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玉珍，卜清平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在当今时代，全世界都处于风险社会的阴霾中，风险无处不有，无处不在，生态风险、技术风险、制度风险、核风险、基因风险、化学风险等各式各样的风险，已经突破了人类所能控制和感知的范围，风险社会内在特征及其裹挟着工业社会原有的风险导致了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重组。在工业社会，有权势群体在获取社会利益的同时还可以通过自身权力和资源来抵御和转嫁风险，但是在风险社会，尤其是在终极风险面前，不分阶级、职业、民族、种族和地域的限制，人人平等，都要遭受风险的打击和摧毁，对原有的以财富分配为主导的工业等级社会结构和秩序进行全面的消解和重构，形成一个去阶层化、去中心化，个体化和原子化的平面风险社会结构。

一、一个社会问题：风险分配的阶层化趋势

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都称得上是“风险”社会。在传统社会，生存是人们面临的最大困境和主要风险，在自然灾害、暴力等传统风险下，人们艰难地生存；到了工业社会，人们不仅面临着传统自然风险，还要面临着各种人为风险，如制度风险、技术风险等，这些风险大部分都与人们所拥有的财富、阶层等级地位相关联，由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社会结构不平等所形成的阶层风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在风险社会中，人们不仅面临传统风险，还面临着更频繁更具有破坏力的人为风险，这些风险是工业社会风险的升级与进化，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核风险、生态风险、基因技术风险、化学风险等，此时风险具有复合性、民主性等特点。三种不同社会形态的风险表征我们的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处于一种风险状态，只是风险的强度与烈度不同，人们的风险意识和对风险的感知不同。

作为一种现代性反思的产物，贝克使用“风险社会”用来描述当今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在其风险社会理论中，风险分配被作为分析风险社会的核心概念和议题，并从社会的运作逻辑提出风险分配，认为“其像财富一样，风险总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1](p36)，由此提出了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两种分配逻辑，即财富分配是工业社会的运作逻辑和轴心，而风险分配是风险社会的运作逻辑和轴心。在这两种类型的分配中，对应着两种阶层结构类型，即有权势阶层和弱势阶层，同时也与两种风险地位群体相关联，有权势群体与低风险地位群体相关联，而弱势群体则对应着高风险地位群体。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风险分配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风险分配的具体实践来看，不同的风险地位群体在风险分配过程中相互争夺风险分配的所属权，因为拥有风险分配权的社会成员和群体面对灾害、危机与困境时所承担的责任、义务及利益与被动承担风险的社会成员和群体不一致，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拥有风险分配权的社会成员和群体承担的责任少，通过转嫁风险承担义务来获得高额的利益，即希望拥有的财富越多越好，相反，被动承担风险的人们希望风险分配越少越好。由此笔者认为风险分配是社会成员和群体面对灾害、危机与困境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及其利益关系的总和。责任、义务和利益是风险分配的三个维度，责任从社会道德属性的层面来界定社会成员对风险的分担；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拥有更多权力和资源的人们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规避风险和减缓风险的破坏作用；利益是风险分配的核心，风险分配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围绕利益的分配而进行。

目前人类正生活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的时代，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不断交织的复合过程，风险分配通过自然机制、转嫁机制和传递机制发挥着作用[2](p114)。在有权势的阶层对自我利益的获取、维持、强化和对弱势群体利益剥夺、压制和强迫下，当前社会呈现了风险分配阶层化趋势，即与权势阶层相联系的低风险群体面临较少的风险，与弱势阶层相联系的高风险群体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例如在自然风险面前，地震中大量倒塌的往往是民房，而很多政府大楼和富人别墅区却安然无事；面对国内奶粉危机，经济实力雄厚的人们就会购买国外高价格的奶粉来规避风险，这些例子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风险分配阶层化趋势导致和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结构的更加扭曲，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如何规避风险分配阶层化所导致的问题有赖于我们对风险分配的准确认识，本文将对不同社会形态，即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风险分配所形成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结合我国实际提出规避风险的行动策略。

二、工业社会：财富与风险分配的不平等性

在工业社会中，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所产生的问题相互重叠和交织，影响着社会结构，社会生产的财富通过社会中的不平等而又“合法”的形式实行分配[1](p16)，而风险作为一种“延迟的副作用”和“意外的后果”进行生产、分配和影响，风险本身是作为技术—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功能。这两种分配模式都会导致社会的不平等性，风险分配所导致的不平等性附属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性。

1．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性。在传统工业社会，正如贝克所说，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我饿！[1](p50)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物质财富的相对稀缺和匮乏，人们为了生存和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物质财富和各种稀有资源成为人们相互竞争和争夺的对象，在弱肉强食这一机制下人们因能力、知识、职业和关系网络等各不相同，最后其所获取的资源、财富和权力也不同。因财富和权力的差异，社会形成了较为固化的等级结构。

财富分配是以阶级或阶层而定的并附着在阶级模式上，形成作为社会阶层结构核心的社会结构。阶层结构是权力、财富、声望的集合体的层化状态，无论哪一种标准的社会阶层结构分层都与社会财富相关联，经济精英阶层在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之中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获取更多的额外的财富，权力阶层可以利用权力的空间进行权力寻租，文化阶层可以利用文化资本获得权力和财富，而社会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方面都处于全面弱势状态。纵观当前我国转型期的社会发展，财富分配的矛盾和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基尼系数逐步升高，人们的财富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差距悬殊，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公正合理地加以调节和解决，社会结构有可能面临着断裂的风险。

2.风险分配的不平等性。日常生活中，某些社会成员和群体比其他社会成员和群体受到更多的风险的影响，不同的群体和个人由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能力不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也不同，并且社会风险往往是由有权势和资本的群体所制造和产生的，他们可以利用社会结构的力量去转移和规避风险，而社会弱势群体和个人就只能承受着社会风险对他们的侵害，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去改变自身的状况，结果形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体现了风险分配在不同阶层的不平等性。

工业社会风险分配的不平等性和不公平性，使社会日益形成两大风险阶层结构。低风险阶层即权势和精英阶层通过共识共谋生产和制造风险，他们的“决策往往并不是由无数个体草率作出的，而是由整个专家组织、经济集团或政治派别权衡利弊得失后所作出的”[3](p28)，并且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使风险以隐蔽的形式“合法化”，从而规避风险，他们往往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使弱势群体暴露在风险中遭受风险无情的打击。当前我国社会结构仍然是一种底层最大、中层与高层较小的“金字塔型”结构[4](p58)，此种社会结构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社会结构，具有很大的张力，当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引起社会动荡，所有的人们都会受到动荡的冲击。

三、风险社会：终极风险面前人人一律平等[5](p134)

如贝克所说，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述为：我害怕！[1](p50)在风险社会时代，追求共同安全已经成为每个社会个体行动取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不安全即风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风险社会结构的分层中轴悄然发生了改变，不再以财富多寡作为社会分层的核心，风险分配作为一种社会结构重要的分化和组合力量，和其他的因素一起形塑现代社会结构和现实形态，共同推动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走向[6](p2)。

风险分配是基于对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逻辑的判断，风险社会的风险与工业社会的风险是有着本质的区别，风险社会的风险分配具有去阶层性和地方性，风险的影响超越了地位、阶级、民族、地域、国家等界限，社会风险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在“终极风险”面前，权力、财富、地位等都将失去力量，都承受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后果。如贝克所说：“迟早风险也会影响那些从风险中获益的人，包含着一种打破了阶级和民族社会模式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富裕和有权势也在所难免”[1](p21)，并且无处可逃。

对于那些在工业社会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能力的低风险阶层来说，他们往往生产和制造风险来获取高额利润，并将风险通过制度化的合法手段转移到其他群体，可以根据风险认知和科学理性预测风险及其后果。在风险社会，他们也会受到飞去来器效应的影响，在整体和平等的基础上，风险打击所有的人，[1](p42)终极风险是平等的和民主的，“地下水中的硝酸盐成分并不会在总裁的自来水龙头前止步”[3](p60)，这将打破各阶层、种族、国家之间的隔阂，从实质上说，财富分配是等级式的，风险分配是民主式的，就如“化学烟雾是民主的”[1](p38)。

终极风险面前人人一律平等是由风险的本质特征具有飞去来器效应所决定的。相对于平等是阶级社会里的价值诉求一样，安全则是风险社会的价值诉求。人类所有行动都被卷入到风险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风险成了当代人类的一个基本生存环境[6](p6)。社会结构及其与社会行动者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超越阶级和身份的个体化社会正在形成[7](p488)。对风险社会来说，风险分配全面消解和重构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形成一个去阶层化、去中心化、原子化和个体化的社会，也是一个风险均等分担的平面化社会。这种社会结构的要素不再由阶层、群体作为主体而组成，而是由个体作为主体而组成。每个个体都必须接受风险对他的“馈赠”，属于纯粹的“风险公民”，他们都对风险认知有着理性的理解，且他们的行动都依赖于各种制度。社会中个体按照分工各司其职，发挥着不同的满足社会结构所需要的功能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平面化风险社会的公民具有高度社会化和理性化意识。

四、风险逻辑：风险分配对社会结构的形塑

通过对上述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两种不同的分配逻辑的分析，可以得知，在以财富分配为逻辑的工业社会形成了一个等级化的社会结构，而在一个以风险分配为核心的风险社会形成了一个去阶层化、去中心化的平面社会。这两种社会结构相互勾连，工业社会是对传统社会的推翻和重建，而风险社会是在工业社会内部进行消解和重构，两种社会形态的风险形成一种叠加效应交织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说，风险社会结构是一种有着工业结构性的复合性社会。通过对这种复合性社会结构分配路径的分析有助于更好把握风险社会的逻辑，笔者认为目前风险分配对社会结构形塑的逻辑主要沿着阶层结构、时间和空间三条路径。

1.阶层结构—风险分配。社会的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是相互强化的，从分配方式上都是以阶层而定的，形成一个等级社会结构。弱势群体面对风险威胁的可能性更大，有权势群体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规避和转嫁风险，“财富可以购买安全和免除风险的特权”[1](p36)，这使不同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明显，贫穷招致不幸的大量风险，由此会产生很大的外向张力，社会结构因而缺乏灵活韧性，群体之间的矛盾和风险逐渐凸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和良性运行存在着威胁。此外，不同社会的风险分配状况还取决于社会的分配制度[8](p36)，有权势的阶层获取高额利润并且使风险以隐蔽的形式“合法化”，相关制度安排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制度主义者的贝克和吉登斯，认为风险存在于一个由制度性结构所支撑的风险社会中，[9](p28)那么建立一个公正、合理良性的制度是解决结构型分配逻辑的关键。

2.时间—风险分配。风险的时间结构逻辑是沿着“当下—未来”的路径进行分配、传递与转移，由于这种风险往往具有隐蔽性和较大争议性，难以计算和预测，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清晰地认识风险及其危害，例如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影响到目前仍是未知数。对于风险沿着时间路径进行分配，一方面依赖于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发达程度，能够通过科学的分析与计算风险的可能性来减小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依赖于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与解读，因为风险既可以被放大，也可以被缩小和改变；同时还依赖于人们对风险的预期，这种预期是对未来更大风险的一种识别、诊断、预防和行动策略。

3.空间—风险分配。风险往往具有时空的复合性质，沿着“当下—未来”的时间结构路径进行分配与传递总是与空间结构相关联的。风险分配以中心—边缘结构为基础向边缘展开，由中心地带生产和制造出来并不断从中心向边缘扩散，而风险中心所生产出来的风险会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以合法的形式被转移出去，而边缘不仅承担自己所生产的风险，还要承担被转嫁的风险。空间结构分配逻辑不仅与群体相关联，更与区域性和全球化相关联，风险从世界的中心向边缘进行分配和转移。在工业社会，风险沿着这样的空间路径进行分配，位于世界中心的国家可以转移和转嫁各种风险，而相对处于边缘的国家为了自身发展也只能默默承受转移而来的风险；而在风险社会时代，风险已经消弭这种空间格局的差距，形成了超越阶级、民族、地域的界限的风险公民，风险对于任何社会成员和群体来说都是民主的。全球风险突破了地域的藩篱而全球弥漫，全球变暖导致冰川融化、大气污染等就是其最后的印证，不同的个体如何协同发挥各自的作用抵御和减缓风险成为风险社会时代的重要实践。

小结

工业社会财富分配所造成的风险，使人们把平等作为工业社会的价值诉求，而在风险社会，人们的价值诉求发生了转向“，安全”需要取代了“平等”需要的价值诉求。风险社会并不是一个“危险性增大的世界”，而是一个关注安全和未来的世界；风险在伴随着危险、毁灭的同时，还昭示着生机、希望和未来[10](p145)。

在“压缩的现代化”背景下，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分层的中轴从政治—身份变为经济—职业。在再分配体制下，身份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基础[11]，而政治身份在分层中又占有显著的位置；市场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社会分层的标准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陆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化作了总体分析，以组织、经济和文化资源作为社会阶层的分层标准，将我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12]，职业成为社会分层的指示器[6](p2)。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步入了风险社会时代[13](p20)，社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不同阶层承担的风险各不相同，社会结构又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

当下对社会风险的正视与治理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在现实层面并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作为工业社会副产品的风险分配问题在风险社会成为了核心问题，二者常常相互交织并共同影响着社会结构的演变。因此对风险的正视和治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对风险的正视需要人们加强对风险的认知和识别程度，风险意识提高，人们在风险面前会更加主动地采取保护防范措施，人们更有能力进行预测和有效规避不必要的风险，或者使风险的危害程度减小到最低；其次，需要正义合理的制度安排，控制社会贫富差距。通过相关制度的安排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减小不同阶层之间社会贫富差距，把人为的风险控制在社会承受能力之内；再次，要优化社会结构。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结构是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阶层结构，即“橄榄型”社会，中产阶层是社会矛盾的有效缓冲层，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原因，其社会财富分配是相对公平的，对社会风险承受也是具有极大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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