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敬



淮河流域五河民歌过渡交融性特点成因分析

王 敬

五河民歌的音乐风格呈现南北兼容的过渡性特征，其成因可从地理、历史、气候等方面去分析。地理位置上，五河县地处安徽省东北部淮河中游下段，属于南北过渡地带，音乐上呈现南北过渡性质；历史上，动乱、灾荒、迁徙等人口流动也促进了对五河民歌交融性特点的形成。

五河民歌；过渡交融性；人口迁移

地处淮河之滨的五河孕育出了绚丽多姿的民间文化，五河民歌便是其中一朵奇葩。特殊的地理位置，营造了五河独特的环境优势，四通八达的水路，带来了南北不同的文化，促进了五河与异地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五河民歌自产生、发展至今近千年的历史，由于受到历史上迁移 、战乱、灾害的影响，该地产生了大量的移民、流民，他们为五河带来了南北不同的文化，为当地民歌增添了异地的音乐元素，从而使五河民歌体现了过渡交融性特点。

一、五河的地理、历史概况

五河县地处安徽省东北部淮河中游下段，南接凤阳，东连明光、江苏泗洪，西与蚌埠、固镇接壤，北与灵璧、泗县相邻。境内“淮水绕东南，沱浍注西北，惟漴合于潼，汤汤淮以北”。淮南丘陵起伏，淮北一望平畴。明洪武年间境域始定，清代为蕞尔小邑，民国年间面积793平方公里，为安徽五等小县。旧志称“元明置县令，荒城大如斗”；俗云“衙门打板子，城外都听见”。 其中平原面积1255平方公里，占79.4%；县境东南为丘陵面积140平方公里，占8.9%；河湖面积185平方公里，占11.7%。本区属暖带半湿润气候区与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的过渡地带，常有灾害气候发生，尤以雨涝干旱灾害为重。

五河历史悠久。从本县发现的台子山、高台子古文化遗址证明，远在4000年前，先民就于此生养繁衍，夏商为古徐州域，汉唐其隶不一。宋始建县，城无河口。元属临淮府，明属凤阳府，清属泗州。民国初期属淮泗道，废道属第六行政督察区。抗日时期属苏皖边区，建国后先属宿县专区，现属蚌埠市。

二、五河民歌的历史渊源

淮河的年轮沉积了历史轨迹，早在三万年以前，先民们就在这片广袤的淮河大地上繁衍生息、传承文明，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化。涂山氏女作的《侯人兮猗》被定位“南音之始”，其实也就是古代沿淮一带的情歌、小调。冠居《诗经》十五“国风”之首的《周南》、《召南》，传说是周、召二公征淮夷时，把当地民歌采撷去，删饰而成。继《诗经》之后，屈原的《楚辞》与同时代淮水流域产生的《庄子》以及稍后出现的《淮南子》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说明其渊源所自也与淮河流域息息相关。这些歌谣顺着湝湝淮水流淌到了五河，五河民歌便应孕而生。

追溯其源头，有史而载的最早见于明代天顺二年所修县志，《五河县志·古迹》中记载“……南浦渔歌，北原牧唱 ……东沟鱼唱，西坝农歌”，《五河县志·风俗》记载：“除夕前二三日小儿打腰鼓唱山歌来往各村谓之迎年……” ；“民间插柳于门断荤腥茹素小儿作泥龙舁之作商羊舞而歌于村市……”；“三月建辰 ……清明，民间祭祀、扫墓，官祭历坛，请城隍出巡，百戏竞作，举国若狂，歌舞灯采三日而毕”[1]109。据史料不难发现，在明代，五河民歌题材上从治域美景到祭祀歌曲已有所涉及，体裁和形式上，民间的儿歌、山歌已经存在。五河在元代曾为扬州所辖，从不少民歌中不断出现“下扬州”的歌词推断，究其五河民歌源头，这其中也许有更深的渊源。

五河的地理位置、人口迁移等因素都对五河民歌风格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下面主要从这两方面寻找其过渡交融性特点的成因。

三、地理位置决定其民歌的风格

苗晶、乔建中教授在《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里说过“民间歌曲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类别，受地理背景的影响，在体裁、歌种、风格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地区差异尤为明显。……影响民歌风格的诸种背景中，地理因素是最强烈、最基本的，也是最有稳定性的”[2]27。

五河县内河湖纵横，无山多水，气候温和，在这样自然环境下，人们的生活习俗、性格、气质与西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封闭山区人的性格肯定是截然不同的，自然，反映这一切的民歌风格也随之不同。因此五河民歌就自然地形成体裁以小调为主，曲调抒情、委婉、含蓄等特点。除了少部分的秧田歌、号子是在户外演唱，大部分民歌都以室内小范围的演唱居多。相比之下，在我国深居内地、山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内陆山区，由于与外地交流甚少，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具有山野林间的高亢、悠长、嘹亮、质朴的艺术风格特征。

山脉阻隔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传播，而水却容易成为沟通的纽带。五河地处淮河之滨，河湖纵横，素有“泽国”之称，淮河历来是我国东侧的南北分水岭，五河自然成为东部南北的过渡带之一，在古代，各地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大多以水路传播，也就使得水网密布的五河架起了南北交融与过渡的桥梁，从方言、文化、气候等方面表现出突显的过渡性特征。至春秋战国时期，淮河流域因位于北方中原文化、东北齐鲁文化、西南楚文化、东南吴越文化的交汇地带而兼容并蓄、四通八达[3]137，其民歌特征表现为过渡融合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人口迁移影响五河民歌风格的形成

中国的移民活动在历史上频有多见，从古至今，因各种历史原因造成的人口迁徙使社会也随之不断变迁、发展。“社会变革对民歌的传播、分布影响最深者，莫过于因朝代更替、战争纷扰以及支边垦荒所带来的人口变迁。”[2]31人口流动一般分为官府有组织的迁移和民间自发性的流动两种类型。战争、赋役繁重、自然灾害都会造成人口的大规模自发性流动。随着人类无数次的迁徙，促成了各族各地间的文化整合，音乐，也是如此。

(一)统治者有组织、有规模的迁移

根据五河县志记载，五河县人口迁入迁出变动较大的有两次。一是在明代洪武初年，朱元璋从江苏苏州迁庶民2.8余万人来五河，移民移居此地。当时本地原有人口数字，没有资料记载。但是，史料记载“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县编造户口，有20873丁。由数字可以推出，在江南等地大批移民来到五河时，五河“大如斗”的小县人数少的可想而知，江苏人最少占有一半以上比例，因而今天的五河民歌风格虽然南北兼及，但是总体上还是南多北少，这跟移民和土著居民的比例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二是建国后，1958年从本县调出青壮年23024人，以支援合肥、两淮煤矿、蚌埠、马鞍山、甘肃等地的工业建设。

(二) 战乱、灾荒导致的自发性人口流动

根据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和田地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代军事史分册》等权威著作提供的资料统计分析，从有人类活动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上大小战争难以计数，其中最为著名的战役约有200余次，发生在淮河流域的约占1/4[4]50。五河界淮泗间，居南北要冲，居中的地理位置，发达的水运灌溉系统，自古以来，常为兵家必争之地，宋代，这里就曾是宋与金元激争的地区。另外，与五河接壤地区战役也很多，其中垓下之战(灵璧境内)，钟离之战(凤阳)等都对五河地区有不同程度破坏，使得五河人民流离失所。战争的破坏降低了土地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封建军阀的残酷剥削与欺凌使五河人民雪上加霜,天灾与人祸使五河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为寻求活路,人民群起造反,一人带头,百人响应,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规模宏大的起义队伍。因此，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也发生在五河地区。《五河县志》记载：“明末的农民起义，五凤一带多有起义活动。农民起义捻军首领张乐行，曾率部攻克五河县城，并在县境内活动七八年之久”。清兵入关后，淮扬地区又是抗清活动的主战场，这样的战祸连年、赋役繁重产生了大量的逃荒、逞荒的灾民、暴民，但是逃荒行为的形成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黄河夺淮以来该地生态环境的失调和脆弱，造成了“天不养人”的局面。

由于黄河南泛,河流泛滥改造加之人工堤的隔阻而形成的背河洼地、或系河口地段河面扩展加宽和淤积形成大片的低洼区，造成雨季洪水难以下泄,形成内涝。五河县系河湖低洼区，处于过渡型季风气候带，季风气候明显。风雹、病虫、饥疫等灾害，多在异常年间出现；而异常年份又多从大旱大涝中表现出来。因此，其他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与旱涝的发展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受黄河南泛的影响，南宋初,黄河夺淮入海,长达700 余年。自明代成化年间(1471)至1985年的514年中，本县共发生水旱灾害390次，平均1.5年就有一次。其中涝年272次，旱年118次，旱年不及涝年的一半；而大涝年平均不到8年一遇，大旱年平均21年一遇”[5]45。五河县自然灾害的频繁出现，首先有地理上的原因，五河地处淮北平原的东南部，地势低洼，海拔高度一般在13—19米之间，多为平原，岗地甚少。加之淮、浍、漴潼、沱几条主要河流横贯全境；湖泊洼地，星罗棋布，客水、内水都十分频繁。因此，五河县素有“洪水走廊”“洪水接待站”之称。其次，淮河流域是典型的南北过渡性气候和季风气候,常出现较多的西南气旋，因而降水量的年差、季差较大，降水的时空分布十分不均，有些年份和月份雨量过于集中，使得旱涝灾害相对增多。由此，使得五河人民背景离乡、流离失所。《五河县志》有记载：“明崇祯十一年(1638)至清顺治三年(1646)的8年中，大旱2年，水灾5年，仅一年雨水正常。其中大饥，发生人相食者2年。从清顺治十五年(1658)至康熙十六年(1677)的20年中，大旱蝗灾5年，黄河淮河决堤和严重雨涝等大水灾者13年，雨水正常者仅2年。其中顺治十八年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因此，人民或迁徙流亡，或死于灾疫。这处于清王朝政治稳定时期尚且如此。其他时期概可想见”。第三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不重视兴修水利，致使黄河经常泛滥夺淮，或是淮河决堤，更增加了五河客水成灾的频率。因此，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提起沫河口，十年九不收，锅里无粮下，担心又害怕”。

黄河夺淮所带给沿淮地区人民的灾害叠兴，其后果还不仅仅是民生凋敝，更为严重的是进而导致了长期处于灾害频发环境下的人们的逃荒习俗的形成。原来是淮河安流，淮民便有了“走千走万还不如淮河两岸”的安土重迁、其乐融融的性格。黄河夺淮以后，沿淮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于是在恶劣生存环境下的人们，每每在灾害来临时，便开始向外逃荒，轻去其乡的“行走三分利，坐吃山也空。老不离乡是贵人，少不离乡是废人。在家千般苦，出外神仙府。脚不移，嘴不肥。大地处处是行窝……”[6]49的性格便习而成之。《五河县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县编造户口有20873丁，迨至崇祯十一年(1638)，全县编户仅有6210丁。旧志称：“实缘邑号水乡，小民生齿有减无增，未三百年而减少三分之一……其迁徙流亡，凋敝不堪之情，可以概见”。由此看出五河的逃荒行为也是很普遍的，而且五河人还专为逃荒制作了独特的的乞讨工具——钱杆，这和“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凤阳乞丐的乞讨工具大有不同，据考证，钱杆子具有集自卫、挑具、和表演道具为一体的功能。因此，钱杆子可以说是五河人民逃荒行为的产物。如今，“钱杆舞”已不是单人乞讨的表演了，在五河已成为搬上舞台的多人艺术表演形式，在五河及周边地区广为流传。

人口流动的行为是双向的。清雍正年间，有一篇载于《建德县志》的《禁游民议》可以作为佐证，云:“伏见凤阳、寿县及其接壤州县，历来积习之游民，每至秋末冬初，收获既毕，则封其室庐，携其妻儿，备箩担，挑锅釜，越州箭县，百十成群，以乞丐为事，居宿亭庙，遍历乡村……直至来岁夏初麦熟，始相负载提携而归”[7]202。“提携而归”便表明了逃荒的五河人有些是要回其故乡的。 因此，要弄清楚这里的“提携而归”是从哪里归来，也即逃荒的目的地，就显得尤为重要。明中叶以来，临近的江南较早地走上了工业化之路，形成了劳动力的大量缺口，而处在灾荒频频下的五河人，在家乡谋生计的路子实在太艰难，这样就形成了因相互需要而造成了五河人向江南的逃荒。我们从一些诗词中就可以透视当时灾民向往富庶江南的心情。如光绪年十一月，“江北早灾较重，饥民四出，兼以山东、安徽灾黎纷纷渡江，赴苏、常(指苏州、常州)就食者千万”。鉴于此中现象，陶誉相作《逃荒行》诗云:“淮徐大水凤颖早，千人万人争逃荒。逃荒却欲往何处，问道江南多富庶。”[8]558充分说明了江南原是五河灾民向往的安乐窝,也再一次映证了五河民歌的风格为何南北兼及，南多北少，具有过渡交融性的特征了。

综上，任何地域的民歌其风格形成都会受到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影响，五河民歌也是如此，它地处淮河流域的宽阔地带，按江明惇先生八个色彩区的划分，五河属于江淮色彩区，在民歌风格上属于南北过渡性质，“我们仔细比较淮河流域与其南北两侧的山光水色、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异同时，就会发现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是逐渐变化的，或由北而南，或由南而北，都表露出一种过渡性的倾向，该地区的民歌风格也具有这一特征。这说明在地理上具有过渡性的地区，其文化面貌也显露出某些交融性的特征”[2]27。历史上，人口迁移和流动给五河带来的文化的交流和变迁，也给五河民歌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其过渡交融性特征更为明显，因此五河民歌里不乏出现民歌的同宗现象，这一内容在笔者另一拙文《五河民歌外来音乐研究》中有所论及。当然，五河民歌音乐风格的成因不仅仅这些，其他方面的原因亟待继续深入研究。

[1] 安徽省五河县文化体育局.五河民歌选[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7：108-110.

[2] 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上)[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85(1):26-33.

[3] 李清,张莉.淮河流域传统民歌的过渡性与融合性探析[J].黄山学院学报，2009(2):136-139.

[4] 鲁峰.淮河流域战争多发的动因与战略地位[J].人文地理，2008,15(4):50-54.

[5] 五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五河县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44-46.

[6] 王振忠,王冰.遥远的回响——乞丐文化透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8-49

[7] 张崇旺.明清时期自然灾害与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互动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4.

[8] 张应昌.清诗铎(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0:558-559.

责任编辑：李应青

The Analysis of Transitional Blending Characteristic of Wuhe Folk Songs in Huaihe River

Wang jing

The music style of Wuhe folk songs presents a north-south transitional blending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its cau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history and climate. Geographically, Wuhe County li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Huaihe River in the north-eastern Anhui Province, which belongs to the north-southern transitional belt, so there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musically north-southern transition. Historically,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unrest, calamity and migration, also boost the existence of the blending characteristic of Wuhe folk songs.

Wuhe folk songs; transitional blending; migration

王 敬，蚌埠学院音乐与舞蹈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安徽 蚌埠 233000)。

2014-10-17

J60

A

1673-1794(2015)01-005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