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



城市·城市病·创新城市发展理念

张宁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西安 710049；陕西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博士后创新基地，咸阳 712000）

当前，我国大城市发展与“城市病”治理之间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对“城市病”中住房紧张、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资源配置失衡等典型“病症”进行医学式的病理分析，可以发现“城市病”诸多病症之间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存在着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关系。对“城市病”进行病理诊断发现，看似互不相同的诸般“城市病”实际上根源于同一病因，即城市发展的“大脑”——城市发展理念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差，因此应从创新城市发展理念入手根除“城市病”痼疾。

城市；城市病；发展理念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城市的雏形——“国”，遂有《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的记载。[1]城市诞生之初，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城市的数量极少，地位极为重要，主要基于“筑城以卫君”的政治目的。[2]隋唐以降，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经济需求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因此，除了原有在治所所在地产生的1 500个左右的城市之外，[3]出现了以扬州、苏州、泉州为代表的工商业大城市以及汉口、佛山和景德等超过普通城郡规模的经济重镇。尽管如此，城市发展仍十分缓慢。直至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后，以上海、广东、天津、武汉等沿海沿江城市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方在工业化的助力下进入迅速发展阶段，直至为战火及意识形态斗争所打断。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在追求效率和速度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城市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1978年末仅有193城，到2013年末，便有658个设市城市，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1个，县级市368个，[4]建制镇数量达到20 113个。[5]

然而，在注重效率与速度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些负面效应也开始凸显，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城市病”，其“默认一致”的症状为交通堵塞、人口拥挤、环境污染、高房价等。[6]在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大城市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为12.22m2，而中小城市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则高达18.00m2；大城市人口密度达到1 103.42人/平方公里，而中小城市仅为733.90人/平方公里；大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为26.41m2，而中小城市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34.12m2；大城市工业废水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别达到了9 874.51万吨和59 669.42万吨，而中小城市二者排放量均远低于此。[4]相较于中小城市，大城市的人均道路和居住面积是如此之小、人口如此之密、污染排放量却又如此之大。故，在理论上，大城市患上“城市病”的几率更大，症状更明显，为“城市病”的“易发和主发人群”。

然而，尽管“城市病”一词一经出现便意味着城市“有恙”，但至今尚无学者从医学角度对“城市病”进行认真的问诊和深入的病理分析。本文尝试跳出“围城”之外，从医者客观的角度出发，通过解剖大城市，层层分析“城市病”的内在机理，最终寻得根治之法。

一、文献述评

我国城市进入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仅仅30余年，在此过程中，“城市病”问题才逐渐凸显。因此，我国学者研究“城市病”的历史并不久远，但业已取得一些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城市病”的界定。宁越敏认为，“城市病”主要指住房紧张、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失业、贫困和犯罪等。[7]大多数学者默认，“城市病”即指城市中人口过多、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现象。[6]其次，“城市病”病因研究方面。曹钟雄和武良成认为，“城市病”源于市场失灵，即城市中的公共服务、资源承载能力等排他性和竞争性不强，接近公共产品属性，导致其消费量超过需求量，难以满足城市发展所需而使城市“染疾”。[8]也有学者认为，政府盲目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以GDP衡量政绩）忽视城市其他方面建设，致使城市可持续发展环境恶化，最终导致“城市病”。[9]进一步地，林家彬指出“城市病”源于干部选拔机制、政绩考核体系、财税体制、土地制度、规划体制、中央地方关系等体制性成因。[10]再次，“城市病”治理方面的研究。大部分学者站在城市自身角度对“城市病”的治疗建言献策。有的强调城市科学合理规划可以避免“城市病”，有的认为控制人口可根治“城市病”，[11]还有的学者对“城市病”的各种病症提出了各种细化治疗方案。有些学者认为，“城市病”治理应从城乡关系入手。刘永亮和王孟欣认为，对大城市进行规模控制和发展小城镇无益于医治“城市病”，只有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方能根治“城市病”。[12]焦晓云也认为，“城市病”的治理需要结合农村来考虑，如农村就地城镇化即可预防和治疗“城市病”。[13]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可从城市发展道路上找到治疗“城市病”的良方，但到底是走发展大城市、或是发展中小城市，还是发展城市群、抑或发展小城镇的道路却依然处于激烈争论之中。最后，“城市病”的实证研究开始崭露头角。李天健与石忆邵分别针对北京市和京沪深的“城市病”构建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取得了有益进展。[14] [15]

综上，国内学者已经在“城市病”的内涵与外延方面取得了基本共识，不仅立足于自身所长对“城市病”病因予以深刻剖析并对“城市病”治理提供有益建议，还从城乡关系、发展道路等方面入手寻找“城市病”治理思路，甚至在“城市病”病情严重程度方面进行了探索性尝试，为“城市病”治理提供了有利支撑。尽管既有研究成果颇丰，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既有研究多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简单归纳总结“城市病”的诸多显性症状，缺乏从新的角度剖析“城市病”；另一方面，既有研究或是不加深究和细分城市，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一律开具一样的“城市病”治理方案，或是对各类“城市病”临床症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即便有些学者找到了更深层的“病因”并据此提出较可靠的建议，但也并未找到“城市病”的根治之方。

根据上文分析，相较而言，大城市更易患上“城市病”，且一旦患上“病情”将蔓延更深。那么，城市既已“染疾”，则理应立足于医者的角度，通过解构城市，对“城市病”进行病理分析，方能理清“城市病”各种症状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找出致病根源，最终找到根除良方。

二、问诊城市

（一）解剖城市

据《风俗通》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类。”[16]类与此，人类也仿照自己的躯体构造建造了城市。作为“我们人类最为伟大的发明”，[17]城市无疑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复杂”体现在构成要素的种类与层次上。城市的构成要素既有有形物质，亦有无形力量。前者包括城市躯干、城市血管、城市血液、城市心脏和城市大脑等多种组织结构，后者则指城市中涌动的信息流、文化和体制。城市构成要素具有层次性。比如城市躯干就包含城市肌理和城市骨架，城市血管既包含动静脉血管亦包含毛细血管，城市血液既包含内部生成之血又包含外部输送之血等等。“有机体”是指城市大脑、城市心脏、城市血管、城市血液和城市躯干等诸多构成要素之间存在联系，密不可分。比如，在城市大脑的指挥下，城市心脏进行造血运动，使得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城市躯干随之运动，城市整体方能前进发展。

在探讨城市发展相关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将城市的各个组成结构与其生物具象一一对应起来。首先，城市发展理念是城市发展的领导者，肩负着制定城市发展目标、掌舵后者前进方向、协调处理各部分关系的重任，其作用类似于人类的“大脑”，故将发展理念作为城市大脑。理念的落实需要文明教化和制度保障，一柔一刚，确保发展理念得以贯彻施行。其次，城市发展并非空想，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质供应，而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即在于生产物质资料，故将其作为城市心脏。再次，城市发展需要有血管来输送养料，而道路交通网络则无疑可将城市发展所需物资甚至是无形力量输送到城市各个角落，故将其视为城市血管。血管可细分为主血管和毛细血管，故城市主要交通干道是为主血管，而地下管廊则为毛细血管。再者，城市发展一直是由人类集聚、建造和完善而成，因此“人”是城市发展所仰仗的最基础构成，而人的流动也状如血液流动，故将人视为城市血液。正如人在虚弱无力时需要外部输血方能继续存活发展，城市的发展亦不能仅靠城中原住民，其迅速发展壮大仍需裹挟人力资本和旺盛需求而来的外来人口。故城市原有居民和外来人口可以分别被视为城市发展的内部血液和外部血液。最后，城市景观建筑是城市发展的外在主体形象，是认识城市的“第一印象”，如同人的外貌躯干一般，故将其看作城市躯体。城市景观建筑包含城市整体形态、城市各类建筑分布状态和城市建筑质量，分别对应于城市外貌、城市骨架和城市肌理。

（二）城市病病理分析

近30年来，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最突出的便是“城市病”，其主要症状为人口膨胀（血液）、交通拥堵（血管）、环境污染（外部环境）、住房紧张（躯体）、垃圾围城（外部环境）等。除却这些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病外，当前城市发展还存在“千城一面”、建筑缺乏整体协调性、文化涵养缺失、社会管理低效、城乡冲突与社会失衡等其他问题。表面看来，城市面临着“一堆乱麻”般的问题。但细究下来，笔者发现这些问题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首先，座座城市尽数展现出“钢筋混凝土森林”式的面貌，城市外在形象“千人一面”、黯淡无光，似人一般有疾缠身，状如扁鹊初次见桓公所言：“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18]其次，城市面貌未有改观，甚至大量采用高耗能材质建造低质量建筑，使得城市肌理粗糙不堪，病态益显，正如扁鹊复见桓公所言：“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18]再次，城市各类建筑或由未有长远规划或由规划因故未能实行而处于不恰当的空间位置，分布不够合理，使得城市躯干部分因过度集聚而强壮，部分因人口密度过小而羸弱不堪，进而引发城市整体建筑不协调、交通拥堵、人口膨胀、住房紧张、环境质量下降、垃圾围城等各种后遗症，病情益重，即使扁鹊再诊亦将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18]当然，上述病症已经不囿于肠胃，而已深入至血管血液之中，更为严重。最后，人口作为城市的血液，其疏与堵关系着城市经济心脉的存亡。目前，无论是需要严格限制的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还是人口10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几乎没有城市能够做到外来人口户籍上的“无门槛”进入，外来人口与原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差别化待遇仍很明显，导致外来人口的社会地位不高、归属感不强以及安全感缺乏。最终形成城市内部显著的“二元结构”，使得原有的只适用于小规模户籍人口管理的社会管理体制难以适应人口流动速度快、规模大的现实，造成社会低效管理。至此，在城市肌理躯体等表面上显现的城市病已蔓延至城市血管、血液甚至是心脏。那么，城市之病是否会似扁鹊所言：“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18]

（三）城市病病理诊断

从上述关于城市病的病理分析来看，城市病虽然症状颇多，但病情并不是特别严重。以反映交通拥堵程度的城市通勤时间来看，据2012年度“中国职场人平衡指数调研报告”显示，北京上班族平均每天的通勤时间为1.32小时，上海为1.17小时，同量级的纽约市则为1.26小时，[19]几乎与京沪持平。由此，单就交通拥堵的城市病而言，国内超大城市基本与国际同量级城市病情一般，并非极为严重。需要强调的是，京沪等大城市在30余年的时光中走过了纽约市100余年的发展路程，这意味着针对因大城市急速发展而产生的城市病，纽约市的治疗和改善时间是我国大多数城市的3倍，并且还在继续治疗的过程中。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城市病的治疗尚需时日，无需自怨自艾，放弃治疗。

城市发展过程中累积的病症愈来愈多，但并不意味着毫无头绪，无从根治。通过上文对城市病情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不仅患有城市肌理粗糙、城市形象不明等表面“外症”，更有血液不畅、心率不强等深层“内症”。无论是“外症”还是“内症”，均根源于缺失科学发展理念的“心症”。例如，通勤时间较长表面上是由于交通状况不佳所致，其深层原因在于城市缺乏科学规划引发“职住分离”，而其根源则在于缺乏引领城市规划的正确发展理念。环境污染严重，表面看来是由于短期内工业集聚、人口膨胀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增多使得城市内部和周边环境质量变差；较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城市规划不合理，比如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位于紧邻城市甚至是城市中心地段，居民聚居区缺乏污染物处理设备或者处理设备效率不高等原因，根本原因则在于城市发展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对环境的负外部效应，未以联系的、发展的理念指导城市发展。

大城市“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发展理念的偏误，主要存在“片面理解”和“肤浅理解”两个问题。“片面”体现在将城市发展理解为经济发展乃城市发展的全部要义，将城市发展的全部重心几乎全部落于城市经济发展之上。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城市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以及体制机制等其他方面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影响。一味盯着城市经济快速、大规模增长的代价，是城市其他方面的全线收缩，甚至恶化。城市内部出现“二元结构”、文化信仰缺失、社会管理松散、环境污染严重、城乡冲突加大等问题即是明证。“肤浅”体现在将城市发展理解为浅层次的“盖高楼、建厂房”。这虽能在短时期内形成由片片工厂和座座高楼组成的城市外在形象，产生漂亮的GDP数据，但却无益于理解城市发展的深层次内涵。首先，城市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有两层含义：其一，在范围上既包括城市原住居民，又应囊括进入城市生活、工作的外来人口；其二，在发展内容上，包括人的个人素养、生活习性和品位、价值观念等。其次，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质”的发展，而不是“量”的发展。后者只是实现前者的手段，即以不断的量变积累实现质的飞跃。城市“质”的发展体现在人的素质、建筑质量和品味、城市精神与文化以及城市综合功能等方面的提升，这要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方能达到。最后，城市发展具有层次性，而非杂乱无章。一般来讲，城市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其次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发展，如社会进步、文化繁荣以及环境友好等更高层次发展，并不能一直停留于经济发展层次。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依据城市发展诺瑟姆曲线和“中等收入陷阱”等指标来判断），城市完成经济发展积累之时，即应当适时向更高发展层次迈进。否则，只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城市发展理念的偏误，致使城市陷入两种困境。其一，对城市发展理念的片面认识，导致城市发展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根据“木桶原理”，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板的长度。若将城市视为由“经济”和“其他”木板箍成的木桶，片面的发展理念认识造成城市经济发展“一板独长”，而其他方面的木板则明显较小。这些短小的木板反过来将会制约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城市发展心力衰竭。其二，对城市发展理念的肤浅认识，导致城市发展陷入“形式主义”的困境。聚人为市，化市为城，此方为城市发展的基本思路。“聚人为市”不是仅仅将城市内外的人聚集起来，更是需要以人为本，实现人与城市同步发展；“化市为城”也并不仅仅在于营建城郭，更在于城市品质的提高、文化的丰腴、社会的和谐、生态的友好以及功能的完善。城市发展的要素资源是有限供给的，宝贵的资源流入“形式主义”的黑洞势必会影响城市“质”的提升。

三、处方——创新城市发展理念

笔者认为，扁鹊虽为名医，但却仅仅将诊断的目光局限于桓公之身。他并未看到，桓公之病最重的是他的“心症”：拒绝承认自己身体有恙，遂一再强调“寡人无疾”。桓公薨，实在于思想偏误。为了避免城市发展重蹈桓公覆辙，根治城市之疾，必须找出病源，对症下药。城市与“病入骨髓”却仍言“寡人无疾”、拒绝治疗的桓公相较，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具有包容纳新、自我反思和自我修复的智慧。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影响下，城市也在借鉴学习国内外城市发展规律与模式，反思之前所推行的速度规模型发展方式，着手对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修复。同时，从城市发展的周期来看，我国城市目前正处于诺瑟姆曲线中的快速城镇化阶段，尚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不同于扁鹊“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的无奈，我国城市发展仍“有方可循，有药可救”。既然城市病可以根治，那么“药方为何”？诚如上文的分析，大城市“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发展理念的偏误，药方自然是从发展理念而来。既然在原来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城市患上了各种疾病。那么改变城市发展理念则势在必行。否则，一直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只能令蔡桓公式的悲剧重演。

综上所述，在片面肤浅认识城市发展理念的情况下，何来城市质的提升与内涵的丰富？故，城市欲有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务必要在城市发展理念认识上实现片面到全面、数量到质量的转变。此即为根除“城市病”顽疾，促进城市健康持续发展的良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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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郭娟, 张彤, 姜柯. 台媒: 工资低通勤时间长纽约是美国工作最难城市[N/OL]. 参考消息[2015-03-19]. http://www. cankaoxiaoxi.com/world/20150319/710831.shtml.

（责任编校：贺常颖）

Metropolis, Urban Diseases, Transition of Development Idea in Urbanization

ZHAG Ning

( Circle Station of Post Doctor, Xi-a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Xi-an 710049; Shaan Xishan New Distract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Development , Innovation Base of Post-Doctor, Xianyang, 712000 )

At present there is a sharp contradiction between big city advance and urban disease. There is a tension for resident lodge house, expansion population, communication jam and lost balance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athology diagnosis and found that the disease is from the same resource, i.e. there is some view concept of deviation of the idea for city progress. It is, therefore, that to eradicate the urban disease, it is to understand the new concept of innovative urban view.

city and town; urban diseases; development idea

C 912.81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5.05.006

2096-059X(2015)05–0035–05

2015-08-01

张宁（1985-），女，陕西泾阳人，博士，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