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登强，王 斌，江立华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筑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城镇化作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的动力源泉，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三十余载，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3 年的53.37%，年均提高1.02%，城市数量从193 个增加到658 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 个增加到20113 个。如此大规模、高速度的城镇化使数以亿计的国人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成果。但同时其粗放型、外延式的发展模式也累积了巨大的生态压力与环境风险。据相关资料报告显示，中国113 个重点城市中，目前有26%的环保重点城市、17%的地级市的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现有600 多个城市中有一半以上为缺水城市，有400 座城市供水不足，其中110 多个城市严重缺水①参见联合早报网：《中国环保重点城市 四分之一空气不达标》，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cnpol/story20111108-139511，2011-11-08。。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生态危机对人类健康乃至国家安全都构成了威胁，城市不堪重负、城市病积重难返，农村凋蔽、衰败情形日益严重。这些社会事实折射出了我国城镇化的深层悖论：一方面，传统城镇化理念带来的只有数量忽略质量的城镇化模式，又束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市中的生态议题日益获得居民的关注甚至间歇性地诱发群体抗争，生态环境恶化已经开始倒逼城镇化的转型；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寄予厚望，希冀通过城镇化进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在平衡资源环境的承载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我国城镇化率又必须保持稳步的提升。因此，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引擎，城镇也成为资源消耗最多、环境压力最大的生态“凹地”，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传统城镇化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重新思考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可行路径，积极引导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城镇化发展的全过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对于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们生活环境质量的改善，最终实现城乡社会的整体性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城镇化与生态文明的历史谱系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长期和谐共处的智慧结晶，它包含着人类改造自然及其在此过程中人类被自然所形塑的双向过程。一方面，优渥的生态环境直接孕育了原初的“基型城市”，并影响了东西方城市发育的不同进向。西方世界的城邦诞生于公元前12 世纪的爱琴海周边，由于海岸线狭长和岛屿林立，便造成了一种以经济交换为核心的分立型城市群；而我国的城邑多发轫于河流冲击平原和广袤的内陆地区，由此形成的城市则以服务政治为特点。[1]另一方面，人类也通过对城市的建设来利用和优化自然环境，以期创造出适宜定居且可持续的外部生态。因此，在城市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生态文明始终伴随着其前期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但自现代性向全球范围大规模蔓延以来，长期与城市共存的生态文明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情况下，也逐步被强调理性的工业文明所湮没。

作为一个极具反思性的学科，社会学长期以来都在思考生态文明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未曾直接论述城市生态学，但其生态哲学中所蕴含的“人化自然观”却为当代的现实提供了深刻的借鉴。在马恩看来，城乡的割裂实则反映了资本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离，也是导致劳动异化的根源所在，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是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关键。[2]而芝加哥学派创立的关于城市研究的人类生态学，则对社会群体适应城市环境的过程展开了实证性的研究。它将城市视为一种生态秩序，其中包含了共生性与竞争性、入侵与继替等性质和过程。不过，人类生态学过于偏重利用生物学的隐喻去观照城市生活，片面地把人类行为视为一种自然的适应，并对生物和文化两个层级进行截然的二分，[3]因此它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后期的人类生态学逐步向文化生态学蜕变，但由于功能主义范式的钳制，它仍旧没有洞察到城市问题与生态环境恶化的本质性原因。

随着城市生态问题的日渐恶化，早期城市化方案日益暴露出了内在的积弊，而这些弊端并不仅仅是单一的社区文化失调或城市规划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由现代性所诱发的人为工程对生态自然形成的持续性侵占。生态后现代主义对当前的城市缺陷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回应，它认为，早期的现代社会理论塑造了我们以客观主义、理性主义、机械论世界观、还原主义和科学主义等观感去理解世界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与自然被切割成彼此分离的两级。在此基础上，生态后现代主义为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诊治方案，即在我们时代中去重新认识被现代性所否弃的自然和地方的概念。[4]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生态后现代主义为城市化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指导，但它是基于西方社会的高城市化率现状而生成的理论概述。由于我国的城镇化是后发现代化的结果，且现阶段城市化率仍处于中端水平，因此我们不可盲目地迷信生态后现代主义，而必须认识到本土的生态文明和城镇化建设有其独特的谱系、任务与重难点。

从我国具体的情况来看，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宏观的政策指向，最早见于党的十七大报告。而2012 年的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此，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观成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最终把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进行了关联性的阐释。《规划》提出：“通过改革释放城镇化发展潜力，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央制定的政策导向也使得地方政府也在不同的时段相继展开了对生态宜居城市的区域化探索，如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从2007 年起便开始着力于打造“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而成都、扬州、宁波等地则提出了“田园城市”的建设理念。不难发现，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不仅辩证地处理了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维存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有利于化解当前城镇化过程中所突生的问题与风险，进而实现我国城镇化由粗放型向集约化和精细化的升级。

三、生态文明对当前城镇化的要求

生态文明与狭隘的、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工业文明有着完全不同的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环境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强调人类行为的自觉与自律。更为重要的是，生态文明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因此，它为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设定了更加长远的发展规划。

第一，要确立城乡兼容的城镇观。诚如前文所述，工业化进程撕裂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的融洽关系，并造成了城市与乡村相互对立局面。同时，我国的城乡关系也有其独特的生成脉络。一方面，我国规模性的工业化开展较晚，城乡和谐的观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规范着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并因此积累了大量关于城乡一体的“地方性知识”；[5]另一方面，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城镇化格局是一个极为晚近的“发明”，它肇始于我国后发现代化的初期，并以上世纪50 年代末户籍制度的确立为成型标志。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创造了城乡间巨大的价值“剪刀差”而适应了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先在取向，从而导致了城乡间发展的失衡。从根本上讲，城市与乡村的理想关系应该为关联共生，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与互为环境。因此，我国自2008年之后所推进的城乡一体化政策，其关键目的便是要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来破除城市与乡村的长期对峙。而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则是在要立于城乡一体的基础之上，重点把握好自然环境的根基与宏脉，科学地构建城市与农村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进而助推城乡由一体化向着更加美丽、持续和更具容纳力的方向前进。当然，以生态文明作为指引，强调城乡兼容，就意味着城镇化建设不能只青睐于对大型城市的盲目投资，一味地去消灭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反，我们要把农村文明作为城市文明的组成部分进行保存、吸收和发扬。更为细致地讲，城乡兼容的有效路径就是要努力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尤其是在乡村生态建设方面，既要做到城市的污染源不粗暴地向农村转移，又要在生态基础建设方面加大对乡村的投资。

第二，要探索建设生态城市的战略规划。生态文明和城市化的有机融汇，必然会形成生态城市（Eco-city）的建设理念。简言之，生态城市即是生态健康的城市，是紧凑、充满活力、节能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聚居地。[6]我国的城镇发展需要贯彻生态城市的建设规划，并强调从城镇的生产、生活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各个层面实现低碳排放。生态城市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并在此基础上转变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方式。探索生态城市的战略规划，可以从以下三点入手。其一，建立完整的生态城市体系和健全目前的法律系统是现阶段的首要步骤。其二，必须将土地使用的性质和品质作为打造生态城市的关键所在，而非片面地强调土地使用的强度和方式。在政策、法规或市场交换中，有意识地向那些能够激发土地使用品质的城市规划倾斜，并合理管制单一追求市场效益、“野蛮生长”的城市建筑群。其三，健全城市生态的考察指标，推进科学发展。大部分生态城市的建设目前都只以注重环境层面为主，而对于实际执行有关政策和相关组织运作监督等方面，其并未纳入评估范畴。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政策的执行层面纳入到考核的范围之内，以使指标群更为完整。

第三，要落实集约型的城镇建设布局。透过空间的视域来看，城镇化的实质是土地利用率最大化的一种经济形式。但如果通过生态文明的标尺来重新丈量现阶段的城镇化，那么城市建设的布局就必须放弃那种短视的可见性增长，而要将重点置放在长远的生态效益之上，并积极思考集约化的城市布局。而要落实这一布局，就得用足、用活城市的存量土地，减少盲目的空间扩张；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尽量拉近生活区和就业区距离，降低基础设施的离散程度，以减少房屋建设的消耗以及通勤成本。同时，我们还要按照“紧凑城市”（compact city）的用地规划，深挖城市空置土地的潜在能量，尤其是针对那些空闲、荒废和被污染的土地，可以尝试改变土地性质或追加科技的投入来达到循环利用的效果。而且，集约型城市要注意保持对生态环境的“零存整取”，保护农村和城区中重要的开阔地，作为生态功能区加以利用，提高城镇的人均绿地面积。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基建设施，包括学校公共交通、高速公路、下水道、废物处理和其他公用设施，完善城镇的居住服务配套能力，以有效降低城镇开发过程中的经济成本、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当然，集约型城镇的布局也需要预防局部区域的过度拥挤，同时也要警惕优势叠加形成的“马太效应”而导致资源的非均衡性加剧。

第四，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当前我国的城镇化面临着“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困局。从理想类型的角度来看，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反映在城镇化上便体现为“以人为本”和“以地为本”之间的分野。前者旨在为城镇居民提供更为优质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福利，而后者则只在意城镇商业用地的存量和增量，以期创造最大的交换价值。在工业文明的语境下，城镇化过程中的“地”已不再是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乡土”，土地作为一种商品形式被过度消费后，不仅被日渐抽离掉了自然的根本属性，更使得城镇化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错置。“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就是要彻底地与“以城为本”和“以地为本”的陈旧模式进行彻底的决裂。总的来说，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在城镇发展中展现出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良性互动格局。一则，我们需要把关心人、尊重人的宗旨具体贯彻在城市化的战略之中，以满足人们休闲、游憩和观赏的需要，使人、城市与自然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良好生态系统。[7]二则，我们还要努力建立一套完整的公众参与机制，实现广大群众对于城市生态建设的愿望。只有充分反映民众的需求，才能促使公众积极地参与其中，形成关注城市生态和保护自然环境的自觉行动。

总之，城镇化是工业化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我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不能重走西方国家所走的“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先开发后保护”的传统路径和增长模式。相反，我们必须适应生态文明的需要，实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相互促进。从某种程度上讲，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必须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进行，而当前困题的破解也正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深化实施的具象空间。

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合理路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我国城镇化是在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推进的，这决定了我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换言之，生态环境及其所衍生的各类社会问题突显为我国城镇化健康运行的掣肘，而实现生态文明也顺势成为了我们新型城镇化的初始动机和终极目的。因此，从总的方向上看，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结合需要重点走出以下六步。

一是，走城乡统筹发展之路，加快消除机制障碍，推进资源均衡配置，平等共享发展成果。如果说马恩从劳动异化和阶级矛盾的角度论述了城乡分离的危害性，那么，霍华德于1898 年所著《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 of Tomorrow）一书，则进一步地从城市规划和理念锻造方面对城乡统筹道路做出了深刻的描述，“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8]霍氏所言的“新的文明”，在当下的中国也就主要表征为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的高度融洽。具体而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下，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落实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同工同酬制度，创新面向“三农”的金融服务，加快农业保险产品创新和经营组织形式创新，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合理安排市县域城镇空间布局，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推动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城乡联网，加快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引导更多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投向农业农村；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健全有利于农业科技人员下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先进农业技术推广的激励和利益分享机制，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二是，走四化同步推进之路，创新转型驱动要素，实现融合同步发展，缩减生态环境代价。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信息化具有后发优势，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而伴随着工业革命向信息革命的升级，如果再将城市化等同于工业化，就势必会形成一种滞后的城市建设理念，进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向好发展。[9]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取决于它能否找到一个继往开来的合适契机或有利“拐点”，走四化同步推进之路，能将生态文明建设从精神内核上与新型城镇化进行有机的关联，也能有效地推进我国的城镇化从“要素驱动”转型为“创新驱动”，并以此为基础升级为“生态驱动”。合理计算工业对环境的消耗程度并予以计费，减缩生态代价，建立基本完善的环境资源价格核算和收费标准，初步完成环境资源的价格改革，通过新型工业化来提升生态建设的科技含量。打造环保信息服务网络，促进区域生态信息的互联、互通。

三是，走生态环境建设之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实行有偿使用制度。走生态环境建设的新路子，并不是要割裂自然环境与社会系统和主体行动者的关系，而是要越发重视环境与城市社会的互动机制，将“人在环境中”的核心理念彻底地贯彻下去。在此，我们要注意三方面的内容。首先，建立生态文明考核评价机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完善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其次，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完善以预防为主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再次，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电、用水、用气等阶梯价格制度，制定并完善生态补偿方面的政策法规，切实加大生态补偿投入力度，扩大生态补偿范围，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同时要预防生态建设“不接地气”，脱离群众所需，全力杜绝将城镇生态环境的美化搞成形式主义或“面子工程”，走上盲目、功利的“伪生态建设”的歪路。[10]

四是，走生活方式转变之路，倡导低碳消费模式，强化生态风险意识，借用价格调节杠杆。城镇的健康发展是一个集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多边共赢的动态过程。因此，新型城镇化的转型离不开对居民道德的培养，而要对道德进行的有效的塑造也就需要从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着眼。走生活方式转变之路也是从“生态”到“心态”的反思性超越。经典时代的社会学家认为，城市引起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沃思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一文中，就曾不乏深刻地指出：“彼此缺乏情感纽带的个体紧密地生活、工作在一起，培养了一种竞争、扩张和自利的精神”。[11]而随着城市中消费形态的凸显，这种都市精神所引发的行为方式也进一步助推了高能耗的生活节奏。所以，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无疑会改进人们的消费方式和工作目标，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我们需要认识到，仅仅依靠制度的刚性束缚并不能为新型城镇化创造长期而健康的运行条件，只有合理转变居民的生活方式才能为其提供行动者的主体基础。具体而言，现阶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引导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首先要通过学校教育和社区活动来传递环保的“正能量”，将低碳生活和绿色出行塑造为时尚的都市生活风格，鼓励社区建立环保自组织，通过归属群体内部的合作、监督和竞争来形成绿色生活的长效化和日常化；其次要通过多元的媒体手段来强化居民关于生态危机的风险意识，推动居民生活方式的“生态自觉”；再次要借用税收和价格的杠杆作用，对非环保的易耗品和不可再生资源进行阶梯式的征税或收费，改变居民“高碳耗”的生活习惯。

五是，走人文城市创建之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强化文化传承创新。事实上，生态文明作为人与自然互动的产物，既包含了自然环境的因素，又容纳了人文情怀的关照。因而，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绝不能以牺牲其长期积淀的人文精神和城市个性为代价。但反观现实，我国各地的城市建筑大量地参照了西方模式，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大广场、宽路面、高楼层的建筑样态，形成了“千城一面”的异化现象。究其因由，是规划者忽略了本土城镇的文化底蕴和独特功能，从而造成大多数城镇有产业而无生活、有生活却无品质的处境。我们还要看到，城镇化不仅仅是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重塑社会信任和社会共意，提高城市文明和精神价值。这里面既要做好千年历史的文化传承工作和保护地方城镇文化之根系，又要与时俱进、引进现代先进文化艺术，丰富本地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城镇文化是赋予聚集城镇的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亦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具体而言，一方面，我们必须真正领悟与实践工业化进程的真谛，即着眼于城市现代化的公共管理体系、大众交通体系、社区服务体系和标志性文化积累。同时，我们也必须合理地借鉴后生态主义、后工业主义的视野来看待和设计城市的功能，使居民的需要和自然的保护达致平衡，[12]注意保护本地的历史遗产、建筑设施和人文景观，在城镇发展中展现各自丰富多彩的文化多元性差异性，并合理运用市场手段唤起沉睡的地方文化资源。

六是，走多元协作跨越之路，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健全分工协调机制，开展分类试点示范。生态文明指引下的新型城镇化要得到实质性的进展，就必须坚持多主体合作、多阶段嵌套和多层级互补的原则，即迈出一条多元协作之路。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不是一个只关注城市内部或者城乡之间的单一工程，相反，它是一个涉及到各类社会要素、各种社会主体相互支持的开放性系统。新型城镇化也不啻为一种有形的、可视的城镇物质态建设，其更应该是生态建设与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匹配的一系列推进措施。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生态文明指引下的新型城镇化，既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过程，又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过程。首先，我们要依靠政府搭建起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制度、机制、教育及道德的平台，形成国家立法或政策上的指引。其次，政府还需要与各类社会组织形成贯彻生态城市建设的社会监督和社会舆论。也就是说，新型城镇化不可能完全在自由市场的逐利过程中自发形成，也不能单方面地依靠社会力量去进行草根式的自主推动，政府有必要而且有责任通过第二只“有形的手”，去促进生态文明和新型城镇化的正向互构。再次，对需要深入研究解决难点问题，如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建立创新行政管理、降低行政成本设市设区模式，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等，要选择不同区域不同城市分类开展试点。

从本质上看，在生态文明背景下走新型城镇化之路，就是要积极否思“旧式现代性”的沉疴，并敢于迈出“新型现代性”的坚实步子。这种新型现代性的精神理念指向的是“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共存、人和社会双赢，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13]因此，以生态文明来指导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是一次城镇发展“范式”的更新，它不单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策略逐步从“无感增长”向“有感发展”的转型（郑杭生语），更说明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绝不回避自己对于全球生态治理的责任，进而在不断探索新型城镇化各项可能的同时，完成本土经济社会转型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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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