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玲玉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 中山 528402）

晚清的中国社会是一部冲突与整合的巨著，在这本巨著中，文化的推陈出新成为重头戏。学者王法周认为，以往研究中西文化问题，大部分人是从文化结构入手，也就是以物质、制度和精神这样三个层次来划分，难免有些缺陷。而学者丁伟志、陈崧所著的《中西体用之间》以体用范畴切入中西文化问题，突破以往的研究定式，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也对我所承担的课程《中西文化比较》的教学方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体用的内涵界定

“体用”之成为偶词，始于儒家经传的注疏。《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以礼之体主于敬者，源出于《孝经》：“礼者敬而已矣。”注：“敬者礼之本也。”范氏之说礼，直言之，即以敬为体，以和为用。是以体用之连璧，起源甚早，且为申明经义而设。同时体用二字各表一完整的实义，对立互证，而成为偶词［1］。由此看出古人对于体用的最初界定是比较抽象和模糊的。

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方克立认为基本涵义有二：一是指本体（实体）及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二是本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北久矢认为清末的中体西用论是以“体”为存在的精神指导原则，以“用”为外在的应事方术和具体措施。张岱年认为，“清末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所谓体用都属于‘学’的范围”，“所谓体指文化的最高指导原则，所谓用指实现原则的具体措施”。

耿云志认为，“中体西用的内涵不是非常清晰、非常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