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学术界在研究材料的挖掘上非常重视域外文献，通过域外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熟悉”的中国，这已成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明清时期朝鲜李氏王朝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一员，由于存在共同的文化基础，对中国社会的每一步变化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因此，朝鲜朝燕行文献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观感，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考察。我们通过燕行使笔下的清代满语和汉语，探讨清代汉语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及使用，并钩稽了燕行文献中有关清代汉语的材料，突破了传统以西方透视中国的单一模式，以不同文化视角考察朝鲜燕行使对清代汉语的认知与观感。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5）07-0115-05

作者简介：汪银峰（1978—），男，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导师。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178）、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YY1 1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4M551829）、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B160）、2014年度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研究项目（Y201409）、长春理工大学科技创新基金项目（000543）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近年来，学术界在研究材料的挖掘上非常重视域外文献，通过域外文献研究当时的中国，通过外国人观察中国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熟悉”的中国，这已成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由于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形成的重大冲击和挑战，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更重视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更重视欧洲人对中国的观感。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周边的“邻居”，以亚洲的视角重新评估各类域外文献的价值，正如张伯伟所言：“就异域之眼对中国的观察而言，其时间最久、方面最广、透视最细、价值最高的，首先应该算是我们的邻国，也就是在中国的周边所形成的这样一个汉文化圈地区。” [1](p7-8)朝鲜朝燕行文献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李氏王朝定期向中国朝贡，派遣各类外交使节，如谢恩使、进贺使、问安使、冬至使等等，少则一年二次，多则一年六次，由于往来频繁，外交使节常于途中相遇。这些朝鲜使节及随行人员来到神秘的中国，将他们的观感以各种形式记录下来，或称“朝天录”，或称“燕行录”，是域外文献透视中国社会的巨大宝藏。据统计这类文献大概有五百多种，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时期中国作为当时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对周边的成员产生了巨大辐射作用，朝鲜李氏王朝作为其中一员，由于存在共同的文化基础，对中国社会的每一步变化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因此，朝鲜朝燕行文献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观感，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考察。本文主要以林基中《燕行录全集》收录的燕行文献为依据， [2](p12)整理有关清代汉语的描写及论述，考察清代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及使用情况，并钩稽了燕行文献中有关清代汉语的材料，这对于我们了解汉语的发展演变及语言的接触和融合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朝鲜朝燕行使中译官的设置及职责

朝鲜使团规模庞大，少则二三百人，多则甚至达到四五百人，使团构成中除了正使、副使、书状官外，还有子弟军官、医官、写字官、马夫、轿夫、厨子、奴子等随行人员，此外译官也是使团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译官，又称通事，每个使团一般设置多名通事，且有等级上的区别。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一行人马渡江数”载：

译官嘉义朴东和、折冲金应瀗、折冲李惟亮、折冲朴再蕃，汉学上通事前正张远翼，清学上通事前判官金世弘，教诲质问通事前正刘再昌，年少聪敏前正吴志，次上通事前奉事朴世章，押物通事前主簿金昌夏，押物通事前正金商铉，押物通事前奉事吴泰老，偶语别遆儿前正玄夏谊，清学别遆儿前判官韩允普，被选奉事申之浩，岁幣押领教诲教授洪晚运，蒙学前奉事金景兴，倭学前直长崔檍，岁幣米押领教诲前正金万喜，蒙学副司男张龄，清学新遆儿折冲崔台相。

俞彦镐《燕行录》载：

译官崇禄李洙、崇政金致瑞、嘉善张濂、折冲刘凤翼，汉学上通事李永达，清学上通事崔益柱，教诲崔致健，年少聪敏洪处纯，次上通事金宗吉，押物通事金亨瑞、卞得圭、李邦昱，偶语别遆儿吴载恒，教诲金世禧，蒙学别遆儿金致祯，倭学聪敏赵完泽，教诲边镐，蒙学元遆儿赵孟喜，清学别遆儿金权，被选洪处俭，新遆儿李寅旭，俚语别差高景禹。

俞彦镐《燕行录》“行中人共数”有详细统计：“正使一员，副使一员，书状官一员，军官八员，译官二十二员。”李在学《燕行记事》也有“译官二十二员”的记载。由此可见，至康乾时期，朝鲜使团译官的配置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一种制度。

使团中各个通事各司其职，负责出使过程中的语言的交流和沟通。崔德中《燕行录》“入栅式”载：“旧例使行到镇江城、汤站等衙门传报单，受下呈。崇德以后始有栅门，而每于入栅前一日先送清译，以使行明日入栅之意言于守门人，使之通报于凤凰城将。”孙万雄《燕行日录》：“己亥，大雾四塞，日气颇暖，先送清译金天民通于凤凰城将。”有清一代，清译的作用非常重要，负责出使过程中途经各处的通报。但朝鲜使团译官的语言水平不尽如人意，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载：“癸巳正月十七日，译官无通汉语者，其中一二人号为称稍胜，而观其与彼人酬酢者，为十言无二三言分明，此所言，则彼不解听。彼所言，则此亦不解听，见之可闷。”更有甚者，使团首译也无法进行语言交流。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载：“癸巳正月二十日，译官辈虽则逐年入来，而渠之商贩外无所知，今番首译全不解汉语，又昧文字，触事昏愦。”首席译官尚且如此，其他译官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作为使团随从的金昌业注意到这种现象，并提出了自己的忧虑。《老稼斋燕行日记》载：“两国之情只凭通官、译官通之，而译官既如此，通官亦不能为我国言，凡言语虽备说，尚难使人解听，今以数少之语择而为之，其于屈折烦多之事，彼此岂有通情之理？是以若有一事，则不能析理争之，无论大小，惟务行赂，宁有如许寒心者乎？”究其根源，则是因为朝鲜李氏王朝长期受程朱理学“华夷观”和“事大至诚”意识的影响，对满族人建立的清王朝在民族心理上是无法接受的，甚至是排斥的。“在整个大清帝国时期，朝鲜士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 [3](p42)由于心理上的排斥和抵触，对使华活动自然不放在心上，这从当时朝鲜朝司译院的情况也可见一斑。李在学《燕行记事》载：“译院虽设四学，而近皆专抛，倭学则绝无，仅有汉学，则训上数人之外，人才长短姑置不论，话亦难通，则交邻事大，辞令为重，而以此人物以此言语，将何所籍手应接乎？清蒙两学则尤为弃置，而蒙学最甚，虽欲学之，我国实无详知其语者，清人则既解文字，亦能汉语，清学虽废犹有通情之路，至若蒙古则最邻于我国，既不通文字，其言亦绝异于华语，而我国之全不留意于蒙学，乃如此，无一人开口而措一辞者，设或有事于蒙，何以处之？诚可寒心也。”司译院四学的荒废，反映了朝鲜李氏王朝对使华活动的抵制与懈怠。

三、清代汉语的地位及使用

随着满族入关、清朝的建立，满语被称为“国语”，成为清代重要的交际工具。但由于汉人不习满语，故顺治时期满语和汉语都作为官方语言使用。如赵珩《翠屏公燕行日记》载：“使行入参班末，同时行礼，后罢出，礼官奉赦勅出于天安门，东西班分左右跪听，清人礼官读清书，汉人礼官读汉书，百官三跪三叩头，仍为罢出。”至康熙时期，为了确定满族的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确定满文为“国文”，满语为“国语”，具有绝对的权威。在正式场合，如祭奠仪式、奏折文书上，满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山川风俗总录”载：“盖关中及衙门皆用清语奏御，文书皆以清书翻译故也。”癸巳正月二十日载：“此邦之规，凡文书尽以清书翻译，然后誊于皇帝。”崔德中《庚子燕行杂识》：“胪唱二人左右立，鸣赞，三使臣北向为一行，正官二十七人为三行，每行九人，一跪三叩头，如此者三。唱声极清高，而此乃清语，故大通官立于左，以我音告。”由于满语的特殊地位，如想涉足仕途，则必须要掌握满语。如崔德中《燕行录》：“汉用汉语，清用清语，而□朝廷上皆用清语，汉人若不用清语，碍于仕路云矣。”

满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对汉人的统治，除了要求汉人学习满语外，满族官员也必须学习汉语。因此，康熙时期满族官员的汉语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大多成为满汉双语者。《圣祖实录》十年正月载上谕：“各部院及各省将军衙门通事，原因满官不晓汉语，欲令传达而设。今各满洲官员既谙汉语，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通事，悉罢之。” [4](p472)在日常交际中，无论是汉人还是满人，一般都使用汉语进行交际。李俣《朗善君癸卯燕行录》：“丙子被虏之人入此之后，日夜常用清汉语，故丙子虽不远，我国语音不成说者甚多。”南龙翼《燕行录》“塞上十四绝”：“薛里村中不可留，金家庄里暂相投。羌儿数岁能华语，乞得房钱即扣头。”华语，即汉语。《老稼斋燕行日记》“山川风俗总录”载：“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以此清人后生少儿多不能通清语，皇帝患之，选年幼聪慧者送宁古塔学清语云。”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也记录了这一现象，“清人皆能汉语，而汉人多不惯清语，道里所逢清汉相杂，而皆作汉语，绝无为清语者。”由此可见，汉语在清代初期日常交际中的重要作用。

朝鲜使团与当地百姓的交流一般也采用汉语，如洪命夏《甲辰燕行录》：“马头平立稍解汉语，谓其夫曰：你面虽粗，你妻之颜何其美也？其夫笑以答之曰：是，颇有喜色。不觉捧腹。”闵鼎重《老峰燕行记并诗》“闻见别录”保存了闵鼎重与王秀才、颜知县的问答记录，皆采用汉语。如闵鼎重曰：“以笔代舌终不能尽所欲言，令人郁郁。”颜知县曰：“纸笔代喉舌，古人已言之矣。虽不能畅谈，然胜于肆口者多多也呵呵。”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朝饭临发，主胡嫌房钱少，关其门不开，书状马头直山能汉语，争之不得，竟加一烟竹然后始开。”崔德中《燕行录》：“又与解汉语者周见城内，则西城之内有行宫，覆以黄瓦塗灰，四角造作青龙之状。”清代，由于异族统治，汉语的地位并不高，但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最常用的交际工具仍是汉语，作为“国语”的满语仅在官方或正式场合使用。

四、朝鲜朝燕行使对清代汉语的态度

明清易代，对朝鲜李氏王朝影响非常大，他们认为原来崇尚的“中华”已不复存在，在民族心理上仍怀念明朝，拒绝采用满清的年号。朴趾源《热和日记》载：“皇明，中华也，吾初受命之上国也。清人入住中国，而先王之制度变而为胡。环东土数千里画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犹存于鸭水之东也。”他们认为中国已被蛮夷之族所统治，不再是他们所崇尚的“中华”了，并且认为李氏王朝保留了先王的制度，是“中华”之遗存，“是明室犹存于鸭水之东”，故自称“小中华”。对于满族人，多用贬斥色彩的词语来描述，如“胡人、胡虏、虏、虏酋、蛮夷”等等。对于清代的官方语言——满语，也蔑称为“胡语”，如孙万雄《燕行日录》载：“使臣以下员役具冠带，诣鸿胪寺行朝参习仪，由西夹门而入，北向立于庭，鸿胪二人分东西相向立，以胡语传声，遂三跪九叩头而出。”对满语的形容更带有轻蔑、厌恶的态度，如赵最寿《壬子燕行日记》载：“及一小溪边，清人四五结幕屯聚于雾树中，言语í离不可辨。使马头辈通言，乃出猎者也。”

相反，对当时汉语的态度则完全不同，汉语与满语相对，从形式上似乎反映了“中华”的一些特征，故朝鲜朝使臣对汉语仍是情有独钟，评价甚高。如金舜协《燕行录》载：“汉语者，即中国之正音也，大小言语，必以文字为之，绝无释意之言，而又无悬吐之事。其余外国则方方各异，言言相殊，而莫非方言也。方言有万不同，而蒙古语、清语、朝鲜语尤难学习云。”李在学《燕行记事》载：“汉人虽目不识丁者，其语皆是文字，故语简而音缓，必清浊分明。清语蒙语则冗长无义，我国之语则烦细多曲折。”对汉语的评价可谓赞誉有加。朝鲜司译院四学的设置也是以汉学为主，“在司译院学习的4种译学中，朝鲜朝500年间始终如一最受重视的是汉学。” [5](p90)

五、朝鲜朝燕行使对清代汉语的记录和保存

朝鲜朝使团的使行路线，据《大清会典·礼部·朝贡》载：“渡鸭绿江入境，由凤凰城陆路至盛京，入山海关赴京师。”实际上朝鲜朝朝贡的使行路线共有两条：康熙十八年（1679）以前，使行路线是渡江后经九连城、汤站、栅门、凤凰城、松站、通远堡、连山关、甜水站、辽东、沙河、鞍山、牛庄、沙岭、高平驿、广宁、闾阳、杏山、宁远卫、沙河站、前屯卫、山海关、抚宁县、永平府、丰润县、玉田县、蓟州、三河县、通州至北京。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因为海防缘故，在牛庄设堡，外国使臣不能经过此地，因此调整辽东至广宁一线。调整后的使行路线为渡江后经镇江城、汤站、栅门、凤凰城、松站、镇远堡、连山关、甜水站、辽东、十里堡、盛京、边城、巨流河、白旗堡、二道井、小黑山、广宁、闾阳、杏山、宁远卫、沙河站、前屯卫、山海关、抚宁县、永平府、丰润县、玉田县、蓟州、三河县、通州至北京。从朝鲜使团的使行路线可知，其所经由多为北方地区，故对北方汉语接触较多，有较深的感性认识。因此，朝鲜朝燕行文献中也保存当时北方汉语的诸多信息，对于我们考察清代汉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南九万《丙寅燕行杂录》载：

丰润县有谷文张，自称能作诗，相对题赠曰：“知己天涯何处寻，相逢邂逅胜遗金。初瞻侠举驰风雨，再接清谈静瑟琴。海外扬帆多少路，渔阳短塌共谈心。匆匆车马明朝别，别后秋风不可闻。”余问末句“闻”字非失韵耶？答曰非失也。然当改“秋风不可闻”改以“何时再续吟”。观此人诗不成文理，无足道者。但即今中国语音侵、覃、盐、咸等韵与真、文、元、寒等韵混作一音，故至于作诗亦通押，而不知其为失，非独此人诗为然，路见册面壁上多有其比。……今萧肴高及尤韵一字音，皆作二字音读；侵韵与真韵混读，入声作去声读，皆非中国本音。至于歌麻二韵，古通用，故诗曰：“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今汉音则歌韵与麻韵大异，读“我”字与我国“吾”字音同，读“河”字与我国“湖”字音同。今当以我国音为正，而溪谷张公不察于此，乃以我国人不知中国歌麻之异音通用于押韵为讥，不几近于随人悲喜者耶？

以上论述，透露了当时汉语语音的若干信息，如闭口韵的消失。中古时期“寻、金、琴、心”为侵韵字，收[m]韵尾，而“闻”为文韵字，收[n]韵尾，不能通押。明清时期北方汉语[m]韵尾消失，并入[n]韵尾，所以“闻”就可以与“寻、金、琴、心”通押了，即南九万所谓“今中国语音侵、覃、盐、咸等韵与真、文、元、寒等韵混作一音，故至于作诗亦通押，而不知其为失。”此外，还涉及汉语歌、麻韵的读音，萧肴高及尤韵的读音，以及入声韵的消变，对我们考察清代汉语语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朝鲜使节通过汉韩语音的比较，记录当时一些汉字的读音，如癸巳三月初一载：“良久出户外，同作阿弥陀佛声，回转无数，‘阿佛’两字与我音异，亦彷佛矣。再如《闲闲堂燕行录》：“第其书中‘栏头’之‘栏’字以‘揽’字书之，‘振明’之‘振’字则以‘桢’字书之，此则汉音相似，故当初译辈不知某字，误传于使行，而至于‘甫十口’则书以‘拨什库’，凤凰将则书以守尉。”

明清汉语官话的基础方言历来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燕行文献中有关当时汉语使用的描述也许会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一定启发。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序班中有潘德兴者，为人伶俐，文笔足以同情，因其入来邀坐。先问闲说，应对敏捷。余问贵乡何处？姓名云何？年几何？德兴对曰：家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姓潘名德兴，年二十七。问来到北京几年？答曰：四十七年，戊子来矣。问北京、浙江语音同耶？答不同。问子来此几年通北京语乎？答半年通矣。”序班，鸿胪寺官名。《明史·职官志三》：“序班典侍班、齐班、纠仪及传赞。”《清史稿·职官志二》：“序班掌百官班次。”序班的选用要求语音标准，《雍正实录》载：“鸿胪寺序班，经制六缺，例由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生员在京者，具呈考补。”由此可见，北京话在清代汉语口语中的重要地位。

朝鲜燕行文献中人称代词比较丰富，第一人称有“我”、“余”、“俺”，如：顺治元年《西行日记》：“我行暂驻，未及打火。”成以性《燕行日记》：“中火后发行，副使及余先到平山。”洪命夏《甲辰燕行录》：“四月二十六日戊午，俺虽力不能图之，其公事会议与否当闻见报知云。”在使用频率上，“余”较为普遍，“俺”一般多用于对话中，“我”使用较少。第二人称仅见“你”，如洪命夏《甲辰燕行录》：“你面虽粗，你妻之颜何其美也？”第三人称主要使用“渠”，如《燕山录》：“沈阳衙译龙立招见，渠之父母皆是平壤人，丁卯入来，能解我国语。”《燕山录》：“闻者掩口而笑，渠亦俯伏而笑。”李渲《燕途纪行》：“因渠私事，留于此地，今始告归寄家信。”“渠”作为第三人称代词，至元明时期已在北方汉语口语中消失了，但其用法仍保留在朝鲜燕行文献中。此外，燕行文献中还涉及了一些常用的语法词，如定中结构助词“的”、“底”以及“的”字短语，如赵珩《翠屏公燕行日记》：“与府尹酌酒叙别，颇有不平底心事。”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令掌库的取上色酒来尝味，其人即开罈满斟一钟进之。”顺治时期定中结构助词多用“底”，至康熙时期大多使用“的”。再如动态助词“取”，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去年春作一绝句，曰：鸭江西畔是辽城，匹马榆关半月程，买取蓟州数斗酒，燕京市工觅荆卿。”

朝鲜燕行文献还保留了若干口语词，这为清代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下面将其辑录出来，并结合其他材料，进行诠释和考证。

打横。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此地待客之礼，宾主例共一卓（桌），而尊客则不敢对坐，而坐于卓头，是谓打横。”按：打横是指围坐方桌时，坐在横边。该词常见于明清小说中，如《水浒传》第二四回：“武大叫妇人坐了主位，武松对席，武大打横。”《儒林外史》第四二回：“六老爷自己捧着酒奉大爷、二爷上坐，六老爷下陪，两个婊子打横。”

通共。顺治六年《阳坡朝天日录》：“跌相传杯，不问谁人，所传杯行到手，辄即接口，通共百余杯。”韩泰东《两世燕行录》：“以王薛所记算其道里，则燕京至中京九百一十里，中京去松山又八十里，则通共九百九十里计。”按：通共，副词，“共计”、“一共”之意。近代白话作品较为常见，如《红楼梦》第三四回：“如今我想，我已经五十岁的人，通共剩了他一个，他又长的单弱。”

捣谎。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以此见之，首译所传果是捣谎之说也。”按：捣谎，即撒谎。该词使用并不普遍，仅见于近代个别文学作品中，如《金瓶梅词话》第七回：“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这等捣谎？”

真个。李正臣《燕行录》：“初二日吾宿凤城主人王哥之家，真个清人也。”按：真个，副词，“真的，的确”之意。由词尾“个”构成的副词始见于唐代，如唐王维《酬黎居士淅川作》：“侬家真个去，公定随侬否。”宋元明清时期使用更为普遍，现代汉语中仅仅保留在某些方言中。

音问。李渲《燕途纪行》：“狼山以后频闻家乡音问，亦尝故国珍味，可慰客中愁怀。”按：音问，即音信、音讯。唐刘长卿《石梁湖有寄》诗：“烟波日已远，音问日已绝。”清恽敬《与庄大久书》：“为别十三载，不得音问七年，然私心拳拳，如终日侍左右也。”

吓、虾。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皇帝侍卫官谓之‘吓’，而我国误称‘虾’。是日金应瀗来言，通官见书‘虾’字大笑，曰：‘满音称侍卫为吓，何可作虾字云。’”按：侍卫，满语读音为“Hiya”，汉语音译一般写作“吓”、“虾”或“辖”。由于满语和汉语的接触和影响，当时汉语中出现了很多满语音译词。该词也见于清代文学作品中，如《儿女英雄传》：“当了个难的乾清门辖，好容易升了个等儿。”

中火。顺治元年《沈阳日记》：“葱秀山中火，瑞兴宿所。”成以性《燕行日记》：“朝与副使陪大君发行，中火于坡州。”赵珩《翠屏公燕行日记》：“十一月十三日，晴，发定州，郭山中火，夕到宣州。”按：查阅《汉语大词典》“中火”释为“在旅途或劳动中休息进食。”本人认为释义不确。“中火”一词多见于明清白话小说中，如《警世通言》（上）：“日光将午，到一村镇。江居下了驴，走上一步，禀道：‘相公，该打中火了。’”“中火”应指途中午休用饭。

可见，朝鲜朝燕行文献对明清时期的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葛兆光所言：“真正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既能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固执偏见，也能跳出‘以西方来透视中国’的单一模式，通过周边丰富文献资料和不同文化视角来反观中国，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6](p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