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春霞



阎真小说的道德探析

向春霞

（湖南城市学院图书馆，湖南益阳 413000）

从《曾在天涯》、《因为女人》、《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恍如近20来年的社会变迁自自然然的变成了一部记录片。阎真刀锋犀利地将道德墙内墙外的人物脑海所思做开颅处理，无论美丑善异都无处藏身；他又象鲁迅那样，将那片道德高地里糜烂的病灶毫无保留地撕裂开来，又并入史册。

阎真；《曾在天涯》；《因为女人》；《沧浪之水》；《活着之上》

2014年12月3日首届路遥文学奖在争议声中开奖，阎真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成为唯一一部获奖作品。随着获奖的到来，他的系列作品再次引起了文坛的高度追注。这个民间奖项一点都不比官方大奖来得容易，相反，这个作品的获奖恰恰是对他坚守在道德高地孤行军的一次肯定。与其说，首届路遥文学奖是颁布给了阎真个人或者是阎真的《活着之上》，还不如说是颁给了在道德墙内的集团军。

媒体公布了路遥文学奖的九名评委，他们并非来自官方，而是另一种音质的“民间”代表：“……路遥文学奖9名评委首次集中亮相，他们是北京大学副教授邵燕君……作家解玺璋、《当代》杂志社社长杨新岚、《长篇小说选刊》副主编鲁太光等……”[1]

什么样的评委就有什么样的评奖结果，评委的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清楚地在类型和意识形态上作了分割。分割线以外的作品，如玲珑剔透的薄胎瓷，一碰即碎，但路遥文学奖毫不犹豫将浓重的釉色抹在这高岭土烧造的极品薄胎瓷上。

网络的发达让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交到许多素不谋面的朋友，这样的朋友甚至可以永远不见，而网络却让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少，友谊也越来越脆弱。网络只能使我们友异，却不能让我们变成意友。凌驾于网络之上、时空之上的媒介，也可以让人足不出户，素不谋面，就成为永远的意友，这种媒介就是书。《活着之上》就是这样的意作，李白的《古风》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这样的意作。《活着之上》让我感受到知音的存在，如同李白和曹雪芹都是让阎真落泪并无数次遥想的意友。

我……顺手拿起一本书来翻阅，是《李白传》,薄薄的一本。……我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流下了眼泪，凉凉的一星点，痒痒的停在腮边。[2]

阎真的小说能获得眼光近乎苛刻的评委们的青睐，是因为他不仅是时代的记录员，也是时代的摄影师，更是时代的检察官。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那个时代深刻、真实和疼痛的写真集。我们不妨替他的每一部作品宽衣解带，从而细窥其写真集小说所代言的真实世界。

一、故土难却，告别西天的云彩和《曾在天涯》

《曾在天涯》是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高力伟是一名教师，以留学生家属的身份到了加拿大，他和妻子林思文本是恩爱夫妻，但妻子留学加拿大后，为了拿到绿卡，也为了在那里过上传说中的上流人生活，她迅速转变成一个“独立”有余、“自强”过剩、“冷酷”十足的典型中西思想附体的女知识分子。然而，她面子随夫，里子随己。生活上，林思文处处以西方生活的标准和文化意识要求高力伟，她坚决要把丈夫改造成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既合格又荣耀的“加国人”。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国热几乎象热带海滩上出现的海啸，同一时代的作品有《北京人在纽约》，北剧刚出来，《上海人在东京》就出炉了。一时间，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跳进太平洋，或“西天取经”，或“东渡求佛”。就象公园里的摩天轮，此起彼伏。

出国热过去后，海啸渐渐变成了温润的“乡愁”。而只身海外的很多华人担心失去华侨的光环，在国外混得和包身工差不多也咬牙扛着。一方面，西方媒体大肆夸大中国灾难，中国成为西方眼中不平等和落后的重灾区，另一方面，国内很多人在夸大西方自由民主富裕的国家形象，西方成为中国人眼中的华丽天堂。事实上，国内不明真相的人根本无法知会西方华人的真实处境。

故事的前言和结尾，阎真把高力伟做了这样的安排，也是唯一合理的安排：高力伟揣着五万加元回到属于自己精神的家园——祖国。阎真以此向亲友们回答了他留学加拿大却最终选择回国的真实原因。

我1988年去加拿大，待了四年，1992年回国。我是放弃了绿卡回国的。……有人说：“哪怕是坐移民监，再坐两年，你就可以入籍了。”我说：“要我效忠英国女皇，我抬不起手。”[3]

阎真导演了小说里主人公高力伟的人生轨迹，他还多次描绘博士周毅龙在餐厅开鸡的情景，此外，周博士还不断步入高力伟的后尘，甚至连个人婚姻也是如此。最后，他将诸多削尖脑袋出国的夫妻最后分道扬镳的事实自然逼到了一难以逃遁的死角。阎真用他的马良神笔警醒那些狂热却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天真和可爱的人们。

晚上两个人继续在灯下开鸡，周毅龙有点神不守舍，恍惚之间切着了左手食指。……我赶快找了创可贴给他止血，里面白白的骨头都看见了。[4]

阎真并不是一个投机分子，他有很多机会去投机，也有足够的理由背叛自己的良知意识，面对唾手可得的绿卡，他却残忍地拒绝自己留下来。两个非邻语言的国家，经济上的硬差距和文化及文明上的软差距，使西方人有一种优越感，他们先入为主，又在各个方面排斥象高力伟这样做着西方梦的中国人。他笔下的高力伟认识到，洋国家的文盲，只要会说英语，他们就有绝对的优势压倒一个异国的知识分子。终于，高力伟一次次在开鸡和油锅职位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中认识到，回国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当他写下这部小说时，当时有超现实主义者嘲笑他，人格上不够男人，过于软弱和失败主义思想严重。超现实主义者早已将拜金主义供奉为取款密码，不惜拿“成功人士的经验”讨伐高力伟之辈：“你又不是钱，不必人人都爱你，我们各为其国，你好自为之。”好像这些人生来就是高贵的西方人。最好的回应莫过于此。

他说着又用刀拍拍那鸡，那鸡伸长了脖子，颈上的血一冲几寸高，挣扎着终于倒了下去，双脚还在乱蹬。……他又抓起一只鸡往台板上一放，把沾血的刀伸到那鸡头上去闻，让还没凝固的血滴到鸡的鼻孔里去。[4]390

阎真笔下的高力伟，并不是一个没有缺陷的精神主义唯上的英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没有那么伟大”，高力伟也没有这么伟大。高力伟前后和三位女性发生情感纠葛，这符合中国的国情，高力伟并没有活在月球。舒明明是高力伟在妻子出国后的情人，短暂而不现实的浪漫随着地域的阻隔结束了高力伟成为女人心中男子汉的美好幻想。他和妻子林思文离婚后与张小禾的爱情，才是他最梦牵魂绕和割舍不下的，但与舒明明的感情唯一不同的，是在舒明明那里，高力伟没有突破最后的道德底线。而在张小禾那里没有这样处理，直到最后，张小禾因为真诚的爱情自愿而主动地向投高力伟怀抱时，高力伟才激动又自责地敞开胸膛迎接她的姗姗来迟。其实他那时已是个婚姻自由的人，道德不在高力伟的约束范围之内，因为吃洋肉是加国家常便饭的事，高力伟却一直自觉地坚守着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才供奉的道德秩序，使得高力伟这个看似软弱和畏惧困难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在读者的心中树立起了一种别具一格、真实、丰满而又高尚的人格印象。

阎真笔下的人物，以知识分子居多，他后来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这样或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是社会文明和风化的风向标。他不断以知识分子题材写作，在树立了一些非绝对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同时，又无情的撕开了许多利益至上的知识分子的小人性、虚伪性和无情性，与以笔触干练、果断、犀利著称的石一枫一道，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知识分子群体，无疑宣布了自己和超现实主义的绝对极权派的对立立场。路遥文学奖在此时出台，恰逢其时。

二、道德伤疤博物馆里和《因为女人》

《因为女人》是阎真2007年的作品，如果说《曾在天涯》是知识分子的爱国曲，那么，《因为女人》则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情爱曲。值得赞誉的是，阎真反串式的写作，和石一枫的《三个男人》有异曲同工之妙。通常来说，女性作家写男性题材很难把握男性的刚阳，男性作家写女性题材则很难把握女性的细致入微，写与作者性别相反的人物并不容易成功，阎真在这方面却很成熟，他不管描绘男性还是女性的心理，都是刚柔切换游刃有余，不会因为性别问题受到牵绊。《因为女人》成功塑造了“解放思想”的同时也“解放肉体”的女知识分子柳依依形象。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变，改革的风雨飘摇和改革的纲领被这样那样理解并渗透到伦理、道德和贞操观念中，很多传统观念被一一颠覆。“解放”引领开放的脚步，“解放”必然带来这样那样面目全非的后果，最后结果无法解释时，结果又因“解放”变得堂皇化合理化。柳依依的出现，360度角刻录了社会价值体系的沦丧，深刻揭露了性解放带来的道德沦丧。这又是一部现代版的道德沦陷史，道德的沦陷加重了知识女性的不幸和无奈。

阎真的触觉超乎敏异，对情感的认知更是独到和细致，他是情感剖析师，大胆地将道德墙内墙外的人物脑海所思做开颅处理，刀锋之下，人物的禀性，无论美丑善异都无处藏身。他又象鲁迅那样，将那片道德高地里糜烂的病灶毫无保留地撕裂开来，并入史册。

他准确地将笔触伸向社会精英的雏儿——夏伟凯。这是个硕士研究生，风流倜傥、不负责任还冠冕堂皇，但夏伟凯在作品中只不过是精英镜中的一角。在整部作品中，充当报幕员角色的是觊觎已久的野兽——化妆品公司的薛经理，他的目标是涉世不染的柳依依。

薛经理说：“这么美好，一辈子只有一个人欣赏，对得起这份美好吗？不委屈吗？多一个人欣赏不行吗？”柳依依几乎被他说动了，慌乱中说：“我怕我爸爸妈妈。”[5]

柳依依被野兽惦记，但没有被野兽立即猎取是因为野兽要玩欲擒故纵的游戏，涉世未深的柳依依尚且还分得清良莠。但柳依依身边却有一头正在跃跃欲试的母兽，送上门来的雄兽所衔之诱饵，对母兽来说，哪怕是毒饵，也要一试，母兽和雄兽一拍即合。这头母兽是对柳依依传统观念有着致命伤的室友，也是“解脱派”先锋——苗小慧。苗小慧是这样振振有辞地给柳依依上课的：

校园里的爱情有两种。一种是游戏性的，……还有一种是认真的……[5]79

苗小慧和夏伟凯等男男女女，分别在各自漫长的情感轨道上玩涉猎雏物和肉体金钱交易的游戏，婚姻丝毫不能驱使他们与丑陋分道扬镳，正如苗小慧说：“你不游戏不等于别人不游戏。”[5]79

柳依依以“怕我爸爸妈妈”拒绝了薛经理的肉食要求，这不仅让薛经理捧腹大笑也让“解脱”着的急行军们笑掉大牙。柳依依从一而终的爱情与婚姻理念根深蒂固，她拼命抵抗精英雏儿夏伟凯纯熟的情欲演技。情和欲如同水和油的关系，柳依依再坚强，也终不堪敌。当她刚挣脱薛经理的魔爪，却又陷入其实早已危机四伏的另一场盛大的猎兽之地：

夏伟凯搂着女孩的肩，……女孩身子往他身上歪着，在娇滴滴地笑。……柳依依……把树干紧紧抱住，轻声哭泣起来，……我呢，还要活下去，挣扎着活下去，却再也不敢认真了。[5]156-157

夏伟凯不但瞒着前女友和柳依依来往，还瞒着柳依依和前女友来往，不仅如此，他还勾搭上了一个新尤物——篮球宝贝。柳依依从堕胎后的身心巨痛中逐渐醒悟，必须和这样的情兽一刀两断。初恋的受伤和择业的残忍没有熄灭柳依依幸存的幻想，她果断作出了拒绝和郭博士联姻留校工作的决定。这又是一场涉猎的游戏，机会让嗅到了荤腥的室友——闻雅以雷霆手段骜占，柳依依再次失衡，失衡的结果导致她滑向了不可回头的绝地。和传统文文明的道德挑战，柳依依输得干干净净，因为闻雅和郭博士结婚并留校的选择证明了机会现实主义遭遇“解脱”文化时，其结合是多么的成功！

毕业后柳依依留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室友阿雨的亲身经历加速瓦解了柳依依传统的爱情至上的观念。

阿雨说：“……你要感情不流动，那怎么可能？……我也想有个男人巴肝巴胆贴心贴肺爱我……那不可能，他们只爱他自己。”[5]220

不久，广告公司开始裁员又搞绩效考核，柳依依让自己留下来和活下去的唯一资本也是自我价值就是年轻和美色，柳依依要做一道单选题，是成为多个客户的猎物还是成为某个男人的猎物？柳依依只有堵上了爱情至上的大门，才能心安理得的选择后者。这个曾经还是那么圣洁、纯真、理性的校花最终变成电视台名记秦一星的情妇，这一做，就是四年。

四年里，柳依依又一次堕胎，是秦一星为柳依依和吴教练的一夜情买的单；柳依依拿到研究生文凭，到某证券公司工作并当了点小官；苗小慧奉子成婚，嫁了一大经理；阿雨成了职业经理人，买了房却成了房子唯一的寝主；秦一星妻子得了抑郁症险些自杀，但她宁肯持有名无实的“妻子的职称”也要守着丈夫房子存款，誓死捍卫“家庭”；秦一星当上了电视台台长，又和一名新入职的名校毕业的女主播有染。

面对柳依依从通信公司打出的通信清单，秦台长一如既往的和任何时候在台上做报告一样那么的淡定、那么的诚恳：

秦一星……又说：“严妍……她跟你是不同的，她把自己当作商品，看看在哪里可以卖个更好的价钱。……”

……她心里浮现出一幅画面，自己的左手

牵着秦一星，……这是一条性爱的链条。[5]410

秦台长对自己和严妍的一夜情与地产策划师阿裴和柳依依的一夜情态度基本一致，“一夜情也是情”，他们的道德观又和妓女玛利昂的看法更是如出一辙：卖淫不过是一种个人的感觉偏好、个人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人们凭什么说这是不道德的呢？[6]

阎真对道德和女人抱有一定的希望和同情，他让柳依依嫁给穷酸潦倒的工科书生宋旭升。后来发迹的宋旭升说：“道德太道德了就是不道德了。”婚姻让柳依依差点成了现代版的潘金莲，不过阎真并没有让潘金莲的毒瘤越长越大，而是让柳依依成为一个怨妇，自食其果，并把时代留在柳依依等人身上的毒瘤变成了伤疤博物馆。阎真用柳依依这样一普通的知识女性来解构当代的道德观、爱情观、婚姻观，是他要用知识分子头顶上悬挂的一鼎铭钟，不断警醒着崇尚和习惯于“解放思想和肉体”的男男女女。

三、成功男人身后需要什么样的女人与《沧浪之水》

“1996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再想写什么的时候就找不到话题了。”不仅是阎真自己感受到写完《曾在天涯》《因为女人》后象被掏空，读者也象要被掏空一般。

西方、女人、道德的话题过于沉重，压抑得人要窒息，仿佛还没有从西方的告别中走出来，“三寸金莲”又急流直下，大大方方地躺在“招手阁”的香床上等待嫖客驾到。世界冠军总是很难自我超越，艺术家们也常自谦作品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对于小说家，要做到屡屡自我超越，委实不易。

阎真每过上一段时间，就会给读者奉上一部当代短史记，因此，他每部作品，都极象可以发出X射线的透视机，把社会众生像里的病灶毫无保留地影射在光片上。以精神卫道士著称的作家阎真，面对病灶的日益扩散却无能为力，他和屈原、贾谊、柳宗元、李白一样痛着，当代的读者，或许在若干年以后，也许会和屈原之类的清流文人一样痛着。

苦痛之下必有好诗，穷愁愤慨之下必有好文。从小说的结尾来看，《沧浪之水》无疑是一部喜剧，一部从忧忿之下凭空飞出的喜剧，这是悲剧喜剧化的表现作品，也是阎真有意要让浪漫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再重蹈《曾在天涯》《因为女人》覆辙的艺术作品。

池大为从“红奴”成功翻身当了主子，不得不对其夫人——董柳多看一眼，多评一句。董柳从头到尾都没有政治野心，就象公元前200多年的吕后，平民村妇一个，谈不上政治野心，只有一份不甘低于人下的反抗。吕后善于捕捉机会，铲除异己，心狠手辣，有政治眼光。董柳和吕后不是一个时代，政绩自是无法对比，但董柳能把在医药协会坐冷板凳的池大为这颗闲棋盘活，表明其手段不在吕后之下。池大为在当下看，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士，如果以权利和资本当作评判标准的话。那么，站在池大为身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女人，池大为还会成功吗？在柴米油盐的岁月缸，董柳却无时无刻不充当着池大为的吕后，当池大为被丁小槐这样一个项羽式悍将频频打败时，是这个吕后怂恿丈夫向丁小槐摇旗纳降的。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女人，尤其是象董柳这样能把现实说得和尼采一样头头是道的女人。

一个女人吧，她不知道什么天下大事，也不知道什么万古千秋，屁！她鼻子下面那个世界就是她的世界。……现在这个年代只看结果，不问过程……[7]

梁晓声在《狡猾是一种冒险》里说，“女人是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镜子”，阎真笔下的女人看起来都是小人物，充满了市井之气，小女人味儿十足。女人们的市井，正是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政治、宗教、文化的集合，没有女人的世界，是无法繁衍生息的世界，更是一个无以为续的世界。世界的痛苦和甜蜜，有女人的一半，当女人感受着世界的痛苦时，世界正在痛苦着。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史以及世界史其实是以女人为底纹的史诗。

面对董柳的诘问，池大为内心翻滚：“我心中一阵尖锐的刺痛，这不是那种热血涌流的快意的痛，而是针尖在心尖尖上反复扎着的痛。”[7]172这种痛并没有拖着池大为去投河献祭，而是让他迫使和自己尊崇的那个屈原作暂时的诀别。夫妻俩计划先到厅里占一个位子，马厅长的“红奴”丁小槐成了最好的下饭菜。决心下了以后，池大为内心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

我对自己说：“还能把自己看得那么金贵吗？要把自己看小，看小，象粪坑里的一条——蛆。[7]182

骗到了丁小槐的认可，老天又送来及时雨：马厅长的孙女住院需一位打针高手，素有”董一针”之称的董柳立刻将自己变成投名状，夫妻俩顺利取得了马厅长夫人的信任，池大为得到了马厅长的重新审视，在马厅长一手安排下，池大为得到了栽培和重用，读博士，评高级职称、进入学术核心圈，同时，董柳调进了省医院，儿子进了名校，还接二连三分到了三居室和四居室大房子，一系列的好事戏剧化地接踵而至，池大为毫不费力地从马厅长和其他政敌血拼的游戏中接过马厅长的交椅，成为卫生厅第一人。

梁晓声《狡猾是一种冒险》一书说道：“狡猾往往是弱者应付善者的生活环境的一种低能的本能。”率先玩这种游戏的是董柳和丁小槐，继而池大为和马厅长也玩起了这游戏。游戏也是一种战争，是战争就要死人，尹玉娥倒下了，丁小槐倒下了，过去的池大为也倒下了。但新的池大为站起来了。然而，当池大为当上厅长以后，并非高枕无忧，而是狼烟四起，尔虞我诈的权倾游戏不知不觉地抹平了孙副厅长、贾处长（贾一飞），曾为红奴的丁小槐倒在池大为的脚下，亦是“红奴”的池大为翻身当了主人，大权在握、四平八稳，成了名副其实的“迟大为”。

当了主子的池大为不忘将他刚出道时所遭遇的不平之事翻了出来，挨个的，巧妙的给一一平了反，又赏给了在职称问题上明显吃亏的老实的知识分子——郭振华一个香甜可口的棒棒糖吃，让郭一家对他感恩戴德。

梁晓声在《中国生存启示录》中有句话：“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池大为不是圣人，更不是古代士大夫眼中又清又贵的屈原，他再清楚不过。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更是普通官员中的一个，他摆脱不了对权利的崇拜以及来自美色、金钱的诱惑。红颜在成为祸水前，是刹车，若司机沉浸于飙车的快感，错把刹车当了油门，红颜就成了真正覆舟的祸水。好在池大为头上还悬着屈原这把利剑，他及时刹住了即将越轨的车。

……我把自己与孟晓敏的关系作了彻底的思考，还是觉得不能为了儿女私情误了大事。……再有，她二十四岁了，我再误她几年，我也于心不忍。[7]324

有签字时“手发抖”之说的陈毅，任上海市市长时，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打仗要下命令，签署作战计划；做经济工作要审批开支。指挥员和领导者提笔签字时，手往往发抖，因为那关系到战争的胜负、战士的生命和建设的成败。”池大为尽管没有那双“签字发抖”的手，但他还是值得一提，因为他把对权利、美色、金钱和自我利益的崇拜寄生于屈原的清而贵之内，为官的底线没有破，在当下，就算一个清官了。清官是异族，是另类，一直是遭到诬蔑、排挤和陷害的对象，这种屈辱不是一人之辱，而是国辱，文明之辱。至于屈原之痛国痛、家痛和己痛，乃历史之痛，池大为把清流史定格在屈原身上，能永远占居这段历史的文人，除了用肉身献祭的屈原，恐怕鲜有来者。

背叛了屈原和父亲的池大为，站在他父亲的坟头，默默忏悔：

请原谅我没有力量拒绝，儿子是俗骨凡胎，也不可能以下地狱的决心去追求那些被时间规定了不可能的东西。[7]359

面对忏悔，屈原肯原谅池大为吗？我们可以在《沧浪之水》收笔处寻找屈原永不改变的答案。

……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8]

这本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厅长上位剧，阎真如果要按老套路，让池大为成为一个贪官或庸官，那《沧浪之水》充其量就是一部陈词滥调、千篇一律的反腐个案，对作品主题的升华将毫无帮助。《沧浪之水》的成功之处就是结尾的非戏剧化处理。他一边让池大为当着向现实妥协的庸官，一边又把池大为改写成阉制版的屈原。屈原的骨头没有了，但屈原的影子还依稀可辨。

四、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与《活着之上》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9]

春秋时期，孔子于鲁哀公十四年，听说鲁国猎获了一只麒麟后伤心不已，他认为，麒麟是神灵之物，在太平盛世才会出现，而那时恰逢乱世所获之麒麟，必为大不幸，哀叹悲伤之余他决定罢笔《春秋》，此为“绝笔于获麟”之渊源。1 000多年后，被后人供奉为诗歌殿堂的盛唐，大诗仙李白继孔子之后又“绝笔于获麟”，此为“绝笔于获麟”其二。

钱志熙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这四句是历来最易滋疑的地方。关键在于“删述”用了孔子删《诗》的典故，而“绝笔于获麟”用了孔子作《春秋》的典故。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我志在删述”，似乎是说要像孔子整理《诗经》一样，删述《诗经》之后的后世之诗，或者是删述本朝诸贤之诗，使之垂辉于千秋。而“希圣如有立”两句，按照前后文的关系，正是指“我志在删述”这件事情，将之比拟孔子作《春秋》。[10]

阎真新作《活着之上》，可解读为“绝笔于获麟”其三。

从《曾在天涯》《因为女人》《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恍如近20来年的社会变迁变成了一部记录片。《活着之上》充满了苍凉、悲情、凝积、厚重，它扒光了荒唐、可笑、滑稽、尖酸、自以为是的聪明人的衣服，让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社会变异时，必定千疮百孔，必定朱门肉臭，人性必定又射放出新的毒液，除了六亲不认就是你死我活或者是自诛其后。

自阿袁2010年的《子在川上》获得当年度《十月》文学奖以后，2014年底阎真的《活着之上》在《当代》连续刊出，后又获得首届路遥文学奖。无独有偶，2015年3月，《十月》推出了同类题材的《地球之眼》。校园题材的作品不断被刷新，每次刷新都象在读者的眼睛穴位上扎了一针。中国的校园究竟怎么啦？

阿袁是一位女作家，她不仅擅长描写校园的奇闻异事，还擅长表现校园各色人物。大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小社会变成了地道的大江湖，江湖高手如云，知识分子个个精通表演和伪饰，又谙通理论，与社会这个江湖比，知识分子构成的江湖多了几分冠冕，少了几分粗鲁。阿袁也悟出了大学校园里的一股腥气，沾了鱼味的白猫和黑猫，在阿袁的笔下，白猫黑猫都是诙谐精。

石一枫的《地球之眼》相比阿袁的《子在川上》，在结构布局、情节变化及人物的塑造上更为精妙，语言风格相比《活着之上》又另辟蹊径，诙谐幽默。《子在川上》里的苏不渔和陈季子、《地球之眼》里的安小男和李牧光、《活着之上》里的聂致远和蒙天舒是自始不渝的天敌，成为天敌的前提是要求敌我两方智力对等，操守相反，观念相克。三位作家几乎不约而同的写知识分子圈，又个个干净利落直击学术脉门，说明了当今的江湖太不干净了，他们不得不把屈原、李白等风骨先圣请出来重新坐阵摆卦，清理门户。

《子在川上》里的苏不渔是桀骜不驯的，又是内敛和性情中人，他只是局部反抗过自己的上级陈季子，毕竟他没有受到陈季子致命的摧残和打击，没有必要将反抗扩大，阿袁比较客气地将人物锁定在学术和讲台这样的小江湖以内。

《地球之眼》里的安小男虽然也桀骜不驯，但他又多了几分底气和反骨，天才且先不论，他的反骨也并非来自与生，更非来自四书五经和中外通史，而是来自父亲多年前的自杀，由于其父亲被豆腐渣工程的贪官栽赃陷害，事隔多年，狭路再逢贪官和奸商的联手，他不动声色地直击贪腐分子的五腑六脏，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无还手之力，似乎报了屈原投江之仇。安小男的形象表现得极为沉静、睿智、天才和执拗化。这样一来，《地球之眼》很自然地将学校这个小江湖转移到校外这个大江湖，《地球之眼》走的是“高校——社会（文化界、商界、金融界、地产界、政界、科技界、国外）”相对比较横向的抨击路线。《活着之上》则相对更为纵一化，囊括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媒体、出版社、学术机构、职称评审机构、教育管理机构以及和此相关的单位的林林种种之污粪，阎真只不过是公开了整个教育界早已不是秘密的秘密。

要以屈原、李白来要求众知识分子，如今的知识分子肯定不答应，历史回不去了，历史只能代表过去，不能当成现在，更不能安堑于未来。聂致远说：“这样看来，街边卖大饼的大叔是幸福的，把大饼卖出去就是意义；扫街的阿姨也是幸福的，把这条街扫干净了就是责任。”

和聂致远的幸福观相比，作家北北的小说《请你表扬》笔下的人物——杨胜利，一贫如洗的他一生都活在奖状的光环下，他至死都是一个把精神富贵看得高于一切的党旗下的人。杨红旗活到30多岁，连一张奖状都没有，杨红旗得到一张奖状居然成了杨胜利的遗愿。然而杨胜利至死也没有看到儿子的奖状，当人人都觉得杨红旗只不过是做了好事又不请自到地向编辑古国歌索要表扬时，人人都觉得他精神有问题，不是精神病就是脑袋进水。事实上，杨红旗，这样一个工地工人，民工的儿子，他也是有幸福幻想的人，他的幸福就是：当我饿的时候，有包子吃的人就比我幸福；当我去只有一个茅房撒尿时，那个蹲在茅房里撒尿的人就比我幸福。杨红旗代表了普通大众的心理，幸福的概念就这么简单，可知识分子不是普通大众，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维护文明、道德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是推动文明的进步力量，知识分子是精神领域的守护神，失去了这个不成文的责任和推动力，知识分子还叫知识分子吗？

杨胜利与杨红旗父子是坚守传统道德的农民，名字就充满了正统的意味，……然而这种根基在今天的社会早已不复存在，劳模的父亲，民工的儿子，这种变化是否恰恰应验了一种道德的沦丧。

《活着之上》里的人物名字：聂致远、蒙天舒、赵平平、杨胜利和杨红旗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宁静以致远”是一个读书人的符号、“懵天书”是不学无术却又苦心钻研的伪知识分子的绰号、“平平庸庸”是一个不得志的知识分子配偶的代号。这三个名字一出现，就象个铁三角，让读者一下就读懂了阎真安排名字时编排的默契，也把聂致远、蒙天舒、赵平平的青春、中年清晰地勾勒出来了。

蒙天舒在生活中不乏其人，本事只有半箩筐，全靠抄大山、移花接木、偷梁换柱和明目张胆偷袭他人成果功成名就，成功以后还处处颐指气使，压迫比自己有水平的人，排挤异党。如今的学术圈，这样的学渣比比皆是，成天都是会议、事务性工作，可论著比专职的学者还要丰厚，不说精力有限，就是从时间上也无法完成，学霸们把持大权，各种称号、奖励实际上都是学霸们个人的意思，公信力早已丧失殆尽。这类人犹如上官大夫、秦桧、蔡京、徐有贞、石亨之流，当权者既爱之，也用之，清流无可奈何，自古如此。因此，当我们读到聂致远的妻子，赵平平，一个211大学的小学老师，为获得一次区聘教师的资格，不惜到医院堕胎的故事的时候，内心所充斥的悲凉无以言表，赵平平为《活着之上》的主题洒上了一层乌红的鲜血。

她望着我，眼光很陌生的，让我感到了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可怕的距离，连自己最亲的人你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又将会做什么。赵平平说：“你不要我闷那我就不闷了。我想好了，我要编制，我不要他了。”[11]

阎真并没有更多的语言介绍这个官二代的高中同学，但“税务局局长”几乎成了观众和作家接头的暗号，否则，观众怎么看出这是一场可怕又可笑的报应呢？阎真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替聂致远夫妇解了围。可围是解了，但心理的痛胜过了肌肤之痛，一个活生生的胚胎，就被所谓的编制给无情、残忍和歹毒的杀死。聂致远是软弱的，妥协的，他任平庸的赵平平摆布，与其说他无力抗拒赵平平，还不如说他无力反抗现实，在生存的巨大压力面前，他无法给赵平平承诺什么，因为只靠自己的才能是无法承诺未来的。用孩子换回编制，这和被饥饿折磨的父母们易子相食又有什么分别？

熬到硕士生导师时，聂致远有了一个学生，亲手策划了“荷花姐姐”的噱头闹剧，再一次应证了“这是一个只有娱乐，没有悲剧的时代”。

郝处长说：“如今是娱乐至死呢。风气如此，那谁也没办法。”……我说：“如今有一大批脑残粉”……我说：“那些人残了，媒体也残了吗？”[11]260-261

敢动媒体手指头的作家还有石一枫，在《地球之眼》里，石一枫大胆用“我”充当媒体的丑生，用“我”去揭露丑陋的娱乐媒体。在我们为阎真石一枫等的大谕大讽拍手称快时，还要把焦点对准文坛的几项大奖，评委们热衷于为战争题材的作品锦上添花，却不情愿为在《活着之上》后已宣告封笔的阎真作品雪中送炭。反映民风、国风、学风的作品成了隔靴搔痒小题材，那么端午节，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节日，堪比国节的节，就成了一种节气的符号，几千年的文化将在此断代，我们的时代如果再出现屈原式、曹雪芹式的悲剧，那将是文化之觞。

“首届‘路奖’得主阎真表示，此次所获奖金10万元将悉数捐出，用于路遥和阎真家乡小学贫困学生助学金。”见此报道后，如同得知当年阎真放弃加国绿卡归国一样，令人震惊。阎真勤奋执笔，身体力行，读他的文字，如同亲见形影相吊的曹雪芹伏案于草堂之上。“这样想起来，曹雪芹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字字看来皆是血，那真的字字是血，血，血，血啊血。”阎真洋洋洒洒之文字，又何尝不是血？

韩愈《荆潭唱和诗序》言：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活着之上》不止一次令人落泪，我们对阎真的泪文，不应该只是因为泪湿满襟而给他一个赏和一个赞，那是对作家的羞辱，如若此，阎真的《活着之上》真的就成了“绝笔于获麟”了。

知识分子集体反思的时候到了，难道如今的学术秩序腐败沦丧到了非要千百年前的先圣才能摆平吗？我们的时代，不需要“绝笔于获麟”的阎真，而是需要不平则大鸣的阎真、道德卫道夫的阎真和更多的《活着之上》。

参考文献：

[1] 阎真.<活着之上>获首届路遥文学奖[EB/OL]. 华商网http://hsb.hsw.cn/2014-12/04/content_8558013.htm.

[2] 阎真. 精神的重量[J]. 创作与评论, 2013 (162): 9.

[3] 阎真. 放弃绿卡[J]. 中国青年, 2003(16): 46.

[4] 阎真. 曾在天涯[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194.

[5] 阎真. 因为女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42.

[6] 刘小枫. 沉重的肉身[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13.

[7] 阎真. 沧浪之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171.

[8] 董楚平. 楚辞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15.

[9] 李白. 李白选集[M]. 郁贤皓. 选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533.

[10] 钱志熙. 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整体性[J]. 文学遗产, 2010(1): 24-32.

[11] 阎真. 活着之上[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4: 80-82.

（责任编校：彭 萍）

Ethical Analysis on Yan Zhen’ Serial Novels

XIANG Chunxia

（Library,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Hunan 413000, China）

The social changes of almost 20 years had grown up to be a documentary film naturely by Yanzhen's serial works from “Ever it should be in the end of the world”, “Because of women”, “Water of Chuanglang” to “Life on”. Thoughts of characters being inside or outside of the moral walls are analyzed by Yanzhen’s sharp language, as a craniotomy by a sharp blade. Regardless of beauty and ugliness, good and evil, all are nowhere to conceal. Liking Luxun, erosion of the lesion in the moral high ground is tored without reservation, and it is written into the annals of history.

Yan zhen;;;;

I 206.7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5.05.024

2096-059X(2015)05–0114–08

2015-07-12

向春霞（1976-），女，湖南洞口人，图书馆馆员，主要从事诗歌和影视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