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江太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近年来理论界对“历史科学”的研究越来越热，“历史科学”的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历史科学”的概念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段经典的表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1](p518-519)学者从“历史科学”是哲学还是科学，是批判的还是实证的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有的学者尤其是西方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从“历史科学”中解读出科学或价值之一维，用一种维度来遮蔽或反对另外一种维度，这是一种缺乏历史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从“历史科学”的双重维度——科学维度和价值维度——来重新思考“历史科学”的本质，对于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对立以及各自局限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科学”的科学维度

“历史科学”出场的时代语境在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形而上学的科学化时代背景。近代随着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自然科学得到迅猛的发展，一种让历史成为科学的尝试从维科开始，维科在《新科学》中就是要探讨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人类历史科学的发展，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谈道：“哲学需要一门规定一切先天知识的可能、原则和范围的科学”[3](p32)，对于康德而言，科学成为科学的标志在于具有普遍必然性，当然康德将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作了划分，将科学限定在工具理性的范围内，黑格尔的目标就是将形而上学变成科学，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我在本书怀抱的目的，正就是要促使哲学接近于科学的形式，——哲学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就能不再叫做对知识的爱，而就是真实的知识。知识必然是科学，这种内在的必然性出于知识的本性”[4](p4)，“真理之为科学的体系”[4](p1)，当然黑格尔是在绝对精神的基础上谈科学的，这种观念论实质上是一种思辨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批判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科学”的思想，康德和黑格尔从普遍必然性和体系化方面作了尝试，但因为局限于抽象的思辨，因而这种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马克思、恩格斯将历史建立在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基础上，从而给历史以科学的说明。

“历史科学”出场的文本语境在于提出区别于“思辨哲学”的“历史科学”，批判思辨哲学的虚假性和空想性。由于当事人的不在场和缺乏相关的文本佐证，我们没法弄清究竟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提出“历史科学”的思想以及由于何种原因又将其删除，但并不影响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科学”思想的价值，科学维度在“历史科学”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历史科学”批判的靶子就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以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黑格尔主义背景共同构成了他们家族的相似性，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对历史作思辨的形而上学解释，历史不是绝对精神的历史，不是意识形态史，而是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历史，“历史科学”是马克思探索“历史之谜”的理论成果。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对“历史科学”的科学维度进行分析和论述的标志性人物是阿尔都塞。他在其著作《保卫马克思》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科学，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认识论的断裂”，断裂标志着马克思从人道主义向科学主义的转变，他指出：“这种‘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1845 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 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5](p16)“从1845 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马克思同一切哲学人本学和哲学人道主义的决裂不是一项次要的细节，它和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浑然一体。”[5](p223)

如何理解“历史科学”中的科学？什么是科学？这里的科学与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是否是一个意思？这是首先需要清理的概念。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会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他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的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p128)马克思认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在内，他并不否认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差别，但它们一致的地方在于不仅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是一种揭示事物规律性的科学理论，而且它们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因而具有共同的生成基础。科学是对事物规律性的把握，这里的科学是建立在人的实践基础上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在内的“历史科学”。

“历史科学”第一次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科学”的科学维度体现在与思辨哲学的出发点、方法论和历史观的根本区别上：第一，出发点的不同，思辨哲学的出发点是抽象的原则或抽象的人，而“历史科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的前提，历史建立在真实性而不是虚假性、空想性的基础上；第二，用实践的方法取代了意识形态的方法，实现了方法论的“哥白尼式”革命，从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或观念来说明历史，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是可经验的、可观察的和可证实的，不是空想的、虚构的和思辨的，因而是科学的；第三，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取代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给予了科学说明，揭示了历史运行规律，并建立了一套新的科学范式体系。

现实的个人是建立“历史科学”的前提，从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来解释历史，从而跳出了意识的内在性，戳破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空想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学性是虚假性和空想性的对立面。黑格尔将理性精神作为最高原则来解释历史，认为人类历史就是绝对精神的历史，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从自我意识、人的类本质、我出发来虚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德国意识形态家们的观点，指出：“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活动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P516)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而不是从观念、抽象的人出发来理解历史，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来理解历史，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史，这就超越了意识的内在性，意识形态学家只是从观念来说明历史，将观念作为统治现存世界的原则，但是他们唯独对现实世界没有任何触动，因此这样的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空想性和虚假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各种统计给他提供大量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后果的新证据。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1](P510)

“历史科学”用实践的方法取代意识形态的方法，将头足倒立颠倒了过来，使其让脚立地。意识形态的方法就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幻想和空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是要反对意识形态的方法，代之以实践的方法，从物质实践来说明世界，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来说明世界，而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又具有可证实性，历史因具有可证实性而失去了神秘和思辨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1](p526)“历史科学”的科学维度体现在对意识形态的祛魅上，去除历史的思辨和神秘色彩，通过对意识形态和物质实践、观念和实践、意识和生活之间关系的颠倒，褪掉了历史身上的神秘的意识形态外衣，揭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特征和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还历史以本色和真实，在这种意义上来讲“历史科学”所彰显的科学维度具有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性价值。当然这里的“实证科学”与孔德等人讲的实证主义是有区别的，“这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实证’。一种是‘实证’给定的现存事实，另一种是对‘实证’现实的人及其世界的历史性构成。”[7](p148)

“历史科学”实现了历史观的变革，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取代了唯心主义历史观，而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规律，并建立了一套解释历史新的科学范式体系。“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不同，他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p544)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人们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交往关系，生产活动和交往形式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精神生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方式进行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解释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带有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p523-524)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基础上揭示了生产力、交往关系、市民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等范畴之间的内在关系，对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给予了科学的说明，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科学”的科学维度主要体现在对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把握上。

二、“历史科学”的价值维度

“历史科学”价值维度的出场语境在于近代启蒙运动对人自身价值的肯定，这是对宗教世界祛魅和封建专制制度反抗得出的必然命题。法国大革命确立了新的时代价值，康德从自由和理性来探讨人是什么的问题，黑格尔对自我意识主奴关系的精彩论述，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思想，青年黑格尔派对自我意识的主张，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资源。这种思想影响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以不同的方式打下了印记，尤其是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和人本主义的范式让西方学者仿佛发现了一个激情四射的青年马克思，虽然马克思后来更加强调对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但在思想激烈转弯过程中，对人的价值肯定并没有甩出狂飙的车体，对社会和个体的价值的关照以一种更加合理的方式镶嵌在“历史科学”之上，“历史科学”的深刻性恰恰在于建立在历史必然性的价值应当。

马克思思想中的价值诉求在其思想发展中是未曾“断裂”而以一贯之的。“历史科学”除了具有科学维度之外，还具有价值维度，我们不能无视和遮蔽“历史科学”的价值维度。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马克思思想的价值维度挖掘，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社会批判理论，而不是科学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会遮蔽掉它的批判性特征和价值维度。他们以早期的马克思著作作为文本依据，《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蕴含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其重要的思想资源。

“历史科学”的价值维度包括主体价值和客体价值。价值观念是标志着客体及其属性对于满足主体需要的意义关系范畴，价值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体关系范畴。主体价值包括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个体价值是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社会价值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客体价值是指客体自身具有的对于满足主体需要意义的价值，“历史科学”的价值维度是建立在实践和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上主体价值和客体价值的统一体。

“历史科学”的个体价值目标在于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在前“历史科学”时期，马克思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道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倡导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而马克思早期人道主义思想的目标就是为了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p11)他发出向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开火号召，要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实现人的解放；在《关于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两个概念做了区分，德国犹太人所要求的解放是一种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而“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的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1](p32)；马克思早期人道主义思想受到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的强烈影响，这一点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痛恨资本主义社会的对工人阶级非人道的待遇，批判私有制所造成的异化劳动，主张建立扬弃异化现象的共产主义社会，他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p185)，这个时期马克思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武器。

在前“历史科学”时期，马克思是基于一种思辨哲学的抽象人本主义逻辑，批判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现实的非人道，他认为未来社会应该走向人的本质复归。关键问题在于马克思在此后的“历史科学”阶段是否抛弃了这种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事实是这种人道主义价值批判没有被抛弃而得到了保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或观念，他们反对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将人道主义建立在科学维度的基础上，阿尔都塞将科学和价值置于绝然的对立面，没有看到价值维度和科学维度的内在的关联性。科学维度和价值维度的关联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能空谈人的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p527)，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和现实条件，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落在了无产阶级身上，人的解放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实现了个人的个性和自由，个人成为“有个性的个人”，而不是“偶然的个人”。

“历史科学”的价值维度还表现为其社会价值指向。社会价值指向表现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要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指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p571)社会价值目标通过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表现出来，在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个人隶属于共同体，具有比较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特征，个体隶属于一个阶级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存在的，为了维持这种人身的依附关系，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来进行阶级的统治，共同体作为一个异化的类本质同个体相独立，个人没有个性可言；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个人受物的统治，表面的自由并不能掩盖人对物的依赖的不自由，使得个体成为一个偶然的个人，个体无法控制他自身的劳动以及外在于他的物以及社会，一切对他而言都是外在化的东西，因而是偶然的和没法控制的东西，个体被资本的逻辑同质化，共同体对个人而言是同个人相分离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同人相对立。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改变这种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让共同体成为一种个人联合的力量，这样的共同体是以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全面的发展为前提，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又成为其他人发展的条件而不是障碍，共同体对个人来说不再受偶然性的支配同人相对立，而是建立在个人的个性发展的基础上的一种联合的力量。

“历史科学”的客体价值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所呈现的客体及其属性对于主体的价值。离开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活动就没有价值可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通过这种实践的对象化活动来改变外部世界，离开了对象化活动人的价值就难以实现，因此可以说客体价值是主体价值实现的工具和手段，主体价值是客体价值的目的。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谈到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实现自然的人化，强调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人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物，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在性和先在性前提，自然价值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当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就是指物对人的有用性，这实际上涉及到经济价值，散见于马克思其他著作中还有对于文化艺术客体价值的论述，对于客体价值的研究既不能忽视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也不能忽视对客体自身价值的尊重，客体价值是反思人的主体性界限的一个重要尺度。

三、“历史科学”双重维度的辩证关系

“历史科学”科学维度和价值维度是辩证统一关系，“历史科学”的双重维度揭示了历史辩证法。“历史科学”的科学维度是价值维度的必然性基础，而价值维度为科学维度指明价值方向，两者相互作用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社会有机体中。

首先，科学维度是“历史科学”价值维度的必然性基础。在前“历史科学”阶段和“历史科学”阶段，马克思的思想前后一贯的地方在于对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进行的人道主义价值批判，而区别在于这种人道主义的价值批判是建立在科学还是思辨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思想的科学性区别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马克思早前对资本主义的异化和非人道的批判是建立在思辨哲学基础上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道德和价值批判并没有被抛弃，这种价值关怀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是以一贯之的，只是在“历史科学”阶段，马克思更多的是关注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条件和现实可能性，不只是对资本主义情感的控诉，而是在认识人类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为人类解放找到一条现实的可行路径，这种批判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因而这种价值批判更科学也更深刻。

“历史科学”的价值维度呈现阶级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特点。马克思在《关于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先生们，不要一听到自由这个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动！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1](p757)这里指出了价值的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是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1](p552)他们反对抽象地谈论价值原则，指出了价值的社会历史性。价值不是先天预设的，也不是恒常不变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p435)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成为“普照的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金钱拜物教和个人主义的盛行，社会的价值指向必然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生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谈到的那样，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观念的上层建筑也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这种变革也包括社会价值取向在内。

其次，价值维度为“历史科学”的科学维度提供价值导向和价值关照。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不排斥人类历史发展的价值指向，科学并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历史科学”不可能没有价值关照，历史发展往往通过价值维度反思人类自身的发展。马克思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批判旧价值中发现新价值，“历史科学”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这一科学的使命就是为了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发展，新的共同体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实现的个人的联合。当今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导致“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之间的悖谬，让我们重新反思“历史科学”的科学维度和价值维度之间的关系，科学不应该是对人的宰制和囚禁，而是为人的解放和发展提供可能性条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应该具有对人的价值的关照。“历史科学”中的价值维度在中国以一种启蒙者的姿态横空出世，20 世纪80 年代的人道主义大讨论，之后的“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马克思主义人学、价值哲学、政治哲学的发展以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研究的“显学”，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维度在当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和历史任务的变化，要求唯物史观理论从科学认识为主转向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并重，要求人的发展思想整体性地复归于唯物史观构成其基本的价值维度。”[8]忽略“历史科学”的价值维度就是忽略观念的上层建筑的重要性，正如盖房子一样仅仅打好地基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上层建筑的建构，怎称得上是一座完整的房子，更不用说漂亮与否。

最后，“历史科学”的双重维度统一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之中。社会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一个有机体，社会有机体内部各要素之间呈现一定的结构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有机体理论强调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因为实践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历史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科学和价值的统一。有学者指出，由于研究中对历史辩证法的忽视，造成“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和运用中存在着两个‘分离’和两个‘弱化’。两个‘分离’是指历史认识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分离、科学认识与价值认识的分离。两个‘弱化’是指理论现实性的弱化和理论批判性的弱化。”[9]克服这种科学维度和价值维度研究的分离，运用社会有机体理论和整体性方法对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历史辩证法的应有之义。“‘图克-伍德命题’（Tucker-Wood Thesis）声称马克思没有发展出一套道德理论或正义理论，因为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和意识形态阻止他去这么做。”[6](p16)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为它忽略了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指向，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但我们不能仅此止步，政治经济学指向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价值目标，指向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向度，指明价值目标实现的现实条件和可能性。美国学者麦卡锡指出：“批判理论家们更乐意强调马克思辩证的和哲学的进路，而非其经济学科科学的视角。这一做法向现代性所作出的让步已经超出了马克思本人乐意接受的程度。对道德与科学过于狭隘的定义导致了对马克思的研究和评价的一个根本错误。将马克思置于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的传统中来看，道德是与社会伦理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的。”[6](p4)这位美国学者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割裂科学和价值的关系，割裂社会有机体的内在联系导致了道德哲学、价值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狭隘和错误。

西方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都实现了片面的深刻，对“历史科学”的科学维度或价值维度都给予肯定或否定，但正是由于不能从社会整体性出发，忽略了社会的内在辩证运行机制，因而不能对“历史科学”的双重维度给予科学的说明，走上了某种极端。无视“历史科学”的科学维度必然导致对历史作出一种思辨的唯心主义解释，无视“历史科学”的价值维度必然对历史作出机械的决定论的解释。对“历史科学”的科学维度和价值维度及其关系的阐发，使我们超越了科学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偏见和狭隘，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特征揭示了“历史科学”的内在的历史辩证法。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德]康德.纯粹理性批评（注释本）[M].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6][美]乔治﹒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 世纪政治经济学[M].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余源培，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上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8]陈新夏.唯物史观价值维度的当代构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3）.

[9]郝立新.历史辩证法视阈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