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义鹏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1)

清朝雍正帝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执行“改土归流”治理政策，试图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移风易俗，统一在王朝政令之下。据《清史稿》记载:“西南诸省。水复山重，草木蒙昧，云雾晦冥，人生其间，丛丛虱虱，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史册屡纪，顾略有区别，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蛮。”［1］清王朝自雍正帝起在贵州苗疆地区设置了古州、八寨等12厅及永丰州、开泰县，并不断派驻官员(即流官)进行治理。流官的一项主要职责是确保在“改土归流”中地方治理的稳定，严控社会治安。但从相关文献查阅看来，雍正时期清庭实际上未实现有效控制。后乾隆、嘉庆时期，清庭对单一派驻流官进行治理的办法予以改革，让流官们在苗疆培植具有实际控制权并忠于王朝的土官来参与治理，实行流官与土官相结合的办法，如在村寨中对寨老、乡老等自然领袖的地位加以认可。这种入乡随俗式的治理办法，让政令在苗疆得到了实施，使公权力得到了彰显;并让儒家文化随之传入了苗疆;也让苗疆传统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了延续，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继续发挥作用留下了空间。就是在今天，贵州苗疆地区基层人民政府、村居两委在化解少数民族纠纷中，也常请当地权威人士利用习惯法对某些纠纷进行调解。

一、清朝开辟贵州苗疆后多元法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一)王朝政权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改革

在“改土归流”前，一向以儒文化治理天下的封建王朝统治者，惯常以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审视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及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