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红义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重庆 400031）

汉代两次图书整理运动的政治动因

申红义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重庆 400031）

汉代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图书编修工作，第一次在汉武帝时期，第二次在成、哀之际。前者是在汉武帝尊儒抑老的背景下发生的，后者则贯穿古、今文经学之争，这两次图书整理活动的背后都有政治力量的推动。

汉代 两次图书整理 政治动因

秦始皇三十四（前213年）发布挟书令，除数学、医药和农学方面的著作，其他书籍尤其是经史诸子一律禁止私人拥有。又经过秦末的战火，图文书籍毁坏殆尽。汉初国家趋于安定，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令，之前被销毁的书籍经过学者们的编修而重新出现，被藏匿起来的则重新示于世人。之后这些宫廷藏书由于缺乏维护而大量损坏，“书缺简脱”［1］。到汉武帝时，“建臧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2］，设立了专门的藏书机构，安排了专门负责书籍编修誊写的官员，将各种书籍收藏到“秘府”，也就是宫廷图书馆，这是汉代第一次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图书编修活动。至汉成帝时，“秘府”内的书籍再次大量散亡，皇帝委派官员陈农搜求民间的书籍，以补充宫廷藏书。同时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整理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整理兵书，太史令尹咸整理数术类书籍，侍医李柱国整理方技类书籍。这是汉代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古籍编修和整理工作，同样由官方发起。整理出来的每一部书由刘向进行总校理，写出内容提要，定为《别录》并呈于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