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贵品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云南 昆明 650091）

“西南学”考论

娄贵品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云南 昆明 650091）

作为学术概念的“西南学”的文字表述，最早见于1948年11月20日和12月4日国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编的《中央日报·社会研究（副刊）》第十二期和第十三期连载的江应樑《西南社会与“西南学”》一文。这一概念应是岑家梧在中国社会学社广东分社第九届年会召开之前私下提出，并建议江应樑撰文予以阐述。通过在对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素具注意”的中山大学师从对西南民族颇有研究的杨成志学习人类学，江应樑奠定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基础和方向，掌握了将人类学和民族史相结合，把民族调查资料、体质测量数据、考古学论证、民族语言记录和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研究方法，并精耕细作，收获了累累硕果，能够胜任且乐意阐述“西南学”。江应樑对“西南学”的阐述吸收了陈序经的学术思想。“西南学”适用于所有参与西南研究的学科，在中国史及中外交流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西南学；江应樑；岑家梧；陈序经

据研究，20世纪40年代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发行的“西南研究丛书”10种，“是我国‘西南学’或称西南研究之开山之作，开创了区域性民族、历史、地理、文化综合研究之先河”。“90年代以来，西南诸省区的区域文化、族别文化日趋活跃，壮学、泰学、纳西学、彝学、哈尼学等领域成为国内外民族研究者的关注热点。而作为整体性的区域文化比较及综合研究的‘西南研究’或‘西南学’，也产生不少颇具实力与影响的成果。”[1]“西南学”既然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成果卓著，似乎表明学术界对这一学术概念已有相当了解。然而，几年前，美国人类学学者那培思在接受梁永佳等人的采访中表达了她对这一概念的困惑：“我困惑的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西南学’？这是否是更多地参与进了一种边界划定中？因为可以有‘西南学’‘西北学’‘东北学’等等。我也只是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西南学’呢？”[2]这一困惑显然不只是那培思这个外国学者的困惑，因为这一访谈实际上已经暴露了我国学者对“西南学”概念缺乏了解和研究。因此，对这一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概念作一考论，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西南学”概念的提出

1948年11月20日和12月4日，江应樑《西南社会与“西南学”》在昆明《中央日报·社会研究（副刊）》第十二期和第十三期连载，这是目前所见在学术意义上使用“西南学”的最早记录。文中说：“中国社会学西南分会，最近在广州开年会，有人在会中提出了一个新发生的名词‘西南学’”[3]。中国社会学会即中国社会学社，初名东南社会学会，1928 年9月6日成立于上海，1929年冬与北方各大学社会学教授商议合组为中国社会学社，1930年2月1日在上海开成立大会，议决社址设于首都南京[4] 62。该社主要工作之一为举行常年大会[5]。

先是中国社会学社理事会决定于1948年10月1、2日分别在南京、北平、广州、成都四地同时举行中国社会学社第九届年会暨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以“二十年来之社会学”为年会总题[5]，但广东分社未能按时举行。1948年12月19日，广州分社第九届年会在岭南大学农学院召开。出席者有广东省社会处长陈洪范、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岭南文学院院长王力、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社会学权威Dr.Roled field、社会学教授余天休、杨成志、陈跃云、岑家梧、董家遵、杨庆堃、谢健弘等，及珠海大学、法商学院、广法学院社会学系学生二百余人。先由黄文山教授主席致开会词。他指出，现代各国对社会学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美国，对社会进化论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最有成就。而中国对社会学的贡献，则以文化学方面为多。继由省社会处陈处长报告省社会行政工作，及各教授来宾等相继演说。岑家梧教授报告岭大、法商及珠海大学社会系教授分别报告该校社会系状况。下午举行专题演讲，由中大教授朱谦之讲“文化社会学纲要”，黄文山教授讲“文化学在创建中之理论之归趋及其展望”，陈序经博士讲“社会学与西南文化之研究”。专题演讲后并有专题讨论，题为“文化学及社会学分野”。会后选举理监事，结果陈序经、刘榘、董家遵、岑家梧当选为中国社会学社总社理事，黄文山当选为总社监事。黄文山、刘榘、岑家梧、陈跃云、谢健弘、董家遵、周信铭、谢哲邦、曾松友、李□铮、陈邵南、罗致平、陈序经、陈洪范、杨庆堃当选为分社理事，尹德华、戴裔煊当选为候补[6] 3。据黄文山叙述，岑家梧教授以朱谦之、陈序经两先生及黄文山都是研究文化的人，因此主张由他们三位提出报告，再集中讨论[7]。会议基本上是按岑先生的建议安排的。陈序经《社会学与西南文化之研究》、朱谦之《文化社会学纲要》、黄文山《文化学在创建中的理论之归趋及其展望》均发表在《社会学讯》第八期《中国社会学社广州区第九届年会特刊》上。但是，江先生没有说明，是谁提出了“西南学”概念。

二、“西南学”概念的提出者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南社会与“西南学”》开头便说“中国社会学西南分会，最近在广州开年会”，但是广州分社第九届年会召开的时间是1948 年12月19日，而江先生的文章却在1948年11月20日就刊出了。该文不久后载于1948年12月31日的《广东日报》副刊“民族学刊”（周刊）第32期。1949年初又在《社会学报》刊了一次。该文在昆明《中央日报》发表后，江先生“以其对广东历史社会均有关系，而该日报销路又不出外省”，所以将稿子寄给珠海大学出版的《社会学报》，“着再刊一次”[8] 1。因此，“西南学”显然不是在中国社会学社广州分社第九届年会上才提出来的，而是在此之前就提出来了。

1985年，江应樑在一篇回忆岑家梧的文章中提到“西南学”概念的提出问题。据述，1947年到广州后，江先生经常和学友王兴瑞、岑家梧等聚谈，“谈到我们今后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研究西南及南方的少数民族，家梧在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西南种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发表在《青年中国》杂志上，我们便把我们的研究取了一个名称，叫做‘西南学’，……大家推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西南学》，在报上发表。”[9]这段回忆，只有岑文载《青年中国》基本准确（见《青年中国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40年7月1日出版），其余则多不可靠。首先，江先生受推荐撰文时并不在广东，不存在与王兴瑞、岑家梧等“聚谈”提出“西南学”的可能。1948年8月，云南大学去函聘请江先生任社会系教授，江先生接受了聘书，回到昆明[10] 158，至江先生的文章发表止，江先生都在云南，并未参加会议。其次，将对西南及南方少数民族的研究定名为“西南学”，与江先生当时所述不甚相符。第三，文章标题为《西南学》也不准确。江先生既未参加会议，所谓“有人在会中提出了一个新发生的名词‘西南学’”，也必定是听来的。至于听谁说的，据上述江先生的回忆，应是听岑家梧说的。因为江先生回忆中提到的学友，只有岑先生出席了会议。据此推测，应该是岑先生在会前就提出了“西南学”概念，并建议江先生撰写相关文章。至于“我们今后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由1947年9月3日晚江应樑与岑家梧的谈话可见一斑。江先生“与家梧共谈事业之出路，两人均同意，做书呆子不是办法，而依附恶势力做官僚、政客亦非所愿为，吾辈有此头脑，有此身手，不能虚此一生，而时势潮流之进化，非复斤斤于数卷残书中可与以谈天下事者，今后宜结合同志，作一学术上之组合，然后放大眼光，博识世事，对于边疆事业，拟定一个全盘计划，若今生真无此时机则已，否则自应出展身手，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庶不辜负男儿一生也。家梧期以十年，余则谓五年后若中国仍无办法，则虽不自亡，亦为人亡之矣！”这里的“边疆事业”，显然即是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三、江应樑被推荐阐述“西南学”的原因

江先生之所以被推荐阐述“西南学”，与其学术渊源及学术专长与学术成就等大有关系。据江先生自述，他对西南边疆的夷人，自幼便有一些断残零碎的见闻。他是出生在昆明的广西人，其广西老家附近散居着不少徭人、僮人和侬人，其祖父、父亲宦游云南，曾到过若干有摆夷、罗罗等夷族的散居县区。因此，江先生自幼便习闻长辈们谈到这些边民的特殊风俗习尚[11] 1。不过，江先生对西南民族发生兴趣应是在读大学期间。1927年，江先生考入上海暨南大学预科，大学二年级升入本科。在本科时期，读过一年中文系，一年社会学系，两年历史系。1932年毕业，留在暨大附中教书，并兼任暨大南洋文化事业部编辑干事，做了三年。在1936年10月28日完成的《昆明民俗志导论》一文中，江先生写道：

云南是中国西南极边远的省区，被包围在万山丛中，为着历史上直接归属中国的时期较后，今日政府又未能以交通政策使她与中区各地打成一片，所以直到现时，说起云南，许多人尚自把她看作一个神秘的迷；“云南人也像我们一样的面目吗？”“云南人吃的穿的是什么？”“云南人有尾巴吗？”这种带着神秘的迹近侮辱的探问，恐怕每一个自云南到江南或北方的人常受到的。遇到被人这样询问时，固不难简洁地回答他：“云南的一切都和这儿一样啦！”可是倘再问：“为什么都和这儿一样呢？”这我想能给以清楚不错误的解答的，那就不见得多了。因为要无错误的解答这个问题，得先知道云南种族的状况，云南开辟的历史，云南文化演进实情，云南现有汉人移民史，以至云南现时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实际情况；这实在不是容易的，原因我们根本便找不到一本书能够系统地给我们这种知识。我对于西南民族及西南历史，有着特殊的兴趣，我曾想研究云南开化史，我曾想研究云南移民史，我曾想对现时云南全省汉人及苗人地理的分布作详细实际的考察，进而研究汉人对苗民政策的实迹；

又说：

云南移民史料，几年来随时留心搜集，结果仍贫无所得，……[12] 28-29,59

显然，从云南来到江南的江先生，受到了几近侮辱的探问，为了正确回答问者的问题，江先生对西南民族和西南历史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几个“曾想”及“几年来”表明，江先生的兴趣产生于在暨大读书时期。1936年夏，江先生用《研究西南民族计划》一文报考中山大学研究生，被录取在人类学组，师从朱谦之和杨成志。1936年冬，随杨成志到粤北瑶山调查瑶族。1937年春，参加中山大学研究院和岭南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合组的海南岛黎苗考察团。同年夏，受云南省政府与中山大学派遣，赴云南腾龙边区考察摆夷，1938年5月返回，完成《云南摆夷研究》，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任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中国民族史和西南民族研究。抗战爆发后，写过《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一书。接着得到中英庚款资助，赴云南德宏调查。不久中山大学迁滇，自1938年至1940年，带学生调查澄江、昆明、路南、嵩明等地的夷人。1941年春节过后，入凉山调查，从凉山出来曾考察滇东各地，又经贵州，转昆明，再沿滇缅铁路调查了顺宁、云县、耿马、孟定一带的夷族。1943年秋，出任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在1943年至1945年完成《腾龙沿边开发方案》和《思普沿边开发方案》。1945年8月到西双版纳调查摆夷，1946年4月回昆明办原配夫人的丧事。后应广州师友的邀请，于1947年8月到广州，接受中山大学、珠海大学的教授聘书，并兼任珠海大学文史系主任。回昆明前完成《西南边疆民族论丛》《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摆夷的生活文化》三书。[11，13]

中山大学“对西南边疆问题之研究，素具注意，……前后继续曾刊行不少专门学术之报告。”[14] 293该校“语史所同仁利用其所倡导的田野调查实践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等方法对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西南民族研究之先声，还直接催生了历史学与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诸多交叉学科的形成和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1948年，时任人类学组主任的杨成志，正是以该校文科研究所关于“西南民族的调查和研究”的丰硕成果，作为向教育部申请开设人类学系的重要依据，并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从而成为国内较早开设人类学系的高等学校之一[15]。江先生之所以选择中山大学，且以“西南民族”作为研究专题，是“由于中山大学研究院的文科研究所，积十余年之时间，经国内名教授学者的倡导经营，对民族学（Ethnology）及人类学（Anthropology），有浓厚的研究空气与特殊的成就，他们对边疆民族尤其是民俗学的研究方面比较进步，从田野工作中寻取新的材料，来澄清过去书本上的纷歧错误记载。我倾心于此种新的研究方法”[11]。经过中山大学人类学的系统训练，江先生奠定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基础和方向，掌握了将“人类学和民族史相结合”“把民族调查资料、体质测量数据、考古学论证、民族语言记录，和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3] 318的研究方法，并精耕细作，收获了累累硕果。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既是江先生及其中大师友共同的学术研究领域，江先生自然乐意对之进行阐述。

四、陈序经与江应樑的“西南学”阐述

江先生对“西南学”的阐述，吸收了陈序经关于西南文化为何值得研究的学术思考。陈先生长期从事西南文化研究，对西南文化的系统研究如何开展有深入思考。早在广东分社第九届年会召开之前，陈先生就在《研究西南文化的意义》中提出了系统研究西南文化的设想和重视西南文化研究的原因。他说：“二十年来，我无时不注意西南文化的研究。……以我个人有关的力量，欲对它作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殊不可能，所以我时常打算集合若干同志，专门从事这种工作。”“西南文化为什么值得我们这样深切的注意？我常常认为，西南是西方文化输入最早的地方，是新文化的策源地；西南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最迟的地方，是固有文化的保留所。再从另一方面看，西南的民族极为复杂，若干文化还保存着原始文化的特征，西南又可说是原始文化的博览会。因为有了这几方面的特色，西南在中国文化史而至一般文化学的研究上，就有极重大的意义。”[16]在提交广东分社九届年会的《社会学与西南文化之研究》一文中，陈先生再次阐述了西南文化值得深切注意的理由：“就西南中国而论：我常常说过，它是西方文化输入最早的地方，是新文化的策源地；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最迟的地方，是固有文化的保留所。另一方面，因为西南的民族繁复，若干文化还保存着原始的特征，它又可说是原始文化的博览会，在社会学的研究上，尤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陈先生还就此做了详细阐述：

第一：南方在唐宋间已经与外洋接触，南洋一带货物，最先输入了广州。到了近代，葡萄牙人，英国人，继续来到澳门、广州，南方乃成为国际贸易的要地。中国与西洋的接触，自南方开始，而西洋文化的输入，也以南方为最早。无论是新式的经济设施，新的政治运动，新的宗教思想，都先发源于南方的。如果我们欲明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程，南方可以找到无限的具体的资料。

第二：南方接受中国固有的文化，为时较晚，直到现在，西南各地，还可以到处发现固有文化的真面目，如氏族制度，宗法制度，在南方保存得最为完整，广东的祠堂，宗产，以至大家族中的宗法制度，在北方都不容易看到。又如南方人的衣食住行及各种风俗习惯，多少与古代的情形相同。我们若能把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西南的文化，作比较的研究，相信必有重大的成就。

第三：南方与外国交通较早，又因为闽粤二省的地少人稠，所以南方人到南洋或欧美经营工商业的特别多。华侨旅居海外，把他们劳力的所得，接济祖国，繁荣了南方的社会，假使我们把华侨做中心，详细的分析南方社会的新的经济、政治、教育及种种制度的发展，一定发现了它与华侨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可是华侨今日到处受了排斥，在国外差不多已濒于绝境，回到国内，又因为年来战争频繁，社会不安，也几无立足之地了。华侨问题，究应如何解决，这是我们社会学者的责任。

第四：西南民族，种类极多，社会文化，多保留着原始的状态。不少民族，还从事于狩猎生产，凉山罗罗，还行奴隶制度，桂省徭族，还有交表婚制及图腾崇拜。凡此种种，更是我们研究初民文化的好资料。

综上，西南文化，在社会学的研究上极为重要。[17]

简言之，西南文化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西南既是新文化的策源地，又是中国固有文化的保留所，还是原始文化的博览会。上引第一点对应“新文化的策源地”，第二点对应“固有文化的保留所”，第四点对应“原始文化的博览会”。鉴于西南文化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陈先生遂在中国社会学社广东分社九届年会上提出，希望同仁因地制宜，分工合作。

而江先生文中所述，多是对陈先生观点的发挥。江先生对陈先生“西南文化为什么值得我们这样深切的注意”所给出的理由作了征引，并做了更为具体的阐述。其所谓我国西南边区诸省“不论从文化、社会、民族、历史、地理任何方面说，都有其独特的异于其他省区的实像”，与前引陈先生所述的西南文化值得深切注意的理由及其详细阐述的四点基本相符；“西南学中最值得研究的部门应当是西南社会”，与陈先生看重西南社会文化在社会学研究上的价值一致；“现代国家中已经没有了的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只留下了一个历史上的名词，我们却能在西南边区中看到现实的例证”，与前引第四点意思相同；江先生所谓的中国自秦统一六国以后，“除偶然的动乱时代外，政治体系和社会都是在统一划一的完整方式下演进着的，……但社会组织，家族制度，和维持人与人相互关系的礼俗，都是各地一律相同而很少有着纷歧的，如果要寻求有所纷歧的话，那便只能在西南社会中得到，因为在西南边区里，有着始终未曾与中国这一与主流文化混合的若干小支流文化，由此种未经混合一统的支流文化中，于是发生了不同的政治体系，社会制度，以至生活礼俗”，更是西南“是固有文化的保留所”的详细说明；“如果说，广东是一个由中国本位形态转向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地域，那末，四川可以说是最能保有中国固有形态的省区”及相关细述，是南方是“新文化的策源地”和“固有文化的保留所”的具体化；“在学术上最具价值足可视为珍宝的还应当数到西南边疆中许多不同形态的原始社会，在滇黔川康藏尤其是云南境内的若干边疆地带，因为民族的复杂，与内地的长期隔绝，于是使他们的社会组织、经济制度、文化体系，以至生活习俗，都各成一个典型，从空间上言，摩尔根根据以写成其震惊世界的名著《古代社会》的非洲、澳洲土人原始社会诸种事象，在西南边疆中几全有之；从时间上言，人类历史上所记载的各时期的原始制度，在西南边疆中，也几乎大多数有现实实例可以寻取”，是对南方“是原始文化的博览会”及前引第四点的深度描述；“西南这一个区域内，新至时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在这里看到，……旧至原始的氏族部落制度，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发见”，则是“新文化的策源地”“固有文化的保留所”“原始文化的博览会”的细化。相似的表述还有，但以上所举，已足以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五、“西南学”的学科适用范围及意义

“西南学”这一专有名词虽然是在社会学年会中被提出来的，但是，它的适用范围并不仅限于社会学，即使仅从“西南学中最值得研究的部门应当是西南社会”而言，这一概念在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或领域也是完全适用的。这可以从当时这几个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得到说明。美国学者顾定国认为，1937年之前，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两个姊妹学科在中国的分工情况和西方一样。社会学研究汉族，而让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研究“落后地区”或边疆的少数民族。全面抗战爆发后，所有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到了中国的西北、西南地区，人人都投身民族志研究，打破了30、40年代遵循的学科界限[18] 78-79。然而，学科界限在这一时期得以打破虽系事实，不过似有顾先生未注意到的国际国内学术背景。据吴文藻1942年的说法，“人类学社会学实在是二而一的东西，尤其在中国是应该如此，在西方人类学与社会学向来视作两种学术训练，分多合少，……最近两种学术日益接近，不久定将混合为一；因为二者所研究的目的、题材、观点及方法，越来越趋一致，几乎无分彼此。所谓‘文化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不过是异名同义的词儿，目前大家都在讲求科学方法，尊重实地考察：一方面社会学家去简单社会考察初民土人，一方面人类学家回到现代社会考察农民工人，一个社区，不论其类型之为部落，为乡村，或为都市，都已成为共同考察的对象。即如吾国，抗战以还，考察边疆社会最为热心的人，就是社会学者，这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19]就提出者的初衷来说，范围还不仅限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诸领域，因为关于西南诸省的文化、社会、民族、历史、地理诸方面的研究，就非这几个学科所能完成，何况整个西南研究。因此，“西南学”需要多个学科学者的参与。

不过，西南虽是一个区域概念，提出者也明确说包括粤、桂、滇、黔、川、康，以至西藏、台湾，但是，“西南学”是在中国史及中外交流史的视野下提出来的，绝不只是区域研究或地方研究，也绝不只具有区域意义和地方意义。前述西南文化的研究既包括新文化，又包括固有文化，还包括原始文化，可以使我们“明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程”和初民的文化，还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和南方社会与华侨的密切关系。因而，西南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化史、一般文化学、社会学的研究上均“有极重大的意义”。西南文化研究的意义既然是超越西南的，那么，整个西南研究的意义自然也不仅限于西南。

综上所述，“西南学”的提出不是居于区域的考虑，而是由于西南所具有的特点。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西南研究者经过长期的探索，认识到了西南的特点，意识到要将西南作为一个整体，从中国史及中外交流史的角度展开研究。这本是西南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但不幸其时社会动荡，不久政权更迭，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在大陆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遭到取消，这几个学科的学者也被迫与过去从事的事业一刀两断，江先生的文章遂“被遗忘”①。几十年后，当这些学科恢复重建时，这篇重要文献已不为人知，就连江先生自己也记忆模糊。江先生当时说：“这虽是一个尚未经学者们公认的学术名词，但却新颖可爱，而其造意也很深刻，相信这一个名词，将来必被普遍应用而成为一学术上的专词的。”可惜，由于学术史的断裂，这一概念是否“新颖可爱”“造意深刻”、值得“普遍应用”，至今仍然没有答案。不过，既然1941年吴文藻撰写的《边政学发凡》在时隔近70年，边政学在大陆被取消也有近60年时，依然被专家称为“所阐论的有关边政学学科建设的构想，仍不失其学术生命力”②，那么，在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已恢复重建几十年，并且发展势头良好，各学科参与的西南研究正蓬勃发展的今天，《西南社会与“西南学”》一文的学术价值，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认真评估的。

注释：

① 杨堃在《<边疆文物展览特刊>发刊词》（《正义报》1949年4月20日第六版）中提到过此文。《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未收录。

② 2009年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系列讲座”第一讲“中国边疆研究大趋势（上）”。

［1］ 黄泽. 半个世纪以来三套“西南民族文化研究”丛书评介[J]. 广西民族研究，1999（1）：115-118.

［2］ 梁永佳，杨清媚，等. 被中国西南所吸引的人类学者——那培思（Beth Notar）博士专访[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7）：26-32.

［3］ 江应樑. 西南社会与“西南学”[N]. 中央日报·社会研究（副刊），1948-11-20.

［4］ 中国社会学社纪事[J]. 社会学刊第六卷合刊，1948年1月.

［5］ 中国社会学社南京总社举行九届年会[J]. 社会学讯第八期第二版，1948年12月19日.

［6］ 中国社会学社九届年会本校社会系员生参加[J]. 珠海大学校刊第一卷第四期，1949.

［7］ 黄文山. 文化学在创建中的理论之归趋及其展望[J]. 社会学讯第八期第九版，1948年12月19日.

［8］ 江应樑. 西南社会与“西南学”[J]. 社会学报第二卷，1949年1月15日.

［9］ 江应樑. 忆家梧[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1）：23-24.

［10］ 江应樑. 摆夷的经济生活·序[M]. 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50.

［11］ 江应樑. 我怎样研究西南民族[J]. 文史春秋第二期，1948年6月25日.

［12］ 江应樑. 昆明民俗志导论[J]. 民俗专刊第一卷第二期，1937.

［13］ 高增德，丁东.编. 江应梁自述[M]//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14］杨成志. 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J]. 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年9月30日.

［15］王传. 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与现代中国西南民族研究[J]. 史学史研究，2010（2）：67-75.

［16］陈序经. 研究西南文化的意义[J]. 社会学讯第七期第一版，1947.

［17］陈序经. 社会学与西南文化之研究[J]. 社会学讯第八期第三版，1947.

［18］ [美]顾定国. 著.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M]. 胡鸿保，周燕.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9］ 吴文藻. 边政学发凡[J]. 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1942年1月.

（责任编辑 杨永福）

On the “Studies of Southeast”

LOU Gui-pin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Colleg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Studies of Southeast” described in words as an academic concept first appears in the paper Southeastern Society and Studies of Southeast written by Jiang Yingliang， published on Nov. 20， 1943 and Dec. 4，1948 in serial No. 12 and 13 of Central Daily News·Social Studies （Supplement） edited by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National Yunnan University. The concept is advanced privately by Cen Jiawu before the holding of 9th annual meeting of Guangdong branch of China's Sociology Society and he suggests that it should be elucidated by Jiang Yingliang. Jiang Ying-liang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southeastern minorities study through learning ethnology fromYang Chengzhi who is an expert in southeastern minorities study in Zhongsh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 study methods which combine anthropology with national history and integrate nationality investigation literature， health examination data， archaeology argument， nationality language records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into a whole， and studies intensively， so he is ready and capable of elucidating the concept. Jiang Yingliang absorbs Chen Xujing's academic thoughts in elucidation. “Studies of Southeast” applies to all subjects of southeastern study and is signifi cant in the study of China's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mutu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Studies of Southeast； Jiang Yingliang； Cen Jiawu； Chen Xujing

K297

A

1674-9200（2015）02-0062-06

2014 - 07 - 15

娄贵品，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