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洪，杨恂骅

(1.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00)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式的图式结构，即‘召唤结构’，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仅仅在于人们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可以因人而异，也可以因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是有意义的，也是合理的。”［1］5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评论《红楼梦》命意时也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2］26

《黔之驴》是柳宗元的一篇著名寓言故事，仅194字，展现了表面强大实则无用的驴，在用尽自己全部的本领之后，沦为真正强大的老虎的猎物的过程。拟人、象征、联想、细节刻画等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使得文章简约意丰，寓意深远。

寓言《黔之驴》作为一种民间曲艺被吸收和改造，并且广为流传，始肇于清代八旗子弟书。子弟书是流行于清代中晚期北方的一种满汉融合的曲艺文学形式。郑振铎先生说:“子弟书的组成与鼓词很相同，虽然没有说白，但还可以明白看出是从鼓词蜕变而来的……虽为此种鼓词自娱娱人，但其成就却颇不少，不是大手笔是写不出这样婉转流丽的剧本来的。”［3］610目前，对于子弟书的研究主要是以《红楼梦》子弟书为主，间有《金瓶梅》子弟书和子弟书满语词汇研究①我们所见子弟书有关论文有145篇，其中占比重较大的是《红楼梦》子弟书研究40篇，《金瓶梅》子弟书9篇，子弟书满语词汇研究10篇，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围绕明清小说展开。，且颇重子弟书化长为短的艺术②目前的研究主要在于强调子弟书这种零琼碎玉式的文学形式，是怎样从经典的明清小说中的经典片段取材演绎进而自我创新的。持这种思路研究的论文有:张文恒的《试论子弟书对〈红楼梦〉的接受与重构》(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6期)，刘嘉伟的《子弟书对〈红楼梦〉情节结构的接受》(天中学刊，2007年第8期)，王立、刘芳芳的《“金瓶梅子弟书”的母题接受和满汉文化融合》(山西大学学报，2014年第7期)，陈桂成的《论子弟书对〈金瓶梅〉的审美接受》(作家，2009年第6期)等。，对子弟书演绎寓言这种短小体制的文学体裁则少有关注，而对取材于唐代故事的子弟书则罕有相关研究，显然有待进一步开拓。本文拟以《黔之驴》为例，探寻子弟书对唐代寓言故事的接受和重构。

一、前叙阶段:重“玄”尚“奇”，层层铺垫

柳宗元《黔之驴》原文开头云:“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4］1349可以说完全是平铺直叙，20个字，就把事情的起因、背景、人物、地点交代清楚了。然而，子弟书的作者鹤侣氏却并不满足如此简单的叙事，为了吸引听众，有意要在驴的出场上大做文章一番，他对原文的重构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回前诗的神秘色彩

子弟书《黔之驴》回前诗云:

“山深最喜晚来晴，风光不与四时同。霞光远映归林鸟，秋水长天一色明。峰峦阙处啣落日，涧边林里有松亭。”［5］1291

这首诗描写了黔地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雨后初晴，幽深的山谷里风光迥异，晚霞、秋水、长天融为一体，松亭掩映在涧水林中。接受美学重视读者的作用，认为:“没有读者将文本具体化，就没有文学作品的实现。”［1］5子弟书的主要演出地区在北方，听众也多为北方人氏，对远在南方的黔地风光是不熟悉的。这首诗将南方山林玄奇的自然风光呈现在他们面前，拉近了读者与文本的距离，为下文叙事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6］168黔地神奇的自然风光与文末“血染山坡草木红，猛虎果腹归巢去，只剩下那余残骨骸满山横”［5］1291的惨状形成鲜明对比。刚才还是山中美景，现在却残存下一片狼藉，黔之驴的悲惨结局从而被渲染得更加迷离凄惨，博得更多人的同情。

(二)“好事者”戏剧性形象的扩充和塑造

《黔之驴》原文中除了“好事者”三个字以外就没有多余的描写，而子弟书则不然，不惜用将近原文1/3的篇幅来浓墨重彩地刻画“好事者”“玄奇”的形象，为驴的出场蓄足了势。

1.坑蒙拐骗又美化自身的虚伪

“泥胚土块装成假药，每逢集市就来蒙”［5］1291，商贩为了牟取暴利、蒙骗群众原本已该受谴责，但这位“好事者”更吹嘘自己是华山仙人的弟子，“上年在华山采药，遇仙人传授，故此我发愿行医救众生”［51292，自己的药更是融合了天地的精华，“春采百花蕊，夏用碧池英。秋采黄菊应天气，冬采梅花傲雪风”［5］1292，玄奇的经历听得台下的观众瞠目结舌，神乎其神。

2.贪财如命又极力掩饰的做作

“近年来九城内外全都赚遍，一心想着去外省来抓铜”［5］1292，制售假药已牟取暴利却仍不知足，还要极力掩饰自己邪恶的动机，“并不是传真方卖假药把乡亲们赚，而况且四海之内谁非弟兄?要是损人利己上天有眼，小子不干那残顿营生”［5］1292，邪恶的动机本想掩饰，反而欲盖弥彰，令人生厌。

黔地神秘的自然风光，“好事者”“玄奇”的经历，加上黔之驴主角的迟迟不出场，为这则故事笼上了一层神秘的气息，越发引人入胜。

二、相持阶段:矛盾迭起，气氛紧张

子弟书《黔之驴》似乎对原文交代完时间、地点、人物后，立即让虎驴博弈的叙事颇为不满意。因此，故意增加了“猛虎入城，驴独不惧”“虎驴相持出城”这两段小插曲，使得气氛从平和到陡然紧张，形成一波三折的艺术效果。

前文刚述“果真是省城繁华胜帝京”［5］1292，游人如织、买卖兴隆的贵阳城怎会出现猛虎为患呢?悬疑得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猛虎进城，众人纷纷作鸟兽散，“顾性命，串铃儿毛驴子俱抛下，连哭带跑奔了正东”［5］1292，“好事者”的逃跑正为驴的出场提供了条件，也可能是鹤侣氏煞费苦心设计猛虎入城的初衷。

面对凶猛的老虎，驴却镇定自若，这反而让猛虎吃了一惊，“欲向前，驴一动，虎一惊”［5］1292，这种开端点开了虎驴的矛盾，也极富戏剧性。

原文虎驴博弈的地点是树林中，作者显然接受了这一点。这就要求虎驴共同走出城来实现这个博弈地点的再转换。“虎驴相持相避渐渐地出城去”［5］1292一强一弱的两物，四目相对，却居然能在这段时间内达到如此的平衡，虽然气氛之中充满了矛盾紧张的因子，却又能达到不破裂的程度。作者抓住这一惊心动魄的细节渲染，把艺术的夸张用到极致。

三、博弈阶段:心理细化，行为显化

《黔之驴》原文在讲到虎的心理时，只用了“大骇，以为且噬己也，甚恐”［4］1349这样一句话，其余多是对虎动作上的描写，鹤侣氏显然不满足于如此，对虎既害怕又彷徨犹豫的心理，给予了细化的诠释。子弟书云:“(虎)暗想这物定然是神种，不然如何能有那一声?且消停，若猛撞相扑，被他拿住，他若是再发神威就了不成。”“(虎暗想)我且慢慢将他近，看他所仗什么能?”［5］1293这里的心理描写不再局限于原文中的恐惧，而是将虎忖度、掂量、考虑最坏的后果，最后决定试图接近试探驴这一系列心理细节刻画出来了，让虎的心理变化得以更加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黔之驴》原文对虎的行为描写很详尽:“远遁……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4］1349可以说，已经很难有开拓的空间了。然鹤侣氏注意到，柳宗元在谈到虎侵犯驴的时候，用了很概括性的话说“稍近益狎，荡以冲冒”，可能当时侵犯驴的动作很多，不足以一一叙述，故用了这样隐性的概括。但对于曲艺表演来说，越具体越生动的细节往往能博得越多人的喝彩，这时候再用这么概括性的动作就显得不具体了。子弟书云:“蹑足前踪袭其后，至跟前战战兢兢把爪擎。在后胯上使劲一拍，复窜身于林内，那毛驴又惊又痛，用后蹄儿一蹬。连跑带窜三五步，后胯疼痛再走也不能。”［5］1293在这里，鹤侣氏把虎攻击驴的行为具体化成“爪击后胯”这一项，刨去了繁冗的多余动作，集中笔墨使得虎进攻驴时的细节更加生动。

《黔之驴》原文对于故事的结局仅仅用一句话略过，即“因跳踉大 ，断其喉，尽其肉，乃去”［4］1349。鹤侣氏的创新在于他主动加入了虎驴搏斗的细节，将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刻画得惟妙惟肖:“驴大骇，有心躲闪因无力。这猛虎紧扣牙关不放松，持挣半晌，渐渐无气，见他纹丝儿不动命已经倾。又在他周身嗅了一遍，蹲向旁边又听听，等多时见他浑身气陷眼睛儿闭，忙向前将偌大的头颅用爪击。断其喉咙尽其肉，用口啣着又用爪蹬。”［5］1293除了“跳 ”“断喉”“尽肉”，这里增加了猛虎“搏击不放松”“周身闻嗅”“爪击头颅”“口啣爪蹬”等细节，增添的动作使得搏击过程更加具体形象，观众仿佛看得见猛虎出击的一招一式，画面更加逼真可感。

四、寓意阶段:全福远祸，独善其身

对于《黔之驴》的寓意，现在绝大多数人受到中学语文教材的影响，理解为“讽刺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德无才，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7］209。诚然，在贬谪时期心存牢骚、借物讽今也是可能存在的情况，但联系《三戒》的序和《黔之驴》原文的末尾句，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三戒》序云:“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4］1346

柳宗元特意点出为了警醒那些“乘物以逞”“出技以怒强”者，告诫他们在面对强大的对手时，不要轻易地“尽出其技”，否则会导致灾祸来临。

《黔之驴》末尾句云:“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4］1349

柳宗元再次说明只要“不出其技”，让虎认为“形庞声宏”是“有德有能”的代表就不足以招致杀身之祸。

根据以上观点，柳宗元在贬谪中应该不是愤世嫉俗、讽刺权贵的心理，而更应该是对自己之前“怒出其技，得罪权贵，遭到贬谪”的深刻反省，表明全福远祸、独善其身的思想。这或能纠正现在许多人对《黔之驴》寓意的误解。

作为《黔之驴》的子弟书，没有像绝大多数读者误解的那样，以“讽刺权贵”作为寓意的根本，而是秉承柳宗元的真实意图，在同情驴遭祸的同时，表达出在政治混乱时期“不出其技”“全福远祸”“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的推崇。“只因他一鸣，露了本象，使当他不出其技，或保残生，这本是子厚的寓言，也是当时的世态。”［5］1294

由此观之，子弟书《黔之驴》在对原文故事情节接受的情况下，创新在于:塑造了玄奇神秘的“回前诗”和“好事者”形象，渲染了虎驴相持出城的紧张气氛，增加了博弈阶段的心理和行为刻画，忠实了《黔之驴》真实的寓意。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清代以来，正是有子弟书等民族曲艺对《黔之驴》的接受和重构，唐代名家的散文才由大雅之堂走入市井民间，最终演化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成语和俗语。可以说，子弟书对中国俗文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联邦德国)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M］//＜鲁迅全集＞编年版: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唐)柳宗元.柳宗元集校注(第四册)［M］.尹占华，韩文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5］黄仕忠，李芳，关瑾华.子弟书全集:第四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7］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教师教学用书(初中语文第二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