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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语录体模糊性探微

2015-03-21王祥辰

文教资料 2015年16期
关键词:模糊性语录中华书局

王祥辰 柳 宏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1)

《论语》语录体模糊性探微

王祥辰 柳 宏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1)

《论语》是语录体这一文体的开端。虽然《论语》是先秦说理文的初级形态,但其语录体的文体形态依然影响着后世论说性和议论性散文的发展。模糊性作为《论语》语录体的一个基本特点,在后世经典文体研究过程中少有系统性的论述。通过对于《论语》语录体的考察可以发现,《论语》语录体的模糊性对《论语》诠释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论语》诠释领域常见的扩充性诠释、诠释中的悖论都与《论语》语录体的模糊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语》 语录体 模糊性

“文本于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就强调了经典体例对文章写作的重要性:“赞曰:三极彝道,训深稽古。致化惟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①刘勰认为,后世文章不论是文体、文类还是文章的体性、体貌等都源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在文章演变发展历程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前人对儒家经典文体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六经”上,宋代的陈骙在《文则》中尝言:“六经之道,既曰同归;六经之文,容无异体。故《易》文似《诗》,《诗》文似《书》,《书》文似《礼》。”②对《论语》、《孟子》、《孝经》等其他“十三经”文体的关注和研究则相对较少,而《论语》、《孟子》、《孝经》这三部儒家经典则无一例外都是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则是语录体这一文体的发端。

《论语》作为先秦说理散文的开端之一,其独特的文体形态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曾有记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近人蒋伯潜则在《诸子通考》中写道:“孔子为诸子之开祖;私家之著述,始于孔子后学记纂孔子言行之《论语》;与其以《论语》为六艺之附庸,不如以《论语》为诸子之冠冕云云。”③对《论语》文体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个先秦时期散文的文体概况。相较于《尚书》的“佶屈聱牙”;《春秋》的“谨严”;《易》的“奇而法”,《论语》“趋简”④的语言风格是其一大特色,孔子门生试图通过记录孔子的“微言”来阐发“大义”。由于《论语》语录体文体体制相对短小,许多文本思想难以完全阐释清晰。如此造就了《论语》语录体的一大特点,即“模糊性”。

《论语》中记录孔子的言论,大多使用“子曰”。这类以某人“曰”开头,从而记录他人说话的具体内容的文体结构形式在先秦文献中并不少见。《尚书》作为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其主要内容便是记录上古君王与臣子交谈的内容,而诸如“帝曰”、“王曰”、“周公曰”等记言方式在《尚书》中可谓“汗牛充栋”。而另一部儒家经典《周易》之中也大量使用“《象》曰”、“《彖》曰”一类的撰文手法,《礼记》之中记录他人对话也多是用某人“曰”的行文方式。这种以“曰”字为特征的记言方式,源自先秦时期史官对帝王话语的记载。由此可见,儒家经典的行文方式深受史官文化的影响。

因为部分先秦散文是史官记录帝王的言行文稿,所以这类散文大多会对事件发展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进行较为完整的论述。《尚书·虞夏书》记载“尧舜禅让”时言: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⑤

此段将尧为何将帝位禅给舜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记录,包括尧在位时间,舜的品行如何,尧通过何种方式考察舜等重要内容在《尚书·虞夏书》都有所论及。

《论语》的行文方式虽然深受《尚书》等史官文献的影响,但不像《尚书》一般可以较为详细地交代某些事情的发展经过。由于《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记录,且每一章都相对独立,各个章句之间缺乏上下语境间的联系,因此《论语》中许多章的思想内容都较为模糊。蒋伯潜认为:“其(《论语》)论道德,则以‘仁’为核心。”⑥《论语》中部分章句从内容上看,似乎与“仁”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后人往往将《论语》内涵不明、内容模糊的章句与“仁”、“礼”等儒家中心思想相挂钩。《论语·雍也》曾载: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只是孔子疑问装酒的器皿觚像个觚,但是个觚吗?《论语集释》载《论语义疏》:“皇疏引王肃云:当时沉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礼也。”⑦显然,《论语义疏》是将这句话引申为孔子斥责他人沉溺于酒乐之中而不知“礼”。胡适则对这句话有更加详尽的解释,他解释道:“‘觚’是有角之形。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后来把觚字用泛了,凡酒器可盛三升的,都叫做‘觚’,不问他有角无角。所以孔子说‘现在觚没有角了。这也是觚吗?这也是觚吗?’不是觚都叫做‘觚’,这就是言不顺。”⑧仅就《雍也》篇该章文本来看,不论是皇侃诠释的孔子借“觚”斥责他人不知“礼”,还是胡适发散性地解释此章意为“言不顺”,二者都是对此章内容进行了扩充性的解释,甚至可以称为是对此章文本思想进行了合理的猜测。这些猜测之所以能够成立,并得到学界一定程度的认可,都与《论语》语录体的模糊性息息相关。试想,如果《论语》并非语录体散文集,而是类似《尚书》等历史文献汇编,上下语境较为翔实充分,这些关于《论语》文本思想内容的进一步诠释是断然不会成立的。

再如《论语·微子》篇两章: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此两章从内容上看,不论是与孔子,还是孔门弟子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周公旦对其子伯禽所说的话,以及周朝的八个贤士都不能与《论语》所展现的主题相契合,以至于蒋伯潜认为“无疑地是后来附记的了”⑨。在蒋氏看来,此两章是伪书,是不值得后人相信的记录。然而韩愈在《论语笔解》中则明确地说明了此两章与孔子的关系:“周公戒伯禽多矣,仲尼独举此,讽哀公不亲信贤人尔。施当为弛,言不弛慢所亲近贤人,如此则大臣无所施矣。谓施为易,非也。”⑩韩愈认为这两章是孔子用来讥讽鲁哀公不能任用贤人,而从韩愈的《马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可以看出韩愈初登仕途,不能得到明君任用而感到十分无奈,他无疑将他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情感倾注到《论语》诠释当中去。正是由于《论语》语录体的模糊性,《论语》每一章都缺乏上下语境的交代,在某些章节上,后人需要通过推理和揣测判断孔子说这句话的本意。如此,才会出现韩愈、蒋伯潜二人对于《微子》篇此两章“南辕北辙”的看法。

诸如上述由于《论语》语录体文体形态模糊性,而造成的《论语》诠释领域上“发散性”诠释论调和“相悖性”诠释特点,在《论语》诠释史上可谓“比比皆是”。每一位《论语》诠释者都希望探寻经典本意,回归经典溯源,可是《论语》语录体的模糊性却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典诠释者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与解读。

元人何异孙是如此定义《论语》的:“《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者,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⑪《论语》是孔门弟子对孔夫子、孔子门生和其他一些君王、大臣言行的记录。《论语》共有492章之多,且《论语》内容产生时间跨度较长,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行,特别是语言的记录难免存在讹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论语》文本在民间并不多见,汉代所传之经典,多是秦时博士官口授。汉人师传弟子儒家经典也多为口授,并不使用书面文献。如此种种,造成了《论语》从版本到内容的某些不一致。语录体本身的模糊性在《论语》不同版本的流传过程中,愈发加深。

《论语·述而》: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对于此章的解释,古往今来有许多争议。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此章内容乃孔子强调其晚年对《易经》的喜爱。皮锡瑞尝云:“孔子晚而喜 《易》,序 《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⑫但有的学者却认为,此处的“易”通“亦”,这句话并不是孔子谈《周易》,而是孔子谈一种治学的精神,即“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中便认同这种说法:“释文云:‘学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⑬此处“易”和“亦”的矛盾之争,显然是语录体的模糊性造成的。孔夫子当年说了这句话,孔门弟子笔录成文。“易”与“亦”两字读音相同,在先秦文献中可以相互借用,故产生了这个绵延上千年的矛盾。学界大多认为此处的“易”就是指《易经》,多是通过先秦其他文献和先秦出土文物等旁证,并没有直接证据。

《论语》语录体模糊性造成的《论语》章句基本含义的莫衷一是,在《论语》诠释史上也并不在少数。《述而》篇: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此章中“文莫”两字是连读,还是“文”、“莫”分开念,在《论语》诠释领域具有非常大的争议。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写道:“以前人都把‘文莫’两字连读,看成一个双音词,但又不能得出恰当的解释。吴承仕在《亡莫无虑同词说》中以为“文”是一词,指孔子所谓的‘文章’;‘莫’是一词,‘大约’的意思。……朱熹《集注》亦云,‘莫,疑辞’,或为吴说所本。”⑭“文”与“莫”之间的疑问,无疑源自《论语》语录体的模糊性。由于此句为孔子语录,缺乏此条语录形成的背景,先秦文献中又没有出现过“文”“莫”合用的先例,因此“文”与“莫”之间的意义关系很难定义。孔子门生在记录孔子此句话时应该不曾想到,“文”与“莫”单读,还是连读会成为《论语》诠释史上又一个难解的“谜团”。

《论语》的出现,不仅标志着语录体这一文体形态的成形,而且对其后《荀子》、《韩非子》等专题性散文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论语》语录体模糊性的文体特点在后世的语录体散文中也有体现,扬雄的《法言》、文中子的《中说》、朱熹的《朱子语类》,甚至佛教的《六祖坛经》等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论语》语录体模糊性的特点。它们都企图通过模范孔学的“微言大义”阐明自己的学术思想,拔高自身文化地位。

而从《论语》研究论述的角度看,《论语》语录体模糊性也是具有一定影响的。据柳宏《清代〈论语〉诠释史论》统计,仅有清一代《论语》研究文献“各种文献记载约有一千种以上……其中以《论语》或《论语》篇目命名者近二百部,以《四书》命名者有六百种之多”⑮。清代《论语》诠释繁荣,纵然与《论语》本身极高的学术地位密不可分。然而《论语》语录体模糊性也同时给予了经典诠释者们巨大的诠释空间,使他们面对已经被研究了上千年的《论语》依然有话可说。

新世纪以来,我们对《论语》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论语》注、疏文本的研读,上升到《论语》学史的研究。正确、合理地把握《论语》文体的基本形态与特点,对于我们研究《论语》学史的发展脉络也是有所裨益的。

注释:

①刘勰,著.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2:30.

②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36.

③蒋伯潜,蒋祖怡.诸子通考.中正书局,1985:277.

④侯文华.《论语》文体考论.中国文学研究,2008(3):34.

⑤屈万里,注译.尚书今注今译.新世界出版社,2011:7.

⑥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124.

⑦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2013:477.

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2011:97.

⑨蒋伯潜.经与经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118.

⑩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2013:1483.

⑪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420.

⑫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20.

⑬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2012:268.

⑭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3:107.

⑮柳宏.清代《论语》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8.

[1]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2012.

[2]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2013.

[3]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3.

[4]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

[5]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124.

[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3.

[7]柳宏.清代《论语》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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