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计连



彼得·凯里小说中的母亲形象研究

张计连

彼得·凯里的长篇小说刻画了一系列寓意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母亲形象。伊丽莎白是澳大利亚白人移民的母亲，象征着英国移民在澳大利亚扎根；布莱顿妈妈是澳大利亚流放犯的母亲，象征大英帝国；菲雷瑟特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的母亲，象征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时期的澳大利亚；艾伦·凯利是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的母亲，象征着苦难深重的殖民地澳大利亚。

彼得·凯里；母亲形象；国家认同

在彼得·凯里的长篇小说中刻画了一系列的母亲形象，她们是《奥斯卡与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1988)中露辛达的母亲伊丽莎白，《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The Unusual Life of Tristan Smith，1994)中的特里斯坦的母亲菲雷瑟特，《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1997)中杰克的养母布莱顿妈妈，《凯利帮真史》(The True History of Kelly The Gang，2000)中的殖民地母亲艾伦·凯利。这些母亲形象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伊丽莎白是澳大利亚白人移民的母亲；布莱顿妈妈是澳大利亚流放犯的母亲；菲雷瑟特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的母亲；艾伦·凯利是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的母亲。以母亲喻祖国古今中外皆然，我们可以从凯里笔下这些家世、性格、品性各不相同的母亲形象透析澳大利亚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族群的国家认同情状。

一、伊丽莎白——澳大利亚的起源

澳大利亚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澳大利亚官方书写他们的历史通常是从1788年开始的，澳洲土著在这片土地上几万年的历史被排除在外。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澳大利亚的国家认同在第一代移民的开发和拓殖就已经开始萌芽。在凯里小说中，有很多人物是第一代白人移民，我们以《奥斯卡与露辛达》中的伊丽莎白为例分析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起源。露辛达的母亲伊丽莎白·莱普拉斯特里尔带着浓厚的宗主国文化印记，她珍藏着一大堆漂亮的书籍，那是卡莱尔、巴尔扎克、塞内加、狄更斯、乔治·桑、约翰·斯图亚特·米勒以及她的老朋友玛丽安·伊文思的小说。伊丽莎白在丈夫死后，公开了她内心的另一面，“我可要回祖国了，她想到。我留在这里已没有什么意思了。愿上帝拯救我。”[1]104第一代移民对宗主国文化的强烈认同，民族的、国家的情感和认同都是指向过去的。在丈夫埃贝尔·莱普拉斯特里尔迷恋上新南威尔士之后，伊丽莎白认为她所想的发明创造在一个正在形成的社会里更容易实现，而且可以把英国那幢祖传的房子当作包袱一样甩掉，作为新的生产资本。以至于叙述者感慨，“她对殖民地一往情深的背后仅仅是这么一个动机。她将会创办她自己的工厂。在她的遐想中，工厂并不是恐怖、四壁光溜、5只大烟囱口吐着黑烟的怪物，而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光芒四射的宝石。”[1]106但是，本来打算回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因为欧哈根的一句：“把土地卖了，‘这样的话，你们这些太太就不必为丰收之类的事情折腾你们漂亮的脑袋瓜’”，她决定和露辛达一起留在新南威尔士经营农场。

伊丽莎白搓着皮肤干裂、全是硬茧双手，慨叹自己从一个写随笔的大英帝国知识分子，变成了殖民地澳大利亚的农场经营者。她为自己当初追求浪漫的爱情来到这片全新的土地而今成为寡妇感到命运无常。伊丽莎白觉得自己是在新南威尔士浪费了11年，丈夫的死成为她回伦敦的最好的理由。伊丽莎白与憧憬和追求浪漫，向往和热爱乡土生活的丈夫不同，她虽然有着对浪漫爱情的憧憬，但她喜欢工厂，她认为工业化给妇女带来了莫大的希望。将来的某一天，正是那些令唯美主义者、浪漫主义者魂不守舍的工厂将奠定妇女自由的经济基础。在她的眼里，工厂里有保育室，用的是工厂火锅的火，这些厨房会把妇女每天上午带去的家庭晚餐烘烤好。她心目中的工厂像是车轮的彀，关怀之情就像是辐射条向四周放射。[1]105工业化初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大家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妇女开始接受教育、走出家门，可以说是工业化给女性带来了迥异于传统的相夫教子的生活之可能性。伊丽莎白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对现代工业的认同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她的国家认同则更为复杂。

当伊丽莎白在她苦涩的内心深处开始憎恨农活的时候，她变得更落落寡欢； 她越是恨，就越想通过奋斗拼搏以证明自己能把它干好；她写给玛丽安的信里充溢着她的情绪。她说她发现新南威尔士物欲横流、腐败堕落；不堕落时便是愚蠢之至之刻，并且那里文化极度贫乏。伊丽莎白想解救她的女儿，把她带回伦敦，因此她把农场卖了，换成了英镑希望女儿露辛达能够藉此回到英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作为澳大利亚的土生女儿对大英帝国倍感失望。伊丽莎白的国家认同是矛盾、撕裂的，她对英国有着强烈的情感，她对澳大利亚又难以割舍；她终生都在怀念着故土英国，但却长眠在澳洲大陆这块她为之奋斗过的土地上。伊丽莎白这种充满矛盾的情感预示着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复杂性，排除英国性而认可澳大利亚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经过两代、三代，甚至更多代人来淡化英国情结，完成澳大利亚的国家身份建构，明确其国家认同。

二、菲雷瑟特——澳民族主义者

菲雷瑟特·史密斯，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者。《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中，凯里把特里斯坦的母亲菲雷瑟特塑造成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面对维特斯坦国文化对埃菲克国的渗透，菲雷瑟特领导的福伊佛雷特剧团奋起反抗，努力建立和发展本土文化。福伊佛雷特剧团遭到维拉斯坦殖民者的打压而处境艰难，在悲愤中菲雷瑟特自杀。此小说的创作背景是越战爆发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民主主义重新高涨，澳大利亚人反对当局对美国亦步亦趋的政策。凯里惯用的手法就是打破历史和现实的界限，以历史讽谏现实、以现实反思历史，把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运动融贯于他的小说之中。菲雷瑟特出生在维特斯坦国，移民到埃菲克国之后就融入到了那个国家之中，转而认同埃菲克国，主张摆脱维特斯坦国的殖民统治，实现埃菲克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

尽管菲雷瑟特热爱埃菲克国，愿意为它付出自己的生命，但她终究也是在维特斯坦国出生，浸淫着那里的文化也带上了那里的文明印记，因此她对维特斯坦国的文化是相当矛盾的。穿着借来的袍子而要成为真正的自我，这就是殖民地民族主义者两难处境的核心；对于殖民地的当地人来说就格外如此。民主主义的精英分子从他们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笼罩于一个“分裂的感知”或“双重的世界”之中。[2]131他们操双语，有两种文化背景，如同门神有两张面孔，既能保留都市文化，亦能进入地方文化，却又游离于两者之外。这些精英分子在对帝国统治的某些方面进行挑战的同时，也发现自己能从与之妥协中获得好处。这就是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所处的困境。

作为埃菲克国民族主义者的菲雷瑟特出生于维特斯坦国，这说明了殖民地民族主义者与宗主国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他们在文化传承和情感倾向上都还不能完全脱离宗主国的影响。因此尽管菲雷瑟特带领着她的剧团为埃菲克国的独立不断的努力着，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代价，但她对维特斯坦国的文化有着矛盾的情感。19世纪末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就是处于这种境况，以《公报》为中心，聚集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一方面宣称“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他们要创建澳大利亚自己的文学传统。尽管这些民族主义作家力图写澳大利亚本土的风土、人情，创造有别于英国传统文学人物的新人物形象，反映澳大利亚的丛林生活和伙伴关系等表征“澳大利亚性”的生活内容。但是，这些作家只能用承载着英国文化精髓的英语进行创作，他们的反叛只能是有限度的，而不可能是全然超脱的。

同样，二战后由于美国消费文化涌入澳大利亚，新的民族主义兴起，他们反对美国消费文化对澳大利亚传统文化的腐蚀和侵扰。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在建立本民族文化和保持民族文化纯洁性方面所作的努力，增强了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菲雷瑟特作为母亲孕育了埃菲克国民族主义的下一代——特里斯坦·史密斯。特里斯坦继承了母亲的遗志，继续为母亲未实现的梦想而努力，但是他也继承了母亲对待维特斯坦国文化的矛盾心态。当他流落到维特斯坦国，身处困境的时候，是扮维特斯坦国人喜爱的布拉德猫度过难关的。在这里不管是菲雷瑟特还是特里斯坦，他们的国家认同都是明确的，但是文化认同是矛盾的。菲雷瑟特的处境就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的困境，他们在新的国家认同形成的同时受制于旧有文化的影响。

三、布莱顿妈妈——大英帝国

《杰克·迈格斯》中杰克·迈格斯的养母布莱顿妈妈(Ma Britten)隐喻大英帝国(Mother Britain)这个澳大利亚的母亲。布莱顿妈妈威逼十岁的杰克做偷鸡摸狗的勾当。为了拆散杰克和索菲娜这对恋人，布列顿妈妈强迫索菲娜吃堕胎药，接着又把索菲娜送上了断头台。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不想让杰克过上幸福自主的生活而终生作为他们母子俩赚钱的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工具。这样布莱顿妈妈毁了杰克原本可以很幸福的生活，一步一步把他推向了罪恶的深渊。历史上的澳大利亚成了大英帝国的罪犯流放地，那些被流放的罪犯大多数是在帝国母亲那里为生活所逼而走向犯罪的社会底层人民。很明显，凯里对澳大利亚曾经是英国的流放犯人的罪恶之地的历史的解释是：这一切都是大英帝国造成的，罪犯是他们送来的，更可恶的是这些“罪犯”是他们制造出来的，他们或者“逼良为盗”，或者制造出一些“政治犯”——如许多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的祖先就是如此。布莱顿妈妈自己的生活本身就带着罪的印记，在贫民窟里靠偷盗、欺骗起家，她不仅自己有罪而且把罪带给了他的儿子汤姆和养子杰克。后来汤姆成了恶棍式的人物，而杰克多少还保持着善良，还有改过净罪的可能。

尽管布莱顿妈妈收养杰克是为了让他长大后偷盗很多钱财——以致于让她和汤姆母子两个能够脱离贫民区，走向上流社会，而且布莱顿对待杰克和他的亲生儿子也是亲疏有别——但杰克还是非常感激布莱顿的养育之恩，他对这位抚养他成人的养母充满了依恋之情。杰克在回忆他辛酸的童年生活时发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讨布莱顿的喜欢，希望得到她的爱。尽管布莱顿和汤姆对杰克有时候很不好，杰克对他这个养母和兄弟汤姆都很有感情，把他们当作自己真正的亲人。但是玛丽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杰克和索菲娜的爱情被汤姆和布莱顿破坏后，他被流放到新南威尔士。杰克身上的罪来源了养母布莱顿妈妈，他所参与的一切偷盗都是在她的安排之下进行的，甚至最后他被判处流放的罪责口实都是玛丽和汤姆这对母子诬陷他而强加给他的。在凯里看来新南威尔士的流放犯是大英帝国制造出来的，澳大利亚历史中一切不光彩的因素都来自于大英帝国，这是一个被污名化了的国家。凯里为澳大利亚作为罪犯流放地的历史所能做的，就是以对大英帝国文学经典的改写的形式来解构这个国家被污名化的历史建构。

被大英帝国判处终身流放的杰克为了忘恩负义的养子亨利·菲利普斯再次踏上英国这片土地。他来到自己被流放前的家，去见自己的养母布莱顿，“玛丽·布莱顿：这是一位老妇人，至少有七十岁了，但以她的举止和气质，在这样的灯光下看来不过五十岁的样子。”[3]5帝国相对于年轻的、充满朝气的澳大利亚，已经是垂垂老矣的妇人。回到祖国、回到家乡的杰克感慨万千，但是他的这位养母似乎并不欢迎他并希望他不要带给自己麻烦而没有一点母子亲情。杰克表明他回到放逐了他的母国是为了文化，他要补上戏剧、剧院这一他成长过程中缺失的课程。这一方面表明了英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辉煌的文化成就，而作为罪犯流放地的澳大利亚当时只是“文化荒漠”。一种文化上的“剪不断，理还乱”，使得那些被判刑被迫离开英国的“罪犯”们对岛国魂牵梦绕。他的养母布莱顿反复逼问“你来伦敦干什么？”，杰克深情地说“这是我的家”。但是布莱顿赶紧催他离开，生怕他给自己惹麻烦，临行前杰克还恋恋不舍地说，“妈，我会回来的。”[3]5这里上演的儿子恋母，母亲不认儿子的戏剧，表明了尽管澳大利亚人首先把自己看成是英国人，但是英国人把他们看成二等公民，排除在国门之外。这种失去了平衡的情感造成了人物内心的分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人物自己建构新的国家认同。

杰克、汤姆和布莱顿之间的关系是含有隐喻义的，它们隐喻了传统的英国文化和工业化之后的英国与当时作为罪犯流放地和殖民地的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英国传统文化里面本身就包含着恶的成分——玛丽·布莱顿在贫困中的生活本身含有恶的成分。所以她的后代汤姆——英国，杰克——澳大利亚都包含着“罪”，唯一的区别就是：一种为隐，一种为显。在凯里看来英国“罪”文化的传承并不亚于曾经是“罪犯流放地”澳大利亚，因为汤姆和杰克是一个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而他们与布莱顿的亲疏关系，也决定了在澳洲大陆那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净罪之后的杰克，要比依然在布莱顿妈妈的直接影响下的汤姆要干净、正直得多。凯里在重写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为《杰克·迈格斯》的过程中赋予了人物以隐喻含义，用以揭示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形成。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世的换代，澳大利亚人渐渐地把认同的天平从大英帝国倾向了澳洲新大陆——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新的国家认同的形成是在对旧的国家认同的背离和反叛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力量来自于时空阻隔之后的新大陆经济的繁荣昌盛。

四、艾伦·凯利——殖民地澳大利亚

有研究者从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角度把《凯利帮真史》(2000)中的内德·凯利对母亲艾伦·凯利的眷恋归结为俄狄浦斯情结，把作品内容概括为“英雄恋母”、“英雄救母”和“英雄落难”[4]176。显然，这种概括有其合理性，能够揭示小说某一层面上的含义。凯里曾说过，《凯利帮真史》是写作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深沉眷恋。凯里的这种说辞只是把小说中的字面意义告诉读者，但如果只是这么阅读和理解凯里的作品——读者的理解囿于作者预设的框架——那么读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将被限制。正因为阐释的主体所处的环境、受教育的水平和个性气质不同，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结合19世纪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来看，凯里显然把《凯利帮真史》中的女主角艾伦塑造成饱经沧桑、受尽磨难、惨遭囚禁的苦难母亲——殖民地澳大利亚形象。艾伦身上有着殖民地澳洲的一切特性，她的美丽和憔悴犹如澳洲大陆是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恶劣粗糙的自然环境的综合体；她的爱尔兰、英国、美国丈夫代表了染指澳洲大陆的爱尔兰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及这三个国家与澳洲的关系和它们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她的情人哈利·鲍威尔是澳洲大陆的“土特产” ——丛林强盗。

艾伦的第一任丈夫从他的家乡——爱尔兰的提波瑞拉流放到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岛，并被关进监狱。他在监狱里遭受了无数的苦难的和非人的折磨。获释之后的他，在殖民地澳洲依然被警察苦苦纠缠。警察认为他生来就是个罪犯，职业就是犯罪，婚姻也改变不了他的本性。内德的父亲曾经发誓，“绝不再和法院打交道。因此在墨尔本看见满大街警察，他觉得比看见苍蝇还难受。”[5]5警察经常来察看凯利家养的牛马身上的烙印，还用筛子筛过他们家的面粉，希望找到内德父亲的罪证但没有结果。爱尔兰人历来最鄙视叛徒，因此内德在贝弗里奇天主教学校上学时，他们对叛徒的了解远比对圣人的了解多。他们能够背出一大串叛徒的名字：约翰·刚凯因、爱德华·艾比、安东尼·佩里等等。“我很小的时候，人们就极力让我痛恨父亲，因为他们说，父亲是‘那种人’。”[5]195不仅如此，内德还找到了父亲所穿过的女人的裙子，从而瓦解了父亲在他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后来由于内德偷杀了牧场主的一头小母牛，他父亲因此而蒙冤入狱受尽折磨，出狱后变了一个人，成了扶不起的醉鬼，并且最终悲惨死去。

艾伦死了丈夫，成了可怜的寡妇。她还有七个孩子，他们一家过着动荡不安、惊魂未定的生活。年轻漂亮的寡妇又成了男人们追逐的对象。有热情如火的凯利叔父，他因追求不成而放火烧了内德姨妈的旅馆，被殖民地警察抓了投入监狱判处死刑，后来在哈里·鲍威尔的帮助下获救。其他的追求者有像莱斯巴伊的特克·莫里森，喜欢整洁的英国人比尔·福罗斯特。丛林侠盗哈里·鲍威尔深爱着内德的母亲艾伦。他对这位饱受折磨的女人非常关心，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艾伦，但是艾伦选择了比尔。比尔与艾伦结婚后生下一个孩子，然后无情地抛弃了他们母子，这与英国人把爱尔兰政治犯无情地抛弃到千里之外的新大陆而弃置不管有着共同之处。在欧洲有着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征服，在澳洲有着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裔的统治，在爱尔兰人的历史中英国人是他们铭记的痛与恨。

艾伦的第三任丈夫乔治·金是一个比内德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现在，她坐在窗户旁边的一把小椅子里，那位‘新任’情夫坐在桌子旁边，细长的腿一直伸到壁炉格架旁边，脚上穿着美国佬喜欢的那种半高跟靴子，更像时髦女郎的高跟鞋。”[5]226乔治是在内德入狱的那段时间里和艾伦好上了，内德出狱后他们就结婚了。乔治是美国人，他是内德母亲艾伦的第三任丈夫，也是内德妻子玛丽的曾经的情人。他伤害了内德一生最爱的两个女人，为内德所痛恨。乔治偷窃和转卖牧场主的马匹而又逍遥于殖民地的法外。最后乔治也离开了身心疲惫，憔悴年老的艾伦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独自逍遥去了。乔治是凯里笔下的美国花花公子，他没有责任感、随意玩弄女性，有如在世界各地大展雄风、乱施淫威的年轻的美帝国。美国作为后起的新帝国与老牌的大英帝国有着根本的不同，大英帝国的传统文化召唤着澳大利亚人，而美国的消费文化腐蚀着澳大利亚人，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染指着澳大利亚的历史，造成了澳大利亚人国家认同的诸多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凯里小说中的这些母亲形象象征着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不同阶段，布莱顿妈妈是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罪犯流放地时期的母亲形象；伊丽莎白是澳大利亚移民涌入阶段的母亲形象；菲雷瑟特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高涨时期的的母亲形象；艾伦·凯利是澳大利亚国家形成时期的爱尔兰裔母亲形象。进而言之，伊丽莎白象征着英国移民在澳大利亚扎根；玛丽·布莱顿象征大英帝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菲雷瑟特象征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时期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对澳国家认同的作用；艾伦·凯利则象征着殖民地澳大利亚爱尔兰裔的国家认同的复杂性。凯里笔下的母亲形象揭示了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萌生、发展以及巩固的过程。因此，通过对彼得·凯里创作中的母亲形象的解析，使得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澳大利亚的国家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语境下的不同表征。

[1] [澳]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M]. 曲卫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2]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3] [澳]彼得·凯里.杰克·迈格斯[M].彭青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4]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 Carey, Peter.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M].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2000.

责任编辑：李应青

张计连，云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澳大利亚文学(昆明 650091)。

2014-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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