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寿平

(南宁市社会科学院 经济发展研究所，广西 南宁 530000)

城市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实证分析
——基于上海市的实证检验

吴寿平

(南宁市社会科学院 经济发展研究所，广西 南宁 530000)

论文在构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模型以及全面系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检验两方面深入探讨了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融合发展机制。结果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综合评价指数呈现波浪式的变动，而发展度与融合度均呈现周期性的波动，验证了融合度并非沿着45度射线跃迁。此外，融合度是一个逐级跃迁的动态过程，初期需较长时间进行调试，达到初中级融合阶段后，则较容易短期内跃迁至更高水平的融合发展。

城市化；工业化；融合发展

“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二者的互动发展越来越紧密[1]，但是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刺激经济增长的环境下，经过30多年后遗留下了诸多弊端，并且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和上一轮改革红利消耗殆尽，而新一轮改革又遭遇诸多困境，经济转型任重道远。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朱红根等，2007)[2]，并且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刘吉超，2012)[3]，是城市与工业的生命力所在(童有好，2009)[4]，更是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因此，深入研究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及构建和谐生态城市而言具有显著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关研究在国外较早就进行了探讨，主要集中于理论与模型框架的研究。恩格斯(1847)[5]很早就提出了“城乡融合”概念，而巴顿(1986)[6]从微观的角度阐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聚集经济理论。之后，刘易斯(1989)[7]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发展联系起来，提出了“二元经济论”。同时，钱纳里和赛尔昆(1989)[8]着重探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并且提出了结构变革论。

随着城市的急速膨胀导致“城市病”日益突出和工业发展困境，针对这种情况，国内学者对城市化与工业化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钱纳里标准值法、国际标准值法、协调发展度模型等方法测算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关系(姜爱林，2004[9]；景普秋、张复民，2004[10]；侯小卫，2011[11])，普遍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耦合协调关系，并且认为工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城市化的过程是工业结构持续优化与升级的动态变化过程(改革杂志社专题研究部，2012)[12]。另外，还有些学者则侧重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阶段评价研究(王岳平，2004[13]；张永梅，2004[14])，并进一步判断城市化与工业化在发展阶段上是否协调一致(李霞、朱艳婷，2012[15]；张晓阳，2012[16])。多数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协调发展(郝华勇，2012)[17]，也有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存在失调和衰退(李国平，2008)[18]。此外，还有学者对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互动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郭文炯，2007[19]；赛迪研究院，2010)，以期从中寻找到适合我国的发展模式。

综上可见，目前学者对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界定、阶段判断和模式选择等方面，导致现有的研究只停留在表层，鲜有就城市化与工业化二者融合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深层次论述。此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综合评价指标尚未能够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城市和工业发展的水平、质量和结构变化等方面，指标覆盖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导致实证考查中可行性较弱或结论不真实。基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拓展研究，一是构造较为全面系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核算出能够综合反映城市和工业发展的水平、质量和结构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指数；二是构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模型，从理论和实证检验两方面深入探讨二者内在的融合发展机制。

二、理论模型

耦合的实证思路不同于传统实证方法，其能以传统论的思想综合而全面分析不同变量之间的协同变动，而不用考虑变量间的因果关系(逯进、周惠民，2013)[20]。耦合体现了系统从低级向高级、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同时还强调了系统之间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谐发展的程度，即蕴含着发展的“量扩”和协调的“质升”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逯进、周惠民，2013)[20]。从本文研究的目的来看，耦合的实证思路适用于城市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研究。融合发展包含了融合与发展两个方面，体现为系统(及子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分裂与融合的演进过程以及系统内各要素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因此，假设系统内相关函数具有严格拟凹性和规模报酬不变以及系统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在“城市化—工业化”的系统中，城市化与工业化系统存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融合演化关系。那么，现实状况会是这样吗？

(一)基本模型

1.系统发展模型

Tt=aC(xt)+(1-q)I(yt)

(1)

其中，q、1-q分别为城市化与工业化两个系统的权重，依据城市化与工业化两个系统对综合系统的同等重要性，可以考虑将权重取值为0.5。

为了更直观的描述系统发展模型，根据(1)式定义为C(x)与I(y)的二维平面坐标(见图1)。其中T1、T2、T3表示系统等发展线，每条等发展曲线越超东北所代表的发展水平越高，并且意味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存在替代效应。

图1 等发展曲线

2.系统协调模型

协调度是度量系统内部要素之间或系统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体现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吴跃明等，1996；郝华勇，2012)[17][21]。协调度计算公式为：

(2)

式中j表示调整系数，其取值范围为j￡4，基于本文涉及城市化与工业化这两个系统，可以考虑j=2。Cut表示t年的协调度，其数值越大表明城市化系统与工业化系统的协调程度越高。

3.融合发展模型

系统发展模型只能够反映出城市化系统与工业化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无法反映出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而协调度模型只能够反映出综合系统的协调程度，无法反映出综合系统的发展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将系统发展模型与协调度模型进行整合，构造“城市化—工业化”综合系统的融合发展模型，其公式为：

(3)

其中，Dt为t年的融合发展度，其等级划分及标准如表1。

(二)融合发展分析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是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更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必然阶段。近年来，学者们提出了“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以及“逆城市化”和“隐形超城市化”等城市化发展模式①。但是都没有真正解决城市化与工业化如何融合发展，缺乏对二者实现融合的收敛、协调演进以及系统之间如何融合跃迁的发展路径进行深入的探讨。

表1 融合发展度等级划分及判断标准

D值类型D值类型0.000～0.299严重融合衰退0.600～0.699初级融合发展0.300～0.399中度融合衰退0.700～0.799中级融合发展0.400～0.499轻度融合衰退0.800～0.899良好融合发展0.500～0.599勉强融合发展0.900～1.000优质融合发展

假设存在行为人(政府)可选择城市化或工业化发展政策具有一定的倾向性。那么我们运用埃奇沃思盒来对系统融合发展模型进行描述(见图2)。OFF′的扇形区域为城市化与工业化两个系统间融合的可能集。具体来说：

图2 城市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模式

首先，假设某地区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融合度始点为d点，然后随着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经过一段时间后，融合度由d点跃迁到A点，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化实现了初级阶段(即工业化初期和城市化前期阶段)的融合发展。

其次，在A点将可能出现3种发展趋势，一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由A点跃迁到B点，共同达到更高融合水平；二是城市化进程快过工业化进程(超前城市化)，由A点转移到A″点，随后由A″点向B点移动；三是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滞后城市化)，由A点向A′点移动，随后由A′点向B点转移。值得注意的是，A′、A″点是两条发展水平线的交叉点，即A′可以朝T1或者T5发展水平移动，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发展趋势，一种为工业化水平提升向城市化收敛，另一种为工业化衰退向城市化收敛。同理，A″点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由于“城市病”的出现导致城市化进程缓慢，甚至倒退，由A″点沿着T1发展曲线向A点移动；也有可能城市达到一定规模后，发挥“城市效应”，吸引生产要素的集聚，从而加速城市化进程，由A″点沿着T5发展曲线向B点移动。

之后，到达B点②，城市和工业都达到了一定水平，假设城市化和工业化均到达了中期，这一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时进入快速发展期，城市化率为30%～50%，二者的互动性增强，城市逐步完善其各项功能，工业则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城市提供庞大的人口支撑，并且工业创造的财富相当一部分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城市建设，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城市各项功能。从而B点向C点移动，不断提高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水平。到达C点后，假设工业化达到后期，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城市化与工业化进入融合发展快速期，最终到达M点(完全融合期③)。

综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过程是一个动态波动的过程，在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过程中不断的靠拢→失调→收敛(融合)。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前期，融合程度较低，出现的波动较大，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融合程度也不断提高，并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融合路径并非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

三、指标体系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体系

基于此，综合考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居民生活、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5个衡量类型17个指标来综合评价城市化水平；从发展水平、发展质量、科技创新、经济效益和结构变化5个衡量类型17个指标来综合评价工业化水平(表1)。

(二)指标权重确定

多指标评价体系的权重确定方法有多种，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城市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具体操作步骤分为：构建层次分析结构模型、建立A-B判断矩阵、计算判断矩阵、归一化处理。由于篇幅有限，具体的计算过程这里就不再列出。

表2 城市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化发展水平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第三产业比重社会发展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城镇登记失业率(-)居民生活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人均消费支出基础设施城市用水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数、人均住房居住面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生活环境绿化覆盖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环境保护投资指数、环境卫生投资额工业化发展水平人均GDP、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工业总产值发展质量轻重工业比、工业能源终端消费量(-)、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科技创新专利授权数、信息产品制造业产值、高科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经济效益工业产品销售率、第二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结构变化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对外贸易依存度

注：(1)①市场结构=非公有经济产值/GDP；②产业结构=第二产业产值/GDP；③就业结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总从业人员；④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GDP。(2)“-”表示指标属性为逆向指标，其数值越小越有利于系统；未标识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其数值越大越有利于系统。

(三)数据说明

本文选择上海市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成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和繁荣的国际大都市，具有显著的代表性。研究时间段为1978年—2013年，并依据指标体系构建了上海市改革开放以来36年34组数据，其数据主要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

为了避免各指标度量单位不一致而对计算结果产生影响，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将正向指标运用公式Zij=(xij-minXij)/(maxXij-minXij)进行标准化处理， 而负向指标则运用公式Zij=(minXij-xij)/(maxXij-minXij)进行标准化处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综合指数特征

第一，由表3可知，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216增至2013年的0.757，年均增长率为3.54%；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数也同样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161增至2013年的0.890。此外，比较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指数可以看出，可以将其划分为1978年—2000年、2001年—2013年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2000年)，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数大于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数，城市化发展水平高于工业化发展水平；第二阶段(2001年—2013年)，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数小于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数，城市化发展水平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总体来看，2000年前，上海市借助改革开放政策的优势，大力发展城市建设，快速的推进城市化，所以城市化水平高于工业化水平。随着城市各项功能的完善，为2000年后的工业化快速推进提供了物资、人才和环境的必要基础。

表3 上海市城市化与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数

(1978年—2013年)

第二，由表3所列数据对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综合评价指数求其增长率(见图3)。从图3可以看出，36年来上海市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指数呈现波浪式的变动。总体来看，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数的波动性比较突出，特别是1978年至1981年间，波动幅度高达60%，以及1982年至2000年，工业化指数增长率出现了较大波动，并且明显大于城市化指数增长率。这是因为上海市在经过改革开放政策的冲击后，工业面临极大的挑战与机遇，在经过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后，工业化指数波动明显变小。同样，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数增长率经过2000年前的城市建设和完善，城市化指数波动变小。2000年后，城市化与工业化指数的增长率不仅波动变小，而且基本表现为正增长，这说明在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累后，城市化与工业化不仅得到了长足提高，也表现得更趋于稳定。

图3 上海市城市化与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数增长率

(二)融合发展分析

根据公式(1)～(3)计算得出城市化系统与工业化系统的发展度和融合度(见表4)。由表4可以看出，上海市“城市化—工业化”综合系统的发展度与融合度均呈现增长态势，发展度由1978年的0.189增至2013年0.823，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180%，同时融合度由1978年的0.425增至2013年的0.915，年均增长率为2.113%。总体来看，1978年至1995年间发展度与融合度都呈现周期性(5年至6年一个周期)的波动，1996年后周期逐渐缩短，并且呈现稳步提升。这说明1978年至1995年是上海市城市建设与纠错、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重要阶段，这也验证了融合度并不是沿着45度射线跃迁，而是一条曲线。也说明了，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水平提升，融合度也更趋于稳定，难以再次出现失衡和衰退。

第二，根据表1与表4，得出上海市城市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类型判断(见表5)。可以看出，融合度呈现一个逐步跃迁的过程，经历了六个阶段，最终实现了优质融合。从1978年—1980年的轻度融合衰退，逐步实现勉强→初级→中级→良好→优质的融合过程。另外，从类型转变的时间来看，勉强融合发展经历了16年的时间来调整城市化与工业化两个系统内部的组织结构，以及大力发展城市和工业，才跃迁至初级融合发展阶段。经过前面的发展基础，到初级融合发展阶段只用了6年时间就跃迁到中级融合发展阶段，并且分别经过4年、6年的时间停留在中级和良好融合发展阶段，最终跃迁至优质融合发展阶段。可以看出，融合发展的初期需要较长时间来进行各种调试，摆脱融合衰退，达到初中级融合阶段后，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实现更高类型的融合发展也就更容易，并且融合的时间也更短。

表4 上海市城市化与工业化综合系统发展度与融合度

(1978年—2013年)

表5 上海市城市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时间段判断

轻度融合衰退勉强融合发展初级融合发展中级融合发展良好融合发展优质融合发展1978—19801981—19961997—20022003—20062007—20122013

第三，根据表4求得发展度与融合度的增长率(见图4)。从图4可知，“城市化—工业化”综合系统的发展度增长率与融合度增长率波动趋于一致，但是发展度增长率的波动更大，这说明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融合度的提升及稳固。

图4 上海市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度及融合度增长率

五、结论

首先，上海市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78年至2000年的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数大于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数，2001年至2013年的城市化指数小于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数，即2000年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转化的拐点。36年以来，上海市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指数呈现波浪式的变动，并且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数的波动较突出，且明显大于城市化指数增长率的波动。此外，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累后，城市化与工业化不仅得到了长足提高，也表现得更趋于稳定。

其次，上海市“城市化—工业化”综合系统的发展度与融合度均呈现增长态势，并且发展度与融合度都呈现周期性的波动，也验证了融合度并不是沿着45度射线跃迁。融合度呈现一个逐级跃迁的过程，在初期时需要较长时间来进行各种调试，摆脱融合衰退，达到初中级融合阶段后，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实现更高水平的融合发展也就更容易，并且融合的时间更短。

综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是一个动态波动的过程。前期，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水平都比较低，因此融合度也较低，并且波动较大。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二者的融合度也逐步跃迁，并且逐渐稳定下来。这说明国家或地区需要根据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水平来制定适宜的融合发展路径。由于目前尚未有学者对城市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模式有实质性的研究，并且城市化、工业化与政府政策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将制度经济学理论引入城市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研究框架是今后关注的重点。

注 释：

① “同步城市化”，即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趋于一致； “过度城市化”，即城市化水平超过工业化水平；“滞后城市化”，即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又提出“逆城市化”(高佩义，1991；辜胜阻、刘传江，2000)和“隐形超城市化”(邓宇鹏，1999)，前者为大城市中心人口郊外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后者为工业产值中的很大部分是乡镇企业和进城服务工(农民工)创造的，认为应当把这些农民及其供养的家庭人口也计算，城市人口才比较合理。

② B点并不在45度射线的OO′线上，与逯进和周惠民(2013)认为最优点一定在45度射线上的观点不同，这是因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并不是说这两个系统“五五开”， 而是这两个系统的融合不存在帕累托改进，那么在一定阶段B点就是最优融合点。C点同理。

③ 这一时期，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内部流动，工业化表现为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高度发达，基本实现现代化，城市化与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长期保持相对稳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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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周吉光)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Urbanization &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Fusion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Shanghai

WU Shou-ping

(Nan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Nanning,Guangxi 530022)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model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s discussed from two aspects in this paper: theory and empirical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s a wave type,while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show cyclical fluctuations,it is also verified that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is not along the 45 degrees ray transition. In addition,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the initial need for a long time to debug,to achieve the level of junior high school level,it is easy to jump to a higher level of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fusion development

10.13937/j.cnki.sjzjjxyxb.2015.06.008

2015-07-04

http://www.cnki.net/kcms/doi/10.13937/j.cnki.sjzjjxyxb.2015.06.008.html

时间：2015-12-20 15：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630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90025)。

吴寿平(1985—)，男，湖南郴州人，经济学硕士，南宁市社会科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中级经济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

F290

A

1007-6875(2015)06-004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