“襄樊铭”摩崖石刻等等，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宋代，一些纪念性的建筑或新建或重修，如米公祠、古隆中、鹿门寺等。襄阳宋代墓葬集中在羊祜山墓地④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羊祜山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7 年。，城南也有零散分布，其中檀溪墓地彩绘“庖厨备宴图”壁画墓和曾家巷线刻“佛祖讲经图”壁画墓⑤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曾家巷宋墓清理简报》，《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考古》2010 年第12 期。学术价值重大。谷城肖家营1 号墓是目前湖北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北宋仿木结构砖雕壁画墓，为研究宋代葬制葬俗、建筑、绘画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宋代以后，襄阳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或者数量不多，或者内涵不是特别丰富，或者特色不很鲜明，在此，就不作专门介绍。

总之，从考古学的视角考察，依托汉水发展起来的襄阳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可谓文脉悠长，文华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