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青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班固《两都赋序》是汉赋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涉及的很多问题如“赋者，古诗之流”等都是赋学研究的主要论题之一。因此，历来对这篇文献进行解读的文章可以说连篇累牍，学者们从各种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对它进行分析解构，所取得的成果也颇为丰硕。笔者无意锦上添花，但在细读此文献的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答案。本文拟对其中的几个关键词进行解读并试图提出几个有关汉赋的相关问题，亟待方家解疑:即赋家为“言语侍从之臣”的政治身份与此身份之下的政治活动。先录班固《两都赋序》如下: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襃、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於後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馀篇，而後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於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脩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1］21-22

我国政制沿革绵长，历代文学与政制都有深密的关系。其中汉赋的创作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尤为密切。汉赋的创作主体亦即汉代文学侍从之臣，他们积极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对当时的政治现象进行观察与提炼，并在作品中阐发了他们对当时各种政治制度制定的主张。但关于他们的身份问题，却一直聚讼纷纭。班固作为东汉史家，观照自汉初以来几百年赋家的身份问题，在《两都赋序》中将他们划分成了两类赋家，其中一类是“全职”的赋家——“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与之对应的则是“兼职”的赋家——“公卿大臣”，他们则是“时时间作”。

不仅如此，班固进一步划定了两种身份的人群:“言语侍从之臣”有司马相如、虞丘寿王即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襃、刘向等人，“公卿大臣”则有倪宽、孔臧、董仲舒、刘德、萧望之等人。公卿大臣很明显是当时的三公九卿之流，班固在提到公卿大臣一类时在每个人的前面都加上了官职名以示地位之尊崇。

这些公卿大臣类的赋家大多是通经释义的学士，其中董仲舒、萧望之等更是当时名儒。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宣帝曾诏萧望之、刘向、周堪等讲五经于石渠阁。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位列公卿大臣的作者如太常蓼侯孔臧、阳丘侯刘隁、兒宽等作赋数量也是颇为可观的［2］1747-1754。例如，孔臧赋有二十篇，据《孔叢子·连叢子》上《叙书》云:“(孔臧)先时，尝为赋二十四篇。四篇别不在集，似其幼时之作也。”［3］292尽管如此，从文学史的角度上看，公卿大臣此类“兼职”赋家的作品并没有言语侍从之臣创作的作品影响深远。所以，本文将集中讨论言语侍从之臣这一赋家群体，公卿大臣这类赋家将另辟一章进行解读。

要想了解言语侍从之臣，先要从两个字开始，即“内”与“外”。言语侍从之臣为“内”，公卿大臣为“外”。为什么有内外之别呢?这里要讨论一下汉代政治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内朝制度。

一、内朝制度

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有专章论述汉代自武帝开始的内朝官:“秦及汉初，无所谓‘内朝’‘外朝’。有之自武帝始。自大司马、大将军、左右前后等将军、侍中、给事中、左右曹、常侍、散骑、诸吏，皆为‘中朝’，即‘内朝’，多为加官;丞相以下诸卿、诸令丞皆为‘外朝’。”［4］69至于内朝官的起源，严耕望如此解释:“武帝不甚任大臣而其时政事繁多，不能不召集一批人(顾问团)以自助，常议事于内廷，且以难外廷公卿，是为汉代内朝之开端。”［4］69汉代中央行政制度发生这样的变化之后，逐渐形成了内朝主决策、外朝主执行的局面。据严耕望先生分析，内朝是武帝用以制衡以丞相为领袖的把持政治的功臣贵族集团而建立的。从《汉书》中可以发现，内朝的诸如侍中、给事中、常侍等等官职往往是以有文学才望者当之。在《汉书·严助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武帝善助对，由是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2］2775

这则材料中，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等人正是班固所列举的“言语侍从之臣”，他们伴随武帝左右，参与各种制度的改定，正是属于内朝范围。所以，班固《两都赋序》中所提到的“言语侍从之臣”一类的赋家是属于内朝，答案是相当肯定的了。

与记录公卿大臣的方式相反，班固列举言语侍从之臣的时候是直截了当地记录了姓名，并没有注明其官职，实际上他们都是有官职的。这种记录部分是因为上面提到的内朝的这些职务大多属于“加官”。班固列出的言语侍从之臣有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襃、刘向。下面本文将这些言语侍从之臣的官职一一列出，以便清楚地展示:司马相如在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后病免［2］2529;虞丘寿王，字子贡，以善格五①古代博戏。用棋子十二枚，两人对弈。也称“簺”［sài］。召待诏，迁为侍中中书。其中，侍中一职本为秦朝官职名，为丞相属员，以往来殿内东厢奏事。汉代开始为上起列侯、下至郎中的加官。加此官者可出入宫廷，担任皇帝侍从。而中书一职则是汉武帝用宦者掌管文书，称中书谒者，置令与仆射为其长，称中书令，常用有文学才望者任职;东方朔，字曼倩，上书自称举，上伟之，令待诏公车②汉代官署名。卫尉的下属机构，设公车令，掌管宫殿中司马门的警卫工作。臣民上书和征召，都由公车接待。《史记·东方朔传》记载:“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执举其书，仅然能胜之。”汉代曾用公家车马接送应举的人，后来便以“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后拜为太中大夫给事中。给事中本为秦代官职名，以在殿中给事即执事得名。西汉时为大夫、博士、议郎的加官，掌顾问应对，位在中常侍之下;枚皋，字少孺，上书北阙，自称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见待诏，拜为郎;王襃，字子渊，上令襃待诏，襃等数从猎，擢为谏大夫。谏大夫也是秦代官职名，郎中令之属官，掌论议。汉初不置，元狩五年初置，属光禄勋;刘向，字子政，为辇郎，迁中垒校尉。

在这些言语侍从之臣所担任过的官职中，侍中、给事中、中书、郎、常侍等等官职都在严耕望提到的“中朝”范围内，且多位加官。同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曾经有过“待诏”的历史。“待诏”本意为等待朝廷的诏书，汉凡吏民上书或应朝廷征求者皆待诏公车，听候处置，其特别优异者待诏金马门，以备顾问，北齐后成为官职。“待诏”通常是有一艺于身。例如，吾丘寿王以善棋待诏，王襃以文见闻于宣帝等，这些人或者待诏公车，或者待诏金马门，然后被授予侍中、中书等官职。司马相如在奏过《天子游猎赋》后，天子便以他为郎。这些言语侍从之臣的身份基本确定后，他们的职分之所在就成为本文下一步讨论的对象。

就班固《两都赋序》里对内朝言语侍从之臣工作的描述“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来看，这群人的职分是论思，从“朝夕”与“日月”这两个词看，这几乎是他们的全部工作。如果我们读《两都赋序》的前提是作者创作的态度是严谨的，对笔下的每一个字词都是精心安排的话，那么我们要说班固用的“论思”两个字正是为了强调言语侍从之臣的重要工作。“论思”论什么?思的内容又是什么?尽管从《两都赋序》中就可以找到答案——那就是后面提到的“以备制度”，但还是补充一则更具说服力的材料，那就是在上文提到的《汉书·严助传》中还有这样的记载:“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2］2775据颜师古注“中外”云:“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2］2776“中”即“内”，亦即“内朝”。在内朝伴天子左右的这些言语侍从之臣们为天子之宾客，主要的工作是与大臣辩论，这就是为什么汉赋的开头往往以对话开始，内容也通过论辩而展开，哪怕是和虚拟出来的人物论辩之原因。因为赋就是要引起论辩，论辩的内容则是各种政治热点与活动。例如，京都赋、郊祀赋、耕籍赋、畋猎赋等等都是围绕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或者礼制等方面的问题展开的③这一部分可参考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

汉代帝王在出游、畋猎时喜欢带着侍从之臣，例如，汉武帝建元三年八九月中就“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2］2841。这段记载中的侍中、常侍等均属于上文提到的内朝，而且据《汉书》记载，司马相如、扬雄等人都曾从天子羽猎。在这样的活动中，赋家们也是就畋猎的种种制度进行论辩与阐述，可能是他们用的方式太过文艺，反而掩盖了其政治内容。

中国的政治制度至周朝时“大备”，这从孔子经常提到“从周”等语录可知。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制度被破坏，兵制、田制、官制、刑制等制度都几近消亡。幸而还有三代之文献遗存，名卿大夫们从中寻绎出三代之礼，使得后世能稍有建制之依据。汉代诸生传经以尽识三代旧典，以汉制证遗经，所以班固在《两都赋序》中以武宣之世直接上承成康之制，中间连春秋战国诸国都没有提及，更不要说秦朝短短的几十年了。武帝、宣帝之世“崇礼官，考文章”也就是这个目的，是为了“兴废继绝”。李善注曰:“言能发起遗文，以光赞大业也。”［1］21《文选序》云:“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1］1述邑居即讨论京都制度，在这方面“凭虚”是指张衡《西京赋》，“亡是”是指司马相如《上林赋》，“长杨”“羽猎”则分别是扬雄《长杨赋》与张衡《羽猎赋》。在这类赋中，无论是司马相如还是扬雄、张衡等人都铺叙描写了建都问题与校猎制度，对其得失都进行了讨论。暂且不论这样的讨论对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实施有没有效果，但这些政治问题是赋家创作的重要主题，这一点也是班固《两都赋序》中“润色洪业”的大意所在。

二、润色洪业

在《两都赋序》中，班固提到“润色鸿业”。李善引《剧秦美新》这样解释“鸿业”:“制成六经，洪业也。”［1］21六经即“洪业”，亦即“鸿业”。按李善的解释，制成六经就是洪业。班固提到武宣之世，这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是为了重建政治制度，其中就包括制成六经，在接下来的论述中，班固将作赋归属于制六经的内容。这实际上是班固意识到赋家通过赋作的意义所在。在此之前，据《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这样讨论赋与赋家:“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5］12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相如是对赋家所讨论的内容与范围做出了一个解释。赋家观照的对象应该是大政方针，是礼制，是关乎政治制度制定的大事，所以赋家应该有政治家的眼光和才能。这也是“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这句话的前提。在《汉书·礼乐志》中就提到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2］1045。武帝定郊祀之礼这样的国之大事要乐府与诗赋的加入。可知此时不论是乐府也好，诗赋也好，都并未降到附庸的地位，而是国家礼制的一个重要部分。甚至于更深入地说，文学在中国不是政治的附庸，而是政治的一部分。

班固《两都赋序》是一篇为赋正名的文献，对之前的种种观点有批评和修正的意味。班固理想中的汉赋与赋家，与历史中的汉赋与赋家有一定的差别。从各种我们熟悉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汉代赋家的身份往往被定位为类似“俳优”一样的人物，这种观点肇始于《汉书·扬雄传》中扬雄对赋家的评价。其云:“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鉅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2］3575《汉书·枚乘(附枚皋)传》云:“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有诋娸东方朔，又自诋娸。”［2］2366这两段材料提到了扬雄、司马相如及枚皋这三位赋家。

扬雄对赋家的评价是值得玩味的，他对赋本身的评价是积极的，无论是“风”还是“劝”，赋都有参与政治的意图，并且如《大人赋》之类也实实在在地参与了当时的政治，赋后来的发展才导致了赋之沦落，这不仅与天子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其实是赋家自己“竞利”的结果。司马相如与东方朔的遭遇都可证明前者。例如，东方朔在给武帝的上书自荐中说自己“常服子路之言”，“可以为天子大臣矣”［2］2841。子路在孔门四科中列于政事。东方朔又宣称自己的才能可以辅佐天子，可以看出东方朔之初衷是要成为政治家的，然而他却终不得用，被武帝以诙谐滑稽俳优蓄之。

当然，汉代赋家不是每个人都有政治家的眼光和才能以及胸怀的。他们创作的作品也不是每一篇都是“论思”的产物，并且也不是每一篇赋作都有政治的意义。天子也并没有把每一篇赋都当作以备制度的鸿篇巨制。蔡邕在《陈政要七事疏》中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形:“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谕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6］220在蔡邕时代，辞赋已经被蔡邕这样的大学者视为“才之小者”，与匡国理政是彻底无关了。

同时，赋家身份地位的变化也是因为赋家对自身的定位越来越低，从最初开始古诗之流，到后来为大夫，是把赋家从王官的职分降低到了大夫，参与的政治事件从国家礼制缩小到外交聘问这样的具体事务，甚至于到后来完全与政治无干。这一点从“言语侍从之臣”的“言语”就可见一斑。“言语侍从之臣”中很明显但又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就是“言语”一词了。这里的“言语”不可否认是孔门四科中的“言语”。《论语·先进》里提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7］110言语科有宰我与子贡，子贡被孟子称为“善为说辞”，《左传·哀公七年》云:“鲁哀公会吴于鄫，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8］1641在哀公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均有子贡应对辞令的记载。可以看出，“言语”是一种可以用于外交的能力。在春秋时期，言语作为使于四方之国，专对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在大一统的汉代，言语作为外交中的重要能力这一功能尽管还存在，但实际上应用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了。司马相如就曾参与外交工作，在《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9］3044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就是一件较为重大的事件，司马相如不仅在其中充当了使节的工作，还提出了招抚西南夷的具体政策，并在之后作文《难蜀父老文》与反对派论辩。然而，当他的这些才能在武帝看来还不如他所创作的赋的文学性更具娱乐性时，赋家的“言语”能力就真的成为“纸上谈兵”了。

附此之外，班固《两都赋序》中还有另一对“内”与“外”。这一对“内”“外”是对赋家政治活动的补充，也是对汉赋与政制关系的补充说明。

三、乐府

班固《两都赋》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另一对“内”与“外”，即“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内”设署，“外”兴事。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和《两都赋序》这两篇文献都可以看到，他在讲论汉赋时都会同时提到乐府。在《汉书·艺文志》中他这样提出:“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2］1747在《两都赋序》中则是:“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不难看出，在两篇文献中，他关注的焦点都是武帝设立乐府的目的，也就是乐府存在的功能问题，亦即为“观风俗、知厚薄”与“润色鸿业”。这两者之间又存在不同:前者更注重对诗经传统的延续，有风化之义;后者则偏向对政治的论辩与建设。这两者是互为补充，又缺一不可的。

祥瑞之歌通过乐府献于天子，以“献”的形式荐于郊庙。汉武帝建立乐府是模仿周天子采诗的模式建造的，是客观地将素材歌于天子，目的是为了使天子观风俗知得失。所以乐府采集民间诗歌，并用再创作的形式完成后呈现给天子。这也导致了乐府有叙事的成分，并加以适当的讽谏。赋则是更进一步的创作，是在这些的基础之上，对这一切风俗做政治的观察与辨别。汉代的政治结构却已经不再是周天子时代的政治结构了，也不再是天子分封诸侯的时代，而是一个全新的大一统的时代。各种状况都迫切需要另一种文体来进行表达，来取代诗的地位。所以赋家以其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心胸由上而下地对政治进行叙述。如果说乐府还是叙述人情与风俗，那么赋则是更宏大的叙事，对政治的叙述就是它的内容。

赋家所讨论的内容总是和政制密切相关。定都问题、礼制问题以及校猎制度问题等等都极具时效性。这也许就是汉赋内容通常呈现重复的原因之一。因为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是需要反复言说和论辩的。如定都一类的重大问题则是常写常新，所以在不同的时候都会有人重新提及。汉代言语侍从之臣在天子内朝，为天子提供对各种政治问题的观点以及对政治热点问题朝夕论思，并以赋的形式献于天子，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言语侍从之臣及其赋作与政治密不可分是很明显的了。

［1］(南朝梁)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汉)班固.汉书［M］. 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3］王钧林 周海生 译注.孔叢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5］(晋)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汉)蔡邕.蔡邕集编年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9］(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