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斌，汪 玲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安徽 蚌埠 233030）

当前，社会治理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面临体制机制创新的迫切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体现在思想整合、价值引领、心理疏导、关系协调、矛盾化解、精神激发等方面，为解决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新的路径选择，在维持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方面效用显著。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需要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公共治理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有效发挥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需要理论

对需要的内在规律进行研究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前提。人的需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一切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1](p519)以此为前提，马克思将人的需要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大部分，并指出生存需要是物质需要中最基本的需要，人类所有历史活动的起点和基点都是为生存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生存需要得以满足后，人类才开始探求更高层次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p531)这表明人的需要具有客观历史性的特点，这些需要、诉求是人的实践发展自觉引起的，是人的本性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延伸。不仅如此，人的需要还具有层次不断递增性。“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p531-532)这种递增性和“不满足性”实际上也揭示了人的需要具有的内在矛盾性，即受到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制约，人的需要满足呈现出不平衡性和延迟性的一面。这种矛盾是客观、普遍存在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一方面人们的各种需求得到空前释放，另一方面，我国的发展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人们的各种需求满足还有相当的差距。现阶段社会的发展同人的需要之间还存在着一定张力，总的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物质与精神的各种诉求呈现多样化及新型化趋势。社会转型期的风险性往往是由于各种需求满足的复杂性、艰巨性而导致。在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的体制创新不能忽视对人们需要的理性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就是要针对不断发展的人的需要及潜在的需要同当下的社会现实不能满足的矛盾进行引导、疏通和化解。通过加强与民众的沟通交流，获取更为详细的需求信息，并对其进行深入系统分析，为社会治理的开展提供认知基础。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发挥要关注民众的物质需要，尤其关注民众对于衣食住行的最基本要求。“人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2](p514)人的这种实践本性决定了其需要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满足。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表明，人的需要引发动机，动机指导行为，而当基本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时，极易产生思想波动，从而降低对社会改革发展的认同度，严重的会衍化为仇视社会心理，从而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导致社会安全感缺失。因此，及时了解民众的基本诉求，及早发现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实现的前提条件。针对一些经济地位较低，生活境况较差的群体，更应该经常与其沟通交流，加强疏导。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就体现在为民众分忧解难和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的能力上。慰抚好民众的情绪，避免民众因基本物质保障长久空缺而出现的思想异常是社会治理的必修课。对物质利益需要满足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社会治理需要注重加强对其的价值引领工作，通过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其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加大其对社会发展的共识，为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活力。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发挥要关注民众的精神需要。事实上，民众的需要是一个“需求集合”，其中精神需求贯彻始终。近年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精神产品的日益丰富，民众对精神需要的追求也相应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尤其在网络信息条件下，个体的主体性得到空前释放，人们精神享受的平台、供给大大增加，精神需要满足的便利性、快捷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趋势，各种精神产品充斥其中，先进与落后、高尚与糟粕共存。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必须具有对此高度的明辨力和洞察力，对民众精神需要进行科学的研判和有效的应对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内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实现人民群众精神需要的重要法宝。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精神需要的价值导向。在引导人民建立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需要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高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从而为实现社会治理提供精神保障和智力支持。

另外，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还需要密切关注并加强对不断涌现的各种新诉求的理性分析，要特别必须注意分析这些新诉求的性质及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改革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导致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艰巨性。当前，人们的理性认识、法制观念还参差不齐，不能否认在现实中，有少部分需要呈现过高（远远超过当前社会所能承载的尺度）或不正当（有违法律道德）的情况，这些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少数人的思想偏斜和判断失误，其本质是“想要”，是非理性的，构成了对社会治理的潜在威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密切关注这类需要变化的态势，及时纠正需要的异化倾向，引导其合情、合理、合规、合法。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教育功能能够较大程度地促进民众采取的行动与社会发展的方向高度吻合，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促进社会治理的健康有序。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可见，理性对待利益诉求，科学有效地处理矛盾是社会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不仅全面剖析了各种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还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这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有效发挥，尤其在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原则和方法指导。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普遍性与根本性质。毛泽东首先指出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下依然如此，但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它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建立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已经没有任何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3](p4)这些矛盾普遍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交往实践中，且它们多数源于利益冲突。主要表现有，社会成员个体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个人利益同他人利益的矛盾；社会成员个体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引发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或同国家利益的矛盾。但这些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它是建立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是一定历史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出现的阶段性特征。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方法。毛泽东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方法在于“民主”。“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办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办法去解决。”[3](p204)在新时期，改革有个显著特点，即“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社会治理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限于社会治理本身，更是由社会宏观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决定的。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与突发既与发展的不平衡性密切相关，也与人民对待矛盾的认知与表达密切相关。显见，人民内部矛盾已不仅仅是思想上的问题，或者说不仅存在于观念中的问题了，而是现实的利益问题，尤其是物质利益。物质利益的诉求最终都要反映到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民生建设等方面，这种物质利益诉求的矛盾正是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源头。这是否意味着基于“思想性质”的“民主”方法失去效用了呢？实则不然，民主的方法不仅不会过时，而且更要作为基本方法论原则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主方法的实效性不仅取决于一般的沟通与说理，更是体现在各种机制保障上。社会治理的畅通诉求表达机制、心理干预机制、矛盾调处机制以及群众权益保障机制本身就是发扬民主的结果，突出体现了尊重群众、维护群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基本框架设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就需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把相关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与实施进程中的各类问题向民众阐释清楚，提高民众的认知能力，帮助民众认清各类矛盾的性质，进而实现自觉调处各种矛盾。民主的方法还需要遵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人民内部矛盾本质上是一致的，要认清这个“一致”的方面，不能强硬地灌输，而是要用“民主商谈”的方式去处理，才不至于出现大的偏差，也才能避免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发挥要广泛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深入到不同阶层、不同行业领域中。只有深入其中，才能发现矛盾，了解矛盾产生的原因，才能对矛盾的双方展开具体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于同一阶层内的矛盾，可以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让矛盾双方站在彼此视角上看待问题，还可以进行说服、疏导，营造矛盾双方相互退让的空间，以促成矛盾的化解。对于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可以建立相应的沟通机制，拓宽互动的渠道，搭建交流的平台，使矛盾双方能够消除阶层间壁垒，促进矛盾的解决。另外，在社会成员间倡导“互利共赢”的理念，在个体间建立信任，以实现合作的可能。当然，针对个别极端自私自利者，要注意批评指正。要营造经常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对于触犯法律的行为要及时用法律进行规制与调解，以纠正一些只顾谋私利，不惜损害他人利益的片面价值观和狭隘的利己主义思想，引导更多的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利益价值观。

当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无法达成一致的时候就会产生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矛盾。针对此类矛盾，要对社会成员进行适当的劝服和引导，要注意理顺思路，疏通障碍。特别是当矛盾难以调和时，要用法治思维，依法办事，在尊重个人合理、正当利益的基础上，引导个人利益向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靠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理论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智慧，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顺利实现的理论保证。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吸收借鉴，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的内涵与本质。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影响下，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多种文化思潮的冲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必须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旋律。《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融入制度建设和治理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发挥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教育内容，以宣传、教育、激励为主要手段，借助多样的传播载体，让民众对其充分认识、理解、接受和认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民众中内化，形成普遍共识，以能够自觉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下进行各项社会治理实践活动。

价值观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目标和理想的普遍和抽象的概念，是一个社会中人们共同遵循的关于如何区分对与错、好与坏、违背意愿或符合意愿的观念。[4](p69)“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5](p16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引领，主要围绕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展开，并依据各个层面的现实状况和特点提出相应的要求和规范，为新时期正确处理国家、社会、民众的关系及其自身发展指明了方向。“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5](p163)就目前的社会治理设计框架而言，首先，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既体现了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更体现了从传统的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发展的转变。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发挥、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的增强以及居民自治的深化无不对应着国家、社会和个体层面的价值观系统。特别是在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方面尤其凸显了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公共安全关乎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和国家长治久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原则与目标追求是首位的。其次，社会治理要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激发社会活力。这就把社会组织视为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和依托，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在新型社会治理框架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不仅需要在政策、体制等方面进行变革创新，更重要的前提还在于提升其价值层面的科学认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既为社会组织厘清了与政府、个体的理论边界，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指明了价值方向。再次，社会治理还要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其中的着眼点主要关乎社会民众个体的需要，围绕民众诉求对各社会治理主体包括民众自身提出的相应要求。在繁杂的利益和矛盾面前，尤其需要达成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提供了可以遵循的原则与依据。

事实上，任何试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分开的做法都是违背唯物辩证法原理的，也是有害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相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与教育，并能兼顾到内容的整体性。如在向一般民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则需着重指出只有每个个体切实达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标准，才能推动全社会形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要同时教育民众将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国家的价值目标内嵌于个体追求之中，以在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的同时带动社会和国家整体价值培育面貌的改善。“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6](p839)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有效发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托，不仅可以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而且为社会治理确立了统一的社会规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汇集了凝聚力，增强了向心力。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围绕社会治理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需要注意工作方式和方法，以切实起到应有的实效性。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政治工作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7](p11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本质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要牢固树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根本内容和任务的宗旨和意识，同时还要注意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和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变化发展的特点，创新教育的方式方法。

首先，要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力度。加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普及程度，努力实现理论的通俗化、大众化，使之更加贴近民众，易于为民众理解，要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规律，积极培育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认同、观念认同和情感认同，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凝聚共识。其次，树立典型及优秀模范代表，带动更多民众参与。要“褒奖善行义举，实现治理效能与道德提升相互促进，形成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正向效应”。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教育，身教示范，以实际行动感染其他民众。第三，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8](p95)在社会治理中要完善激励机制，完善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范等，强化规章制度实施力度，在日常治理中引导、激励教育对象的思想行动朝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发展。还要建立系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体系。学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应该建立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完整、系统的价值观教育链条，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同时还要引导家庭和社会组织资源的互动配合，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为创新社会治理增强保障。

四、公共治理理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最终要形成各方共同参与、治理主体明确、系统化的治理格局，这将意味着我国的社会治理将改变政府唱独角戏的传统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合作治理的体制，这也是国家主体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从公共治理理论视角看，这种合作治理在一定意义上即“善治”。善治是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9](p8-11)诚然，公共治理理论不完全是善治，但是善治却是公共治理理论的集中体现。在我国古代就有立足于道德理政意义上的“善治”概念，公共治理理论的善治更为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其核心概念是利益和法制，解决问题的基本规则是要通过公开、透明、参与的方式实现社会各方利益诉求矛盾的“和解”。在当前的语境下，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就是“善治”的本质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善治自然就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理论依据之一，能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管理功能实现的理论资源。

有效的社会治理需要恰当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渐起决定性作用，单纯依靠政府进行管理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有效社会治理的需要。加上社会发生的各种新变化，各种新问题、新状况层出不穷，社会治理的复杂度也前所未有。当前社会治理还存在治理主体边界不清、成本不断提升、相关共识远未形成、治理方式的现代转换艰难等问题。社会治理在于观念上的协调，更在于新治理格局中各类利益关系的处理，这都需要在社会治理变革中要努力“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其中解放思想是首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治理中能够起到引导民众认清形势、研判发展趋势、改变治理思维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民众的价值观引导和培育，可以帮其做好政府权力回归社会后的权利认知、行为自觉、心理保健、人文塑造的功能，为社会治理保持一种动态平衡起到动力源、润滑剂和刹车闸的作用。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转变传统的思想单纯灌输方式，改变流于形式的教育引导，转变思维方式，深入研究社会治理发生的新变化、新理念，创新引导内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切实按照现代社会治理的理念内涵进行针对性地教育。具体而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在民众中形成对社会秩序和权威的自觉认同，激发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扬社会自治，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兴旺与稳定，不仅依赖于其基本结构的合理性，还依赖于其公民的品质和态度。[10](p324-325)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积极向公民宣传“合作治理”的理念，主动向广大民众发出邀请，鼓励公民尝试对公共生活的治理。另一方面要注重培养广大民众对“公民身份”的认同，让广大民众自觉拥有“公民身份”参与社会治理。“公民身份”效应不仅提高了公民的使命感，同时也是实现公民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重要渠道。

善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有效模式，内在地对民主程度要求很高，其实现的基础是公民真实而广泛地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为公民民主、自由、平等地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国家各项政策、法规的出台都确保了公民治理实践的政治合法性。十八大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调动公民的参与意愿，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可以真正实现公民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治理。通过“公民身份”的教育，公民相信参与活动作为一种手段，借助于它，个人将习惯于履行公民义务。公民的社会治理能力影响着治理的成效和治理目标的实现，“主观上认为自己有能力的公民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积极的公民。”[11](p184)“有效的政治参与将开阔个人的思维，使他们熟悉那些超越于个人环境的即时性利益，鼓励他们去承认，公共事务才是他们应当加以关注的”。[12](p224)因此，社会治理不再是政府的专职，各类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基层组织等也都是社会治理的主体，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为增进社会和谐贡献力量。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在社会治理中有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进行相应的表彰和奖励，鼓励更多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激发社会各方面的参与热情，为社会治理的健康持续运行提高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而有效地推进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继而在全社会形成治理的自组织网络，促发社会组织资源的治理效能最大限度发挥，最终实现全方面、多维度、立体化的社会治理格局。

最后，善治作为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治理实践活动，是政府主导性与公民能动性双向互动的结果。当前，社会治理难度系数不断加大，客观上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增强公民治理复杂社会事务的信心，鼓励他们在治理实践中积极创新治理的方式、方法，锤炼其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基于“善治”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公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培养公民的社会治理能力和素质，使公民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治理的场域之中，充分发扬社会自治。善治的实现不仅解决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可能出现的“失灵”状况，而且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有利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必将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不可缺失的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和实现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促进有效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做好这项工作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滋养，以最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同时科学借鉴和吸取相关社会治理的优秀文明成果，才可能在实践中取得预期效果。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6]毛泽东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9]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0][加拿大]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M].上海：世界出版社集团，2005.

[11]Oldfield Adrian.“Citizenship:An Unnatural Practice”[M].Political Quarterly,1990.

[12][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